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珍課程「從未實現的平等：權力、身份與社會分配」20集已更新完畢。
本篇選自最後一講《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一講試圖處理“在認識到結構性問題之後，我們又能怎樣”的切身之問。
身為個體，當我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被困在系統裡、結構裡、社會時間裡，我們還能否擁有行動的能力？有沒有一種腳踏實地的希望，能夠讓我們同時倖免於盲目和無力？
今天是青年節，但願我們依然握有選擇的自由，選擇合作與不合作的自由。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1969年，女性解放運動在美國如火如荼。這時Carol Hanisch寫了一篇看上有些不合時宜的文章，它一經問世就引發了轟動。
這篇文章所針對的，是當時一些新興的女性群體被貼上的標籤，這些女性群體定期聚在一起分享並探討自己作為女性的經歷和問題，它們常常有關性別和家庭。她們稱此為conscousness raising（意識覺醒）。
包括女性主義者和其他左翼在內的很多運動者對此既不屑又不滿，他們認為這僅僅是therapy（心理治療），並指責這種凝視肚臍的行為是在削弱大家的政治行動能力。
對此，Carol Hanisch反駁道：“個人的問題就是政治的問題（personal problems are political problems）”。包括這些女性群體在內，弱勢群體的意識覺醒同樣屬於政治行動。
▲ 電視劇《美國夫人》（2020）
Hanisch提出的理由有三個。首先，意識覺醒，也就是意識到自己個人的、私密的問題有著什麼樣的結構性原因，能夠促使弱勢群體不再去做一件在此之前常常會做的事情：自責（self-blaming），也就是說把自己的悲慘和不幸歸於自己。
Hanisch說：你們可以想象嗎？如果說所有這些弱勢群體，女性、黑人和工人，他們都不再自責了，你們可以想象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嗎？我們可以想象，他們現在不再認命，這是恢復行動能力的第一步。
Hanisch提出的第二個理由是：together we are a mass movement（在一起我們就是群眾運動）。也就是說，意識覺醒讓弱勢群體看到自己是一個群體，而不是一座一座的孤島。這也是對於行動能力的恢復。
第三個理由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當那些自恃更具有政治覺悟的運動者認為意識覺醒僅僅是心理治療，而不是政治行動，這其實體現出他們的行動模式是狹隘的。他們將持有反對意見或不想加入他們行動的人都稱作是沒有政治覺悟的，不願加入政治運動的，只不過是不想反思自己的行動模式。
2006年，Hanisch對這篇文章作序時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說明：
他們（包括反種族隔離、反越南戰爭和支援女性解放運動在內的極左運動者）可以承認女性被壓迫（但僅僅是被“系統”），並認為我們應該獲得同工同酬以及其他一些“權利”。但是他們實際上極度鄙視我們，因為我們把所謂的“個人問題”引入了公共的領域——尤其是“所有那些身體的問題”，例如性、外貌，以及墮胎的問題。……
這就是典型的將個人對立於政治的看法。這種行動觀並非上世紀60年代西方左翼的發明，而是西方政治哲學對於政治行動的定義。並且，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佔主導的定義。
在今天，我們提到政治行動時會想到什麼？是不是革命、改革、政變、宣戰、遊行、示威這樣的大動作。政治行動不是互訴衷腸，政治行動是制定一個宏大的方案，然後所有人都按照這個方案統一行動。很多的政治哲學家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幻想自己是政治行動的始作俑者：他們覺得自己在做給出規劃和方案的事情。
Hanisch那篇文章題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個題目成為了平權運動中的一面旗幟。為什麼它會引起如此大的共鳴？就是因為大家在推進平權的過程中意識到，那種自上而下的宏大行動模式有很大的侷限性。這裡“自上而下”的意思並不是說必須要先有制度的保障，而是指先有關於全域性的規劃，然後再有具體的實操。
© carolhanisch.org
這種行動觀最大的侷限性在於，它令有些人是有行動能力的（懂得做規劃的人），令他們成為行動家（也就是說行動的專家），而大多數的人沒有這種把握全域性的行動能力，只有執行能力。
