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志士。無數的勇士，前仆後繼地倒下去，默默無言。

好幾個漢奸，都曾經做過抗日會的主席;首先變節的一個國文教師，卻是好使酒罵座，慣出什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類題目的東西;說是要在槍林彈雨裡上課，絕對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個校長，卻是第一個屈膝於敵偽的教育界之蟊賊。

然而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地做著最後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地，千辛萬苦地開始長征，絕不做什麼為國家儲存財產、文獻一類的藉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後，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愍不畏死的東西。其後，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再其後，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著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後，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著日本政策的改變，在做著“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著“共死”，卻糊塗到要掙扎著“同生”。其實，這類的東西也不太多。自命為聰明的人物，是一貫地料用時機，做著升官發財的計劃。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作惡的勇氣夠不夠，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鬥著，決對地不做“苟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地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十二月八號是一塊試金石。

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裡被電話的鈴聲驚醒。

“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裡說。

“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日本人佔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

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是報館裡的朋友打來的。事實漸漸地明白。

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掃射，紛紛地死在水裡。

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

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於敵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

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已經到了。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簡短而悲壯地，立刻議決了：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太陽光很紅亮地曬著，街上依然地熙來攘往，沒有一點兒異樣。

我們依舊地搖鈴上課。

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臺上可以望得見街。

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吧?”學生們都點點頭。“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立刻便停課，並且立即地將學校關閉結束。”

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著堅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

“但是我這一門功課還要照常地講下去，一分一秒鐘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為止。”

我不荒廢一秒鐘的工夫，開始照常地講下去。學生們照常地筆記著，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地親切，格外地清朗，語音裡自己覺得有點兒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衝鋒前計程車兵們的上了刺刀，“引滿待發”。

然而鎮定、安詳、沒有一絲的緊張的神色。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一切都已準備好。

誰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我願意講得愈多愈好;學生們願意筆記記得愈多愈好。

講下去，講下去，講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應該講授的東西，統統在這一課裡講完了它;學生們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記著。心無旁用，筆不停揮。

別的十幾個課室裡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對於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戀戀。黑板顯得格外地光亮，粉筆是分外地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十分地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摩著，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捨。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面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塗寫著、刻劃著許多字或句的，如何捨得一旦離別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鮮，小販們不時地走過，太陽光很有精神地曬著。

我的表在衣袋裡嘀嘀地嗒嗒地走著，那聲音彷彿聽得見。

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地在等待著;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

遠遠地有沉重的車輪碾地的聲音可聽到。

幾分鐘後，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由東向西，徐徐地走過，當頭一面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飄蕩著。

時間是上午十時三十分。

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做著立正的姿勢，沉毅地合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佈道：

“現在下課!”

學生們一致地立了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著。

沒有一個學生有什麼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顧慮。各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麼辦，應該向哪一個方面走去。

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致。

從來沒有那麼無紛紜地一致地堅決過，從校長到工役。

這樣地，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著遷校的工作。

那天早晨上學，我去得很晚，心裡很怕韓麥爾先生罵我，況且他說過要問我們分詞，可是我連一個字也說不上來。我想就別上學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氣那麼暖和，那麼晴朗！

畫眉在樹林邊婉轉地唱歌；鋸木廠後邊草地上，普魯士兵正在操練。這些景象，比分詞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還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學校跑去。

我走過鎮公所的時候，看見許多人站在佈告牌前邊。最近兩年來，我們的一切壞訊息都是從那裡傳出來的：敗仗啦，徵發啦，司令部的各種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裡思量：“又出了什麼事啦？”

鐵匠華希特帶著他的徒弟也擠在那裡看佈告，他看見我在廣場上跑過，就向我喊：“用不著那麼快呀，孩子，你反正是來得及趕到學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開玩笑，就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到韓麥爾先生的小院子裡。

平常日子，學校開始上課的時候，總有一陣喧鬧，就是在街上也能聽到。開課桌啦，關課桌啦，大家怕吵捂著耳朵大聲背書啦……還有老師拿著大鐵戒尺在桌子上緊敲著，“靜一點兒，靜一點兒……”

我本來打算趁那一陣喧鬧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靜靜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樣。我從開著的窗子望進去，看見同學們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韓麥爾先生呢，踱來踱去，胳膊底下夾著那怕人的鐵戒尺。我只好推開門，當著大家的面走進靜悄悄的教室。你們可以想像，我那時臉多麼紅，心多麼慌！

可是一點兒也沒有什麼。韓麥爾先生見了我，很溫和地說：“快坐好，小弗郎士，我們就要開始上課，不等你了。”

我一縱身跨過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靜了一點兒，我才注意到，我們的老師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綠色禮服，打著皺邊的領結，戴著那頂繡邊的小黑絲帽。這套衣帽，他只在督學來視察或者發獎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個教室有一種不平常的嚴肅的氣氛。最使我吃驚的是，後邊幾排一向空著的板凳上坐著好些鎮上的人，他們也跟我們一樣肅靜。其中有郝叟老頭兒，戴著他那頂三角帽，有從前的鎮長，從前的郵遞員，還有些旁的人。個個看來都很憂愁。郝叟還帶著一本書邊破了的初級讀本，他把書翻開，攤在膝頭上，書上橫放著他那副大眼鏡。

