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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化債問題都是地方政府的一塊心病。
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嚴控新增隱性債務，然而在落地過程中，仍有部分地區透過違規融資、虛假化債等手段變相舉債，導致化債效果不佳，甚至債務不減反增。
比如4月中旬，財政部就一次性通報了六起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責典型案例。
4月下旬，中央紀委辦公廳也公開通報了3起典型問題，直指部分地區熱衷搞“面子工程”、盲目追求數量甚至虛報誇大等，影響化債工作成效。
看得出來，對於化債，中央動了真格。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也是時候進行一場深刻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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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受經濟形勢及房地產市場下行衝擊，多地政府財政承壓顯著，甚至有地方城投平出現債務重組情況。
有鑑於此，中央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化債組合拳。
202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6萬億元，用於置換存量隱性債務。
另外從2024年開始，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補充政府性基金財力，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
同時2029年及以後年度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務2萬億元，仍按原合同償還。
上述三項政策協同發力，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降至2.3萬億元，平均每年消化額從2.86萬億元減為4600億元，不到原來的1/6，化債壓力大大減輕。
有媒體統計，今年前4個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合計超3.5萬億元，規模創歷史新高，其中用於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的再融資專項債券發行2萬億元，同比增長約116%。
與此同時，為了遏制新增隱性債務，中央還提出要強化收集新增隱性債務線索，及時掌握違規舉債新手段、新變種，推動監管從事後“救火補漏”向事前“防患於未然”延伸。嚴格落實地方政府違規舉債問責制。
比如今年4月中旬，財政部就一次性通報了六起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責典型案例，涉及多個省市自治區，金額從953萬元到16.45億元不等。
第一種是違規捆綁包裝專案，如某市將兩個獨立的專案違規捆綁包裝為 PPP 專案，新增隱性債務6.88億元。
第二種是虛假化債，如某市將流動資金貸款償還專案貸款並作為化債處理，造成隱性債務化解不實2.85億元。
第三種是透過國有企業變相融資，如某縣透過所屬國有企業籌集資金建設樓堂館所，新增隱性債務1.69億元；某市透過國企直接借款，新增隱性債務16.45億元。
4月下旬，中央紀委辦公廳也公開通報了3起典型問題。
比如某部門投入大量資金建設政務服務資訊系統，有的建成後就停用，有的未有效執行，使得這些本可用於地方債務償還、化債專案配套支援的資金，被低效或無效的 “面子工程” 佔用。
還有一些地方在重大專案集中開工中，有的專案反覆開工，某高新區2025年春季集中開工35個專案中有6個為重複專案，個別縣區單個專案反覆開工3次。這樣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還會加劇地方資金緊張，影響化債資金的籌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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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三令五申，地方化債不能搞形式主義，更不能透過國有企業變相融資等手段虛假化債，而是要以刀刃向內的決心，科學化債。
所以地方政府應結合地方實際，從增加財政收入、加強債務管理、建立考核問責與激勵機制等多個方面發力，精準施策，才能有效化解債務風險。
第一，盤活閒置或低效的國有資產，增加財政收入。
比如2024年，天津市就盤活土地2.26萬畝、房產超過1,000萬平方米，實現收入593.6億元。
首先是摸清存量底數，對盤什麼做到心中有數。
為了全面梳理各類存量資產資源，天津上線集統計、管理、分析、交易等功能於一體的“不動產管理服務數智化系統”，逐宗建檔立卡、即時動態管理。
其次是系統設計安排，對怎麼盤做到手中有策。
為此，天津專門制定國資系統關於盤活存量資產的實施方案，明確目標任務和重點工作，力爭用三年時間，實現500萬平方米土地房產盤活利用。
同時將盤活與全市生產力地圖、產業圖譜、技術圖譜編制緊密融合，結合土地、房產不同情形，緊靠市場需求謀劃盤活策略和資產供給，推動實現企業增效、員工增收、政府增稅、城市增活力。
最後是組建工作專班、建立協同推進機制，對誰來盤做到責任到位。
天津專門成立市級政策專班，國資、規劃、住建、發改、財政等12個政府部門協調聯動，建立盤活存量土地房產的市區兩級工作機制，合力突破盤活重難點問題。
同時實施盤活資產“一把手工程”，與企業領導班子年度考核直接掛鉤，制定國資監管企業領導人員容錯糾錯機制，鼓勵創新性創造性的市場化盤活舉措。
第二，積極推動城投公司從融資平臺向市場化運營主體轉型，提升其自身造血能力。
比如重慶市涪陵區就提出區屬國企壓數量、壓層級、壓平臺、壓成本“四壓”改革，壓減企業19戶、有息債務66.8億元、非標債務16.7億元。
河南則出臺了融資平臺退出實施細則，2024年完成退出融資平臺118家，今年6月底前確保退出50%以上。
第三，建立全口徑地方債務監測監管體系，動態監測債務變化情況。
比如江蘇就專門開發了債務綜合監管系統，接入金融機構資料即時比對，對平臺賬戶、資金流水等進行動態監控和預警提示。
另外，江蘇還分地區設立專管員，實行對各設區市“一市一排程，每季全覆蓋”的工作排程機制。同時建立到期債務統計監測和償還方案報送機制，提前三個月掌握到期債務情況及結構，對重點企業“一企一策”逐月逐筆落實償債資金來源，制定應急處置預案。
雅安市也依託財政部債務監測平臺，建立動態預警機制，設定黃色（65％）、紅色（70％）資產負債率預警線，即時掌握、動態監測市屬監管企業債務、資金變動情況；建立企業對外有息債務臺賬，動態掌握企業債務最新情況，提前研判即將到期債務還款風險，督促各級企業提前做好兌付準備。
第四，建立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的積極性。
比如四川不久前就釋出《通報》，提到債務風險較低、隱性債務化解較好的地方包括德陽市、綿陽市、成都市新都區、雙流區、自貢市榮縣等。2025年省財政廳將對上述地方在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分配上予以傾斜支援。
湖南衡東縣也因為債務風險等級下降，實現了由黃轉綠，所以榮獲全省先進，獎勵資金300萬元。
第五，將化債成效納入地方政府和領導幹部的考核體系，對違規舉債、化債不實等行為進行嚴肅問責。
比如江蘇就提出化債也是政績，把防範化解債務風險納入省高質量發展考核指標體系，賦予較大權重。
首先，省委巡視將債務管理作為政治監督的重點內容，實現縣（市、區）全覆蓋；省紀委監委將防範化解債務風險列入監督執紀的重要領域；省委組織部將債務風險防範化解情況作為幹部考核任用的重要參考。
其次，嚴格落實高風險地區壓減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經費等限制性政策要求，將化債成效與轉移支付、新增債券分配相掛鉤，納入財政重點工作考核。
南通市海門區國資辦也將區屬國企考核細化為“一企一策”，提高經營性債務管控、融資情況等化債指標比重至30%左右，並對債務管控不力，達不到預定化債成效的國企，在年度考核時下降一個檔次，企業主要領導人績效報酬降等降標直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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