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紀德說：重要的是目光，而不是所見。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亦如此。同樣的史實，秉承不同的觀念，結論常常差之千里。
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的代表發表《獨立宣言》，正式宣佈脫離英國。事實上，此前獨立戰爭已經打了一年多，在戰場上，北美一直處於劣勢。《獨立宣言》發表7年後，英國才被迫承認美國獨立，但是作為“獨立革命”的里程碑式事件，這一天還成了美國的“建國紀念日”，即國慶日。
如何評價一場被冠以“革命”的大事件？
如果以革命的物件來劃分，革命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驅除外敵”的獨立革命，一類是“消除國內壓迫”的民主革命。這樣的區分淺顯易懂，也不會產生爭議。前者如美國獨立革命，後者如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
但如果以革命的“烈度和後果”來劃分，就會出現兩種尖銳衝突的歷史敘事：
◎ 一般人熟知的“革命”，通常是宏大敘事：流血犧牲、畢其功於一役的激進主義；摧毀舊制度、舊習俗的推倒重來；設計宏偉藍圖、在人間建立天國的“聖化構想”……這種敘事，不妨稱為“激進主義的革命史觀”。它迎合了人類“喜新厭舊”“改天換地”的浪漫激情，滿足了大眾“掌控命運、渴求平等”的幻象，因此非常有感召力和誘惑力，幾乎壟斷了兩個多世紀的“革命”敘事。
◎ 還有一種與激進主義敘事相反的革命史觀，秉持的是：流血最少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越偉大的人、越完美的革命藍圖，越要對其保持警惕和審慎；與創造新制度相比，更重視守住人類已有的好傳統；衡量一場變革偉大與否的標準，是有沒有誕生能拓展人類自由邊疆的信仰、制度與秩序……這種“保守”的革命敘事，由於缺少宏大敘事、激情浪漫，一直長期被邊緣化、被忽視。
激進主義看重的，是革命的“浪漫犧牲”“偉大藍圖”，保守主義看重的，是革命是否有助於“守住已有的自由、創發新的自由”，能否帶來“私產權利、民間道德”的提升。保守主義最在乎的是——革命能否走出“治亂迴圈”的詛咒，能否確保和平、正義、自由的規則能夠持久擴增。
按照激進主義史觀，獨立革命無疑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從英國的殖民地，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只是邦聯，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國家。
然而，按照保守主義史觀，美國獨立革命雖然有一些創新——為了反抗英王的暴虐統治，他們被迫拿起武器，勝利後也沒有與英國長期對抗；他們訴諸“造物主賦予的權利”，第一次喊出了“無代表不納稅”。但是，就創造性和影響力而言，獨立革命與其他兩場革命——制憲革命和清教革命相比，它甚至是最不重要的。
▌制憲革命：最出人意料的創新
1787年，在華盛頓的主持下，獨立後的北美各州派出代表，在費城召開會議。經過4個多月的激辯、妥協和表決，最終達成了一份“各方勉強接受”的決議案，這就是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制憲會議之後長達數十年，以傑弗遜、麥迪遜為代表的陣營，與以漢密爾頓為代表的陣營，圍繞著對憲法條款的理解，以及如何從憲法到內政外交的國策，又進行了長期的辯論，直到華盛頓用其政治智慧讓雙方達成“脆弱的聯合”：政治上，美國從獨立革命後鬆散的、並無制度創新的邦聯時期，和平過渡到由《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創設的聯邦共和國；經濟上，美國沿著漢密爾頓的“頂層設計”，開始踏上中央政府驅動的工商業、金融帝國之路——為美國迅速崛起插上了雙翼。
這場靜悄悄的革命，我們稱之為“制憲革命”，這場革命實現了多個“前無古人的創新”。
◎ 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談出來”的大國
按照激進主義的史觀，革命必須“以雷霆手段統一國家意志”，否則國家就會分裂——對內無法主持正義，對外無法抵禦侵略。例如拉美革命、辛亥革命後的軍閥混戰。
