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剛一上臺，就暴露了最不可能幹成的一件大事

特朗普正式上臺，其如何兌現“清理深層政府”承諾，就成為輿論焦點。據美媒報道，他剛一宣佈由馬斯克等人領導“政府效率部”開展政府改革，就遭遇阻力——已有公共團體起訴特朗普政府、劍指政府效率部。對此，美國內部存在爭議，一部分人寄希望於透過改革整頓冗官冗費，另一些人則認為大幅裁撤政府部門幾乎不可能。而從特朗普“行政令治國”的特點看，他需要大批行政官員的助力，新設的對外稅務局等也需補充新官員。換句話說，特朗普的行政改革很可能又是一邊收縮、一邊擴張，將難以真正縮減政府規模。

那麼，為什麼特朗普想扳倒“官僚集團”會這麼難？本文研究發現，與美國長期宣揚的“有限政府”“弱國家”等話語理念相反，過去百年來美國出現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政府，形成了以行政權為中心、行政系統和職業官僚為主體、法律政策化為手段的行政主導體制。從長時段看，美國政府的規模和干預範圍，正是在“這一屆擴張、下一屆收縮、再下屆又擴大”的過程中，在兩黨選擇性擴權和放權的過程中，實現螺旋式上升。很多美國人意識到，美國已沒法回頭，因而紛紛轉變舊話語體系，為美國明顯背叛其價值理念、轉向大政府和行政集權的“革命性鉅變”作辯護，最終形成了一整套精巧的新話語體系。在此過程中，作為改革者的美國政治精英往往先做後說或只做不說，而擁護新體制的美國知識精英們，無不對美國“國體之變”的矛盾心知肚明，他們竭力在傳統美國和當代美國之間尋求調和之道，體現高度的實用主義。而外界對美國的認知，卻長期停留在“有限政府”的印象上——人們對美國宣揚的理念信以為真，以至於對其政府擴權集權的現實缺乏必要剖析。

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其縮減政府規模雖難，但減少政府幹預勢在必行，而且未來會出現行政權力與私人資本的進一步合作。這種公共權力私有化的趨勢，是真正值得世人關注的——它或許正是美國貧富鴻溝拉大、社會矛盾凸顯的重要誘因。

“弱國家”的終結與新史觀的興起：當代美國行政之變的話語塑造

張佳俊/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來源/本文節選自《學術月刊》2023年第2期，轉自公眾號文化縱橫

▍引言

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以行政權為中心、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和職業官僚為主體、法律政策化為手段的行政主導體制逐漸興起，釜底抽薪式地排擠甚至架空了美國傳統分權結構，堪稱一場“不流血的憲製革命”。

在公眾熟知的意識形態故事中，美國模式經常被講述為一種托克維爾式民主自由的、例外化的政制版本。為了完成這種例外主義的美國敘事，美國諸多學科的知識精英，都曾為論證作為美國特色的權力分立、自由放任、私權至上等核心價值觀而不遺餘力。而美國的早期歷史也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被描繪成一個保持政治節制的童話般的存在：在聯邦制、分權制、有限政府、法治主義、自由放任等一系列憲法性原則的約束下，歷史美國被視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弱國家”，聯邦政府透過國會以及幾乎自動生效的法律來維持運轉。而行政權則蟄伏於最低限度之內，更遑論存在行政法治的可能空間。這種基於古典自由主義的歷史觀，無疑服務於美國例外主義敘事的合法性乃至優越性論證；然而晚近美國國體的實質劇變，特別是以龐大行政國家和總統一元化為特色的行政主導型體制的急劇興起，以及傳統權力分立格局的日漸式微，使得這一整套意識形態話語失去了事實性的制度和實踐支撐，而越來越難以維繫。

