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大明在英宗時期遭遇土木堡之變的軍事慘敗本質原因還是決策的問題，當時，皇帝沒有獨立的決策能力，而內閣又無強勢人物主持，所以大明的決策權就轉移到了司禮監。
由於宦官的素質也相當有限，所以其決策必然會造成不可控的後果。因此，土木堡之變悲劇的根本原因還是，大明政治結構的失衡。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廢掉了元朝的丞相制度，並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
大明政治變為由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的格局。不過，這裡存在一個問題，這套體系要正常運轉就必須保證大明皇帝始終具備朱元璋這樣的強人素質，但這又根本不現實，因為，朱元璋的能力是在腥風血雨的極端環境中練出來的，而其子孫卻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既缺乏在真實的應用場景中實踐的機會，在長期和宦官、宮女相處的過程中認知又不能得到提升，反而會養成奢靡、享受的作風，在能力層面只會退化。
對此，朱元璋也有自己的深刻認知，他在洪武十年（1377）的一條上諭中有這麼一段話：“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閒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謬者。”
也就是說，雄主體質其實都是艱苦環境的倒逼和刻意練習的結果，為什麼朱元璋總是主動給太子朱標創造實踐的機會，其實就是讓其在實踐中總結當皇帝的經驗，將來能夠有能力駕馭帝國這艘巨輪。
但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會給太子創造實習的機會，也不是所有的太子都願意主動將自身融入實踐的應用場景中。
再說，朱元璋也不能保證以後的皇帝都是盛年即位，歷史上小孩子繼承皇位也是常態，朱元璋自己就遭遇了太子朱標盛年而死皇太孫朱允炆年齡太小的困局。這也是朱元璋政治設計的漏洞之一。
也就是說，大明皇帝素質遞降是必然，朱元璋設計的這套體系也必然不能維持下去，在皇權不能獨立決策的情況下一定會產生新的決策機構。
所以，等到朱棣即位之後就立刻任命原翰林院的詞臣解縉、黃淮、胡廣、楊雄、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等七人值文淵閣，參預機務，內閣作為一種建制正式在大明政治中出現。
永樂元年（1403）九月，“特簡講讀、編、檢等官參預機務，謂之內閣”。
要知道，成祖也是在戰爭中成長、鍛煉出來的強人，其能夠以藩王的身份發動靖難之役奪了建文帝的皇位就足以證明其能力，他都不能應付皇帝工作的冗繁，可見當時皇帝工作的壓力之大。
對此，我們可以參考一組資料：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時間裡，內外諸司的奏章一共有1660份，包括3391件事，當時，朱元璋都感覺應付不過來，因此發出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週遍”的感慨。
你想，既然朱元璋都應付吃力，那麼朱棣在能力和心力都不如父皇的情況下肯定會援引助手，在制度層面做相應的變通。
其實，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的時候就已經援引宋朝制度，設殿閣大學士備顧問以分擔自己的工作壓力，朱棣即位之後只是將其進一步制度化而已。
雖然此時的內閣成員名義上也只是顧問的角色，品秩也不超過五品，但在實際參與政務的過程中他們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比如當時的楊榮和楊士奇都被成祖引入決策層，據《明史》記載：“軍務悉委榮，晝夜見無時…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
就連成祖自己都說：“天下事鹹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當時的內閣成員不僅參與重大事務的決策，還用手中的筆桿子替皇帝釋出一系列施令，其對大明政治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的六部。
不過呢，成祖絕不僅僅只是以內閣為工作的援手，由於其是透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的皇位，所以，他也是以發展內朝的方式來制衡外朝的六部以穩固皇權。
