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1.本文用“米兔”泛指當下以反對性暴力為核心的青年女權運動。
2.tigger warning：本文含有性騷擾/性侵相關描寫，若引發不適請根據自身情況暫停閱讀。
“那件事”發生後的第十二年，何謙說起整個事件的經過，還是會泣不成聲。
2018年的“米兔”浪潮中，她用化名半公開地書寫自己曾遭遇過的一系列性騷擾和“未遂”事件，並在其中指認：前《鳳凰週刊》記者部主任、“免費午餐”公益專案發起人鄧飛，曾在她2009年實習期間對她實施性騷擾（注：因為何謙不確定如何準確定義這一行為，此處說法與她的實名自述保持一致，具體見下文）行為。這篇文章後來被她的朋友鄒思聰釋出在個人公眾號，名為《鄧飛：沒有女生是你的“免費午餐”》，引起公眾關注。
《鄧飛：沒有女生是你的免費午餐》一文已於2021年1月15日被微信以“存在涉嫌侵犯名譽/商譽/隱私/肖像行為”的名義刪除，圖為法院判決書中引用何謙自述的關鍵部分。（來源：微信公眾號“思聰的南方紀事”）
文章釋出當天，鄧飛發表公開宣告，宣佈“已向免費午餐基金等專案團隊表明不再參與工作”，並同時退出所參與發起的所有公益專案。同年11月，鄒思聰被鄧飛起訴名譽侵權，何謙則在參與庭前會議作證之後，被追加為第二被告。
2020年11月10日，案件開庭前一天，何謙透過社交媒體公佈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公開應訴。朋友們從遠方趕到法院門口聲援，大家都對勝訴懷抱希望。
然而，兩個月後的一審判決結果顯示，她們輸了。
如今一審判決尚未生效，被告一方已經提起上訴。對何謙來說，這也意味著她的“任務”還沒有終止：她要消化掉所有情緒，繼續自己不被允許的講述。
01
“為什麼選中了我？”
何謙說，傷害發生的那一刻，她感到自己整個人被完全否定了。
“更準確地說，我覺得當時我就是一灘爛泥。”她在多年後看到李滄東的電影《詩》，用劇中的臺詞為當時那種難以言表的狀態找到了複述的語言：“杏子掉在地上，摔爛或者被踩碎，準備來生。”她想起曾經自己也像是“摔爛在地上的爛泥”，恨不得滲透到地底，直接消失。
在自述文章中，她描述了當年事件發生的全過程：《鳳凰週刊》“首席老師”鄧飛約她見面聊選題，又以“人多不能談話”為由將她帶到自己住的酒店。進入房間後，鄧飛“瞬間變了一個人”，“撲過來，抱我，強吻，脫我的衣服，脫了自己的褲子“。
第二天，她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偷偷丟掉了身上的衣服，一遍遍擦洗身體。那之後她沒再和鄧飛見過面，業務上也沒有產生交集。一切看起來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但心理上的影響無法抹去。多年之後，那一幕還會在夢裡重現。
何謙釋出在Ins賬戶的圖片。心理醫生建議她嘗試用圖片記錄和表達自己，在停止使用其他社交媒體期間，這是她唯一保持更新的賬號。圖片出自美劇《Unbelievable》。
當時何謙21歲，在她的視角里，鄧飛是“鐵肩擔道義”的媒體人前輩，一個年長她許多的“中年人”，網路賬戶頭像還是和女兒的合影——這一切營造了安全的假象。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她想不明白，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他為什麼可以這樣，而且為什麼選中了我？”
自我厭惡湧上來，剝奪了她的價值感，逼迫她細數自己的“愚蠢”，也促使她相信，自己只是經歷了一次因“缺乏自我保護意識”而導致的意外。更重要的是，由於她的反抗，無論鄧飛最初想要做什麼，最後似乎都沒有達成目的。這是一起“未遂”事件，她是幸運的。