一個困擾當代美國人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浮出水面：崛起的行政體制及其在美國現代國家治理與全球帝國轉型中扮演的至要角色，不僅構成理解當今美國政治與法律實踐的現實語境，也冷酷地抽離了古典自由主義政體的原生土壤，刺破了那個溫情脈脈的自由社會童話；但由於“弱國家”的刻板印象依然主宰著主流觀念，在自由主義形式法治傳統的反襯下，公共行政本身也受到規範合法性話語的批判，在這種批判話語中，美國行政的大規模擴張被斥為對憲法傳統的背叛。是故，舊的合法性被削弱至名存實亡的地步，新的合法性又無法名正言順地建立起來，這種合法性的尷尬斷裂，不僅造成了美國曆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巨大反差，也在根本上侵蝕著美國人自己塑造的“法律帝國”神話、解構著美國人的心靈秩序，使之陷入了一場延宕百年卻懸而未決的合法性之困。

晚近以來，美國學界有關美國前進步時代行政史和當代美國體制轉型史的研究，越來越多。不少美國學者紛紛放下成見、回溯歷史，反思“弱國家”敘事，檢討過去那種行政虛無主義的歷史言說，試圖尋找美國行政之治的本土資源，賦予當代美國體制轉型一套合乎歷史邏輯的說法，最終構建起一個完整、連續的，既有今世、也有前生的，不僅從歐陸舶來、更有本土血脈的美國行政國家形象。換句話說，就是以“復史”之法——重塑歷史敘事、還原歷史事實、解釋歷史轉型和更新憲制觀念，實現“維新”之意——證成和捍衛新的行政主導體制的歷史合法性。他們以徹底顛覆傳統歷史觀的方式，試圖實現前後兩個一百年的美國行政體制續造。而梳理和揭示這一美國知識精英重建史觀、重構行政合法性的話語生產過程，對於我們透過表象，破解當代美國體制的實質，特別是美國體制轉型的歷史真相與內在邏輯，尤為必要。

▍脫歐：從舊例外主義到新例外主義

任何歷史的理解與表達，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史觀的支配。而構建什麼樣的史觀，自然隱含著以誰為主體、以何種立意去解釋歷史的問題。這是復史過程的第一環，在美國“國家”及政府行政體制的歷史研究中，最為基礎，也最為關鍵。眾所周知，近現代美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興起和發展，一面與歐陸之學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另一面則貫穿著擺脫歐洲理論正規化影響的學術本土化努力。此一歐陸化與本土化、他者與自我的張力，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美國國家研究的理論動脈。如美國學者威廉·諾瓦克（William J. Novak）所分析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以馬克斯·韋伯理論為代表的歐陸經典國家主義，從正反兩面間接影響了美國“國家”的歷史敘事。

最先出現並且廣為流行的是一種強社會、弱國家的歷史敘事。自托克維爾斷言美國的聯邦政府“天生脆弱”以來，一種單向度地強調自由放任主義理念而極力否認國家存在感的“弱國家”思想，便在美國人的心靈深處生根發芽，進而逐漸構築起不同於歐陸集權式政治模式的理論高牆。這種理論的生產，帶有強烈的擺脫歐洲中心主義、自立美國例外主義的本土化情結，但顯而易見的是，其本身就是條件反射的產物，即一種以歐陸現代民族國家模型為參照系而作出的反向回應。它非但沒有走出韋伯理論的條框，反而把美國塑造成一個在歐陸國家理論映照下的與眾不同的另類。正因為如此，這種為了例外而例外的理論建構方法，從一開始就存在某種先天缺陷：它將美國的成長曆程，預設為“與‘舊’歐洲歷史潮流及墮落趨勢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建構史”，在論證上始終比照著大西洋彼岸的模型而展開。由此呈現出的，自然是一幅私人自由和社會自治的理想化圖景，其中鮮見國家權力和政府活動的蹤影。但學者們所描繪的歷史面貌卻越來越刻板化，距離真實的美國國家政治實踐越來越遠。如此便帶來一個致命的問題：這一整套的方法和話語看似雄辯，卻無法解釋美國一以貫之地推動國家行政擴張和地緣霸權建構的基本事實。面對一個堪稱世界歷史上最強大民族國家的美國，“弱國家”的例外主義說辭不僅陳舊過時，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發展學派的興起，一種重新“找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歷史敘事漸成學術新潮。“找回國家”的新敘事，為重新審視美國的國家建構和行政能力發展開闢出新的空間。在這種敘事中，相對於社會而言，國家的一面得到了放大，而這裡的“國家”其實有著概念上的限定：它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對照韋伯所描述的國家特徵−如統一權威、中央集權、官僚化、等級化等等，來尋找美國“國家”的蹤跡，塑造美國“國家”的模樣，除此之外的其他可能影響國家建構的力量，尚未被納入其中。如果說“弱國家”是對應著歐陸模式的反向造物，那麼“找回國家”則是歐陸國家理論的美國翻版，也就是說，這一敘事依然沒有擺脫歐陸理論的陰影。