我們會發現，這種對於行動能力的排序恰恰是主人的邏輯。那麼按照它來展開的行動，是不是能順利實現平權和解放的目的呢？
事實上我們能從歷史上觀察到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這樣的政治行動，尤其是那些確實是以平權為直接目的的行動——比如革命、罷工、獨立戰爭、解放戰爭等，最後還是在行動者之間建立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終還是導致統治和集權。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樣的行動是無效的，這意味著，為了實現平權而採用這樣的行動模式時，行動者需要對它所呼叫到的主人邏輯保持高度的警惕。
行動者需要在行動過程中注意，它有沒有產生意志的強加、多數人的暴政，有沒有產生標準化和排他的傾向，有沒有產生對於少數群體的排擠，有沒有產生話語權和決策權高度集中的後果，等等。
這是平權運動歷史上產生的一項很重要的反思：當我們可以組織自上而下的型別的行動時，始終要警惕它可能產生的反平等效果。
但這還意味著，自上而下的行動模式不應該被視作是唯一的行動模式。如果我們將此視為唯一的行動模式，那麼結果往往是我們對於自身行動能力的讓渡，乃至於徹底放棄。
我在這門課的導論部分就提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並不都只是受害者，如果沒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一就不可能成為百分之一。
我們在使用“受害者”這個詞語時就應該謹慎，對於它的濫用也是對於行動能力的否定。給一個人貼上受害者的標籤，是在暗示他需要被救，正義需要為了她而被伸張。
我在導論中還提出，讓我們不要做盧梭所稱的那種“頭腦簡單的人”。我想要指出的也是這種每個人都有的行動能力。不平等是一個結構性的或者說系統性的問題，但同時，個人對於不平等也是有責任的。
▲ 紀錄片《社會學是種武術》（2001）
▍越是弱勢，越不必指望行動來自別處
我在從事意識形態批判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不平等原因是結構性的，那麼我們這一個個如此渺小的個體，如何與結構、與系統、與韋伯所稱的“鋼鐵牢籠”抗爭呢？
這種無力感背後的預設是，直到系統被改變，我們什麼也不能做。事實上，說一件事情的原因是結構性的，恰恰意味著，所有的人都在做些什麼，而不僅僅是一部分人（比如制定規則的人或持有暴力手段的人）。恰恰因為結構和系統成為了鋼鐵牢籠，所以身處其中的我們，總是在為它做些什麼。
我在課程中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我們在何種意義上是在不知不覺中鞏固它。但是我們也多多少少可以選擇不支援、不鞏固、不配合。在這個意義上，選擇做什麼和選擇不做什麼，其實都是在做些什麼。買買買是一種行動，剁手也是一種行動，刷手機是一種行動，不刷手機也是一種行動。
當然，這個系統越是造成不平等，那麼每個人可以自己去選擇配合還是不配合、支援還是不支援的能力就越是存在著天壤之差。
一個沒有任何穩定的經濟來源而每天在為生存掙扎的人能有多大的自主行動的能力呢？她能對系統的哪個環節不支援、不鞏固、不配合呢？微乎其微。意識覺醒對於她來說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系統恰恰在削弱我們的行動能力，今天系統削弱我們自主選擇的行動能力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讓我們把精力耗費在生產中的同時，又製造出各種各樣的消費的誘惑。這就相當於讓一個人最大程度地喪失自制力，讓他變成幼兒，然後在他面前擺滿糖果。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並且看上去很矛盾。就像Hanish所說的，意識覺醒讓弱勢群體看到自己個人不幸的結構性原因，因而不再自責。但是與此同時，我想Hanish的意思也不是說，既然不用自責，那麼我們現在也就什麼也不用做了。
布迪厄也談論過同一個問題。他的社會學的初衷，就是為弱勢群體提供意識覺醒的工具，他在《世界的苦難》的結尾說，社會學可以讓那些身處不幸的人不再自責。但是他繼續說，它讓這些人現在看到行動的可能性在哪裡。
▲ 紀錄片《社會學是種武術》（2001）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是一種“格鬥術”（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但是我們不應該用它來為自己謀利、去鞏固權力，而是用它來為手無寸鐵的人提供武器。
