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丹紅律師對我說，一定要講真話。”這是高飛在庭審過程中，反反覆覆提到的一句話。
2024年6月25日，四平的天氣不冷不熱，我們早早來到四平中院門口。今天，高飛受賄案二審開庭，吉林省高院借用四平中院的場地，對該案進行審理。法院門口已經聚集了許多男女老少，他們是高飛的家屬、親戚、朋友、學生。遺憾的是，由於法庭座位有限，許多人未能進入法庭。
還未開庭，高飛的辯護人之一王桂玥律師便與審判員起了爭執，爭執的內容似乎是高飛想要換一身正式的衣服出庭。王桂玥律師言辭懇切，審判員最終也做出了妥協。審判長敲錘，傳喚上訴人高飛到庭。然而，等了幾分鐘，高飛卻遲遲沒有出現。審判長抻著頭向法警示意，法警說他（高飛）走得有點慢。高飛出現在法庭門口時，戴著手銬腳鏈，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動著，幾位家屬在旁聽席上泣不成聲。高飛微笑著向親朋好友們點頭、打招呼。我與高飛素未謀面，但當我們眼神交匯時，他也向我微笑、點頭示意。審判長讓法警解開高飛的手銬腳鏈，並囑咐他若有不適，隨時示意。
上午的庭審主要圍繞著高飛的上訴理由展開。高飛讓辯護人代讀上訴狀，自己進行補充。上訴狀很長，詳細說明了一審庭審、判決書與案卷中的種種問題。由於法庭禁止攜帶手機，無法準確計時，但感覺辯護人王桂玥律師陳述了一個多小時。高飛的補充發言則集中於其親身經歷，闡述了監委辦案人員，是如何透過恐嚇、欺騙、威脅、汙衊、侮辱等方式獲取其虛假認罪口供的，直到中午他才講了不到一半，似乎有太多話想說。審判員多次打斷辯護人和高飛，讓其簡化發言，並粗略概括了高飛的上訴理由：第一，一審中存在程式問題，應當傳喚證人出庭而未傳喚，應當調取監委辦案時的同步錄音錄影而未調取；第二，一審用以定案的口供、證人證言都是假的，是辦案人員對其本人及親屬採取了恐嚇、欺騙、威脅、汙衊的方式獲取的，應當進行非法證據排除，而一審判決書未予支援；第三，一審事實認定錯誤，量刑畸重。
下午繼續開庭，高飛發表完剩餘上訴意見後，辯護人向合議庭提交了新的證據，是四份證人證言。這四份證言雖然內容各異，但都指向同一事件——先前的證言是在辦案人員威逼利誘下產生的。辯護人讀完證人證言後，向合議庭申請證人出庭作證，並稱從早上開始，四位證人就在法院外等候了，但未獲合議庭准許。出庭檢察員發表意見，認為原證人證言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一審審判階段均較為穩定，應當採納原證人證言。基於此，辯護人又以出庭檢察員對證人證言存在異議為由，向合議庭申請證人出庭，仍未獲准許。此後，高飛本人、高飛的辯護人多次向法庭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當庭接受質詢，但均未獲准許。
第一天的庭審結束，走出法院時，高飛的親友們仍在門口守候。那些未能進入法庭旁聽的親友，他們想在警車載高飛駛離法院時，看一眼高飛。
2024年6月26 日，天氣晴朗，庭審繼續。這天下午，庭審現場發生了意外，數十位家屬在旁聽席大喊“證人出庭”，被合議庭請出法庭，與法警推搡過程中，高飛的兒子暈厥在法庭門口，為高飛準備的救護車先用到了他孩子的身上。此時，一位審判員走下審判席，問了高飛這樣一句話：“高飛，這就是你想看到的嗎？”
25日的庭審中，審判員不允許證人出庭的理由為：合議庭需要在此次庭審後進行研究，再決定是否需要證人出庭。本以為25日休庭後，合議庭就會對證人出庭問題進行研究，然而到了26日，合議庭仍然未對證人是否可以出庭給出明確的答覆。證人在法院外，又等了一天。