在反思上述兩種敘事的基礎上，以國家和社會融合互補為主旨的第三種敘事出場了。這一敘事試圖以一種更為廣義和多元的國家觀，來超越單一的韋伯式歐陸國家觀，突破公私二分和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理論預設，從而在理解正式國家權力的基礎上，尋找構成美國國家的、更多元的柔性力量，即“揭示國家權力的複雜構成及其在社會中的多重來源”。其中最為典型的、也是廣為引用的一個理論突破，是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基於制度性國家主義的視角，將國家權力分為專斷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邁克爾·曼所謂的制度國家主義，是相對於韋伯式的精英國家主義而言的，即把國家看作一種對變動的社會關係或社會衝突加以制度化的方式，比作一種包羅各種權力要素和複雜權力網路在內的“政治外套”（political lag）；就此而言，國家就成為一種“混合物”（cock-up），而不是那種以精英主導、統一性、中央集權等特徵來界定的模式化的產物。而構成制度性國家的，是兩種權力：所謂專斷權力，是由國家精英掌握的、不受其他權力主體或社會力量的制約而獨立行動的權力，這種權力對應著中央集權的、兼備各種社會功能的國家形態；而基礎權力則是指國家透過某些渠道和方式滲入社會，並在特定區域內實施政策的制度性能力，它貫穿於社會之中，具有輻射性。儘管美國的專斷權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其基礎權力的規模和範圍相當廣泛，甚至沒有邊界。這種理論為美國國家權力的擴張提供了一種更為實用主義且又凸顯美國特性的解釋路徑。

如果說第一種敘事注重社會主體性的一面，目的在於維護自由放任的理想型“社會”，第二種敘事注重國家主體性的一面，想要重新找回被遮蔽的“國家”，二者都反映了舊例外主義的想象和糾結；那麼，第三種敘事則是一種新例外主義，即在重新發現國家之後又重新發現社會，試圖把兩個發現貫通起來，注重國家與社會滲透交融的多面，超越國家與社會的強弱或對立之分，從而確立起解釋美國國家權力建構的新敘事。這固然是區別於傳統歐陸國家理論、超越國家與社會二分正規化的一種理論創新，但如果照進現實，不難發現，這其實是基於美國行政國家膨脹與自由主義歷史傳統之間難解難分、相互交纏的現實，而做出的理論妥協與話語中和，也就是美國版的兩個互不否定。從理論競爭上來說，既不因自由主義傳統所生的“弱國家”的意識形態神話，而完全否定美國“國家建構”的歷史事實及其理論敘事；也不因美國行政體制的崛起，而完全否定自由主義傳統長期存在的事實。反映到歷史階段上，就是美國進步時代前後兩個一百年互不否定，如此，國家權力特別是行政權力的建構，就得以跨越美國整個歷史而存在。

這一敘事轉換的歷史過程，也正是重建史觀的過程，它生動地反映出，美國知識精英對美國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論證，是與觀念話語競爭和現實政治發展緊密相連的；對於他們所要回應的現實問題和所欲達成的理論目的來說，沒有一成不變的解釋正規化，只有不斷更新的解釋正規化，這些正規化都致力於解釋，為什麼國家權力建構和行政之治是美國曆史的重要主題−不僅貫穿於整個歷史過程，也照進當下美國的政治現實。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知識精英在理論和話語上的創新，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一種例外主義的理論訴求，從“弱國家、強社會”，到“找回國家”，再到社會與國家熔於一爐，例外主義的形態雖然發生了新舊變化，卻始終還是美國例外主義。由此也足見美國理論家們的脫歐之心與自立之意。