這是不是相互矛盾呢？如果我看到造成我的弱勢的不是我這個人，而是一個結構，一個體系，我怎麼能同時要求自己去行動呢？
我想，這個問題需要辯證地看：我們越是認為自己因為結構性的不公而處於弱勢，就越是不能再指望行動來自別處，越是不能再將自主行動的可能性讓渡出去。我們越是認識到，我們的選項和自主選擇的能力因為系統而變得越來越少，就越是不能再持有等待一個新規劃的態度。
我們越是意識到，系統以各種方式讓我們變成沒有自制力和辨別能力的小孩，就越是不能再總是指望“家長包辦”，總是指望著別人告訴自己應該怎麼做。等待一個別人的制定規劃來救自己，難道不是繼續讓自己做小孩嗎？
如果我們意識到自己處於弱勢，那麼我們可以要求的很多，我們可以要求被賦予武器和行動的可能性，但是我們不應該要求行動被代勞。
▲ 電視劇《道格拉斯被取消了》（2024）
這就是我對於“個人的就是政治的”的理解：一方面，我們個人的經歷和處境總是有著政治性的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們的個人行為可以具有政治的效應。
政治並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獨立的領域，我們並不僅僅在選舉、執法、納稅、服役的時候才與政治打交道。
對於政治最常見的定義有兩種，第一種是權力關係，第二種指的是經過協商形成一致的集體生活。而無論是哪一種定義，實際上都告訴我們政治是以彌散的方式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權力關係可以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對於一個需要大家達成一致的決定做出協商，也常常是在不同範圍內展開的行動，例如在家中、班級裡、辦公室、村子裡，等等。
所以，日常生活中的認同與反對，交流與協商，可以令什麼樣的群體就什麼問題和觀念達成共識，令這件事情發生變化。日常生活中的的合作與不合作可以推動權力關係的改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性主義的例子。在所有的平權運動中，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女性主義運動可以說是取得最大進展的一類。
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對更多勞動力的需要是女性獲得選舉權和經濟獨立權的重要因素。有的時候，由於起點如此之低，女性原本的地位和權益如此之少，以至於微薄的改善都顯得是邁出了一大步。
▲ 電視劇《演播時刻》（2012）
但是我相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兩性之間的權力關係是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
回到Hanisch的文章，當年那些認為夫妻之間家務分工屬於私人問題而不屬於政治問題的運動家，我想今天也必須承認：在家庭中、親密關係中、婚姻中的不合作、不服從，要求重新商議和重新分配的行動，是對於父權制和男性主導的一種很重要的抵制方式。
這是女性主義為所有的平權運動提供的非常可貴的思路。今天在我們的社會中，這樣的行動也在不斷地上演。有的人拒絕進入有毒的關係，有的人發明“爹味”“老登電影”這樣的說法，有的人“整頓職場”（比如到點就下班，比如不陪老闆客戶喝酒）。這些一開始屬於個人的行動，當它們產生意識覺醒的效果，引起共鳴，是可以慢慢改變權力關係的。
▍行動是不斷重新開始的能力
接下來的一個大家一定會問的問題就是：我怎麼知道我做出的決定是對的，我採取的行動是好的？自上而下的行動模式還有一個反平等的實質，就是它不容許犯錯和試錯。它要求完美的方案，然後行動才能展開。
可是，誰可以保證自己將採取的行動是完美的？說到底，行動的本質如果不是不斷嘗試、不斷反思、不斷調整、不斷重新來過的能力，那麼它還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一直被大人牽著走，那麼我們自己走出的第一步很可能是不成功的，但是學走路的過程難道不就是一次次跌倒的過程嗎？
試錯的可能性和重新開始的可能性，被格雷伯強調為人最基本的能力和權利。他用人類學的發現不斷提醒我們，人類群體一直都懂得如何嘗試不同的共處和組織模式，試錯和改變才是常態，是現代意識形態令我們陷入了集體想象力的危機，陷入了僵局。
我們對於犯錯的恐懼還是來自主人的邏輯：一定要確定一個方案是萬無一失的，是最最佳化的，一定要確定目的會達到，利益會產生，行動才能被採取。不能冒險，不能失敗。也就是說，只能有一個一舉成功、一勞永逸的行動，然後人類不需要再做任何改善的努力，歷史可以就此終結。