這是歷史的傳統，“以小制大，以內製外”幾乎貫穿了帝制的全週期。
內閣在成祖時期開始形成
圖源/劇照
等到仁宗即位之後他也就順理成章按照永樂年間的模式維持大明政治的運轉，天下事都是他和楊士奇、楊榮這些老臣商量著辦。不過，仁宗在位卻不過一年，宣宗即位之後由於年齡、經驗等各種因素的限制也只能更加重用內閣大臣。
據史書記載：“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自是內閣權日重。”閣權已經完全在六部和督察院之上。
當宣宗駕崩，九歲的英宗即位之後，英宗在沒有獨立的決策能力的情況下也只能將決策權完全下放給內閣，成為垂拱而治的角色。這一點，從太后當時對英宗說的話就能得以驗證：“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
太后口中的五臣包括：英國公張輔、尚書胡濙、楊士奇、楊榮和楊溥。
如此，我們就可以對大明內閣制度的發展作以規律性總結：內閣制度是隨著皇帝素質的遞降而逐漸發展成熟的，從最初的顧問角色發展為最終的決策者，進而成為正式的決策機構。屬於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
不過，在永樂、宣德年間，內閣還尚無獨立性，只是作為協助皇帝決策的角色，直到正統之後才成為大明的政治中樞，最終在嘉靖年間正式定型，用嘉靖的話來說就是：“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
而且，在永樂、洪熙年間時，“批紅”都是皇帝親自執筆，從宣德年間開始，內閣才有了“票擬”的權力，正統之後，正式成為制度。
從這也可以看出大明皇帝素質的遞降，這是不被人的意志所決定的事。
但是呢，隨著內閣逐漸外朝化，掌握了核心權力，大明也有必要對內閣進行制衡，於是，宦官政治又走上歷史前臺，成為制衡內閣的所謂的“內朝”。
當然，司禮監太監也是為了分擔皇帝“批紅”的壓力。
如此，大明就形成了宦官和內閣相互制衡的格局。只要這套制度能夠平穩執行，大明皇帝就完全可以躲進深宮幹自己的私事，這就是明朝為什麼許多皇帝不上朝帝國卻還能正常運轉的核心原因。
而且，只要內閣成員的素質始終線上，大明政治在執行過程中也不會出現大的差錯，帝國完全可以按照既有慣性維持運轉。更重要的是，無論司禮監的宦官還是內閣首輔的進退和權力大小都完全取決於皇帝對他們的信任程度。
大明皇帝既可以躲進深宮按照自己的意志享受生活，也能將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這就是嘉靖和萬曆為什麼幾十年不上朝卻還能始終掌控權力的核心原因。
不過呢，大明皇帝的素質會遞降，內閣也會出現人才斷檔的情況，只要內閣的精英不能形成接力，那麼大明的政治就會失衡，成為宦官集團一家獨大的格局，如果此時的皇帝沒有獨立意志，那麼就極易造成決策失誤。
這就是楊榮和楊士奇後來趕緊將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和馬愉引入內閣的核心原因。
但是吧，楊榮等人不管是能力還是個人威望都是經過了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是從太祖晚年開始嶄露頭角，並經過建文、永樂時期逐漸成型的，楊榮等人此時培養新人明顯已經來不及了。
這一點，王振當時已經看出來了，因此才會對楊榮和楊士奇說：“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年高，倦矣。”
王振認為，等楊榮等人退出歷史舞臺之後，大明的話語權必然會落到自己手裡。
三楊退出之後必然是王振掌權
圖源/劇照
果然，當太后和三楊相繼去世之後，新任內閣成員根本就不是王振的對手，大明的決策權逐漸向司禮監傾斜，王振開始藉助英宗這個傀儡來行使自己的意志。
而現實又是，王振不管是個人操守還是能力都不能與三楊相比，英宗此時又沒有獨立的決策能力，加上在感情上又極度依賴王振，所以就聽任王振的擺佈，最終造成了土木堡之變的悲劇。
也就是說，土木堡之變悲劇發生的本質原因是，皇帝沒有獨立的決策能力，被宦官所擺佈，因決策失誤造成了帝國的重大損失。
由於皇帝素質的遞降是必然，那麼土木堡之變悲劇發生的深層原因就是，帝國政治的失衡。
在這次悲劇事件中，由於勳貴集團基本被團滅，故而文官在失去制衡的情況下一朝崛起，皇帝為了制衡文官，又不得不進一步發展、壯大內朝，極度依賴宦官政治，又加劇了帝國的內耗。
最終，帝國亡於宦官和文官的內耗。
這一切，都是朱元璋當時所根本無法預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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