美國獨立後，面臨著同樣的難題：一堆四分五裂的州（state，邦國），沒有統一的貨幣、稅收和法律，也沒有國防和外交；內外戰一觸即發，獨立成果即將毀於一旦。
有人絕望到要擁戴華盛頓為帝，期望依靠個人權威，甚至暴力手段來制止紛爭——屋大維、拿破崙就是這樣上臺的。華盛頓深知其害，對此堅決抵制。他的個人威望，被用於促成和平談判。
在此之前，人們從未想過還有這樣一種“談出來的國家”。就連被譽為“現代民主開端”的英國光榮革命，也是先打再談，其政治角力也是強弱碾壓。
制憲革命的第一個創新在於，不是依靠“砍人頭”的暴力壓服，而是以“數人頭”的和平決議，談出了一個超大規模的共和國。
提到“談出來的國家”，大家最熟悉的是制憲會議——“沒有中心力量，每個人都暢所欲言，就連失敗者的能量也被吸收了進來……”（詳見《辯論》）但實際上，會場之外的“談”，分歧之大、激烈之劇、成果之豐，不輸於制憲會議。
與直覺不同的是，制憲會議結束後，會議成果並沒有生效——因為州權最大，要由各州代表簽署達成的協議，還需要至少九個州的議會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在各州陸續投票批准前的幾年時間裡，國父們又以筆為劍，隔空辯論，這些內容甚至發表在報紙上——這就是後來的《聯邦論》等作品。這些不朽的文獻，是理解現代政治、理解“保守主義智慧”的重要參考，也早已成為研究美國的必讀書。
◎ 以共和再造民主
今天，“民主”二字，是政治正確的代名詞。但事實上，在古希臘衰亡後、托克維爾訪美之前，歷史實踐的結論都是“民主受制於國家規模”，因此只適合小國，大國一定失敗。在大國，民主決策動盪大，風險大；民主監督成本高，效率低；民主選舉勞民傷財，代表不均，造成分裂……“民主”一直是個貶義詞。低效、決策錯誤——處死蘇格拉底是古代民主永遠的傷疤。
在制憲會議上，大部分代表反感民主。但是，制憲會議用共和再造了民主，創造了一種混合的民主。這些創新主要包括：
· 理念或認知上的創新：自由高於民主，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
· 偉大的制度創新：前所未有的“縱向分權”和“橫向分權”，達到分權制衡：
| 縱向分權：在聯邦憲法下，州和聯邦政府之間是平等分立的關係，不存在行政隸屬關係，既保留了各州的自治權力，又維持了聯邦的協領權威。
| 橫向分權：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Q分立，相互獨立，相互制衡。
| 民間權力：公民社會發達，民間權力多樣、有效，以媒體、社團、民兵武裝等多種形式，對立法、司法和行政實行嚴格監督。
| 眾議院、參議院的不同功能以及代表名額分配，是“用共和改造民主”的範例，既保證了大小州地位平等，又兼顧各州發展不平衡的現實，避免民主僵化、教條。
· 本土化的微創新：自下而上的鄉縣自治，可以普及公民常識、保持制度糾錯。
這一制度創新，經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解讀，“民主”開始成了被全世界接受的常識。
◎ “脆弱的聯合”造就了強大的國家
在政治思想史的版圖上，關於大國興衰的緣由，常常被“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制度決定論”所左右。比如，按照制度決定論，制憲會議之後，美國“自此走上了自由繁榮的康莊大道”。然而事實是：制憲後的美國，長期是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工業進口被英國限制，船員被阿拉伯抓去做奴隸……
“制度決定論”流行的結果是，人們長期忽略了“從好制度到好國策”的施政經驗、“從好制度到好公民”的民情訓練。從制憲會議到美國崛起，中間最重要的一環“傑漢之爭”——漢密爾頓與傑弗遜、麥迪遜關於憲法如何落地為國策的兩條路線之爭——被嚴重忽略了。這一議題長期無人問津，也鮮有好的作品問世。
三年前，美國文明史大家錢滿素先生推薦引進的《脆弱的聯合：漢密爾頓、傑弗遜和麥迪遜》，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作者安德魯·香克曼沒有站在今天的視角去重說“聯邦黨人文集”那些事，而是將重心放在三位國父關於“國策”的爭論——最後達成的是“脆弱的聯合”，卻造就了強大的美國。
