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民間歷史寫作推動者，主持港中大「民間歷史專案」。
寫《長輩的故事》，像時光倒流，讓我再變回一個好奇膽小的傻丫頭，記得跟媽媽唱歌，看外婆梳妝裹腳，看二舅擦他的尖頭皮鞋。我在大家的愛護中長大，無以為報，唯有記下，唯有思念。留下長輩的故事，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
長輩的故事
2025.4.12 杭州
大家下午好。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日子令人難忘，在我82年漫長的人生旅途中，有一天記得特別清楚，就是1979年7月27日。這一天，我抱著9個月大的女兒從昆明來到香港。
那是一個炎炎夏日，入境處的大堂裡沒有冷氣，頂上只有幾把吊扇，幸好我帶了一把扇子，不停地給女兒扇啊扇。
在大堂裡等了足足7個小時，才聽到叫我的名字，那個名字是用廣東話講的，我都不知道是叫誰，後來看到字幕才意識到原來是叫我。
這麼漫長的一天，對我這個在昆明出生長大，沒有經歷過酷暑的人來說，顯然是難熬的。但是我的女兒不哭不鬧，我也沒有多少焦躁，因為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夢想。
寫作是我的夢想之一，但來到香港以後發現，香港的確是有寫作的空間，只是沒有時間。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香港人叫“搵食”，就是找飯吃。一直到1997年，懷裡的嬰兒長到18歲，到外面去唸大學了，我才有了時間開始寫我的母親。
我到香港的十年以後，1988年，我開始負責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這個中心是為海內外到香港來做中國研究的學者服務的，被學者們稱為“中國研究者的麥加”。它最基本的業務、最基本的職責是收集圖書資料。
上世紀90年代末，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還沒有出生，中國的出版界靜悄悄地出現了一件對後來影響蠻大的事，就是有大量的回憶錄開始出現。
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通常出生在30年代，甚至更早的20年代，他們經歷了戰亂以及之後不平靜的和平年代，是有故事的一代。很多人有一種衝動，要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他們有一種往事不堪回首，但是不能夠忘記的對歷史的責任感。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專案叫作“民間歷史”，辦了一個網站收集這些回憶錄，還有去做民間歷史特別是家史寫作的倡導。到了2007年我退休之前，我想到人一定要找到一件可以做到老死的事，民間歷史可能就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我到處倡導叫別人寫家史，請君入甕，所以我自己也得開始寫，後來寫了這三本書，《家在雲之南》《長輩的故事》和《媽媽說》。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長輩的故事》中寫的幾個故事。
媽媽和我
我最想寫的人是我的媽媽。媽媽在1973年去世以後，我覺得我一定要把她寫下來，但是每當要寫的時候，淚水先筆墨而下，根本沒有辦法成文。
這張照片不是在家裡，是在醫院拍的。1955年我媽媽41歲的時候，因為嚴重的心臟病開始臥床。她剛剛病的時候醫生說她最多有三年的生命，但是她在床上躺了18年。在這18年中，我媽媽依然是我們這個小家庭的核心。
▲ 媽媽、我和弟弟 1955年
她有11個兄弟姐妹，其中有六七個人在美國、臺灣或外省。我記憶中，母親躺在床上做的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做針線活，那個時候人的衣服都要縫縫補補，甚至新買的褲子膝蓋上就要打兩個補丁；然後就是寫信。
她的病床就像有磁力一樣，吸引了很多親戚朋友，甚至連我的同學都希望來看看我媽媽。大家來的時候，她從來不講自己的病，而是很耐心地聽別人的故事，跟她講完話以後，你的心情總是會變得比原來更好。
