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時隔13年，普利茲克獎又一次頒給了中國建築師。對於處在轉型中的中國城市與建築界來說，劉家琨的獲獎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以成都、重慶為代表的川渝城市群，是劉家琨建築實踐的主要集中地。對劉家琨而言，川渝是特別的，而川渝、乃至川渝人的氣質也集中體現在劉家琨的建築理念中。他相信“人”的力量，“人的節奏，人的草根性，生長性，才是一個城市的魅力所在，也會成為很大一部分動力。”
作為普利茲克獎的長期合作媒體，《三聯生活週刊》深度參與了歷屆普獎的報道。今年的獲獎者劉家琨尤為特殊，他是兩屆三聯人文城市獎的評委，其代表作，成都的西村大院曾獲得2020年第一屆人文城市獎的公共空間獎。
特此刊發特約撰稿人、建築評論家唐克揚在第一時間對劉家琨的專訪。
文｜唐克揚
三聯生活週刊：從職業生涯早期的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開始，你就採取了一種非常接地氣的設計路線來配合不盡如人意的施工狀況。如今又一輪建設大潮過去了，這種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嗎？
劉家琨：鹿野苑主要是用了非正式的混凝土澆築工藝，因為當時的工人還不太會澆築現澆混凝土，尤其是清水混凝土外牆，他們澆不直，所以我就讓工人先砌磚，等磚的灰漿凝固以後，以磚為模，再澆外層的混凝土，形成一個磚和混凝土的複合牆。就現代主義的做法來說，這似乎有點不正規，但是我得面對實際工藝的難處把房子蓋起來。
建築師劉家琨（蔡小川 攝）
中國的施工在那個年代比較粗放，不像日本、德國那樣事先策劃完備，燈和插座的位置清清楚楚。有的時候建築在施工，館裡的展陳還沒有做策劃。這種內磚外混凝土的複合牆體，也便於應對後期裝修修改的問題。
另外，其實在物理效能上，複合牆體比純粹的混凝土牆體的保溫隔熱效能更好。這個事情後來在學術圈引發了“關於保持建構純粹性”的討論，我覺得能保持“純粹性”當然好，如果做不到純粹性，我也可以坦然接受，關鍵在於解決了哪些現實問題。
20年過去了，施工技術方面已經有很大的進步，澆混凝土不算問題了。但什麼事都會有兩面性。當年我們跟這個小施工隊做鹿野苑的時候，他們因為不會做，態度特別敬畏，會想很多辦法，反而做得特別好。現在因為施工隊普遍都有流水線一樣的成熟流程，有時我想做一些新嘗試，就變得艱難了。
三聯生活週刊：你的事務所在成都的玉林，一個完全沉入居民區的工作空間。玉林現在變得十分“網紅”，你怎麼看建築學和網紅建築的關係？獲獎之後，對工作氛圍會有新的規劃嗎？
劉家琨：我在玉林，從成立事務所到現在差不多25年了。當時到這個地方是因為我的朋友在這裡開發居民區，條件優惠。20多年來，因為城市不斷發展，這裡不再是城市邊緣的一個新修的居民區，變成一個老居民區了。
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2002 年，成都，畢克儉 攝）
玉林曾經一度很衰敗，那時我們甚至考慮過搬家，因為潛在客戶來訪後印象很不好。然而風水輪轉，現在小街區成為大城市裡面一個比較好的肌理形態，小街區的保護後來也提上了日程，玉林也越來越時尚。這個時尚有依託，因為這邊的居民特別多，街區裡時尚的一般都是小店，它們要接受左鄰右舍老街坊的“檢驗”，玉林因而變得特別有生活氣息。去其他地方做事務所也考慮過，但是玉林特別方便，我又非常熟悉，想搬都覺得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地方。
我在玉林待了好多年，看見這個地方的獨特魅力，在十來年前還寫過一篇文章，叫《玉林頌》，有點像《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在中國的對映。一年多前，我們隔壁單元一個不大的空間空出來了，我們覺得應該把這裡開放出來，大家都可以來做交流，宗旨是做成一個大設計類的交流平臺，順理成章就用了“玉林頌”這個名字。
