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認為，我們當下所處的知識世界是先人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建構起來的，我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碎片，而它的整體框架則隱藏在表象之後。
在柏拉圖生活的時代，希臘人仍然很清楚，古埃及象形文字與其他文字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但是，隨著基督教傳入埃及，象形文字因其偶像崇拜之嫌被埃及人廢棄。從古典晚期開始，象形文字的真實面目逐漸被遺忘，它不僅被賦予神秘的色彩，而且被視為解碼失去的人類早期智慧的鑰匙，在中世紀被納入基督教話語體系，與亞當的言語聯絡在一起。
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絕非通常意義上對一種失傳文字的釋讀，而是啟蒙運動之後歐洲人開展的全新的知識考古的結晶。只有把商博良成功破譯象形文字置於這個語境中，我們才能充分理解和正確評價這位文化巨人的功勞。
象形文字的結構和特徵
按照古埃及人的創世理念，象形文字不是由人造的，而是造物主在心裡構思的符號。然後造物主說出它們的名字，宇宙由此生成。象形文字（聖書體）是造物主創造宇宙的工具，世間萬物是象形文字的外在形式。古埃及人把“聖書體”（hieroglyphic）叫作神的言語。
我們沿用古希臘人對這種文字的稱呼“hieroglyph”，希臘語意為“神聖的雕刻”。希臘人概括了埃及象形文字的重要特徵——它主要使用在宗教領域，並雕刻在石頭上。
盧克索神廟拉美西斯二世庭院
希臘人在公元前6世紀左右到埃及遊歷、經商，或充當僱傭兵的時候，看到了主要雕刻在神廟、王陵等石頭牆壁上的聖書體象形文字。埃及人在紙草上書寫宗教銘文和文學作品時用一種草寫體，希臘人稱作“祭司體”（hieratic）。官方檔案和日常書信則使用更為簡便的字型，被希臘人稱為“大眾體”（demotic）。
從上至下：聖書體，祭司體，大眾體。它由原來的圖畫形式逐漸逐漸被簡化，到大眾體，已類似於字母文字。
在古埃及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聖書體和祭司體共存，大眾體大約產生於公元前7世紀中葉。在祭司體中，有些聖書體的原型依稀可辨，但多數符號已被簡化為點、橫、撇，所以書寫速度並不亞於字母文字。按照牛津大學貝恩斯的解釋，祭司體和聖書體幾乎是前後腳出現，而且祭司體的使用範圍更廣。這客觀上為聖書體的延續並被置於崇高的地位創造了條件。
祭司體和大眾體不僅經常連寫，而且基本採用從左到右的橫向書寫方式。相比之下，聖書體可以橫向或者豎向書寫，甚至二者並用，而且符號間的順序與發音也並非完全一致，因為它更多地考慮宗教、文化習俗和視覺效果。
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會重塑使用者的思維。在古埃及人的思維中，文字與影像之間存在密切和有機的聯絡。每個象形符號可以被視作一件藝術品，反過來，古埃及人的藝術品都需要解讀。
那爾邁調色版（Narmer Palette）。那爾邁國王頭戴代表上埃及的白色王冠，右手舉權標，左手下埃及一個敵人的頭髮。保護神荷魯斯的爪子拉著繩子，繩子牽著下埃及這個敵人的鼻子，他身披的莎草，象徵下埃及。
如那爾邁調色版，其上的浮雕概括了古埃及國家的早期歷史。這一系列圖畫的意思如果用文字來表達，會很冗長。再如古埃及人象徵生命的符號“安赫”和表示潛在力量的“卡”，這兩個符號可以充當文字中的發音符號，也可以當做一件護身符，它們組合在一起又構成一件明器。文字和物品之間沒有辦法完全分開。
古埃及人象徵生命的符號
這件明器實際上是兩個象形文字組成的：象徵生命的符號（讀音為“安赫”），和由人的兩個胳膊構成的符號（讀音為“卡”，表示人的潛在力量）。古埃及人認為，人死以後，如果能夠得到充足的供品，就能夠復活。這件明器用來盛裝液體供物，形象地表達了生者為死者奉獻供品，死者伸出兩個胳膊接納之意。
兩個神為國王舉行洗禮。神從容器裡面倒出來的不是水，而是一個一個表示生命的符號。
象形文字是如何失傳的
古埃及的很多人名、地名、概念等等，希臘人都為我們儲存下來。但是古典作家的作品裡很少提到象形文字的神秘性，尤其沒有記錄聖書體的內部結構與其他文字的不同之處。這很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希臘人非常熟悉聖書體象形文字。