▍求證：還原被誤讀的美國早期行政

圍繞美國國家權力建構而發生的新舊歷史敘事之變，在思想上完成了復史的第一環。但復史的過程，顯然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要說清楚為什麼美國進步時代前後兩個一百年互不否定，為什麼行政之治得以跨越美國的整個歷史而存在，僅有歷史敘事的創新還遠遠不夠。一種新觀念、新說法要獲得說服力和認同感，還得經過一個重新求證的環節，即必須有歷史事實的充分支撐。更何況，在“弱國家”敘事的影響下，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對美國國家權力的歷史變化特別是美國早期行政權的生成史產生誤讀。即使是主張“找回國家”的斯科夫羅內克，也把1877年之前的美國，視為一個由法院和政黨主導的政府體制；而邁克爾·曼雖認定美國是六個西方國家中最早建成現代中央集權化的全國性行政機構的，但他也指出，在內戰之前的整個時期，美國僅僅實現了較低程度的官僚機構化。

因此，與上述重建歷史敘事的過程同步展開的，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開始重新翻閱歷史記載，試圖還原美國行政權力歷史性發展的真實面貌，為當代美國行政體制提供新的史實佐證。如威廉·諾瓦克所言：“在過去的一二十年裡，美國政治和法律史學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對被普遍接受的早期美國曆史缺乏經濟管制或國家行政管理的觀念，作了根本性的修正。”這種修正，主要表現為一股恢復美國早期行政歷史的風潮，許多學者細細爬梳史料，從各種角度發掘了一度被誤讀的美國早期國家建設和行政治理的歷史。（此處省略，詳見原文）

這些學者的研究，完成了復史的第二環，並對塑造美國行政體制的歷史合法性起到了雙重效果。從正面看，美國行政的早期歷史得以復原，其歷史合法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反過來，這些研究挑戰了乃至瓦解了流行的“弱國家”的自由放任式歷史敘事——這把曾被奉為規範的“合法性標尺”，本身也被實實在在地抽離了“合法性”。

▍轉型：“危機與變革”的歷史邏輯

在還原歷史的基礎上，很多美國知識精英重新解釋美國體制的現代轉型，塑造轉型背後的歷史邏輯，即一整套“危機與變革”的轉型敘事。這是學者們解釋美國曆史性、整體性轉型的一個基本思路，可視為復史過程的第三環。

按照這種思路，現代美國面臨的危機狀況是空前的，從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道德等層面的危機，到外部的戰爭、霸權爭奪、文明衝突、恐怖主義、全球風險等不同程度的危機，無不對美國的國家建構產生新的挑戰、提出新的要求；即便是從理論上分析，這些挑戰也都是以權力分立、有限政府、私法自治等為核心的美國傳統體制所無法應對的，更何況現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美國人在應對這些挑戰的歷史過程中，已經事實上改造、修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拋棄了傳統，而高高託舉出一個更有應變能力、更會解決問題、更能擔起責任的美國行政體制。於是乎，美國行政權力的建構和擴張，就不是違背美國法治傳統或憲法原則的結果，而恰恰是在舊時代的分權憲制方案和法治秩序衰落、過時之後，美國人從實際行動和不斷鬥爭中設計、選擇出來的新方案。美國體制的合法性正規化，已經從過去那種推崇分權憲制、限權法治和自由放任的形式法治邏輯，轉換為肯定行政憲制、積極擴權和公共善治的實質法治邏輯。這種紮根於歷史經驗的邏輯轉換，幾乎是美國知識精英論述行政合法性的一個基本語境，也構成一種總體性的行政合法性基礎。具體到這一邏輯轉換的動因和過程，美國學者又提出了多種解釋。

第一種代表性的解釋，是“回應社會經濟危機的制度轉型”，即把美國行政主導體制的生成史，視為一個由工業化時代的社會經濟治理困境引發的制度轉型過程。在此意義上，行政國家是美國傳統憲制和政府模式因無法適應新的社會經濟治理需要而進行改革的制度性結果。（此處省略，詳見原文）

第二種代表性解釋——“回應內外重大危機的政治方案”，即把行政主導體制視作美國為了應對內外部重大危機而超越傳統法治秩序的一個政治解決方案。（此處省略，詳見原文）

第三種代表性的解釋，是“回應道德危機的宗教式創造”，即把行政國家視為一場回應道德危機、基於新教倫理的道德轉型（Moral Transformation）的最終結果。（此處省略，詳見原文）