三聯生活週刊：成都城市的巨大變化，對你的建築構思有具體的影響嗎？中國過去30年的高速城市化形成了一種土地財政依賴，如今正在經歷快速轉型的陣痛，你認為城市新的動力可能來自哪方面？
劉家琨：成都的城市面貌和中國其他城市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底層運營邏輯也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人。人間煙火、休閒、“巴適”，就是這種人的節奏，人的草根性、平民性、隨意性，我覺得才是成都的魅力。人是關鍵。
坐落於重慶的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2004 年，重慶，存在建築 供圖）
如果說有什麼動力，我覺得至少在成都這樣一個地方，這些更新舊改、民間經濟的自生自滅，還有政府支援的包容性，還是能成為城市發展的很大一部分動力。
三聯生活週刊：所以你對“人”的樂觀佔第一位。“人”有可能倒過來會顛覆“物”的邏輯。
劉家琨：我覺得有可能。比如有一次外地朋友到成都來，說他們也要搞“夜間經濟”“八九點經濟”……我聽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八九點結束。那不是加班嗎？成都這邊，夜生活八九點才開始呀！真正可以改變硬體的，是風土人情和生活追求，我覺得這是一個力量。
三聯生活週刊：川渝地區的市民生活得益於可貴的人間“煙火氣”。今天“整存整取”的大商業空間會威脅這種氣息嗎？
劉家琨：我也經常會去一個大商場集中購物和吃飯，但是要說這種模式就能統治整座城市，我覺得不一定。成都煙火氣還是很濃的，地攤經濟、蒼蠅館子、小攤販，仍然是蓬蓬勃勃的。
你描述的更多是新區和老區的差別。我是在老區。在新區的某些地方，比如干道背面一些區域，其實密度還是挺高的。新區去的更多是年輕人，那樣的地方就變成一個密度很高、年輕人很多、消費人氣很旺的地方，那麼關鍵其實還是密度。
所以城市要成熟，肯定要有一個好的密度控制很多事情。多出來一些毛細血管的層次，有些事情才會發生。你可能不會看見一個傳統的磨刀匠在大馬路旁邊走，但是在玉林還可以看見。比較傳統的生活方式，還可以在合適的肌理和密度的區域存在。
文裡·松陽三廟文化交流中心 （2020年，中國麗水，存在建築 供圖）
三聯生活週刊：可以談談在重慶的早年生活對你建築觀的影響嗎？
劉家琨：我大學在重慶待了四年。從城市形態上講，重慶是“立起來的”，成都是“躺平”。從歷史上講，重慶是巴國，成都是蜀國，地形地貌和生存方式的不同，讓兩個地方的民俗和性格都很不一樣。大山大河孕育的自然就是獵人，平原水系是漁人和農人的地盤。
我對重慶的生猛其實非常有好感。它有一種原創性，粗糲一些、單純一些，成都要溫存一些、細膩一些，內在的區別蠻大的。曾經有這麼一個階段，重慶有它新舊雜陳的“超現實”景觀，頭頂上有輕軌在開，臺階上還有棒棒，一個鏡頭裡，同時有新大廈和老吊腳樓，建築物可以跨越好幾個時代。有些外國攝影師朋友到成都來，讓我推薦哪些地方拍照比較好，我就推薦到重慶去，他們一般回來都要感謝我，說這個地方前所未見，挺給勁的。
但是近年重慶的內在氣質有點被“馴化”了，我有這種感覺。其實什麼事兒都要有清醒一點的認識，然後保住自己的特點。如果做過了，一味求新，有時反而會失去自己原生特質的魅力。
西村大院，曾獲2020年第一屆三聯人文城市獎之公共空間獎（2015年，成都，陳忱 攝）
三聯生活週刊：你覺得你的建築思想中還有超出地域主義、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要點嗎？