我看見這些情形，正在詫異，韓麥爾先生已經坐上椅子，像剛才對我說話那樣，又柔和又嚴肅地對我們說：“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你們上課了。柏林已經來了命令，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只許教德語了。新老師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語課，我希望你們多多用心學習。”

我聽了這幾句話，心裡萬分難過。啊，那些壞傢伙，他們貼在鎮公所佈告牌上的，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的最後一堂法語課！

我幾乎還不會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學法語了！難道這樣就算了嗎？我從前沒好好學習，曠了課去找鳥窩，到薩爾河上去溜冰……想起這些，我多麼懊悔！我這些課本，語法啦，歷史啦，剛才我還覺得那麼討厭，帶著又那麼沉重，現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捨不得跟它們分手了。還有韓麥爾先生也一樣。他就要離開了，我再也不能看見他了！想起這些，我忘了他給我的懲罰，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憐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禮服，原來是為了紀念這最後一課！現在我明白了，鎮上那些老年人為什麼來坐在教室裡。這好像告訴我，他們也懊悔當初沒常到學校裡來。他們像是用這種方式來感謝我們老師四十年來忠誠的服務，來表示對就要失去的國土的敬意。

我正想著這些的時候，忽然聽見老師叫我的名字。輪到我背書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條出名難學的分詞用法從頭到尾說出來，聲音響亮，口齒清楚，又沒有一點兒錯誤，那麼任何代價我都願意拿出來的。可能開頭幾個字我就弄糊塗了，我只好站在那裡搖搖晃晃，心裡挺難受，頭也不敢抬起來。我聽見韓麥爾先生對我說：

“我也不責備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夠難受的了。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這麼想：‘算了吧，時間有的是，明天再學也不遲。’現在看看我們的結果吧。唉，總要把學習拖到明天，這正是阿爾薩斯人最大的不幸。現在那些傢伙就有理由對我們說了：‘怎麼？你們還自己說是法國人呢，你們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不會寫！……’不過，可憐的小弗郎士，也並不是你一個人的過錯，我們大家都有許多地方應該責備自己呢。

“你們的爹媽對你們的學習不夠關心。他們為了多賺一點兒錢，寧可叫你們丟下書本到地裡，到紗廠裡去幹活兒。我呢，我難道就沒有應該責備自己的地方嗎？我不是常常讓你們丟下功課替我澆花嗎？我去釣魚的時候，不是乾脆就放你們一天假嗎？……”

接著，韓麥爾先生從這一件事談到那一件事，談到法國語言上來了。他說，法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最明白，最精確；又說，我們必須把它記在心裡，永遠別忘了它，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開啟監獄大門的鑰匙。說到這裡，他就翻開書講語法。真奇怪，今天聽講，我全都懂。他講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覺得我從來沒有這樣細心聽講過，他也從來沒有這樣耐心講解過。這可憐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在他離開之前全教給我們，一下子塞進我們的腦子裡去。

語法課完了，我們又上習字課。那一天，韓麥爾先生髮給我們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麗的圓體字：“法蘭西”“阿爾薩斯”“法蘭西”“阿爾薩斯”。這些字帖掛在我們課桌的鐵桿上，就好像許多面小國旗在教室裡飄揚。個個都那麼專心，教室裡那麼安靜！只聽見鋼筆在紙上沙沙地響。有時候一些金甲蟲飛進來，但是誰都不注意，連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們正在專心畫“槓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國字。屋頂上鴿子咕咕咕咕地低聲叫著，我心裡想：“他們該不會強迫這些鴿子也用德國話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頭來，總看見韓麥爾先生坐在椅子裡，一動也不動，瞪著眼看周圍的東西，好像要把這小教室裡的東西都裝在眼睛裡帶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來，他一直在這裡，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學生；用了多年的課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損了；院子裡的胡桃樹長高了；他親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繞著視窗一直爬到屋頂了。可憐的人啊，現在要他跟這一切分手，叫他怎麼不傷心呢？何況又聽見他的妹妹在樓上走來走去收拾行李！──他們明天就要永遠離開這個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夠的勇氣把今天的功課堅持到底。習字課完了，他又教了一堂歷史。接著又教初級班拼他們的ba，be，bi，bo，bu。在教室後排座位上，郝叟老頭兒已經戴上眼鏡，兩手捧著他那本初級讀本，跟他們一起拼這些字母。他感情激動，連聲音都發抖了。聽到他古怪的聲音，我們又想笑，又難過。啊！這最後一課，我真永遠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鐘敲了十二下。祈禱的鐘聲也響了。窗外又傳來普魯士兵的號聲──他們已經收操了。韓麥爾先生站起來，臉色慘白，我覺得他從來沒有這麼高大。

“我的朋友們啊，”他說，“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說不下去了。

他轉身朝著黑板，拿起一支粉筆，使出全身的力量，寫了幾個大字：

“法蘭西萬歲！”

然後他呆在那兒，頭靠著牆壁，話也不說，只向我們做了一個手勢：“放學了，──你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