▍重述：“人民出場”的新憲制史論

事實上，在行政國家高歌猛進的同時，當代美國也興起了多輪反對行政國家的原旨主義運動，一大批憲法原旨主義學者試圖嚴格按照憲法的原本和原義來解釋憲法，並且結合制憲背景和歷史，來構建傳統保守主義的憲制史論。在這種憲制史論的語境中，進步運動以來的美國行政發展，與其說是現代美國國家的進步，不如說是對傳統美國的社會自治理想的反動，結果是美國政府從共和政體蛻變為官僚政體；羅斯福新政以後的美國行政擴張，與其說是美國憲制的光榮重塑，不如說是對憲法原旨的赤裸裸篡改和對英國君主專制模式的翻版複製，結果是威脅了美國人的自由。照此來看，作為進步運動和新政產物的行政國家，便在憲制體系中名不正、言不順，也就毫無合法性可言。

儘管這些對於行政國家的焦慮，主要是一種“精英話語”（Elite Discourse），但這種焦慮的存在，對於有心建構美國行政合法性的知識精英而言，依然是潛在的重大挑戰。在他們看來，要捍衛行政合法性，“關鍵問題在於爭奪對歷史的解釋權，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如何去講述兩百年的憲制歷史”。這意味著，除了彌合美國前後兩個百年的敘事斷裂、還原美國早期行政的真實歷史、重述美國行政崛起的歷史邏輯，還必須完成復史的第四環——創設一種理解和包容行政主導體制的新憲制史論來合理化美國的國體之變，才能實現美國行政合法性的話語自洽。

就此而言，美國學者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提出的以“人民出場”為核心的雙軌憲制論，頗有顛覆憲制歷史的傳統敘事的思想革命意味。用他的原話來說就是：“美國憲法設計出一種獨特的政府體制，包括了兩種立法軌道的建構。常規立法軌道的設計，是為了在並不存在動員起來的、政治上自覺的多數意見時的無數日常決策。高階立法的系統則要求特別嚴格的檢驗，政治運動如要獲得作為我們人民之代言人的更高程度的民主正當性，就必須透過這些制度檢驗。當此雙軌制運轉良好之時，美國人將會區分由政府所作出的常規決策和由人民作出的審慎判斷。”由於源於人民意志的高階立法高於常規立法，這意味著，違反既有法律並不必然意味著非法，恰恰是“透過違反法律，我們將發現高階法”，並由此解決美國憲法秩序的危機。（此處省略，詳見原文）

運用常規政治和非常規政治的歷史節點性切換，把美國憲法的缺陷和困境，訴說轉換成美國憲法變革的機遇，進而論證憲法革命的正當性，阿克曼修史立論的功夫確實了得。按照這種精心構造的雙軌憲制理論，美國新政及其創造的行政國家，就獲得了憲法革命意義上的正當化解釋。

▍餘思

每當一個社會面臨歷史性的轉型，歷史觀的重建就顯得尤為迫切。因為歷史觀承載著一個社會對於自身的歷史傳統的理解、存在意義的判斷和生活方式的想象，關乎世道人心的安頓。而重建史觀，實際上是以重述過去的方式來解釋當下、定義未來，從而掌握對古今之變的解釋權，進而確立社會政治變革的合法性。

這正是美國知識精英應對現代美國“百年變局”的一個基本方法論。縱觀他們的種種言說，在脫歐、求證、轉型、重述的百年理論建構過程中，重建史觀始終是其潛在的問題意識。而問題的指向，就是要解釋當代美國告別傳統美國的某種歷史必然性，確立美國國體從傳統分權憲制轉向現代行政憲制的歷史合法性。

在他們的精心構造下，一種以國家建構、積極政府為主題的新歷史敘事得以建立。這種新敘事挑戰了甚至顛覆了曾經主宰美國體制合法性評判的“弱國家”歷史敘事，從各個角度重新復原美國早期的國家建構和行政治理歷史，實現了美國行政前後兩個一百年的史實續造。