希羅多德說埃及人使用兩種不同的書寫形式。一種被他稱為“神聖的文字”，就是聖書體。另一種是“普通文字”，就是大眾體。他還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古埃及第26王朝的國王普薩梅提克一世想知道埃及語和弗裡吉亞語哪個更加古老，或更原生。他決定把兩個新生嬰兒交給一個牧羊人，讓他們在沒有人煙的地方獨立成長，看看他們長大以後說出的第一個單詞屬於上述哪個語言。
在柏拉圖的《斐德若》裡，蘇格拉底講述了古埃及神圖特創造文字的奇蹟。在與埃及國王的對話中，圖特認為文字會讓埃及人更加聰明，並改善他們的記憶。但國王不以為然。他反倒認為，有了文字這個外在的媒介，掌握它的人忘性變大了，因為他們不用鍛鍊自己的記憶力了。文字只是起到提醒的作用，無助於增長智慧。
埃及神話中發明文字的圖特神。商博良《埃及萬神殿》插圖，Léon-Jean-Joseph Dubois繪，1823
在羅馬帝國時期的埃及，講埃及語的群體最大，也有不小的只講希臘語的群體。重要的是，還有雙語甚至三語的人群，他們主要是神職人員。所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在羅馬帝國後期完全沒落，根本原因在於宗教。
羅馬帝國時期，埃及的語言文字狀況
從公元2世紀開始，隨著基督教傳入埃及，皈依新宗教的埃及人藉助希臘字母——外加來自大眾體的6個或7個（依據方言）字母——創造了一種字母文字，即科普特文。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原來那個有鳥、有野獸圖案的文字，有偶像崇拜之嫌。出於宗教的原因，他們主動廢棄了曾經使用3000多年的文字。
聖書體、祭司體和大眾體只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書寫形式，它們只包含子音（若干半母音），不表現母音。相反，科普特文包含母音，因為它是藉助希臘字母的。科普特文首先被用在從希臘語翻譯《新約》方面。
公元3世紀開始，科普特文代替象形文字。迄今可見的最晚的聖書體象形文字被使用是在公元394年（在菲萊島伊西斯神廟中的哈德良門刻寫），大眾體最後一次被使用是公元452年。
從左至右：象形文字聖書體，象形文字祭司體，象形文字大眾體，科普特文
幾乎在同一年，一個皈依基督教的遁世者把鑿挖在國王谷的拉美西斯四世的陵墓當作庇護所。他無法容忍墓室牆壁上的聖書體象形文字、神像和國王的形象。他在陵墓入口用紅色墨水書寫了一段科普特文，說他迫不及待地遮蓋牆上的銘文，是因為他知道這些聖書體象形文字充滿了魔力。他讀不懂它們，但是很清楚它們能夠劫走他的思想，割斷他與他的主之間的聯絡。對這位早期基督徒來說，他的祖先曾經膜拜的神靈已經變成了魔鬼，他們曾經使用的文字不僅變得陌生，而是意味著極端的危險。
有的學者認為，古埃及文明終結的時間是埃及本土王朝滅亡，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的公元前332年；或是克婁巴特拉被屋大維打敗時，等等。但在我看來，應該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及獨具特色的宗教退出歷史舞臺，也就是基督教傳入埃及、站穩腳跟的時間。
從被詆譭到被神化
公元4至5世紀，一個名叫赫拉波羅（Horapollo）的人撰寫了試圖解釋象形文字構造和原理的著作。書名《象形文字研究》，書中一共解釋了189個象形符號。
赫拉波羅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把埃及和希臘的兩個神荷魯斯和阿波羅嫁接在一起。他完全把象形文字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圖畫系統，很大程度上把人們的興趣和注意力引向了歧途——象形文字成了儲存神的啟示和人類失去的智慧的密碼。
赫拉波羅解釋象形文字的模式是：假如古埃及人想表達甲，他們就畫乙，因為丙。例如，假如他們想表示“開啟”“開啟”之意，他們就畫一隻兔子，因為這種動物總是張著眼睛。事實上，作為表音符號，兔子表示兩個音w+n，wn可以表示開啟這個動作，也可以指代“存在”甚至“永恆”的狀態，與兔子的動物學特徵和特性並沒有內在的聯絡。
在試圖解讀象形文字的人士中，耶穌會學者阿塔納斯·基歇爾最為著名。1655年，他的《埃及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出版，書名意在宣稱，正如俄狄浦斯解答了斯芬克斯給出的謎語，基歇爾破解了象形文字的秘密。
當基歇爾等學者努力把古埃及文化特別是象形文字納入基督教話語體系的時候，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對埃及歷史也發生了興趣，試圖把自己的家世追溯到伊西斯和奧西里斯。幾任教皇都下令，把倒塌並被人遺忘的古埃及方尖碑重新立起來，這些方尖碑是羅馬帝國時期被運到羅馬城的。到17世紀中葉，義大利雕塑家貝爾尼尼開始為教皇設計金字塔形狀的陵墓，在歐洲各國王室花園中，斯芬克斯和方尖碑成為必不可少的因素。