美國土地肥沃、地廣人稀，農業天然就是美國的比較優勢。當時的美國，95%都是自耕農。傑斐遜認為，堅持發展農業對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來說非常重要。除經濟上的理由外，傑斐遜更看重的是這條道路對“個人自由”的捍衛。出於美國優越的自然條件，美國的農業經濟完全可以不借助政府的外力自我運轉。這樣，聯邦政府可以成為“古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最小政府”——只需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稅收即可。
漢密爾頓則認為，如果美國只發展農業，將會永遠受制於大英帝國，無法獨立發展。只有發展工業，才能讓美國強大。而工業化的前提，則是強大的國家能力。因為如果要建設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美國必須建設一個統一的大規模國內市場，金融、財政、關稅等權力必須集中於聯邦。
1791年，漢密爾頓向國會遞交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從關稅到政府補貼、專利、產品檢驗，到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提出美國工業化道路的宏大規劃。後世學者普遍認為，這份報告不僅為美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藍圖，還為後發國家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經典範本。
他們的分歧不是“是否遵守憲法”，而是“如何解釋憲法”。問題是，他們都是憲法的起草人，都堅信自己對憲法的理解。他們都認為自己正在依法保護美國人的自由，並會創造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如果遵照對方的計劃，美國就會馬上解體。
“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果是，華盛頓經過權衡利弊，政治上選擇傑弗遜，經濟上則選擇了漢密爾頓的道路，美國從此駛上了工業化的快車道。儘管雙方代表了不同的理念，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堅守著共同的底線——鬥而不破，捍衛憲法框架，任何一派得勢都不會徹底否定另一派的主張。1800年，傑斐遜當選總統，但他依舊保留了漢密爾頓的國策。
政治是關乎人性的危險技藝。從新制度到新國策，絕對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險象環生的創新。很多國家，歷史上誕生過不少偉大的思想，甚至這些思想變成了成文的法律和制度，但最後卻沒有變成能夠落地的國策、政策，結果導致平等、自由等理念，只停留在紙面上，而沒有浸入國民血液，國家治理能力長期低下。
因此，如果說讀懂美國製度構建的基本原理，瞭解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繞不開《聯邦論》，那麼，汲取將制度落地為政策的保守主義智慧，不可不讀《脆弱的聯合》—— 在長於空談各種主義，卻拙於政策落地的地方，尤為重要。
◎ 以“守舊”的方式創新
按照激進主義的敘事，革命的成功意味著辭舊迎新，清除“舊制度、舊習俗”是其應有之義。例如法國革命、蘇俄革命成功後，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貴族、教會等舊勢力，以及代議制、私有產權等舊制度。
然而，獨立革命後的美國人不僅沒有這麼做，相反，他們比英國人更熱愛“英國的”自由，甚至回到歷史的故紙堆裡，將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的自由傳統收入囊中。
這就是保守主義最推崇的創新智慧——最高明的創新是“修舊如新”，把全人類的自由傳統都繼承下來；如果反覆推倒重來，人們就會無所適從，在苦難、罪惡中隨波逐流。
“保守主義先知”拉塞爾·柯克說：美國秩序看似創新，其實是東西方三千年的結晶。它不僅有雅典哲學、羅馬政治、英國法治的饋贈，還深深紮根於東方耶路撒冷的聖經。
美國國父們汲取古希臘崩潰的教訓，像梭倫一樣主動制定憲法，限制自己的權力；美國繼承並改良了古羅馬的共和政體，尤其是西塞羅的分權、自然法思想；美國繼承了英國的普通法，還創立了英國沒有的最高法院……
在制憲會議中，代表們不僅對《大憲章》《權利法案》等政治文獻如數家珍，還常常訴諸各國各時代大師：洛克、亞當·斯密、孟德斯鳩，還有霍布斯、亞里士多德……
