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神控制與精神虐待為繩索，自戀性人格障礙（NPD）往往會讓伴侶在抑鬱和焦慮中，陷入自我懷疑、自我責怪，以此把伴侶牢牢綁在身邊，被稱為“情感吸血鬼”。
因為難以擺脫自我懷疑的慣性，NPD人的伴侶往往深陷這段不健康的親密關係。僥倖逃脫後也身心受創，需要尋求心理諮詢的幫助。回過神來，被稱為“血包”的他們，試圖重新理解這段親密關係中，自己是如何深陷其中，被控制、傷害而久久無法覺察伴侶的異狀。
“情感吸血鬼”
和丈夫分居一年多之後，葉元慧聊起戀愛、結婚的經歷，反覆使用“怪怪的”這樣的籠統的詞彙。到最後，她忽然哭了起來：“我回想的時候，才發現，他從來沒有明確地說過愛我或者是要和我在一起。這一切好像都是我一廂情願。”
在決心和丈夫離婚分居後，她從心理諮詢師的分析中得知，自己的丈夫很可能是一名NPD（自戀型人格障礙），這也讓那些過往她難以形容，只能籠統總結為“怪怪的”的現象得到了解釋。
在長達18年的婚姻中，丈夫總是不顧及葉元慧的感受，忽視並指責她的消極情緒。
2023年5月的一天，葉元慧在孃家探親，中午接到了公公婆婆的電話。老人家當天出門聚餐，一般，他們參加聚會當天都會外帶盒飯回家當晚餐，當天中午卻打電話來，囑咐葉元慧回家做晚飯。
晚上，葉元慧趕回家中做晚飯。灶上的火已經生起來了，蒸汽燻得葉元慧臉熱熱的，正在廚房忙活的時候，她聽到公婆和丈夫回家。她走到廚房門口，看到公公婆婆帶了晚飯回家，三人正在桌上擺放餐盒。
她默默回到廚房，嘟囔了一句：“那我還要做飯嗎？”又走出廚房朝餐廳的方向問：“你們還要吃我做的飯嗎？”沒有人搭理葉元慧。
她忍著性子，走到餐桌前質問丈夫：“你是要吃我做的飯還是帶回來的飯？我到底還要不要繼續做飯？”
公公沒有理會她的委屈，反而問她：“你用不用一點小事就情緒這麼激動？”這也是葉元慧的丈夫經常責問她的。就在這時，葉元慧的丈夫開口幫腔：“不想做就不用做了，以後都不用做了。”
滿腔委屈沒有人安撫，卻還要被指責，葉元慧一氣之下摔門而出。她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傾洩自己的委屈和不滿：“我那時候感覺，我就像這個家的局外人一樣。”
和丈夫進入親密關係18年，在這段關係中，葉元慧的委屈和憤怒，大部分都被丈夫刻意忽略。而最終，她只能獨自消化這些情緒，並且因為身旁的人都對此表現出冷漠甚至責備的態度，葉元慧時常陷入自我懷疑：是否其實錯的是我？
在精神分析領域，學者們引入了“自戀”的概念，將之描述為一種以優越感和自我中心為特徵的人格模式，也就是“自戀型人格”。自戀型人格障礙，則是一種臨床診斷的心理疾病。心理學界把自戀型人格障礙定義為一種虛榮、需要讚美和缺乏同理心的普遍行為模式。
在討論“自戀型人格”戀愛的書籍《戀愛中的暴君》一書中，作者邱雨薇區分了健康自戀和不健康自戀的人格之間的區別。健康自戀的人，擁有相對穩定的自我價值感，並且對自己和他人的需要持一種慈悲、接納和尊重的態度。但不健康的自戀或“病態自戀”的人，則內在太過脆弱，以至於缺少對自己和他人情緒感受的覺察力。在人際交往中，這些人可能會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不顧他人的感受，以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中心。