直到9年後，她在一系列針對性騷擾的舉報中再一次看見了鄧飛的名字。
2018年7月，至少6名網友透過微博和微信公眾號曝光鄧飛對女性的性騷擾行為，包括言語挑逗、搭肩膀、拉手、摟腰、強吻、“壁咚”等。
彼時鄧飛已從知名調查記者轉身公益，成為“免費午餐”“兒童五防（防性侵、防拐、防校園暴力、防災害、防意外）”等專案的發起人。一位當事人寫道，她因“免費午餐”專案與鄧飛產生合作，鄧飛在飯局上多次試圖搭她肩膀時，說了一句“你的眼睛好像我女兒啊”。這句話讓她一度自責自己過於敏感。然而之後，鄧飛就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突然一把抱住了她。
微博使用者@不要怕不要慫 針對鄧飛的指控，當天她收到數則講述被鄧飛性騷擾經歷的私信。
根據網友的敘述，這起事件發生在2011年，另一起“壁咚”事件則是在2015年，均在何謙的遭遇之後。這兩個數字刺痛了何謙。她第一反應是：為什麼這個人換了行業，進入公益圈，還能繼續這麼做？
她的憤怒一部分指向鄧飛，一部分卻是指向自己——如果當初選擇說出來，而不是保持沉默，是不是就能讓對方沒有機會再傷害其他人？
出於愧疚，同時是也希望表達支援，何謙聯絡上了兩位當事女生。她說：“我有和你們相似的經歷，我準備把它寫出來。”
02
“我從一開始就是實名的”
如果有人回看何謙在2018年的自述，會發現它甚至不是一篇“控訴”，而是來自性暴力倖存者艱難的自我剖白。她回憶暴力發生的場景時措辭謹慎，卻又直白地將自己的創傷暴露在公眾面前。
——何謙（不再沉默的C）
除了鄧飛，何謙也提到曾遭遇來自其他業內前輩的“未遂”行為，最終讓她感到對媒體行業的憧憬徹底坍塌。她意識到沒有人可以逃脫這樣的現狀：她可以脫離實習生的身份，但對方依然在行業裡掌握資源和人脈，只要這種權力關係存在一天，她就勢必會繼續害怕他們。
發生在職場的性暴力給她帶來揮之不去的噩夢，她從噩夢中回溯到自己的童年，想起曾在公共場合被陌生成年男性猥褻的經歷，也想起發生在不同場景之下，更多的“未遂”事件。這些經驗在沉默中被長期掩藏，留下的是身為女性的恥感和對性、以及對異性的恐懼。她形容自己是“自相矛盾的病人”，既懷疑自己在某一刻被迫變“髒”，又相信是自己的“不純潔”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但在近十年後，其他女性共同的經驗讓她明白：性本身就是權力關係，所謂的“純潔”更是危險的枷鎖。為了承擔這一共同的命運，她要把自己記得的一切說出來。
心理醫生送給何謙的書。2018年8月1日，匿名釋出自述後，何謙釋出了這條Ins 。
最開始的自述寫在錘子便籤上，何謙將它選擇性地發給了一些人，有過去曾聽她傾訴相關經歷的朋友——後來他們大部分都成為了案件的證人，也有一些在公益圈和媒體圈較為信任的前輩，其中包括鄒思聰在內的幾位夥伴主動提供平臺幫助她傳播。
在公開發布的文章裡，她化名為“C”，但由於文章第一時間被轉發至鳳凰的編輯群，使得“圈內”許多人，包括她匿名指控的其他幾名性騷擾者，也不可避免地迅速知道了這件事情。“可能在公眾看來，我當時是匿名的，但其實對於這個圈子或者是我們之間有共同交集的這一部分人來講，我從一開始就是實名的，他們都能知道我是誰。”
何謙受到了一些攻擊，但支援的聲音更多。她經歷了一個短暫而放鬆的“黃金期”，一部分是源於講述帶來的釋放感，另一方面，她沒想到書寫自己的經歷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就像投出一顆小石子，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但意料之外的打擊很快降臨了。
2018年9月，何謙的文章釋出一個月後，一位曾透過個人公眾號實名支援她的前輩發了一篇新的推送《我殺死了鄧飛》，稱自己只是為了“不辜負信任”才發文支援何謙，當晚即感到“焦灼不安”，覺得將這位“視自己為兄長”的人“判處了死刑”。
