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獨立出品【心理境界】
受訪嘉賓｜孫欣羊
採訪｜王東莉
播音 ｜Luke
投稿及奉獻，請聯絡[email protected]；點選文末左下方“閱讀原文”訂閱“境界電臺”，有全部音訊更新。
為防止失聯，請點選上邊二維碼，關注《境界》備用號：hisjingjie
paypal或支付寶，奉獻賬號同為：[email protected]
很多父母自己病了，社會內卷的壓力被疊加在幼小的孩子身上。孩子表面正常、衣食無憂，其實卻處於無著無落無目標的狀態，安全感缺乏，無法處理因達不到高標準而產生的心理落差，加上青春期的變化，心理疾病爆發式呈現。抑鬱症很難被懂，但可以盡最大努力接納。
編者按：近日，一些社會熱點事件引發人們關注青少年群體的精神健康狀況，《境界》特別採訪精神科醫師孫欣羊，他是“慕喜樂”心理社群創辦人，美國Regent University諮詢心理學在讀博士。
《境界》：作為一名精神科執業醫師，你受過臨床醫學、精神病學、心理學的三重訓練，自己也有過重度抑鬱的經歷，你認為當下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是否存在誤區？
孫欣羊：中國社會對抑鬱症的認識，不管是從病因角度、症狀表現角度，還是它可能帶來的傷害與治療原則、方法以及愈後，都存在一些誤區。不過最近三五年，有關部門對這些問題有所意識，醫院、社群、學校、企業各層面都有所動作，公眾越來越瞭解抑鬱症，但距離比較理想的狀態還遠，這也是我選擇在2017年開始做抑鬱症的公益科普的原因。我個人認為，抑鬱症可能將更大範圍地席捲中國乃至全球，從近幾年的資料來看也是如此，不管病人數量還是相關藥物的銷售情況都表明，受抑鬱症困擾的人越來越多。
《境界》：從資料來看，抑鬱症在青少年群體中日益走高。除了遺傳、個人因素之外，我們的家庭和教育中是否存在一些誘因？
孫欣羊：對個體而言，家庭是非常重要的環境。孩子成長過程中需要依附在一個家庭裡，依附在父母身上。好的依附感對孩子的早期成長十分重要，這需要穩定的家庭環境，父母不能缺席。
我不敢說對中國家庭的情況完全瞭解，我目前居住在上海，我接觸的很多家庭裡父母要麼實質上缺席，比如離異或去世；要麼相對缺席，比如在家看不到人影的忙碌爸爸；還有父母人雖在但卻忽略孩子的情況。
大多數上海家庭因為父母要上班，孩子只有讓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隔代養育，有的父母只在週末去看望孩子。孩子的安全感無法透過跟父母的關係建立起來，安全感建立在隔代老人身上的孩子，通常在進入青春期後遭遇老人去世，這會讓孩子的安全感像被釜底抽薪一樣崩塌。這些孩子表面正常、父母雙全、衣食無憂，其實卻處於無著無落無目標的狀態，安全感無從建立，增加了青春期出現更多更嚴重的心理問題的風險。
我在診治過程中發現，有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建立了非常高的目標，這些目標可能來自父母或老師，當他們的實際能力達不到目標的時候，如何處理心理落差成為很大的問題。一個人能不能夠適應落差，落差帶給他的是動力還是阻力，怎樣去面對落差帶來的負面情緒？這是造成青少年心理的很多問題的根源，這就跟教育有關。
如果父母只關注孩子的成績是否達標，而忽略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育和訓練，那麼孩子在面對落差時的反應可能就是：我面對不了我就去打遊戲轉移注意力，或者用刀割自己一下讓自己暫時感覺好一點，或者我就去強迫自己洗洗手。而學校在以什麼樣的方式建立孩子對學習的概念和自我認識？這些都需要反思。
如果父母發現孩子沒有達到要求，就去批評指責甚至暴力打罵，這些會對孩子的神經系統發出一個訊號：這事父母非常看重！他會形成一個敏感的神經反應，如果我達不到要求，後果很嚴重。孩子逐漸會形成高敏感度的特質，高敏感度加高要求，再加上青春期對自尊水平的看重，又接受不了落差，於是，抑鬱焦慮、強迫、網癮、進食障礙、自殘自殺等問題就都出來了。
作為醫生，我們把這種心理落差帶來的負面影響理解為病症的根源性因素。當這種落差達到一個極致，或者孩子對自己的要求達到一個極致，即對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高標準的時候，落差就會時常發生，並且讓孩子形成一種行為模式，這樣就會出現人格問題。