這就算不是反人性的，就算是可能的，難道不是很沒意思的嗎？尤其是，當我們已經意識到現有的共處模式有問題的時候，難道不正是這種恐懼使得我們不敢邁出第一步，不敢採取任何行動嗎？將錯就錯，總比犯新的錯誤好嗎？
我更喜歡貝克特的說法：已經試過，已經失敗了。沒關係。再試。再失敗，失敗得更好（Ever tried. Ever failed. No matter. Try again. Fail again. Fail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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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對幾個常見的質疑作出一些回應。
01.拒絕消費主義會讓更多人失業嗎？
當我提出增長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問題，並且提議減少浪費和快消費的時候，不少人的反應是：如果我們不買快時尚、不喝連鎖咖啡、不叫外賣、少吃肉，只會讓小哥失業，讓血汗工廠裡和種植園裡的工人失業，讓養殖場和屠宰場關閉。
如果說我們的意思是，我們只負責減少消費，其他的跟我們無關，這的確是很虛偽的。但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去增長主義者，包括我在內，是這麼想的。
如果我們的行動能夠大到衝擊到整個產業，接下來的事情當然是進一步地試探，進一步地行動，尤其是不能讓那些不得不在最底端謀生的人生活得更糟糕。所以我們一旦走出了第一步，就要繼續往前，而不是說走到哪一步我的行動就結束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沒有談到的一件事情是，那些血汗工廠的工人，那些外賣小哥，為什麼我們不問問他們，在有得選的情況下，他們是不是會選擇從事這樣的工作，他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現在很多人談論的方式，就好像他們不可以擁有失業和做苦力之外的其他任何選項。這是不是又回到了受害者應該被包辦的邏輯和自上而下的行動邏輯呢？
02.不管怎麼做都是錯的嗎？
當我引用草根女性主義對於精英女性主義的批判時，我會受到這樣的質疑：女性和女性之間為什麼要相互為難？你自己不也是精英女性嗎？女性去爭取和男性一樣的權力有什麼不對？諸如此類。
幾年前我聽到一位女性主義哲學家面對其他學者對女性主義的質疑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反正沒有好的女性主義”。她說的當然是反話，但這很好地概括了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平權主義的境遇：我們怎麼做好像都是錯的。
不進行內部反思是錯的，因為這樣會令平權的行動適得其反；相互指責也是錯的，因為這樣會削弱我們作為一個群體面對父權制的行動力。
▲ 電視劇《美國夫人》（2020）
試圖去爭取權力、決策力，做政要、CEO、教授是錯的，因為這只不過是在權力關係裡換一個位置；不爭取也是錯的，因為這是令權力仍然掌握在其他人手中。
是的，我們怎麼做都是錯的，但這難道不是因為我們處於一個權力關係無處不在的系統之中嗎？在這個系統中要做一點反系統的事總會顯得擰巴，總會有可被指責的地方。
但是反過來看，我們也可以說，不管做什麼總是對的。根據每個人擅長和願意做的事情，不管她做了什麼反系統的事情，都是好的。
有很多女性在爭取到權力和意識到自己有權力的時候，會將自己的決策權用在平等和多元上面，照顧到不同的、尤其是弱勢者的需要，也有的女性傾向於在權力關係之外建立共同體。這兩種做法都是對的。如果我們的初衷是一樣的，內部的批判就是善意的，它們提醒我們從自己的視角和傾向出發所採取的行動可能有什麼侷限性，這是好事。
“在這個系統中怎麼做都是錯的”，這不是我的問題，而是系統的問題，這不應該阻止我行動——這種意識覺醒對於我自己的幫助很大。
比如，有人問在平臺上開收費課是不是還在和資本合謀？毫無疑問是的。所以這看上去就是不對的了，尤其是當我把自己稱為平等主義者的時候。
但是，當平臺已經成為讓我們的聲音被聽到、想法被傳播的一個最有效的途徑，如果我繼續閉門造車，尤其是在這些事關不平等的問題上閉門造車，是不是也不對呢？所以我怎麼做都是錯的。
但它可以變成怎麼做都是對的，什麼都可以試試看。大家都根據自己擅長和感興趣的事情，去做點什麼。看到系統性的原因後，我們學者可以做的也很多，在平臺上與大家分享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參與非營利性的活動，建立線下的思想共同體，讓思想的傳播和交流變得多元。
▲ 電視劇《演播時刻》（2012）