以守舊的方式創新，還體現在精英問題上。一個國家的變革和建設，需要各行各業的大批精英。但人類歷史上的激進敘事是：大變革年代，精英成群結隊的來，但終因主義之爭、黨派之爭，批次亡歿；精英在革命前大量犧牲，革命後也很難留存。
美國的精英群體從未發生過斷層。在美國國父中，最年長的富蘭克林有81歲，最年輕的只有26歲。是什麼樣的機制和精神，讓這些精英能夠脫穎而出、精誠合作？
有一個故事很具代表性。傑斐遜和亞當斯，從獨立戰爭時就是親密戰友。二人後來因政見衝突，爆發了激烈的權力鬥爭。傑斐遜在競選中擊敗亞當斯後，廢除了亞當斯多個激進的法案，兩人因此絕交多年。但是，兩人在晚年冰釋前嫌。最神奇的是，這對政治冤家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1826年的美國國慶日，兩人安靜地離世。
正如香克曼在《脆弱的聯合》中所展示的那樣，他們雖然政見不同，卻都深信“美國能夠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是因為美國人民身上蘊含著巨大的美德”。正是因為這樣的道德信仰，才讓他們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
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如此出類拔萃、群星璀璨的人才，為何會“突然湧現”在一個偏遠、落後的大陸？
美國當時只有300多萬人，但是這100多位國父並沒有“良莠不齊”。他們法律素養極高，政治經驗豐富，在專業領域頗有建樹。他們不是隻談理論的空想家，更不是不事生產的“職業革命家”。後世有人說他們是半神半人，但事實顯而易見，他們是新大陸上孕育的人。
1787年，北美13州竟然有23所大學；哈佛已有150年的歷史，耶魯也有87年的歷史——美國的精英群體，在獨立革命、制憲革命前就已經積累了整整一百多年——這就引出了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以及被遺忘的國父溫斯羅普。
▌山巔之城：美國曆史的從0到1
1960年，約翰·肯尼迪在競選演講中，引用溫斯羅普“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的比喻，向選民承諾他的內閣品質——“勇氣、判斷、正直和奉獻”。
1989年，羅納德·里根在離職演說中，引用了同一個比喻，回首自己在任期內一直追求的“溫斯羅普的美國夢”——敬虔、穩固、自由、安全、繁榮、開放……
這兩位載入史冊的總統，為何不約而同地把一篇講道視為“美國精神的圖騰”，把“山巔之城”視為“美國夢的起點”？
◎ “美國夢”的起點
肯尼迪和里根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里根的保守主義色彩尤為濃厚。他們在20世紀反覆重申美國的信仰立場，是為了糾正一般人對美國的誤解：
一般人認為，美國秩序是進化的、世俗的、科學的、現代的、民主的；但事實上，美國秩序是神聖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
一般人認為，美國秩序是一群政治精英橫空出世的妙想；但事實上，美國秩序是“上帝主權在北美的延伸”、是巨人肩上的創新。
最早提出要在北美建設“山巔之城”，並率先在馬薩諸塞州完成秩序創新的巨人，就是放棄在舊大陸的優渥生活，逃離英格蘭的清教徒溫斯羅普。
在溫斯羅普之前，全世界只有兩種成熟的政治模式：歐洲的絕對君主國家，它是政教分離、二元競爭的短暫平衡；另一種是東方世界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它是世俗皇權一元壟斷下的治亂迴圈。彼時，即便優秀的政治學家也普遍認為“政治與宗教不相容”——政治裡只有算計、奪鬥和暴力，道德是虛偽的矯飾，而宗教則是迷信、軟弱的代名詞。
但是，溫斯羅普率先在北美馬薩諸塞州實現了人類社會的第三種政治模式——“清教自治”。一百多年來，北美新大陸上的其他州，都是在複製溫斯羅普的模式。從獨立戰爭到制憲革命期間，湧現出半人半神般的美國國父們，都是溫斯羅普開創的模式所孕育。
但是，長期以來，研究美國獨立革命、制憲會議歷史的著作汗牛充棟，但關注溫斯羅普如何“從0到1”的作品卻很少。錢滿素先生推薦引進的《逃離英格蘭：約翰·溫斯羅普傳》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良善自治的原始筆記”、“族群自由的參考方案”。