作家羅曼·羅蘭描述過一位女性，“她能夠用目光、舉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圍散佈出恬靜的、令人舒慰的氣氛，活潑的生命”。我看到這句話後想，這不就是我媽媽嗎？
媽媽出生在1914年，離現在正好是111年。她有一個諢名叫“校（笑）長”，因為她老是笑。
在這些老照片裡，媽媽穿著短袖。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千百年來中國的婦女都要穿得嚴嚴實實的，這是第一代女性可以把她們的胳膊露出來，是清朝末年中國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她們這一代人身上的體現。
▲ 媽媽 1934年
我媽媽是昆明市第一屆進入大學唸書的女性，但她考進去第二年就輟學了，因為我的外公要去外地做縣長，需要女眷陪伴。我的外婆走不開，家裡還有很多小孩需要照顧，為了陪著外公，我媽媽毫不猶豫地輟學了。
媽媽這代人也是第一代可以自由戀愛的，但我說他們那個叫作“半自由戀愛”。爸爸讀的是男子學校，媽媽讀女子學校，他們是在一箇中學的聯誼會上認識的。爸爸男扮女裝跳三隻小蝴蝶，把我媽笑壞了。
之後他們怎麼戀愛，有沒有私定終身，我從來沒有問過，我只知道他們依然是要媒妁之言，請媒人去我外公家提親，最後我媽媽就嫁到了熊家。
媽媽家裡氣氛非常好，非常融洽，我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描述娜塔莎家庭的情況，簡直和我外婆家一模一樣。但熊家可以說是一個官僚家庭，因為我的曾祖父中過進士，後來做騰越道尹，管著半個雲南。
媽媽嫁到熊家以後，我爸爸是長孫，她是長孫媳婦，或者說孫少奶奶，上面有十多個長輩。所以她就像林黛玉在賈府的處境一樣，不可走錯一步路，不可說錯半句話，但她仍然獲得了老老少少的喜愛。
這張照片是我媽媽在熊家花園裡靠著一棵梧桐樹，你們先記住這棵梧桐樹，我等一下會講到和這棵樹有關的故事。
▲ 熊家花園 1934年
1949年以後，中國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之中，有一個是婦女可以出來工作了，那個時候有一個口號，叫作“婦女能頂半邊天”。我媽媽是個學霸，她很簡單地去會計學校讀了半年，拿了證書，然後到一個門診部去做會計師。
▲ 媽媽的工作證照片 1953年
她工作的時候其實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常常回來得很晚，我們都吃過飯了，她咬一塊紅糖，拿開水泡飯吃。我記得最離譜的一次是，她在政治學習的時候暈倒了，她的領導說沒事，拿一個病人檢查躺的床來，你躺在上面聽完這個報告再走好了。
她工作三年以後，就變成一個要整天躺在床上的病人了。但是她離開崗位以後，醫院僱了三個人才能完成她的工作。而且我媽媽很引以為豪的是，她做會計時從來沒有錯過一分錢。
1962年我和一個弟弟去上大學了以後，家裡的媽媽由一個13歲的弟弟負責照顧。這張照片記錄的也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那個時候我們要到軍墾農場去接受貧下中農和解放軍的再教育，離開家的時候，不知道要離開多久才能回來，也不知道回來時媽媽還在不在那裡，我爸爸就給我和媽媽拍了這張照片。
▲ 媽媽和我 1967年
這是我在農場時媽媽給我寫的信，現在看來有點好笑是不是？在信的開頭就說敬祝誰誰誰萬壽無疆，因為那個時候你要準備好你的信隨時會被拆開看，所以不能寫任何個人的情緒，只能寫一些很日常很瑣碎的事情。
▲ 媽媽的信 1969年
可以看到，我媽媽的字寫得非常好。我的字寫得很爛，我爸爸說，字如其人，熊景明的字就像個小偷。
醫生當年說她最多能活三年，她為什麼活了18年呢？在她剛病倒的時候，她說要是我走了的話，你爸爸肯定會給你們娶一個後媽。後媽的形象是肯定會虐待前妻的孩子，所以她一定要活下去，不能讓我們受後媽的虐待。
後來等到她已經病得很厲害了，年紀也大了，那個時候她不再擔心後媽的事了，但她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那個時候你被分配到哪裡工作，就像一顆螺絲釘被擰在那裡了，我和弟弟分到縣城裡工作，我們特別希望能調回昆明，唯一的理由就是需要回來照顧病重的媽媽。