邱雨薇在書中描述這種人格的特質稱：當我們說一個人是自戀型人格的時候，我們在形容這個人擁有一系列的特質，包括缺乏同理心、有優越感、浮誇、傲慢、尋求認可和崇拜、有控制慾、以自我為中心以及容易情緒失控。
“當自戀發展到病態，並且導致嚴重的心理功能紊亂，給患者帶來困擾和痛苦時，自戀的人格特質會發展為自戀性人格障礙。”邱雨薇在書中提醒。自戀性人格障礙，因為難以改變且在關係中呈現出極大的虐待性，被心理諮詢師成為“情感吸血鬼”。
帶著兒女躲回孃家的幾天裡，葉元慧不斷接到丈夫打來質問的電話。電話裡，葉元慧的丈夫接連質問。
“你這樣能解決什麼問題？”
“你的脾氣能不能不要這麼大？”
“你能不能不要因為一點小事就帶著兩個孩子發瘋？”
丈夫質問得義正言辭，在他連續詰問之下，葉元慧忍不住自我懷疑：是啊，只是一頓飯而已，我有沒有必要發這麼大火呢？
和往常一樣，這次矛盾，也以葉元慧的反省告終。帶著“我是不是錯了”的疑問，葉元慧從孃家回到了丈夫家中。
讓伴侶陷入自我懷疑，是NPD進行情感操控的常見手段。這樣的自我懷疑，就像漩渦一樣產生巨大的引力。依靠這種引力，NPD把伴侶牢牢地鎖在身邊。
逃離NPD伴侶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克服自我懷疑。
那次回家之後不久，葉元慧因發現丈夫出軌的痕跡，和丈夫爆發矛盾。洗衣服時，她發現丈夫貼身衣物上有“奇怪的粘液痕跡”。想到多年前，他們的大女兒四個月大時，自己曾撞破過丈夫出軌，在臥室的垃圾桶裡翻出用過的避孕套。葉元慧不免起疑。抱著丈夫再次出軌的懷疑和憤怒，她帶著孩子又回了孃家。
這一次，丈夫跟她道了歉。但之後，他立刻開始數落葉元慧，指責她脾氣太大、情緒偏激。他希望葉元慧趕緊回家，“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外婆那裡多不方便？”
這句話，讓葉元慧內心動搖，覺得帶著兩個孩子一直擠在孃家不是辦法。最終還是葉元慧讓步，她問丈夫：“如果我回家，你接下來要怎麼處理我們之間的關係，又會如何對待我？”
一向冷淡的丈夫這時候勃然大怒，脫口而出許多謾罵的話。葉元慧當時完全懵了：“不記得他說了什麼，只記得他一直把錯誤歸到我頭上，指責我、貶低我甚至侮辱我。”
哪怕丈夫的行為毫無邏輯，那天后，葉元慧還是回去了。
站在家門口，她發現鑰匙無法開門。她才發現，丈夫趁她不在家換掉了家門的鎖。
“我當時就有一種第六感，就像我第一次在臥室的垃圾桶裡翻出避孕套之前的那個感覺一樣。”葉元慧馬不停蹄地跑到丈夫的辦公室，發現他再一次出軌了。
集中發生在一個月中的事情，讓葉元慧終於克服了自我懷疑的慣性。她少有地確定，錯的是丈夫，而不是自己。
從相戀到結婚，葉元慧在這段親密關係裡沉浮了18年，終於打定主意，向丈夫提出分居離婚。2023年6月，葉元慧帶著兒女搬了出來。
圖 | 《戀愛中的暴君》書封面
逃離之後，走不出心理創傷
分居最初，葉元慧仍然會自我懷疑。“我當時會想，我這樣做是不是不對？”葉元慧說。當時她接受了心理諮詢，得知前夫可能是NPD。上網搜尋，她看到很多人說要“逃離NPD”。
“但他們都沒有結婚，和NPD沒有孩子。”葉元慧看到這些太遲了，她在這段關係裡走了18年，想要逃離NPD伴侶，需要切斷的不僅只有兩人之間的聯絡。“我帶著兒子和女兒，是不是根本沒法和NPD斷乾淨？”決心離婚的時候，她還在擔心年幼的孩子，擔心離婚會影響孩子的成長。
