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庭審間隙寫了篇《庭審中，公訴人為何要暴跳如雷？》，本意對事不對人，反思基於不同立場的視野侷限和定罪思維，沒想到還獲得了一些體制內司法人員的認同。但事情並未結束，因為就在文章推送後不久，又發生了第二次控辯衝突，而且比前一次更嚴重。以至於在晚上十點半多，庭審暫告一段落時，女公訴人還在跟女辯護人懟狠話。
事發在舉證質證過程中，公訴人舉了兩份2001年的新聞報道，說被告人當時就是黑惡勢力云云。但實際上那個報道明顯是誇大其詞，因為並沒有任何人被定黑定惡，只是一個免於刑事處罰而已。因此，一位辯護人在質證中認為，如此被上綱上線，說明被告人是2001年打黑期間的犧牲品。可能這句話刺激到了第二公訴人副檢察長的哪根神經……
“你這是在公然攻擊政法機關！”
這平地一聲驚雷，不比作為第一公訴人的檢察長那拍桌子遜色。檢察長那一聲“啪”是讓所有人感到突然，不過馬上就回過神來了。但女副檢察長的這一句呵斥，卻是字字誅心，我是半天沒回過神來。該辯護人馬上反駁，她只是在發表質證意見，這麼大的一個帽子扣過來背不起，要合議庭制止這種人身攻擊，並希望公訴人給她道歉。
辯護人是北京盈科的陳營律師，氣勢上絲毫不輸。一審辯護律師是一位本地律師雷律師，只是說了聯合執法的事實，作為第一公訴人的檢察長就指責他哪隻眼睛看到聯合執法了！雷律師把卷宗關於聯合執法具體情況頁數原話念給他了，他就大發雷霆，第二公訴人也用認罪認罰威脅人。事後當地司法局還調查雷律師。但北京律師不是嚇大的。
公訴人還是四年前的公訴人，案件還是原來的案件，被告人也還是原來的被告人，只是這次是自治區高院啟動再審，發回到了克拉瑪依。公訴人面對的不再是清一色的本地律師，而是敢與他們針鋒相對的北京律師，所以不適應也是正常的。本地律師及法援律師依然還是低調地“沒意見”，但幾位北京律師卻沒慣著公訴人，不斷指出其錯誤。
公訴人明顯有點情緒失控。其實庭審到第十一天，所有人應該聽明白了，這就是一起典型的拔高湊數案，哪有什麼黑惡勢力，反倒是所謂的被害人違法在先，肆意打砸，而被告人不過是協助政府執法而已。尤其是我們出示了大量客觀證據證明，起訴書指控的基本事實都錯了，當年的公訴人，現在的檢察長、副檢察長臉上掛不住，也是可以理解的。
被告人在庭上說偵查階段被警察打了八天八夜，其中有一個還被發現莫名其妙用鞋帶縊死在民警宿舍。被告人說他們協助執法還有鄉政府發的證件，被告人說公訴人還用認罪認罰逼他們認罪……辯護人因此指出刑訊逼供，指出辦案程式違法，指出公訴人審查起訴不嚴謹，指出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怎麼就變成了攻擊政法機關了呢？
我不僅想起去年被江西省高院投訴的罪狀裡，也有一條是攻擊辦案機關。我無非在庭上說偵查機關疲勞審訊，一審法院沒用七人合議庭審判組織不合法，不讓證人出庭作證程式違法，怎麼就成了攻擊辦案機關呢？如果我當庭攻擊，合議庭為何不當庭制止？而要在庭審結束八個月後，死刑複核的關鍵時刻投訴我呢？敢不敢把庭審錄影放出來，讓全國人民看看我究竟是怎麼攻擊辦案機關的呢？
那個轟動整個法律圈的投訴，自然是沒成立，北京司法局不至於那麼混，支援那樣一個大帽子。但作為堂堂的高院，以這樣莫須有的罪狀投訴一位律師，也是聞所未聞吧？不是哪個法官心血來潮，也不是合議庭作出決定——他們庭審中對我蠻友好，而是高院作為一個組織投訴我，說明某些領導認為律師這樣的辯護是不能容忍的。這才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傅政華當司法部長，當公安部副部長時，都以自己的好惡整過律師、整過記者，很多人都心有餘悸。當權力可以成為報復他人的工具，而又沒有足夠的制約手段時，其實就是典型的人治。當憲法賦予的批評和監督被認為是攻擊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時，我們其實離法治的路還很遠。我個人其實不止一次被投訴過“攻擊政法機關”，但實際上，我傷不了政法機關分毫，他們拿捏我太容易了。
十年前，因中國政法大學在克拉瑪依辦了個在職研究生班，我作為授課導師，每年都會飛躍大半個中國，給這邊的檢法學生授課，最後我也參加了他們的答辯。或許克拉瑪依的一些檢法人員聽過我的課，看過我的書。但作為兼職刑辯律師的我，要在這個充滿爭議的案件中為我們辯護人爭取正當合法的權利，為我的當事人獲得更公平公正的審判，都不樂觀。
最近總是聽到律師被司法機關強硬地針對，比如洛陽法院針對律師裝遮蔽器，對關閉遮蔽器的報之以治安拘留；比如鶴壁法院不讓委託律師參與訴訟，導致律師要透過在法庭守夜參加次日庭審；比如重慶法院針對周澤律師王飛律師的法庭質證，以讀秒限制時間……律師本是個人反抗國家治罪的堡壘，應享有一定程度的庭上言論豁免權，但如果動輒被威脅被報復，連自己都保護不了，何以保護當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