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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哲按:
當患者帶著身體或心理上的疑問踏入醫院，往往是期待醫生能夠解答那些偶發的不確定性事件。而醫生也要面對不確定性的課題：形形色色的病患，不斷更迭的醫療手段，診療發展和科室建設中層出不窮的挑戰，這時候醫生該如何在其中找到方向，併為患者提供相對確定的解決方案呢？
我們有幸邀請到國內淋巴瘤專科建設的領軍者之一，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淋巴瘤內科的張會來醫生，為我們講述在充滿未知的行醫路上，如何在不確定性中開闢出道路，為患者帶來治癒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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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淋巴瘤內科的張會來醫生，1991 年至 1996 年在天津醫科大學求學。本科五年畢業後，我投身於臨床工作，成為了一名腫瘤內科醫生，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化療科醫生。
在學校裡，我們總是羨慕醫生那身白大褂。然而，當我真正步入臨床工作我才發現腫瘤患者與一般病人的不同。他們中的許多人，來到我們科時已是晚期，那時的醫療條件有限，治療大多是在走下坡路，我們能做的似乎只有陪伴他們走過生命的最後旅程。我與一些老病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聯絡，而目睹他們逐漸離我們而去的那段時光，每天都在生死麵前掙扎，心情異常壓抑。
我的第一個病人是一位來自天津市某局的一個 30 多歲的女職工，未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患有雙側乳腺的惡性黑色素瘤，已是晚期，惡性程度相當高。當時的治療手段有限，主要依靠化療。她來就診時，雙側乳腺已經潰爛，對於一個未婚且傳統的女性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摧殘。她每天不得不自己更換大量的紗布，尤其在夏天，紗布下的傷口常常會滲出液體，散發出難聞的氣味。每當我走進病房，那種刺鼻的氣味總是撲面而來，我也曾問她，這樣的狀況，她要怎麼繼續工作？
那時候年輕不覺得累，每逢週末，我都會騎著腳踏車趕到醫院，為她換藥，有時甚至一天要換兩次。然而，即便我們盡了最大努力，幾年後她還是離開了我們，去世時還不到 40 歲。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她的樣貌。
這個病例深深地觸動了我，讓我體會到，對於一個家庭而言，一旦有家人被診斷為晚期腫瘤，整個家庭都將面臨崩潰的邊緣。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行醫，與患者及其家屬的溝通至關重要。有時，出於善意，我們會選擇隱瞞病情。在告知患者實情前，需要先徵求家屬的意見，但大部分的家屬都是不同意和患者說實情的，認為告知真相會導致患者情緒崩潰，影響治療效果。
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為了減輕患者的心理負擔，家屬會選擇製作假的病理報告或影像 CT 報告，把患者本人的真「秘密」小心翼翼地隱匿起來。
見證了生離死別和人生百態，張會來醫生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對病人和家屬意味著什麼。而這個時候，醫院內部也發生著變化—— 2006 年，天津腫瘤醫院進行科室拆分，新成立的淋巴瘤科有這樣一種現象：對外名叫「淋巴瘤科」，但收治的病人中竟有六成以上是其他的腫瘤患者。
在我的記憶中， 2006 年是一個轉折點，我們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行了學科的重組，將內一科轉型為淋巴瘤科。
然而，當決定向這個方向發展時，很多醫生內心是有牴觸情緒的。原因很簡單：淋巴瘤病人很少。相比之下，大家都更願意幹肺癌等病人多、發病率高、且有很多靶向藥物選擇的病種。
轉型初期，我們淋巴瘤科的情況並不樂觀。2006 年，科室剛成立時，仍然有一半的病人還是實體腫瘤患者。面對其他科室門診熙熙攘攘的景象，我們的門診卻顯得冷清，這讓科裡的醫生有點心灰意冷，甚至有過動搖。在那段過渡期，我們不得不接受一些實體瘤患者，來維持科室的運作，否則科室空了，對於整個學科建設是不利的。
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科室到全國知名的淋巴瘤中心 道阻且長，但張會來醫生一直想要讓科室朝著更專業化的方向發展。2015 年的張醫生已經從業十多年了，在臨床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這個時候的他並沒有磨掉年輕時候的勇氣——為了實現專業化的目標，他進行了一次鋌而走險的向上管理，向醫院立下「軍令狀」。