這篇文章大部分的內容何謙都沒有看進去，在哭到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她只記得文中結尾處的一句話：作者稱自己梳理分析了從兩邊求證獲得的資訊，只能確定一個事實，“我不能判斷對鄧飛的指控就是真實的”。
她對“求證”的說法感到難以置信。她記得自己出於感激和信任向對方講述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中還有一些她的個人資訊，但作為當事人的她從未被對方明確徵詢“求證”。
之後這位“前輩”又來聯絡她，稱她自述中的一些細節描寫“可能存在記憶植入”，理由是曾在一些關於性侵的故事中看到和她的描述相似的反應，“從常理上來看，應當是鄧飛實施並完成了強姦行為，（何謙）才會有這樣的舉動”。言下之意，因為何謙並沒有遭遇“真實的強姦”，因此她所描述的感受和當下的反應是虛假的。
螢幕上的話語在何謙眼前爆炸開來。在此之前，她收到過別人的匿名攻擊。她在美國讀博，就有傳言說她是富二代，在美國有房有別墅；她需要授課，有人就問“你的學生知道你在撒謊嗎”；有人指責她與其他人合謀構陷鄧飛，要“毀了他的前途”……但直到這一刻，來自信任之人的言語利刃才終於刺穿了她。
“前輩”後來還告訴何謙，自己對她和鄧飛之間的關係存疑。這句話成為公開指控以來，何謙體驗到最令人崩潰的“蕩婦羞辱”：“我覺得他其實不是要殺死那個人，而是要殺死我。”
何謙和“前輩”的聊天記錄最終被擷取後作為鄧飛一方的證據出現在法庭上。而在當時，她和朋友們已經意識到正在面臨的法律風險，不僅是因為曾經的支持者立場驟變，也因為鄒思聰和另一位釋出文章的媒體人收到“中間人”傳話，威脅不刪帖就起訴。何謙擔心自己私人賬號釋出的內容會變成帶來更多攻擊的靶子，她不敢再相信別人，改掉了自己微信的頭像和名字，關閉了朋友圈，再也沒有發新的內容。
03
“我就是那個女生C”
何謙再次“開口”是在2021年的第一天，她發了兩年來第一條朋友圈，向朋友們問好，感謝他們的支援。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她以為自己“有生之年都不會再發朋友圈了”。
一切都來自於2018年。在那個黑暗的冬天，何謙經歷了背叛、指責，緊接著朋友又成為了被告，要忙於準備應訴事宜。在社交媒體上，她只想把自己整個人藏起來。而正是在那時，她認識了其他倖存者。
透過律師，她先是接觸到“朱軍案”的當事人弦子，又以此為契機和更多經歷相似的女性建立了聯絡。女生之間成立了倖存者互助小組，話題從相互鼓勵、安慰，聊到貓貓狗狗和做飯，各種日常瑣事。何謙覺得她們彼此“緣分都挺大”，她找機會和好幾位當事人線上下見了面，線上也一直保持聯絡。小組對她來說意味著“源源不斷的供給”，她從中獲取能量，也盡力為其他求助者提供支援，和她們一起面對外界的質疑乃至謾罵。
她也認識了日本第一位公開相貌和姓名指控性侵的女性、《黑箱》的作者伊藤詩織。2019年7月，何謙回國參與庭前會議，恰逢伊藤詩織出席中國的新書釋出宣傳活動。她們在北京的分享會上見面，相互擁抱。隨後何謙的律師牽線，邀請她做成都場活動的翻譯。
何謙原本有一些顧慮，擔心自己在現場會控制不住情緒，影響活動效果。但當時在場的朋友都很熱情，律師也鼓勵她參加，於是她答應了。事實上，她在翻譯時確實哭了出來。這一幕後來被現場觀眾拍照發到了微博上：“翻譯姐姐中途哽咽許多次，伊藤時不時摸摸她的背。”
伊藤詩織成都分享會結束後的觀眾記錄。有朋友特意轉給了何謙。
弦子身在北京，以連線的形式參與了分享。何謙聽見她對自己喊話，讓她不要哭，振作起來。
那場分享會的主題何謙印象很深，叫“黑暗中握緊的手”，講女性社群內部的共情。她還特地邀請媽媽一起參加。活動結束後，一向迴避性侵話題的媽媽告訴何謙，她覺得伊藤詩織的分享特別好。