這個理由讓我在1973年調回了昆明。平時我們在家裡是講昆明話，但那天我媽媽坐起來，就像是說臺詞一樣用普通話說：“終於盼到這一天了，終於回來了。”
那一年的11月，她走了。
新潮的爸爸
現在要講到一個很陽光的人物，我的父親。那個年代大量的新思潮、新玩意湧向中國，他是生逢其時。
▲ 父親在熊家大宅 1934年
昆明剛剛有賣摩托車的時候，以前從來沒見過，他就跑去買了一輛摩托車，問人家哪裡是油門，哪裡是剎車，聽完以後他就騎著摩托回家了。
到了80年代末，他已經退休了，仍然買了個摩托，在昆明招搖過市。有一次他去修摩托，修車的師傅說：“現在的年輕人太不像話了，摩托車壞了，叫爺爺來修。”
那個時候新玩意兒太多了，我覺得比現在AI帶來的衝擊還要大得多，其中一個是西洋音樂。以前婚喪嫁娶時會吹喇叭、嗩吶，這些人剛剛學會拉一點小提琴、彈吉他，就組成洋吹鼓手隊，有婚喪喜事時還可以賺一點錢，很得意。他們這些朋友之中有一個人，後來成了我們國歌的作者，就是聶耳。
▲ 父親與好友 1930年
這是我爸爸媽媽和哥哥的合照，我在香港的朋友問我說，你爸爸媽媽他們是在巴黎嗎？我說，這是昆明黑龍潭。
▲ 昆明黑龍潭公園 1943年
我爸爸是一個工作狂，但是他那種工作狂和我們想象的大不一樣。他年輕時是踏勘和修築公路的工程師，我們小時候聽爸爸講了很多故事，不是神話故事，都是他在修公路時的冒險經歷，有野獸、強盜，我們每天晚上聽得都很入迷。
一直到好多年以後，我才發現他們當年修的是滇緬公路。後來抗戰幾十週年紀念的時候，新聞裡講到雲南抗戰特別提到一個功果橋，我才意識到那個功果橋不正是我乾爹設計的嗎？我爸爸不就是那個時候的築路段的段長嗎？
當年工作時，我爸爸和我的乾爹為了測量從昆明到開遠的距離，兩個人一起又僱了兩個工人，用竹竿一杖一杖從昆明走到開遠。那個時候一般是用水平儀來測量，但他們覺得水平儀測出來的準嗎？這兩個年輕人做這些並不是上級交代的任務。
他們當年那種投入，和他們踢足球、打籃球是一樣的，樂在其中。我從來沒聽他們說過那是一個多麼有意義、多麼偉大的事情。
這張照片我特別喜歡，是我後來印象中的我父親的形象，一看就是個工程師。
▲ 昆明翠湖南路 1975年
他負責昆明的防洪工作很多年，夏天下大暴雨的時候，他要守著一個很危險的水庫，不能出事。他會很長時間不睡覺，回到家後一睡睡幾天幾夜。但是我父親從來不會說我這個工作責任很大，任務很艱鉅，他說我有特異功能，可以不睡幾夜，一睡睡幾天幾夜。
我父親有一個愛好是攝影。1937年，已經開始抗戰了，所以家族裡的小孩從美國、上海回到了昆明，這就叫“平時不見面，槍響大團圓”。
最右邊這位是我的表哥胡伯威，他到現在還健在。我要提一提他是因為，他是我在這個家族中唯一成功忽悠了寫回憶錄的人，他寫了兩本書，一本叫《兒時民國》，一本叫《青春北大》。
▲ 1937年
左邊第四個是我的哥哥，《長輩的故事》這本書裡有將近150張老照片，要歸功於他。90年代初剛剛有掃描器的時候，他就把我們家裡的老照片都掃描了。
這張照片是熊家四代同堂，中間這位老者是我的曾祖父熊廷權，就是他中了進士，從此改變了我們這個家族的命運。
但是在我們家並不會強調一個人的豐功偉績，他那個時候是家裡的最高領導人，如果有小孩子調皮了，告到他那裡去，他懲罰的辦法是把手縮到長衫的袖子裡，甩起空袖子啪啪啪打小孩。如果情節嚴重，他就把鞋脫下來，用腳去踢他。這就是我對曾祖父的記憶。
▲ 1939年
有些人看了這本書後說，民國時代這麼洋派。當時是抗戰時期，大半個中國都在戰火的蹂躪中，昆明是大後方，而且這些人都是中產階級，你不能說他們就代表全中國當時的樣子。但是我們可以從照片中，看出當時的人的氣質和精神面貌。
我父親做公路勘探的時候，接觸了很多勞苦大眾，也拍攝了很多照片。我記得我們家書桌的玻璃板下面展示了很多他的攝影作品，很大一部分是賣炭翁、背柴火的老者等等。可惜後來大部分都不見了，就這張儲存下來了，是一個老婆婆。
我父親在照片背面記下了她的故事：這位老婆婆揹著她的全部家財，步行300餘里來到開遠（縣），找她被徵（兵）的兒子，可是兒子（所在的部隊）已開走了。她欲哭無淚，雖然今天的晚飯還不知有沒有吃，她也想不到了。
熊家與蘇家：
小家事，大歷史
我寫這些家庭中的人物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也沒有雄心壯志說我要寫一部歷史。但是寫完了以後，好幾個歷史學家評論說，這不就是雲南的歷史嗎？你寫下了中國進入現代化的歷史。真的好像是，那我就再講一些和大歷史有關的故事。