轉眼到了 2015 年，我們科室在轉型的道路上已經走過了數載。即便如此，科裡仍有約 30 %的病人是實體腫瘤患者，仍有部分醫生對於接收淋巴瘤患者是猶豫和抗拒的。
那時候我還比較年輕，但醫院領導對我們學科的發展寄予了厚望。他們希望我能夠把科室和團隊帶上一個新的臺階，經過醫院的嚴格競聘，我被選中作為科室的副主任來主持工作。
面對新的工作挑戰，我與科裡的每一個醫生進行溝通思想，談心談話。全科有了一個堅定的信念：我們要走專科化、專業化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為患者提供更精準、更有效的治療，我們才能將這個專業做得更好。
為了表決心，我們向醫院立下軍令狀：三年內，科室的淋巴瘤病人要達到90 %，只保留 10 %的實體瘤病人。沒想到的是，結果遠超預期，三年後，淋巴瘤患者收治率達到了 100 %。
天腫淋巴瘤科的名聲愈發響亮，開始只接受淋巴瘤患者。患者也可以看到我們團隊整體專業化的診治水平，聲譽和口碑都在明顯地提升，病人的體量也隨之逐年增加，從最初的 300 – 400 例/年，到後來的超過 1000 例/年新病人，這一跨越式的發展，是對我們的最好肯定。
我們知道在歐美等國家，淋巴瘤患者的 5 年生存率大約在 60 ~ 70 %之間。而今，我們科室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也能到 70 %左右，已經與國際持平。
五年生存率的節節提高離不開新藥。新藥的引入需要臨床試驗。在主持工作期間，張會來醫生積極地引進新藥、申請參與各種新藥的臨床試驗，曾經有一款新藥的第一例臨床試驗的機會就是他親自爭取來的。
我們國家第一款上市的 CAR-T的臨床註冊研究，全國共有四家中心參與研發，我們是四家中心裡唯一的一家腫瘤專科醫院。我們經常面臨著一個普遍誤解：人們認為專科醫院可能沒有綜合性醫院那麼強大的綜合實力。畢竟，綜合性醫院擁有強大的呼吸科、心臟科、消化科和 ICU 等，這些科室的存在似乎更能保障患者的安全。
當得知我們中心未被選中參與研究時，我感到非常焦急。我主動找到研究團隊，向他們表達了意願和需求：我們有患者急需新的治療方法。在這樣的軟磨硬泡下，我們終於搭上了末班車，獲得了參與研究的機會。
第一例參與臨床研究的病人入組時已經耐藥了，按照以往的經驗，他幾乎沒有生存的希望。
我們並沒有放棄。全科上下對這位病人高度關注，24 小時不間斷地在群裡溝通，討論他的最新狀況，是否需要緊急處理，是否應該轉入 ICU 等等。
我就差拿凳子坐在病人旁邊寸步不離地守著了，全科像寶一樣、熊貓一樣地守著，MDT 團隊守著，ICU 的同事也盯著，神經內科的專家們都高度戒備，時刻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任何反應。每天晚上我們都會緊張地討論病人的病情，比如當他發燒到 39 度多時，我們需要決定是否給藥，以及給哪種藥物。
在我們醫護團隊的精心照料和保護下，這位病人的治療圓滿地完成了。他體內的一個大腫塊顯著縮小，我們隨後又為他進行了放療，以清除殘留的病變。如今，這位病人已經健康地生活了很多年。
我經常告訴我的病人：一旦你被診斷出淋巴瘤，我和我的團隊將竭盡全力為你提供治療，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病人。因為淋巴瘤是一種可以治癒的疾病，我們有責任、也有決心不放棄任何一個生命。
生與死在確定性中週而復始，直到醫學改變了它的軌跡。張會來醫生帶領團隊不僅讓科室的學科建設突飛猛進，這些成績也反過來滋養了張醫生自己。
身為一名淋巴瘤科的專科醫生，我時常思考自己的職業選擇。儘管工作壓力巨大，工作強度也常常讓我感到疲憊，但必須承認這份工作帶給我的喜悅和滿足感是無與倫比的。在臨床中，我有幸治癒了許多患者，這份職業榮譽感遠超出作為一名腫瘤內科醫生時的體驗。作為醫生，能夠為他人的生命帶來希望和改變，是一件極其幸福的事情。
我總是對我的護理團隊和醫生們說，天腫的淋巴瘤科要成為一個有情懷的團隊，讓每一個到來的患者都能感受到不一樣的關懷。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來自唐山的小姑娘。她經過我們的一線治療後，病情達到了完全緩解。從那以後，她定期到我的門診來進行復查，每次來時都會帶給我一朵她親手編織的紅色康乃馨，靜靜地放在我的辦公室裡，至今已有兩三年的時間。
她對我說：「張主任我每年來複查都給你帶一支，我希望我能一直給你帶下去。」我也很開心，我告訴她，我也希望每年都能看到她帶來的康乃馨。
我常常對我的患者說，人生就像是一支漫長的隊伍，所有人都在排隊往墳墓走。但醫生的角色是什麼？醫生是防止有人「插隊」的。我們將那些「插隊」的人拽回到隊伍中，讓他們繼續好好活下去。我告訴我所有的患者和家屬，你們一定要聽從醫生的建議，要積極配合治療，相信我們專業化的團隊，相信我們提供的溫情服務。
醫學和人生中都充滿了不確定性，這一朵朵紅色康乃馨，就像一次次的治療成果，給患者和張會來醫生面向未來時的勇氣——沒有什麼能阻擋一個人與疾病抗爭的時候，對生的執著、對治癒的渴望、對長生存的期待，而這也是一個醫生最務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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