伊藤詩織、弦子、何謙和主辦方在北京分享會上的合影
後來她們在美國再次見面，她聽到了伊藤詩織曾經試圖自殺的經歷：當時伊藤詩織被不斷的上訴折磨得精疲力竭，案子卻還是看不到結果，突然有一瞬間，她覺得自己已經站出來把該做的事情做完了，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於是決定終結自己的生命。所幸被及時搶救回來。
直到2019年底，伊藤詩織的案子勝訴，她在媒體面前公開了這段經歷，在公眾目睹之下，一位“受害者”的故事終於迎來了光明的結局。但在那個私人的講述時刻，何謙說：“我什麼都做不了，只能抱著她一起哭。”
何謙自己曾在接受心理治療途中數次被醫生安排緊急救援和防自殺干預，並在2019年被診斷出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最嚴重的時候，她連走在街上都感到害怕，僅僅因為得知鄧飛曾在某一時間去過她所在的城市。她不能想象自己和他身處同一個空間，甚至不能想象他曾經出現過。
2009年那一次經歷之後，她曾無比慶幸自己和鄧飛的工作再無交集，因此他們的名字也不用在報道中並列在一起。但她還是被迫在不同的場合看見或聽見這個名字。在2018年一次朋友組織的聚會上，同席者突然提到自己和鄧飛很熟，這件事幾乎讓何謙當場崩潰。她以為出國後已經遠離那個名字、遠離自己的經歷很多年了，這一刻卻有種無處可逃的感覺。“我就覺得那是個鴻門宴。”儘管他們對她是當事人一事可能並不知情。
網路上攻擊何謙的人一直指責她在“暗處”，而鄧飛在“明處”。在何謙看來，原本是為了自我保護採取的匿名，卻讓她在某些時刻不得不沉默地忍受痛苦，也讓她遭受了許多匿名攻擊；而始終在“明處”的鄧飛，頂著公益人物的光環，卻可以繼續收穫朋友和同僚的公開支援。
於是開庭前一天，她透過微博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大家好，我是何謙，被鄧飛起訴的那個‘女生C’。”
何謙和伊藤詩織在舊金山逛街時買了一對耳釘，圖案是流淚的眼睛，一人分了一隻。她們把那條街命名為“治癒街”。
實名站出來後，何謙和失聯許久的同學、校友重新取得了聯絡，更幸運的是同期在《鳳凰週刊》的其他實習生也輾轉找到了她。
這一舉動讓她找回了自己的一部分能量：“原來我也可以像他（鄧飛）那樣。”小組的夥伴們在她背後。作為倖存者，她頂住壓力，和施暴者一樣站在了明處。
何謙一位師妹的朋友圈。2018年何謙匿名發出自述後，她認出了何謙並取得聯絡。哭泣的場景何謙自己已經記不清了，師妹的見證幫助她收藏了那個瞬間。
04
“爭一線生機”
2021年1月6日，鄒思聰在公眾號上公佈了一審結果《鄧飛訴鄒思聰何謙案，一審判決書在這裡了》，並表示會繼續上訴。法院判決書顯示：何謙“雖盡其所能以‘親歷者’的視角向法庭回溯文中封閉空間的事件”，但因提供的證據“不足以令人毫無遲疑地確信其所述情況真實存在”，因此認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應承擔侵權責任。
鄒思聰提出，法院過度保護名譽權，而未充分考量這種情況下何謙作為當事人對言論自由權利的行使。“何謙當年沒有及時錄音錄影，沒有報警，她今天就不能宣之於口嗎？”
這一結果對何謙而言是殘酷的。在庭前會議和庭審當中，她要反覆回憶事件發生的細節，同時應對原告律師和法庭的質詢，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而鄧飛一方並沒有完成初步的舉證義務，並且在庭前會議上作虛假陳述，聲稱“完全不認識何謙、沒加過QQ好友，對何謙沒有印象”，這些說辭已經被何謙一方提供的證據所駁斥，但在判決書中完全沒有對於此事的回應。