青春期的孩子還需要自己承受學校人際關係的壓力，加上情竇初開，臉上的痘痘也初開這種外形壓力，再伴隨著身體的變化、激素水平的變化，會讓心理疾病呈現爆發式和多樣式的表現。
《境界》：社會發展程序中有哪些誘因可能造成抑鬱症等心理疾病高發？
孫欣羊：現在社會競爭激烈，內卷得厲害，至少我在上海有這樣的感知。所有家長都被捲到“雞娃”的洪流中，拖著孩子跟著一起瘋跑，孩子跟不上，鞋掉了都沒有時間撿，摔倒了沒有時間療傷。孩子雖然跟著父母跑，但並不明白為什麼跑，整個過程當中他自己怎麼感受自己，怎麼面對自己的情緒，怎麼面對社會的壓力以及來自父母的壓力，他都不知道。社會發展帶來的問題會更加突出地疊加在最幼小的孩子身上。
父母之間的比較也是很大的問題，我家孩子到底上國際學校還是公立學校或者上菜場學校？家長把焦慮傳遞給孩子，已經考慮不了自己孩子到底是什麼個性、特質、天賦，統統按照圈層認同的標準來思考。
從遺傳角度看，很多父母在社會的競爭壓力中已經病了，他們也焦慮、失眠。可能有人認為自己祖輩沒有抑鬱的問題，怎麼會遺傳？以近視為例，以前不存在近視的遺傳基因，現代環境變化，人們近視之後才形成所謂遺傳性。當父母養成了某種應對壓力模式，會不知不覺地作為環境因素影響到孩子。如果家長遇到壓力就喝酒、打遊戲、吵架，孩子就會模仿習得。如果孩子哭鬧，父母就丟一個iPad過去，孩子可能慢慢養成用遊戲轉移對負面情緒的不良感受；如果家長說“給你點吃的，別哭了，別煩我了”，孩子學會透過吃東西來排解情緒，反覆刺激形成條件反射，就可能發展成暴食症。
《境界》：為什麼有的孩子用自殘來釋放壓力，很少會有父母引導孩子這樣應對吧？
孫欣羊：現在的孩子面對太豐富的資訊世界。比如一個11歲的孩子，每天想的可能是哲學問題，想的是缸中之腦、世界的邊界，想人類是不是被程式控制了，這些是我們那個年代從沒想過的問題，他們怎麼承受？他們接受到的資訊也不可控，色情、暴力、日漫裡的自殺主題、自殘資訊都可能影響孩子。不然，他怎麼知道可以割自己一下來應對負面情緒呢？在同學中，你割一下，我割一下，甚至會形成一種潮流，比一比：你有一條疤、我有兩條疤，好像還挺酷。麻煩的是他一旦割下去，人腦有一個自動反應，會用分泌內啡肽的方式緩解疼痛，內啡肽會讓人感覺舒服甚至有點愉悅感。這樣他沒事就割一下，一旦有點不愉快就割一下，自殘就成為一種習慣甚至成癮，叫做痛癮。
我接診的孩子裡，十個當中可能一半以上都有自殘行為。自殘可以伴隨抑鬱症出現，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症狀，叫非自殺性自傷。可以說，這是這個時代帶給孩子們的病症。
《境界》：可以談談人際關係對抑鬱症患者的影響嗎？記得聽你提過，你眼中所見，到處都是關係問題。
孫欣羊：我分析案例時，常常會問他有沒有朋友以及人際交往方面的情況，這部分線索非常重要。人際交往出現問題以後，可能接下來就會出現其他各種心理狀況。大眾對抑鬱症的理解經常就是情緒不好、動力不足或者睡不好覺，從醫生角度看，這些屬於外在表現，病人內在可能存在一種失聯感（disconnection）。這個概念是我從一位著名的腦神經專家那裡學來的，他認為抑鬱症最核心的症狀是失聯感，失聯包括很多層面，比如跟人失聯，跟自然失聯，也可能跟自己的感受失聯。
團體治療對幫助抑鬱患者重建與人的聯結，具有非常大的優勢。在團體治療當中，當有人分享一個場景以及他的感受，如果有人經歷過類似場景和感受，情緒就會產生共鳴。這種情緒共鳴就是一種情感上的連線，這種連線有助於情緒流動。情緒一流動，就把我們那些負面的淤積的情緒能量結打開了，如同我們所說的開啟心結，這會帶來很好的療愈功效。
《境界》：今天的文化會更容易讓人與自己的感受和情緒失聯。
孫欣羊：是的，因為文化裡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違抗父母、不聽話的孩子就是壞孩子，不可以憤怒、發脾氣等等。其實這些禁忌需要在個體不同的成長階段區別看待，比如孩子三四歲正是學習規則的時候，讓他學習守秩序，聽從父母的要求就很重要。隨著孩子的成長，需要根據孩子大腦發育的不同階段給他自主的空間，不能一味用家長權威去壓制。如果家長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到了青春期雙方就可能爆發強烈的衝突。如果接下來家長還是不調整，孩子就可能在糾結中生病。另一種情況，就是壓制到一個程度，孩子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感受了，這也會引起自殘：我感覺不到我的存在，需要割一下痛一下才能感覺到。