◎ “美利堅的摩西”——被遺忘的美國國父溫斯羅普
溫斯羅普是英國貴族、劍橋高材生，但他卻像摩西一樣放棄財富與地位，與一群被藐視的新教徒逃離英格蘭，在荒野經歷患難與困苦，只是為了讓自己和後代活在一個良善的秩序裡。
溫斯羅普把民主與信仰帶到了馬薩諸塞州，並在當地創辦教會、醫院、學校和圖書館。他們仿照《十誡》制定憲制條例，進行民主選舉。
他提供了“山巔之城”的構想，並建立了一個清教自治的社會，但是如此優秀的他在競選總督時，竟然多次落選。
在他擔任總督的有生之年，人們如此評價馬薩諸塞州——它已經非常接近“人類能夠企及的、上帝在地上的天國”。
他所留下的最大遺產，就是清教自治的成功經驗。馬薩諸塞的經驗很快被複制，變成了後來13州的邦聯……
溫斯羅普為什麼能夠成功？錢滿素先生在《美國文明觀察》中，揭示了這一秩序的生命力所在：
面對新移民“重返歐洲”的壓力，溫斯羅普在一場佈道中提出了“山巔之城”的構想：要在基督這塊磐石上，建立一座山巔之城，傳遞上帝的亮光，救贖墮落的歐洲，照亮整個世界，“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不要讓上帝的祝福變成詛咒”……
溫斯羅普創造的聖約憲制、社群自治、合眾為一，是美國傳承至今的立國價值，是美國曆史的“從0到1”：
——獨立革命是一個里程碑，但它不過是溫斯羅普等清教徒“逃離英格蘭”的尾聲；制憲會議很偉大，但也是在“山巔之城”基礎上的再一次規劃。
——獨立革命建起了山巔之城東面的城牆，這是美國地理優勢的彰顯；制憲革命是一場公正、合理、有餘地的城內規劃，這體現了制度構建的精巧；溫斯羅普的清教革命，則是兩者的築基和積累。
當下的美國與世界，正經歷著激進主義的拷打，美國國父們正在經歷“破四舊”一般的劫難，溫斯羅普也被汙衊為卑劣的殖民者——已經很少有人願意瞭解這位“被遺忘的美國國父”。
然而，溫斯羅普的開創性貢獻，正昭示著保守主義的智慧：一切政治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信仰、道德問題；“道德政治”是可實現的，但只能是自發的、自下而上的。
重新梳理美國曆史上的三次革命，不是為了貶低獨立革命，更不是世界歷史知識的普及或學術意義上的糾偏，而是希望能喚醒一種被遮蔽的史觀——當世界衝向懸崖時，需要這種力量來拉住它。
社會的轉型和變革固然需要奉獻犧牲，但更需要的是從制度到政策的實踐，以及人才的持續積累。最重要、最艱難的轉型，不是暴風驟雨式的劇變，而是諸如制憲革命、清教革命“靜悄悄的轉型”，是觸及信仰高度的革命。
然而，對於革命，我們往往只重視其後果，卻忽視了觀念在其中的根基性作用。由此，我們只看到了暴風驟雨式的法國大革命，而忽視了美國式革命的意義；只是將獨立戰爭作為美國革命最重要的事件，而忽視了制憲會議，以及更重要的建造“山巔之城”的清教信仰這些真正奠定了新的文明秩序的觀念革命。
正是這些觀念革命奠定的原則，構成了現代政治文明的根基，進而成為每個現代人都會自覺守護的常識。
歷史的教訓已經告訴我們，當變革發生時，結果可能是再次被激進吞噬。那麼，美國革命又是如何以最保守的形式，完成了最巨大最“激進”的一次觀念革命；如何以流血最少的方式，完成了文明史上意義重大的一場變革？為此，先知書店特別推薦系統解讀美國文明源與流的經典好書——“美國文明叢書”。
◎“美國文明經典譯叢”：錢滿素主編的這七部作品以里程碑式的事件，以問題意識完整呈現了美國觀念革命的重要節點，從七大方面系統梳理美國精神的核心，讓讀者從這七大層面深度讀懂美國，不只看到美國的歷史，更看到那種適合於全人類的偉大精神，可以說每一本都很經典。
◎“美國文明觀察三部曲”：是錢滿素的代表作品。錢滿素對如何理解美國文明做出的觀察與回應，從三大維度讓我們認識到美國的觀念與信仰的基因：在《自由的基因》中，她告訴了我們美國是誰，美國的基因是什麼；在《自由的刻度》中，她回溯了美國從“五月花號公約”到奧巴馬演講的所有重要時刻；在《自由的階梯》中，她揭示了美國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踐行著信念。
不理解這場革命背後深厚的觀念奠基，文明沉澱和信仰根基，就很難理解現代文明的價值核心，理解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邏輯。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美國文明叢書”。揭開長期被遮蔽的史觀與智慧，重新理解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