關注婦女兒童權益的公益律師李瑩在微博發文評論，認為“令人毫不遲疑地確信”這樣的舉證標準對於民事訴訟來說明顯過高，更不符合性騷擾、性侵害、家庭暴力等案件的特殊性。在她所代理的“社工明星劉猛涉性騷擾”一案中，“性騷擾或性侵當事人雙方陳述不一致的情況下，主張受害一方陳述的可信度應大於另一方”，這一主張獲得法庭認可，幫助當事人爭取到了相應的權益。
鄧飛稱“完全不認識何謙”，而判決書顯示，被告方提交了鄧飛與何謙之間存在過工作關係的證明。（來源：微信公眾號“思聰的南方紀事”）
對於之後的上訴，何謙的想法是“爭一線生機”。對她來說，最壞的結果不是二審再次敗訴，而是當性暴力倖存者被反訴名譽侵權成為一種慣例，再也沒有人敢站出來講述自己的遭遇，也沒有人敢站出來聲援其他倖存者。“那一切會是‘功虧一簣’，痛苦會無限迴圈，這才是比敗訴更糟糕的結果。”
她期待即使是敗訴也可以引起足夠的關注和討論，讓大家看到司法系統留給性騷擾和性侵案件當事人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從而推動一些改變。“某種意義上，在經歷審判的人並不是作為被告的我們，其實應該是整個中國法律系統在經受檢驗，在被“審判”。”
2020年11月11日，庭審當天，何謙和鄒思聰的支持者們聚集在法院門前。法院採納鄧飛的請求，以“保護被告隱私”的名義對案件進行不公開審理。庭審結束後，北京青年報等媒體釋出報道，但後被刪除，在場的行動者留下了較為完整的記錄：《何謙，知曉你姓名時刻，我們與你同在》
何謙說最讓她感動的是，場外的支持者中，除了弦子，其他人都是她不認識也從未見過的，她們自發去到現場。支持者帶來的花束是向日葵和代表勇敢的洋甘菊。後來弦子的案件開庭時，何謙給她定了相似的花，特別選了洋甘菊。
回想起庭前會議的過程，當時何謙以證人的身份出庭，講了幾分鐘後，她突然發現被告席上哭成一片。一位律師幾乎泣不成聲，律師助理一邊哭一邊做庭審記錄，眼淚一滴一滴砸在電腦鍵盤上。
何謙自己的情緒也非常激動，中途不得不數次暫停發言。她揹負著多重壓力，既擔心回應得不夠好，又擔心自己的情緒會影響律師發揮。但她還是迫切地繼續說下去。有兩位不在場的證人和她站在一起，當年正是她們對鄧飛的控訴，促使何謙公開了自己的經歷，此時她們為了支援何謙提供了自己的證詞——即使這意味著她們要向法庭遞交真實的身份資訊，同時讓原告方獲知了這些資訊。
在痛苦和自我懷疑中逃離酒店的那一天，何謙並沒想到事件在多年之後還會產生如此多的後續，也沒有想到，這件原本想要徹底忘記的事情，會因為各種原因被不斷提起，直到在腦海裡刻印得越來越深。
這是一種複雜的感受：講述即是在重複傷害發生的過程，但講述本身也賦予她力量。
曾經她因為無法定義“未遂”事件給自己造成的影響，甚至一度希望自己沒有掙脫——如果性侵“真實地”發生過，或許會有更多人願意相信她的敘述，她的感受也才能得到承認。
但在米兔運動中，她的聲音和眾多女性的聲音匯聚在一起，真實而有力地揭穿那些用以掩蓋性暴力的謊言：她們不是“僥倖”，不是“不小心”，不是“愚蠢”，更不是“骯髒”。她們遭受的傷害來源於施暴者試圖否定她們的意志，剝奪她們對身體的掌控，也來自縱容性暴力的社會文化和缺乏性別視角的司法系統。對自身真實經歷的講述，是她們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基本的權利。
一位朋友為了表達鼓勵分享給何謙的圖片，後來釋出在她的Ins。
“‘未遂’之後呢？成功say no又如何？”何謙在2018年自述中留下的問題，如今也在拷問著這個我們身處的社會：當倖存者難以從現有司法程式中獲得保護，甚至為了推動司法的進步需要“以身試法”，誰又能夠替她們承受其中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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