佇立在巴黎協和廣場的盧克索方尖碑
獲得破譯的客觀條件
18世紀，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到埃及探險和遊歷，為公眾廣泛和真正瞭解埃及提供了條件。英國旅行家波科克的《東方和其他國家遊記》1745年出版，書中包含埃及許多古蹟的圖畫。另外一本圖文並茂的書——丹麥探險家諾登的《埃及和努比亞遊記》1757年出版。
在商博良利用羅塞塔石碑破譯象形文字之前，已有相當的研究基礎：學者認識到橢圓形王名圈裡的象形文字表示神和國王名字；也知道聖書體、祭司體和大眾體象形文字之間相互關聯；並贊同象形文字當中包含表音符號，但多數人認為只有寫外國人的名字才會用它們。
另一個客觀條件就是1798年4月，法國督政府授權拿破崙帶領軍隊遠征埃及，以阻斷英國與印度之間穿越地中海-埃及-紅海的貿易線路。拿破崙控制埃及之後，當務之急是收繳糧食，以緩解法國國內的供應緊張。這讓人想起羅馬帝國時期，埃及被稱為羅馬帝國的糧倉。
拿破崙的遠征不只是軍事行動。約160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了“科學和藝術委員會”，到埃及開展各個方面的研究，包括地理、地質、歷史、植物學、動物學、醫學、語言學領域。數量如此眾多的學者伴隨遠征軍，確實史無前例。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藝術家、作家、外交家德農（Dominique Vivant Denon）。1802年，德農《下埃及和上埃及遊記》出版，這是一本暢銷書，被譯成多種歐洲語言。
拿破崙的遠征喚醒或者說促進了歐洲人對埃及尤其古埃及文明的興趣，併為之轉化成系統的埃及學學科奠定了基礎。所以有埃及學之父實為拿破崙之說。
陪同法國學者的埃及人，倒地就呼呼睡大覺。按照現在的理解，這兩幅圖均具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當西方人辛勤勞動的時候，本土埃及人或者睡覺，或者抽著水煙。
法國學者在埃及做的工作，包括各種丈量、素描、記錄。回國後，他們利用這三年多時間在埃及製作的筆記、拓片、素描等材料編纂《埃及志》。全書共24卷，1809年開始出版，1828年出齊。它是歐洲新形式的知識考古，繼承了法國百科全書學派皓首窮經的志趣，試圖記錄和展示埃及古今全貌，可以說完美遵循了啟蒙時期學者們推崇的蒐羅一切可知物的理念。這套圖文並茂的原始資料集為了解埃及風土人情和地理環境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為科學地研究古埃及文明和伊斯蘭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另外一個要提到的就是羅塞塔石碑。法國軍事登陸後，英國人要聯合奧斯曼軍隊與法決戰。駐守羅塞塔的法軍小分隊在修築防禦工事時，於1799年7月19日，發現了這塊石碑。可以說，這塊石碑是英法殖民擴張和競爭的副產品。
羅塞塔石碑重達720公斤，是埃及祭司們於公元前196年為紀念托勒密五世的恩德製作的。碑文詳細敘述了這位君主免除神廟賦稅，向神廟饋贈，使國家興旺、百姓安居樂業的豐功偉績。內容相同的碑文分別用象形文字的聖書體、大眾體和希臘文書寫。
羅塞塔石碑，現藏大英博物館
商博良與象形文字
商博良是一個語言天才，熟練掌握多種古代語言：大眾體象形文字、科普特語、古希臘語、拉丁語、希伯拉語、阿拉伯語、迦勒底語。他對古埃及歷史和文化尤其著迷，立志破解聖書體象形文字。
1807年，在寫給哥哥的一封信裡，商博良介紹了在巴黎學習語言的情況：
星期一。9點至10點上波斯語課。然後從12點開始，上希伯來語、敘利亞語、迦勒底語課。
教希伯來語的先生稱商博良是班級的族長（patriach）：《舊約》裡稱呼三位先祖的詞。
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與希臘文在內容上對應。假如聖書體和大眾體文字中的每個符號表示一個事物、行為或概念，那麼其中的符號應當與希臘文字中的單詞同樣多。但是，商博良發現，石碑上的希臘文只有486個單詞，象形符號卻多達1419個。而且聖書體所在的石碑上端破損，實際數量應當更多。這就是說，不可能所有的符號都獨立表意。
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結論。商博良仔細辨認不同象形符號的數量，發現一共有166個。根據數量判斷，它們作為字母太多，作為單詞又太少。接下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橢圓裡面的符號。從來自阿布-辛貝勒神廟的拓片上，商博良看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名圈