有時抑鬱症只是一種表象，我們需要發現背後的問題。更深層次、更核心的問題，可能是人格問題、多動問題、創傷、進食障礙等，抑鬱可能只是表象。
《境界》：既然家庭環境很重要，那麼參加家庭系統治療是不是很有必要？
孫欣羊：家庭系統治療對青少年來說尤為重要，個體治療、家庭治療、團體治療這三種治療方式最好能結合在一起，但可惜的是接受家庭治療的比例不多。有的是孩子不願意，有的是家長不願意。家長總以為孩子生病了要我看什麼醫生？你給孩子治不就行了！但家庭是一個系統，脫離不了干係。
《境界》：你發現抑鬱症患者群體有什麼普遍特徵嗎？
孫欣羊：除了剛才談到的失聯感，其次，抑鬱症患者普遍對意義感有非常高的追求。他們可能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開始讀哲學，探索比較深層次的問題，一些生活瑣事對他們來說可能沒有什麼意義。這樣的特徵不一定出現在青春期，成年階段也可能有。因為對意義感的要求很高，他沒有辦法從普通人可以接受的平淡生活中感受到樂趣，因為他思考的是人生的終極問題。第三個特徵就是他們對自我有很高的要求，做事一定要達到自己期待的效果，如果沒有達到就很崩潰。他們的思維模式容易陷入兩極化對立的狀況，不容易接受中間地帶。
《境界》：不管是抑鬱症還是強迫症，似乎都會有一些比如過度自我關注、自我中心、完美主義之類的表現。從信仰的角度，這可能涉及到人的罪性。你作為基督徒醫生，如何理解這個問題？
孫欣羊：罪其實無處不在，不僅體現在心理病症中，也出現在我們的工作、生活、家庭、社會等狀況中。我一般會把信仰角度的理解和臨床角度的理解分開，不會在工作當中和來訪者做完整的信仰探討，我會從倫理的角度把持一個界限。
關於臨床方面的自我關注、自我中心等問題比較複雜，有些涉及到發展心理學。比如兩三歲的孩子在生理機能的發展過程中，需要去探索這個世界，在自我技能成長過程需要有一些積極的反饋，告訴自己“我是可以的”，“我能做到這件事”，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過程。患者有時表現出來的問題是因為創傷或者不良的教育方式，使自我發展受阻，被卡住了，心理治療要做的是去完善他發展受阻的那一部分。先解決卡住的問題，再談更高層次的信仰角度的目標。
從個人的角度，我會思考對一個人來說，如果他不能解決罪、人生意義、生命價值這些根本性問題的話，心理治療到底能夠幫到他什麼、解決他什麼問題？對於這些，我自己也在摸索之中。
《境界》：抑鬱症既然如此高發，那麼教會當中一定有人受到困擾，你認為教會可以採取哪些方式更好地服侍這個群體？
孫欣羊：不同的教會對抑鬱症的看法可能不一樣。有些基督徒不認同世俗心理學，甚至不認同服用藥物，他們認為抑鬱症就是信仰生命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很讓人難過和遺憾的一件事。我不否認抑鬱症患者有生命層面的問題，但我們每個人都有生命的問題，不僅僅是抑鬱症患者有生命的問題，這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理解方式。面對抑鬱症患者，最應該避免的錯誤就是我們以為自己懂對方，這是很自我中心的想法。抑鬱症很難被懂，不同人的症狀可能都不一樣，所以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接納和理解，但接納不代表認同。
教會可以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比如透過講座來提高大家對心理狀況的認識和覺察。服侍同工如果擁有相關知識，就可以在小組日常團體交流當中及時發現會友心理健康異常的狀況。教牧人員需要明白自己的界限在哪裡，如果信徒有明顯的病理化的特徵，建議要去看精神科醫生，決定是否需要服藥。
對我個人而言，如果沒有信仰，我是撐不住的，因為每天要面對太多人生的苦難，傾聽各種各樣的消極言語，我可能也會陷入到消極絕望中，感到人生沒有意義。目前我們還創辦了“慕喜樂”社群，這是一個有公益屬性的商業平臺，彙集了近百位專業人士，團隊付出了很多業餘時間在這個專案上，希望可以提供精神、心理方面的科普和對病症有針對性的治療。在忙碌之中，我會抓住信仰帶給我的力量和盼望，不管多少人跟我說他們人生的虛空，我都知道自己的根基在哪裡：上帝是我的磐石。
片尾曲： 讚美之泉《醫治我》
閱讀了今天的內容，如果你想相信耶穌，請留下微訊號，我們會聯絡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