在重建敘事、還原歷史的基礎上，他們引入一種“危機與變革”的歷史邏輯，來解釋現代美國體制轉型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把新興的美國行政主導體制，視為應對美國社會經濟治理困境的制度轉型結果，或應對內外部重大危機的政治解決方案，或基於新教精神的道德轉型結果，以此證明新的體制不是違背美國憲法傳統的產物，而是憲法傳統衰落之後，美國人在應對危機的歷史實踐中自發做出的新選擇。

而為了進一步爭奪歷史解釋權，一種新的憲制史論也以“人民出場”的名義登上理論舞臺。透過常規立法與高階立法、代議民主與人民抉擇的二元民主構造，阿克曼的新憲制史論，將舊體制和新體制在“革命性改造”的意義上聯結起來，不僅為當代美國的行政主導體制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釋和合法化的論證，也從觀念上把前後兩個一百年的美國國家建構和公共行政實踐真正黏合起來，試圖實現邏輯的自洽。

這一重建史觀的思想歷程，最終塑造出一幅具有深厚歷史根基和歷史合法性的美國行政憲製圖景。

由此不難發現，如果說19世紀末以來的一代代美國政治經濟精英背離國父們定下的“祖制”，以實際行動創造出一個龐大的行政利維坦，那麼幾乎與此同步的一代代美國知識精英前赴後繼建構行政體制的歷史合法性的過程，則為這個利維坦書寫了機巧的修辭，披上了華麗的新衣。這些歷史的推動者、改革者、論辯者和重述者，無不對國體之變所內含的衝突和矛盾心知肚明，但作為改革者的政治家們往往是先做後說或只做不說，而對行政體制報以理解和支援的知識精英們，則想方設法地在傳統美國和當代美國之間尋求過渡之法與調和之道。對他們來說，在維持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前提下，面對攸關國家發展和現實利益的重大問題，原則可以突破，歷史可以重述，觀念可以妥協，話語可以變換。即便今天的美國行政主導體制仍不時受到批評、責難甚至成為派系博弈的某種物件，即便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體制在其發展過程中問題迭出、麻煩纏身甚至出現異化，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不斷地更新話語和實踐，修補新體制的弊病，進而充實其合法性。

對於我們來說，美國知識精英主動修正意識形態，以重建史觀來重構行政合法性的話語生產過程，著實耐人尋味。事實上，作為局外人，我們對美國體制的傳統敘事、歷史劇變和當代現實，本應秉持一種客觀和全面的認識。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許多人觀想中的美國體制，某種程度上依然停留在18、19世紀，依然會代入一種強社會、弱國家、小政府、權力分立的固有印象；對20世紀以來美國體制與時俱進的“革命性”變化，對美國的國家整體建構、政府全面擴權和權力有效統合的真實歷史，對今日美國以行政為主導的體制事實，反而缺乏足夠的察覺和剖析，以至於容易產生誤讀，也容易在面對和解釋當今美國的政治經濟現象時，陷入一種想象與現實的衝突。

例如：為什麼美國政府規模越來越大，權力之手越伸越長，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小政府？為什麼美國總統權力越來越大，總統的行政令往往比國會立法更管用、見效更快，而不是被制衡體制牢牢鎖住？為什麼美國政府推出的經濟干預、市場監管、政府計劃、產業政策越來越多，他們曾經高度推崇的自由市場競爭理念去哪兒了？為什麼像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IFUS）等這樣“特立獨行”的行政部門，就可以制定關鍵性的、直接影響美國人利益乃至外國人利益的政策，這些不是應該由民選的、享有立法至上地位的美國國會來操持嗎？

對於這些認知上的矛盾和衝突，美國幾代知識精英早已設計、塑造出一系列可以自圓其說的精巧理論話語，來加以協調和說服，避免它們演變成美國人對美國體制的不信任危機。我們或許也需要一場思想上的有力“破繭”，才能看清這座“山巔之城”的浪漫神話背後所依賴的現實邏輯，看破美國知識精英苦心孤詣卻又心照不宣的理論意圖，更看懂美國政治發展與理論建設之間的互動關聯。而這種“破繭”，也有助於我們超越單一維度的侷限，深化對理論與實踐關係的認識，從而更為明辨審慎地思考現代國家體制變遷的規律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