好在，孩子們給了她支援。在她自我懷疑的時候，兩個孩子聽她說起離婚的決定，都對她表示了支援。大女兒說：“媽媽，我支援你。”小兒子說：“我知道，是爸爸不對。爸爸發脾氣的時候，把窗戶都砸爛了。”這讓葉元慧輕快了一些。
和NPD人建立過親密關係之後逃離，那段感情往往會在人身上留下嚴重的心理創傷。他們自稱“受害者”或是“血包”，形容自己的感受為“劫後餘生”“脫了一層皮”。往往，最終走進心理諮詢室的是他們。
在診室中，他們常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在事情發生的當下，你感受到了什麼？”這個問題對沒有經歷過“有毒”親密關係的人來說也許很簡單，但NPD受害者往往很難回答上來。
心理諮詢師劉歆認為，葉元慧在這段近二十年親密關係之中，呈現出了“情感麻木”的狀態。“情感麻木”也稱“自我覺察功能削弱”，受害者在長期心理壓力下，會逐漸遮蔽自身感受。這使她們難以識別關係中的問題，甚至無法察覺自身的情緒和需求。
為了合理化遭遇，受害者可能會用“他不是故意的”或“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來解釋對方行為，暫時緩解內心衝突。但這種合理化會進一步削弱自我覺察，讓她們更難從創傷中走出。
長期如此，受害者可能發展出“習得性無助”，對問題感到無力改變，從而進一步失去對生活的掌控感，影響心理恢復。
臨床心理學家雷諾爾·沃克（Lenore E. Walker）認為，“習得性無助”解釋了“受害者為什麼離不開施暴人”這個問題。受害者會愛上施暴者，不是因為施暴者對受害者有多好，而是因為足夠壞。
並且，施暴者對受害者的好與壞交替進行，不斷給他們希望又扼殺這個希望，從而強化“怎麼努力都沒用”的感受。受害者就在這樣的訓練中，一點點“學會”了“無助”。
在社會地位上，胡昕遠優於男友嚴書文。但在感情上，她卻處於被動和弱勢地位。
他們相識於駕校練車。嚴書文是胡昕科目三的教練長。初遇時，嚴書文就對胡昕展現出明顯興趣。他對胡昕說：“見你第一面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們之間會發生點什麼。”一開始胡昕覺得這句話很浪漫，兩年後再說起這些，她卻覺得毛骨悚然。
相戀一週後，嚴書文第一次向胡昕借錢，胡昕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嚴書文甜言蜜語軟磨硬泡了一陣，胡昕仍然謹慎地拒絕了。這一次，嚴書文沒有多說什麼。
當時，胡昕並未因此對嚴書文產生警惕。第一次約會時，嚴書文給她留下了體貼男友的印象。
確定關係後第一次見面，嚴書文帶胡昕到朋友家參加聚會。面對一桌比自己年長許多的男人，胡昕與他們毫無共同話題，只能與嚴書文交流。在陌生的環境，胡昕性格內向感到不安。那天在飯桌上，只有她一個女性，男人們的妻子都在照料孩子，沒有上桌吃飯，這讓胡昕更加如坐針氈，“我當時特別想走，滿腦子都在想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出門打車”。
不安之時，嚴書文問她“你是不是不太舒服？要不要出門走走？”胡昕好像被拯救了一樣被他帶出飯局，為男友察覺自己的情緒而感動，而男友似乎格外享受扮演那個“拯救者”的角色。時隔兩年，分手後，她意識到：其實是男友主動營造了一個讓她充滿不安的環境，並讓她陷於其中。那時候，嚴書文應該已經開始了他的“訓練”。
第一次借錢後不到一個月，嚴書文再次向胡借錢。正是七月半，胡昕給故去的朋友燒紙錢的時候，嚴書文聯絡她說：“信用卡需要週轉，給我打五千塊錢。”胡昕說：“別再跟我說這件事了，我正在給我朋友燒紙錢。”嚴書文說：“我也缺錢，給我燒點。”