相關旁聽人員被請出法庭後，庭審繼續。吳丹紅律師與王桂玥律師相繼發表辯護意見。吳丹紅律師指出，本案中，高飛之妻弟於某海向高飛行賄的金額佔一審認定受賄金額的99.3%，而且還是代持型受賄，即於某海用以向高飛行賄的資產由於某海本人代持，且除了在辦案人員逼供下形成的口供，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雙方就行賄受賄達成合意。一審判決書中認定的事實頻繁出現“時空穿越”的問題，邏輯經不住推敲，用以認定事實的證據存在多處矛盾。吳丹紅律師引用了習近平主席的一句話：“不要說有了冤假錯案，我們現在糾錯，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傷害和衝擊，而要看到我們已經給人家帶來了什麼樣的傷害和影響，對我們整個的執法公信力，帶來什麼樣的傷害和影響。”在吳丹紅律師發表辯護意見時，我看到一位出庭檢察員紅著臉、低著頭，審判席上的一位審判員更是頻繁地用紙巾擦汗。王桂玥律師幾度哽咽，潸然淚下，她說也一度懷疑，高飛說的到底是真話還是假話，在看守所會見時，她曾試探過高飛，引得高飛勃然大怒，極為痛苦，於是有了本文開頭那句話。此後，出庭檢察員宣讀其辯論意見，主張一審判決中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沒有提出任何糾錯意見。在檢察員宣讀出庭意見的過程中，高飛表現出極度的失望，身體沉重地彎曲著。審判員敏銳地察覺到了高飛的異常，詢問他是否感到不適。最終，由於高飛身體不適，第二天的庭審以休庭告終。
兩天的庭審結束，證人未能出庭作證，非法證據排除程式也未啟動。對於證人證言中的矛盾之處，出庭檢察員認為這恰恰證明了筆錄的真實性。針對高飛及辯護人調取監委辦案同步錄音錄影的申請，審判長表示合議庭無法調取，監委也不會提供。作為旁聽者，我心中有幾個疑問：
其一，為什麼不讓證人出庭作證？在證人不出庭的情況下，對證人證言的舉證、質證和認證環節均無法得到有效落實，此時若仍將未經查證屬實的證言作為定案依據，庭審實質化難免淪為一紙空談。我國刑訴法解釋第247條明確規定，只有“與案件無關”或者“明顯重複、不必要”，才可以不讓證人出庭。然而本案中證人證言不僅與本案十分相關，而且與先前證言存在巨大差異。證人一直在法院外等候，願意出庭作證、接受質詢並承擔作偽證的後果，但合議庭再三推脫。難道合議庭僅憑書面審查就能斷言證言真假？還是證言真假並不重要，採信與否早有定局？24號晚上，律師向合議庭提交了新的證人證言，25 號上午10時左右，就有一位證人收到了單位降職降薪的處罰，是誰在向證人施壓，又是誰將證人暴露？
其二，為什麼不能調取監委辦案的同步錄音錄影？本案中高飛及其辯護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提出了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完全符合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條件，但合議庭始終對這一請求視若無睹。監委辦案的同步錄音錄影是證明是否存在非法取證的關鍵證據，但合議庭聲稱無法調取。如果吉林省最高級別的人民法院都無能為力，又有誰能對監委取證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如果合議庭可以調取，那麼合議庭又在擔心些什麼，擔心非法證據被排除後，無法為高飛定罪嗎？
此次庭審，讓我看見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鴻溝，課堂上的知識彷彿只是象牙塔中建構起的大夢黃粱。我與身邊一起旁聽的朋友說，做律師好難，做法官、檢察官也好難。庭審中的這些人，在公平正義與無可奈何之間互相拉扯，不知道高飛及其家人又會被推向怎樣的結局。
作者：懷刑 2024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