讓我覺得必須要寫一本完整的家族故事的書，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熊光琦在民國時做過好幾任縣長，又抽鴉片，在我這樣受新的教育長大的人看來，他就是典型的“騎在人民頭上當官做老爺的人”。
2014年左右，香港科技大學有一個教授到雲南社科院做研究，給我帶回來我祖父寫的《雲南全省暫行縣制釋義》，一共125000字。
我看了後嚇壞了，這是一部為縣自治制定的教材，裡面寫了怎樣把一些現代的國家管理、國家與民眾的關係等理念帶進來。然後我又看了很多他自己留下來的東西，讓我完全重新認識了祖父。還要補充說，他是1925年加入的共產黨。
▲ 熊家全家福
我的大姑媽那個時候愛上了一個到昆明來宣傳國民黨的上海人，我們家裡叫他上海小白臉。不知道她是因為國民黨才愛上小白臉，還是因為愛上小白臉而認同了國民黨。
我的祖父堅決反對，然後我的大姑媽就抗議這個封建長者。我剛才不是講到花園裡那棵梧桐樹嗎？她們就在梧桐樹上貼了大標語，反對干涉婚姻自由。後來我的祖父登報和她脫離父女關係，當然最後又言歸於好了，那是另外的故事。
中間這位女性是我的三姑奶奶，你們看她的腳，這種腳叫半大腳。半大腳的意思是你裹了腳，不裹了之後腳也長不大了。她是雲南天足運動的一位推手，雲南的天足運動比較順利，據說就是因為她是第一個出來演講的女性。我覺得她講得肯定比我好。
這是蘇家的全家福。中間這位長者是蘇家的核心人物，他叫錢用中。他從日本留學回來以後辦了兩件事，一個是創立了《雲南日報》，另外一個是辦了女子學校。
近水樓臺先得月，我的外婆是這個女子學校的第一屆初中畢業生。又過了10多年，學校辦了高中，我的大姨媽是高中畢業的第一屆學生。
▲ 蘇家全家福
我的外公也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滿腦子的新思想，在生活中經常和我外婆展開鬥爭。外婆要拜佛、供祖，外公則反對，我們小孩子都是擁護我外婆的，因為外婆那邊有東西吃，我們會跟著她躲著外公做那些“封建迷信活動”。
蘇家很重視教育，我的大舅、三舅、三姨媽等都出國留學了。我二舅則是留在昆明，讀了省立會計專科學校，畢業後加入做進出口貿易的商號永昌祥做了會計。
這張照片上他的裝扮，是從4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中學來的。昆明是國內第一批有電影院的城市，外國電影的影響體現在了這些年輕人身上。
▲ 二舅 1940年
我的二舅一方面接受這些新潮的東西，他同時是一個很有傳統思想的人。家裡有十幾個兄弟姐妹，哥哥和弟弟都不在，只有他一個男人在家。雖然他從來不會說我是家長，但他會用行動表明，所謂家長不是要有家長的權威，而是要有家長的職責，要關心照顧家人。
我母親病了以後，他幾乎每個星期都來看我母親。他很木訥，來了以後也不怎麼講話，我母親也沒什麼話跟他講，他就十指對撐著坐在母親床前，坐到天黑了也不開燈，看到我母親睡了後他才走。“文革”時我父親的工資都被凍結了，他每個月一定要把他工資的一半送到我們家來。
大舅一家住在臺灣，大家都覺得也許再也見不到大舅一家了，只有二舅從不懷疑會有這一天。外公外婆去世後，二舅一直將骨灰放在家中，要等待大舅、三舅從境外回來才行安葬。
這一天果真被他等到了。1973年，中國准許海外華人回來探親，三舅是第一個回昆明省親的美籍華人。外公外婆過世三十多年後，二舅、三舅手捧著他們的骨灰，將他們葬在了西山的五老爹峰。
這是我本人，我記得這件衣服是我媽織的，鞋子是我媽做的。我大腳趾頭長，經常把鞋子頂個洞，媽媽就給我補成一朵花，遮住那個破洞，然後告訴我說這叫補新鞋。於是我穿著這個補新鞋，逢人就抬起腳來給別人看。
▲ 媽媽和我 1946年
我媽說我是老狗記得千年事，其實這個老狗是經常回憶才會讓她記得。
寫《長輩的故事》，像時光倒流，讓我再變回一個好奇膽小的傻丫頭，記得跟媽媽唱歌，看外婆梳妝裹腳，看二舅擦他的尖頭皮鞋。我在大家的愛護中長大，無以為報，唯有記下，唯有思念。留下長輩的故事，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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