胡昕為嚴書文冒犯的言行感到震驚。但她立刻轉過念頭，為嚴書文辯解：也許嚴書文不知道這裡面的習俗和忌諱。那一次，她也沒和男友多計較。很久之後，胡昕回憶起這件事時才意識到，在她和嚴書文長達兩年的戀情中，嚴書文常常像這樣，在生活中類似的各種大小事務上踐踏和拓寬她的底線。
第一次，她改變了自己的底線，是嚴書文借錢時提到他的前女友們。他不停地講述他的前妻和前女友都是如何痴情無私地幫助自己，不知不覺中為胡昕樹立了假想敵和需要追趕的物件。
而後，嚴書文貶低胡昕：“你是城裡人，你跟她們不一樣，你了不起，你只愛錢。”
心理諮詢師邱雨薇在《戀愛中的暴君》一書中提到：NPD患者常常使用“三角測量”的技巧來進行情感操縱。他們善於向伴侶描繪出一個“第三者”，暗示伴侶“我在很多人當中選擇了你，如果你不按我說的來，我立刻就會離開”，以此讓對方陷入不安與自我懷疑之中。
“那幾天，他都一直拿這件事吊著我。一會兒對我很熱情，一會兒對我愛答不理。”在胡昕生日的前一天，他們在車上爆發了爭吵。當時，車子正在高速上行駛，嚴書文一言不發地把車開到服務區，下車就走。胡昕反應過來的時候，嚴書文已經不見了。她只好獨自把車開回家。
第二天是胡昕的生日，她一直聯絡嚴書文，嚴書文並未回應。第三天，嚴書文再一次出現，給胡昕發的第一條訊息又是向她要錢。“我當時整個人都麻木了，我已經沒再想借錢這件事合不合理了，我只想讓這件事趕緊過去。如果借錢可以讓這一切痛苦結束，那就借給他吧。”
胡昕和嚴書文在一起時，就有好友提醒過她：“你男朋友表現得不太正常，你要注意他有沒有精神問題。”胡昕當時處在完全喪失主動權的狀態當中，沒有聽進去。
真正確認嚴書文有NPD傾向，是在胡昕和他分開以後。那時，嚴書文欠債已經到了要鬧上法院的地步。胡昕請了律師，嚴書文認為，律師介入，女友就會認清自己在感情生活中的所作所為，於是主動切斷了與胡昕的聯絡。
分手後，胡昕和學心理學的表弟交流她的經歷。表弟告訴她：“你的前男友可能有NPD傾向。”表弟詳細地向胡昕介紹了NPD患者的行為模式，以及嚴書文有哪些行為符合了NPD患者的診斷標準。
表弟對胡昕說：“我雖然沒有和你的前男友相處過，但是我瞭解你的父母。你會陷入這樣的困境，可能是因為你的父母也有NPD傾向。你在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習慣了被人破壞底線而不作出反抗的相處模式，所以當面對同樣的傷害時，別人可能可以覺察出問題，而你覺察不出來。”
替罪羊
時過境遷之後，小艾才意識到，在和男友“丹”的戀愛中，很多她曾經反省過的事情中，她並非過錯一方。
她至今記得那雙覆滿紋身的腿。
當天，小艾在夜晚時分驅車到男友丹的住處。一整個白天，丹都沒有回覆訊息，晚上也不接電話，她有些擔心。當她驅車到丹的住處，卻透過房間的窗戶，她看到臥室的床上伸出了這雙裸露的女性的腿。她僵在原地。“他應該一整晚都不會給我開門了。”意識到這點，小艾決定驅車回家，最終失眠了一整晚。
第二天，小艾上門質問丹。丹不理會小艾的憤怒，篤定地告訴小艾：是她看錯了。而後他又換了說法：“我沒有出軌，我只是在幫助一個深處絕境的、曾經交往過的物件。她馬上就要掉入萬丈深淵了。而且因為曾經交往過，所以我一見到她，就忍不住脫下了自己的褲子。”
一瞬間，小艾覺得自己要氣炸了。她對丹大吼：“不可能！”然而丹卻接著她的怒氣說：“如果你前男友來找你，你也會這樣。”