。他掌握這麼多種語言的優勢就體現出來。
根據托勒密的名字，
發s音；從科普特語，商博良知道
這個太陽發“拉”r和a兩個音。至於
，實際上是三個狐狸的皮系在一起，表示生育。商博良當時猜測是意為“出生”的單詞的組成部分，科普特語發音是mise，於是猜測可能表示m音。商博良把這個王名圈拼讀為“RA-M-S-S”，我們現在更細化了，拼為RA-MS(j)-S(w)，這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意思是“拉神生育了他（國王本人）”。
也就是說，商博良看出，古埃及人在需要的時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表音符號來書寫他們的文字。除了表示一個音的符號，還有表示兩個音、三個音的符號。
商博良的發現歸納起來有三點。第一，大眾體只不過是聖書體的簡寫，二者的語法規則相同。第二，象形符號各自發揮不同的作用，每個符號可以充當表意符號、表音符號和限定符號，有的可以兼具多種身份。第三，象形文字基於影像，但並非圖畫文字，從本質上說是字母文字。
1822年，他釋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836年，在他去世之後，他的《象形文字語法》出版，1841年《象形文字字典》出版。
商博良關於埃及語法的論文手稿
商博良編纂的詞典
商博良後繼者的貢獻
商博良破解象形文字後，爭議很大。很多人之前賦予象形文字過多的意義，於是想用各種方式駁斥、詆譭他。又因為商博良去世得早，沒有留下繼承他事業的學生。未完成的事業是由德國學者萊普修斯（又譯累普濟烏斯）來接力的。
萊普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1833年獲得古典學博士，之後赴巴黎拜商博良曾經的學生勒特羅納為師。他把解讀古埃及歷史和文化昇華為一個學科的高度。1842年，在幾位重量級人物的極力建議下，威廉四世批准萊普修斯率領考察隊赴埃及。
這支普魯士考察隊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拿破崙隨軍學者隊伍的建制，但在儀器和人員配備上更加專業和精良。他們在埃及和努比亞進行各種探測和測量，繪製了大量迄今仍有使用價值的圖表。
萊普修斯學術地位日隆，資源和人脈日廣。他聯合其他德國學者創辦埃及學最早的專業雜誌，又委託排字師泰因哈特製作最早的象形文字字型，被稱為“泰因哈特字型”，沿用至今。
柏林大學確立了埃及學研究的規範。到1870年，德國已有五所大學設立了埃及學研究所。德國人對於埃及學真正成為一個學科，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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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從一開始就包含了24個單音符號，即字母。但是他們至文明終結，也未採用字母形式，而是鍾情於表意符號、表音符號和限定符號揉在一起的混合機制。不僅如此，象形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愈發複雜和繁瑣，用文化達爾文主義很難解釋這個現象。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象形文字，特別是聖書體，不是簡單的書寫工具。有兩個說法可供理解。一是，亞里士多德稱，人在思考時不可能不借助影像。二是阿斯曼所說的，用象形的文字（神的話語），把可能會湮滅的物質或概念雕刻在石頭上，以此營造神聖的永恆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人藉助紀念碑永存，藉助象形文字贏得了話語權。
編輯：摳圖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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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壽福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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