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構成了皇權與民眾間的中間環節。渠敬東老師形象地用“山林與社會”來作比喻，指出相對於政統的“顯”“進”“露”，道統是“隱”的、“退”的、“藏”的。中國的政統與道統這兩個系統並不在一個層次裡，它不是對立的，也不必從屬的，而是並行的，相輔的，但不相代替的。
反覆細讀渠敬東老師這篇文章，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社會。本文摘編自《生生之道：中華文明宇宙觀》一書，是渠敬東老師“山林與社會”一文的節選。除了渠敬東老師的文章，書中還包含了臧峰宇、向世陵、陳衛平等十二位學者的文章，是一本跨學科對話的學術文集，從不同角度展現中華文明要義，深入淺出地闡釋了中華文明的宇宙觀。宇宙觀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思想根基，理解中國傳統的宇宙論，實質上便是探求中華文明的深層理解之道。
十二位作者學養深厚，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自己的精研覃思，行文流暢。不同學科背景、不同傳統文化功底的讀者，均可從中汲取智慧，涵養心性。
1947年3月，費孝通再訪英倫回國後，應《世紀評論》之邀陸續發表《鄉土中國》系列文章。與此同時，他與吳晗等人在清華大學組成了社會結構研討班，將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脈絡與他以往的實地調查研究結合起來，探討結構史的基本理論問題，《皇權與紳權》便是這一思考的最初理論成果。
學界往往以為，此書所及問題的關鍵與同期寫成的《鄉土重建》一樣，是關於中國傳統社會之雙軌體制的闡述。《皇權與紳權》開篇所設的歷史情境，即秦漢之際封建解體、皇權確立的時代，這種變遷可以說是政體從天子諸侯制度（貴族制）向皇帝制度（君主官僚制）的轉型，也可以說是國家治理從封建制向郡縣制的轉變，或者，從知識階級的角度說，是從“大夫士”向“士大夫”的轉換。在費孝通看來，中國社會恰恰由此變化而出現了“所特具的一種人物”——紳士。
我們且不說費孝通如何受過英國近代社會思想的影響而強調中國紳士傳統，單從其對中國社會的考察出發，很顯然，紳士是皇權制度的產物，這裡有幾個主要原因：首先，“帝王本無種”，封土胙民的制度一旦瓦解，貴族出身論便不再是主流的結構了；其次，“朕即國家”，皇權至上，那麼所有官僚就成了附屬性的功能集團，這樣一來，做官的目的即是上輔佐皇帝、效力國家，下保家族興旺；最後，由於官僚系統具有任期制和流動性的特徵，因此退任的官員或其在野的親屬可作為地方士紳，與朝內聯手互補，維持勢力，增強政治免疫和掩護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構成了皇權與民眾間的中間環節。
不過，在傳統社會中，無論是官僚還是紳士都並非僅僅具有權力層面的含義，他們還是壟斷知識的階級。而且，這種知識的主體還不是用於“百工之事”的自然知識，而是作為“天下之通義”的規範知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意味著皇權的威望和百姓的悅服是要靠士大夫階級來進行文化建構的。因此，一切禮制的規範、經典的解釋和歷史的記述都掌握在他們手裡。一旦現實的政治效力和傳統的規範知識之間形成了上述關係，霸道和王道就會交錯並行，兩者時而相合，時而分道。
在費孝通看來，霸道和王道的關係是很微妙的，王道以孔子（即“素王”）為代表，常存在於“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社會，而衙門裡的事情是皇權的統治範圍，這可稱為“上下分治”或“雙軌政治”。這樣的說法未必完全符合歷史的實際。事實上，皇權常常可以下縣，朝廷裡的官員也會拼死上諫，所謂“上下分治”只是相對而言。不過，士大夫們牢牢掌握著文字、文書和文獻，把自己稱作“士人”、“君子”或“讀書人”，專門佔據著教化的位置，這一點倒是沒錯的。雖然在老百姓中識字的人不多，生活裡“有語無文”，但他們把文字作為神聖供奉著，這恰恰說明了文化在傳統上具有極強的規範性。
可是，話說到這裡，尚不能證明中國文明具有政教並立的那種結構，倘若士人們不能造就出一種單立的精神世界，到頭來依然逃不出皇權的主宰。在費孝通看來，儒家的意識形態建設並未單純停留在治理的層面上，“託古”和“修史”的目的是要將理論、史實、傳說和神話加以混融整合，形成一種關於理想政治的系統性話語和圖景，即“道統”。於是，道統與政統究竟是相互合一，還是彼此分離，便成了超出現實政治之範圍、從根本上涉及文明之根底的標尺。
在這樣的學說體系裡，周公乃是政道合一的代表，他雖在攝政的意義上擁有著最高權力，但依然守持封建宗法的規範而最終致政成王。不過，周公的這一角色也預設了一種政道分離的可能性，儒家學說從周公引出孔子，竟然像宗法作為世襲政統那樣，師表於“萬世”，成為“素王”，不僅在孔子的履歷中加入了“尼山降聖”“獲麟絕筆”這樣的神話要素，還要大興廟祠，為後世千年計程車子們祭拜瞻仰，這就構成了相對獨立的道統。
道統之所以與政統有別，恰恰是因為二者的關聯超出了制度與權力的層面，所謂的“雙軌政治”只是政道分離的效果，而非原因。費孝通將政道關係與西方文明中的政教關係對比後指出：“在中國，孔子也承認權力的雙重系統，但是在他看來，這兩個系統並不在一個層次裡，它不是對立的，也不必從屬的，而是並行的，相輔的，但不相代替的。”
從現實社會的角度來說，政與道的關係，倒像是一種顯與隱、進與退、露與藏的關係。既然是“道在師儒”，《論語》以“學而”開篇，強調的重點就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而這一原則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即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具體到師儒們的行動選擇，則要“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也就是說，在“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的據亂世中，“道”之“大修”，並不在於“居位”和“行事”，而在於“自修”和“歸隱”（《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所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便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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