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決定派遣五位大臣出國去日本以及歐美等國進行考察。這一場發生在晚清的五大臣出洋考察一定程度上來說是令今天很多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考察所涉及到的國家以及具體的一些考察事項實在是非常廣泛。
如五大臣不光受到了美國總統的接見,還見到了德國皇帝、英國、比利時、瑞典、丹麥等國國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元首。而且五大臣還到過美國的國會、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大學、德國的軍工企業克虜伯公司,甚至他們連瑞士的巧克力公司、義大利的鬥獸場和龐貝古城等地都去過。
那麼,為什麼清朝要派遣五大臣出洋進行考察?他們又都考察到了什麼呢?

上圖_ 約1905年,端方等五大臣出洋時期致柏勞霍大幅舊照
一、 出洋考察的原因
清朝決定派遣重臣出國主要是考察政治,即發給五大臣的諭旨中所謂的:“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究其原因可分為內因和外因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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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內因而言主要有三點:
一是清廷經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淪為了“洋人的朝廷”,其統治合法性和政府形象受到了國民們的質疑,清廷的統治搖搖欲墜;
二是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包括部分官員和權貴在內的主張君主立憲的勢力仍然較大,並且效法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政治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
三則是不管是掌握實權的地方督撫們還是朝廷中的宗室權貴們也大都也受到君主立憲影響,地方督撫們認為君主立憲可以強國,宗室權貴則認為實行君主立憲可以鞏固此時已搖搖欲墜的大清。如五大臣中的鎮國公載澤給慈禧太后的奏章中就說:“立憲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可清,一曰內亂可弭”。


上圖_ 日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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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部原因而言主要有兩點:
一是日俄戰爭的影響,即光緒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國為了爭奪中國東北的權益,兩國開戰,而清朝卻選擇中立,任由兩國列強蹂躪本國國土和國民,加重了國內對清政府的不滿情緒。戰爭結果是明治維新後逐步實行君主立憲的日本擊敗了俄國,這又讓清朝國內的立憲人士活躍起來,如當時立憲派就說:“非俄之敗於日本,乃專制敗於立憲耳”;
二是革命黨勢力不斷發展起來,主張徹底推翻清政府。革命黨人一方面加大社會輿論宣傳,批判清廷專制腐朽,使社會對清廷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另一方面不斷髮動武裝起義,如單是光緒三十年(1904)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小武裝起義達五十多次,嚴重威脅到了清朝的統治。

上圖_ 慈禧(1835年—1908年)即孝欽顯皇后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后也意識到不管是不是真的實行君主立憲,但革新的姿態還是要快速擺出來,否則清廷會人心盡失,若是連立憲人士都不支援朝廷,那清廷的覆滅就是板上釘釘的了。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就說:“今日欲杜絕亂源,唯有解散亂黨(革命黨),欲解散亂黨,則唯有於政治上導以新希望”,即透過五大臣出洋考察給全國營造出清朝即將革新的姿態,讓人們不要再想著革命,而相信君主立憲指日可待,以求暫時穩定清廷統治。
因此清廷在內外壓力之下,決定效仿日本明治維新時派遣使團考察歐美的先例也派遣五位大臣赴歐美進行考察。

上圖_ 五大臣中的端方(中左)和戴鴻慈(中右)
二、五大臣去了哪?看了什麼?
清廷最終選定的五位出洋考察的大臣分別是宗室鎮國公載澤、順天府丞李盛鐸、山東布政使尚其亨、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從五人的身份可以看出清廷選他們是有一定考慮的,也難怪革命黨的《民報》說五大臣不是“最親愛之天潢”,就是“極老成之卿相”。
出洋的五個大臣分為兩路,先出發的一路是端方和戴鴻慈二人,主要是去美、德、奧地利、俄和義大利諸國,到了歐洲後他們又順路去丹麥、瑞典、挪威、荷蘭和比利時五國轉了一下;
稍晚二十多天出洋的一路是載澤、李盛鐸和尚其亨三人,他們主要訪問的是日本、英國和法國。
如前文所述,五大臣及其隨行考察團所考察的事項頗為廣泛,但總的來看主要有政治制度、教育、軍事以及公共事業四個大方面。

上圖_ 1905年12月19日,湖南巡撫端方、戶部右侍郎戴鴻慈等人,奉光緒帝和西太后之命,乘坐“西伯利亞號”郵輪前往夏威夷
三、政治和教育的考察
在政治制度的考察中,端方、戴鴻慈在美國國會大廈旁聽了參議院開會,又瞭解了德國議會的組織制度,他們在參觀義大利的上下議院後,還感慨義大利議會的佈局“條理秩序,可以為法”。由於清朝比較青睞日本式的君主立憲,所以載澤等三人的考察團在日本呆的時間比較長,而日本方面對他們的接待禮儀也較高。按照外國皇族的標準進行的,在載澤等人到來前,日本還專門制定了《清國鎮國公載澤殿下來航接待次第》。
載澤等人在日本主要是透過演講和同政府大臣進行討論的形式來了解日本的君主立憲,如伊藤博文就告訴載澤:“貴國為君主國,主權必集於君主,不可旁落臣民”。這正中載澤等人的下懷,於是考察團成員都認為清朝君主立憲應當學習日本,紛紛說:“大抵日本立國之方,公議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無不通之隱,君有獨尊之權。”