03.為了更平等的社會，個人可以做什麼？
我想，如果平權行動的最終目的在於真正的人本主義，在於做個人——萬物之一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如果更平等的社會是把人當人，而不是把人當機器、當工具，那麼這不就意味著行動可以在當下、立刻、馬上就展開嗎？
去尊重身邊的人的切身感受和需要；又或者，拒絕被命令；又或者，讓資源反向傾斜，向更有需要的人傾斜；又或者，建立不屬於權力關係的聯結，而去建立情感共同體、興趣共同體；又或者，減少一點經濟負擔，為自己減少一點做牛馬的必要性，增加一點不迎合不順從的可能性。
又或者，對於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重新排序，將追逐利益和物質享樂排到後面一點，將各種線上的虛擬活動排到後面一點，將面對面的交流排到前面一點。用那種有音容笑貌、有氣息的交流，替代掉一些符號化的交流，這些都是我們當下立即就可以從事的事情。
哪怕是看上去最微小的舉動，微笑、聆聽、讚美，都可以是行動。每個人所處的關係和境遇，他的周遭世界，他可以對什麼說不，又可以建立什麼聯結，都有所不同。
我們可以做的是一起分析彼此境遇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但是，即使是面對共通的結構性原因，具體的人應該做什麼也不會有標準答案。
我自己因為職業和身份（我是教師，也是母親），可能日常關係中最多的是與孩子和學生打交道的經歷。我的實踐在這方面展開得比較多，這方面需要我們去做的也還有太多太多。
如果說睡眠、玩耍是基本人權，我們要把這些權利還給孩子們，更不要說應該尊重他們成長的節奏，尊重每個孩子擅長的和感興趣的東西。
以“為了你好”為藉口，我們常常在向大大小小的孩子展開霸權，因為他們在體力上和在心智上都可以任人碾壓。還有誰比他們更脆弱，更容易變成權力的受害者？
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去做這件事情。並且我從與我孩子的交往中學到了很多，他是那個提醒我不要去打擾家裡貓咪作息的人，他是有什麼好吃的都會想到跟貓咪分享的人。
因為我還是一個與思想打交道的人，所以我也提醒自己把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排到線上和文字交流前面。因為表情、聲音是我們表達的一部分，我們今天之所以處於一個極端言論越來越多的時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只有一個維度，這使得交流的對方很容易變成一個可以任意處置的符號。
▲ 電視劇《道格拉斯被取消了》（2024）
04.一個人做這些嘗試，能有什麼用？
確實，一個人的一小步看上去沒有任何效果，它不會讓資本家破產，不會讓網暴減少，不會改變教育制度，不會讓從事shit jobs的人生活更好，不會讓dirty work消失，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能重又陷入絕望。
但是我的回答是：你試試。
因為一般問這個問題的人還沒有試過，就已經絕望了。因為只有在試過之後我們才知道，它會產生一個重大的效果，我們會發現自己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是不可逆的。
一旦走出了原來覺得自己走不出的一小步，我們會驚訝於：哇我可以啊！我們會對自己的行動能力有新的認識，對於什麼叫行動能力有新的認識。
對於那個已經變成routine（常規）的生活方式的一次哪怕很微小的偏移，對於我們自己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我們會發現routine只不過是routine，慣習只不過是慣習，而這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一個人的一次努力不會改變世界，但是嘗試過一次偏離的人，會嘗試第二次，第三次，會找人一起嘗試。更何況，如果我們的努力是把別人當人，那麼我們的微笑、聆聽、關注、理解、耐心和同情，怎麼不會在對方的身上產生效果呢？
行動當然不能止於此，尤其是當我們在討論統治與壓迫，壟斷與掌控的時候。但是行動可以始於此，始於這種裂開一條口子，看到可能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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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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