劉家琨：地域主義、日常生活，是別人說我，我自己沒有故意要這麼貼標籤。比如剛才說我的工作室來歷，就是因為朋友開發玉林，讓我到這兒，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建築跟植物一樣，要生根落地在一個具體的地方。我們當然也面對國際化與地方性衝突這樣的主題，但我在成都，是在一個地方，你在波士頓，也是在一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質，如果要把它抹平，其實世界會變得沒什麼意思。如果沒有“地方的具體”提供的豐富性，所有的“國際”也很空虛和貧乏。比如說我到新疆去，那個尺度感和蘇州的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蘇州對比新疆，飲食上是小盤小碟對大盤雞；環境上是山川戈壁對小橋流水，這些差別，其實都可以構成作品合適的尺度、密度和氣質。把不同地方各自的特點，好好發揮，拿出來分享，這才是一個建築師該做的事情吧。
三聯生活週刊：你做了很多非建築類的事，像是畫畫、寫作之類。這些貌似“不務正業”的愛好和實踐，是否會影響乃至參與到你的建築創作中？
劉家琨：並不是要把一個平常的喜好直接轉換為建築的某個手法，也並不現實。建築學是很獨特的學科。畫畫當然對設計很重要，但作為建築師沒必要畫得很好，只要你的手能隨心表達自己的意圖就足夠。關鍵還是審美。在“手隨心”的時候，長一點短一點，你能意識到各自不同的意味就可以了。
西村大院（2015年，成都，蔡小川 攝）
我現在就越畫越差，但是我另外的能力，隨著我做了這麼多年建築增長了。比如“尺度感”，你跟我說尺寸，我能馬上浮現很多很具體的東西。這個尺寸大了一點、那個尺寸小了一點，這樣的判斷，倒不一定要靠當年用的繪圖板丁字尺去畫出來了，這是經驗帶來的。畫畫、寫作，我覺得都應該作為素養，可能在這個藝術裡很有魅力的方法，在另一種藝術裡就顯得非常笨拙。
說我“不務正業”，我覺得是因為中國的建築設計系統是從蘇聯那套來的，而你看西方的建築師，往往有各種各樣的素養，我反而覺得這才是正常的。所以我有時候會反駁一下，我這個才是正規的，你那個反而太單一，不正規。
胡慧姍紀念館（2009，成都，畢克儉 攝）
三聯生活週刊：過去20年，你個人會更傾向於某個型別的專案嗎？
劉家琨：我們一個小的民營事務所，其實並沒那麼多選擇的機會。有機會我還是要選一選專案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業主。如果業主跟我志同道合，信任支援我，我覺得不管什麼樣型別的專案，雞窩狗窩都能做得很有意思，這是非常關鍵的。
當然也有我熟悉的專案型別。我一上手就在做各種小型的文化類建築。當你做得還不錯，傳播效應就開始發生，就會有同類的專案找到你，如此往復，你就會對特定專案熟悉一些。但是，我也並沒有要圈定某種型別作為主要選擇。我沒有先在腦子裡裝一個念頭——我非要幹這個，然後就滿世界去找這個機會。
三聯生活週刊：大多數普利茲克獎得主，哪怕原來很本土，後來都有了跨國的作品，你也會這麼做嗎？如果有個這樣的機會，最希望在哪裡，什麼樣的型別？
劉家琨：我很少站在國外某個城市，自己設想在這兒蓋個房子，我好像不是這樣想法的人。有時候覺得這是某種妄想。如果有機會，首先得有人找我去做真實的專案，我才會真實去思考。
二郎鎮天寶洞區域改造專案（2021年，瀘州，存在建築 供圖）
不管在什麼地方，方法論的底層邏輯是差不多的。我在我熟悉的地方，研究它的地方性，我到了另外一個地方，仍然可以去了解、溝通、挖掘它的特質。
三聯生活週刊：在你看來，人工智慧時代，什麼才是我們這個古老傳統裡的“人文主義城市”？
劉家琨：頌揚人的世間生活。一座城市“人文主義”與否，要看是不是在這方面給出了空間。如果一座城市，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之外，有一些寬鬆的空間，那麼個人會更活躍一些，想法實現的可能就會多一些。這種小小的自下而上的積累，會有利於我所理解的人文城市的形成和發展。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2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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