受夠了男友的詭辯，小艾盛怒之下，拿起桌邊的碗狠狠地往地上摔。她被自己嚇了一跳——那是她第一次用暴力解決問題。
適時地，丹語氣冷靜地把問題引到她的身上，指責小艾有家暴傾向。丹的話四兩撥千斤，讓小艾愣在當下，她看著地上的碗，產生了自我懷疑：是不是在內心深處，她是一個“有毒”的人。
和丹分手後，小艾向專業人士尋求心理干預。諮詢師告訴她，丹的行為模式符合自戀型人格障礙（NPD）的基本特徵。面對小艾的質問，丹首先否認了她看到的事實，而後忽視這背後小艾的情感需求，並進一步否認小艾處理問題的方式，使小艾從對他的質疑轉為自我懷疑。
心理諮詢師邱雨薇指出，在與NPD患者的相處過程中，受害者容易表現出應激行為。例如，與冷靜應對伴侶的小艾相比，情緒失控、摔東西的小艾反而更容易被視為“問題所在”，甚至被貼上“瘋女人”的標籤。這和NPD受害者往往會伴隨無助感出現抑鬱和焦慮情緒有關。
對此，心理諮詢師劉歆強調，NPD患者與其受害者的關係需要放在一個“系統”中理解。在這個系統中，NPD受害者通常被賦予“索引病人”的角色。
所謂“索引病人”，指的是一個系統中“被指認的病人”。NPD受害者常被誤診為抑鬱症、焦慮症、雙相情感障礙或邊緣型人格障礙（BPD）等，但這些診斷僅反映了他們所攜帶的症狀，而未揭示問題的全貌，更準確的描述是“症狀攜帶者”或“替罪羊”。
劉歆進一步指出，對於“索引病人”，治癒的關鍵在於理解和覺察自身心理痛苦的根源。她表示：“透過與受害者一起工作，梳理他們與重要關係人的互動模式，能夠幫助她們增強自我覺察，邁向創傷後的自我成長，並最終找回生活的主動權。”
劉歆認為，對於NPD受害者而言，“自我覺察”能夠幫助他們識別心理痛苦的根源，從而獲得一種“確定感”。這種“確定感”本身就具有療愈的作用，因為絕大多數人難以長期忍受“不確定感”——NPD受害者通常處於自我懷疑的困境中，反覆質問自己是否做錯了什麼。
“許多受害者在意識到‘我的心理痛苦並不是因為我做錯了什麼，而是對方有意為之’時，會長舒一口氣，”劉歆說道，“療愈往往就從這一刻的‘釋然’開始。”
在逃離或對抗NPD的過程中，受害者常會自發結成支援社群，互相傾訴、支招。這些社群不僅提供了情感支援，還成為受害者療愈過程的重要一環。然而，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形成NPD受害者社群的同時，也催生了一種傾向：對他人行為的快速審判與標籤化。
醫學統計顯示，自戀型人格障礙的患病率為1.2%至6.2%。但在今天的網路討論中，似乎任何複雜的關係問題都可以被輕易歸結為跟NPD有關。這種標籤的泛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科學性和嚴謹性。
“在親密關係中，如果輕易地將對方貼上‘NPD’的標籤，而把自己視為純粹的受害者，這可能遮蔽了關係中可修復或成長的機會，”劉歆強調，“這種泛化會讓真正的NPD受害者的聲音被淹沒，反而不利於他們尋求支援和幫助。”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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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溫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