上圖_ 戴鴻慈、端方在美國考察憲政 1906,芝加哥
在教育的考察中,端方、戴鴻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一眾名校,在德國又參觀了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國外的學校教育讓考察團有所反思的地方比較多,比如針對貧民的教育,針對女性的教育。端方及戴鴻慈在去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女學院和威爾仕利女學校等多所女子學校後,給慈禧和光緒報告說:“美國女學校之章程及一切內容最為完善,中國女學亟宜仿行”,使得國內也開始關注女性教育。
而載澤一行人不光去了牛津和劍橋大學,載澤還獲了個劍橋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其餘二人也獲了個文學博士學位。對日本教育的考察對載澤影響比較大,因為考察團發現日本普及義務教育方面做得工作比較好,所以載澤等人認為日本強大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以至於在給慈禧和光緒的報告中仍然強調這一點,即“自維新之初,即行強迫教育之制,國中男女皆入學校,人人知納稅充兵之義務,人人有尚武愛國之精神,法律以學而精,教術以學而備,道德以學而進,軍旅以學而強。”


上圖_ 1906年 五大臣考察德國老照片
四、軍事和公共事業的考察
清朝此時國內正進行軍事改革,所以除了政治制度外,軍事也是兩路考察團關注的重點。
端方和戴鴻慈在德國參觀了著名軍工企業克虜伯炮廠,見識到了該廠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鍊鋼技術,觀看了新型火炮的施放,並當場買了一門新式快炮及炮彈六百發運回國內。在兩人拜會德國皇帝的時候,德國皇帝還對他們說“中國變法必以練兵為先,今日之要,莫如練兵,如此則國勢自強”。挪威負責國防的官員也告誡考察團:“兵必先練將,有將即有兵,又必先能自造械而後可”。
載澤在日本時伊藤博文也對他說只有對軍人進行軍事教育,才能培養出一支強大的軍隊抵禦外誨,否則“盡烏合之眾,平時徒飾觀瞻,臨敵爭先潰散,安危所繫,不可不慎!”

上圖_ 載澤出使英國伯明翰

上圖_ 1906年載澤考察團訪問劍橋大學,圖中右為載澤,中為劍橋大學副校長巴特勒
雖說五大臣出洋考察重點是軍事和政治,但國外公共事業的發展也是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震動。如在參觀動物標本館的時候,考察團對館內陳列的大到鯨魚、大象,小至蟲鳥之類的標本讚歎不已,認為這對於啟迪民智有莫大好處。考察團在紐約還分別乘坐了輕軌和地鐵兩種新型交通工具,意識到了快捷交通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在丹麥的醫院進行考察時,考察團還特意記錄了皮膚病的治療方法,甚至為了進一步瞭解西方的醫療,他們連精神病院和傳染病院也都去過,而這些醫院“管理精細,清潔整齊”,給了考察團深刻的印象。
尤為一提的是,也許是受到中國自古便有的重文教傳統的影響,五大臣對外國的圖書館頗下了一番考察功夫。他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德國柏林大學圖書館進行考察,不光讚歎國外圖書館的雄偉壯觀,還詳細的記錄了取書借書的方法。回國後端方更是專門給清廷上《建立圖書館折》,他在奏摺中說:“竊維強國利民莫先於教育,而圖書實為教育之母。”,並積極協商在國內興辦圖書館的事宜,也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了。

上圖_ 1905年12月,五大臣及隨員在羅馬合影
五大臣出洋考察所涉及到具體事項還有很多,難以一一羅列。但從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經過及考察事項的大略可以看出他們在出洋後對立憲改革的優勢是有了切身體會的,所以回國後他們不斷給清廷上書立憲的好處,把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給帝國的最高決策者,企圖推動改革。
但是幾千年的皇權傳統之下,讓清廷短時間內一口氣接受西方憲政的原則難度是極大的,並且清廷宣佈革新的誠意也有待懷疑。所以在這種大時代背景之下,清廷立憲的失敗是必然的。
根本的政治體制無法變革,五大臣在考察過程認為本國也應學習的其它多方面事項的建議也自然是無源之水,開展起來的少,效果也極其有限。
參考資料:
【1】《中國近代史》 中華書局 李侃
【2】《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潘崇
【3】《晚清七十年》 嶽麓書社 唐德剛
【4】《劍橋中國晚清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費正清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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