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譽為衝藤必備的John Locke寫作競賽已經放題,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為大家分享了以下破題指南:
今天,我們又帶來了經濟學板塊的解題思路!

面對John Locke經濟學賽題中的複雜思辨,學生常陷入以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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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雙刃性使利弊權衡失焦,如"看不見的手"與"市場失靈"的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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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vs公平的倫理尺度難以精準錨定,如利潤驅動與公共福利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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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實效與理論推演的斷層,如稅收改革對教育流動性的影響路徑
別擔心,三士渡JL寫作營經濟學話題的Amy老師,帶來3個問題的破題分析,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高效地開拓寫作思路!

Amy老師
芝加哥大學主經濟、心理雙學位,連續3年獲選院長嘉獎,最高榮譽(Summa Cum Laude)畢業。曾於紐約埃森哲公司擔任戰略高階分析師,現任香港一創業公司海外戰略分析專家,加速內地企業出海。去年寫作營Econ Track的老師,有著紮實的經濟學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商業實踐經驗,心理學的背景也讓她更為熟悉教學工作。
Q1
What kinds of behaviour are engendered by the hope of profit? Is such behaviour better or worse, on balance, than the behaviour we should expect if all enterprises were owned by charities or governments?
對利潤的渴望會引發什麼樣的行為?總的來說,這種行為比我們在所有企業都歸慈善機構或政府所有時所期望的行為更好還是更糟?
當你看到這個問題時,你會想到什麼呢?根據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市場中各個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時,往往能無形地推動資源的最優配置。就像我們每天用的手機和網際網路,就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進步的結果。這些企業透過追求利潤推動社會的發展。
然而,利潤驅動的行為也並非沒有問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市場失靈”理論警告我們,市場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無法有效地分配資源,尤其是在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領域。
為了降低成本或提高利潤,一些企業可能會犧牲環境、忽視勞動者權益,甚至採取不道德的手段。比如,在追求短期盈利時,一些企業可能忽視可持續發展的責任,導致環境汙染或加劇貧富差距。這樣做可能會讓某些群體受益,但也可能會造成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影響社會的長期發展。
那如果所有的企業都是由非盈利組織或政府來經營呢?這些組織更注重社會公益和公平,像是提供更平等的教育、醫療服務等,力求透過公平的資源分配讓更多人受益。可是,非盈利組織可能面臨效率低下的問題,因為沒有了盈利的動力,決策可能不那麼靈活,難以快速應對市場需求的變化。
從整體來看,利潤驅動的市場和非盈利驅動的系統各有優缺點。那麼,在不同情況下,哪種方式會更合適呢?例如,對於一個更重視效率和創新的社會,或是一個更注重公平和福利的社會,這兩種方式分別會有什麼表現?
Q2
What will be the effect on socio-economic mobility of the UK government's plan to impose value added tax on school fees?
英國政府對學費徵收增值稅的計劃將對社會經濟流動性產生什麼影響?
當我們看到英國政府計劃對私立學校學費徵收增值稅時,首先可能想到的是,這一政策會如何影響富裕家庭與低收入家庭的教育選擇。
富裕家庭可能不受影響,因為他們依然能負擔私立學費,而中低收入家庭則可能因此無法繼續選擇私立教育,轉而選擇公立學校。在這一層面上,這項政策可能加劇教育不平等,使得私立教育變得更加排他,僅為富裕家庭服務,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將更難獲得優質教育。
問題並不止於此——它可能引發更復雜的社會經濟流動性問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資本論》中指出,財富不平等是社會經濟流動性下降的關鍵因素。如果富裕家庭能繼續選擇私立教育,而低收入家庭只能依賴公立教育,階層差距可能加劇,影響未來幾代人的流動性。
核心問題是:公立學校能否承載更多學生並保持教育質量?如果資源有限,教育質量可能會受損,導致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失去進入高薪職位的機會,從而限制社會流動性。
另一方面,政府的增值稅收入可以用於改善公立學校的基礎設施、師資力量等。如果這些資金能有效提升公立教育質量,可能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推動社會經濟流動性。
這引發了更深的思考——教育機會是否因此變得更加公平?如果政府能高效利用稅收資金進行教育改革,或許能實現更加公平的資源分配,確保每個孩子都有平等的機會去改變命運。因此,這項政策的真正影響,不能僅憑增值稅的增加來衡量,而應從政府如何利用這些資金的效率和公平性進行評判。
最終,回到最初的問題,政府是否能透過合理的資源分配和教育改革,確保增值稅政策促進教育公平和社會流動性?如果不能,是否會加劇社會不平等,進一步固化貧富差距?
Q3
Should Oxford lower its admissions standards for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generous benefactors?
牛津大學是否應該降低對慷慨捐助者子女的錄取標準?
對於很多人來說,牛津大學作為世界頂尖學府,素來以嚴格的學術標準和入學選拔程式為基礎。
然而,近年來,隨著捐贈者的湧現,尤其是一些捐贈金額龐大的富裕家庭,牛津是否應在錄取時對捐贈者的子女給予優待?在捐款能夠為學校帶來豐厚資金支援的背景下,降低錄取標準是不是合理的選擇?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強調市場中的“自願交換”原則——如果捐贈者提供資源,牛津自然會做出回應。但這種“交換”是否能平衡學術聲譽和公平性,是我們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資金無疑能幫助學校改善基礎設施、擴大獎學金、推動學術研究等,但如果捐贈者的子女因捐款獲得優先錄取,這是否意味著學校在踐行其核心理念——學術公正和公平競爭時,出現了偏差?
在美國,類似情況也曾引發廣泛討論。比如,哈佛大學因“捐贈者子女優先”政策受到公眾質疑。2019年,美國法院裁定哈佛大學的錄取政策不應偏向捐贈者子女,因為這可能破壞社會公平,尤其是在種族、性別和階層背景下。這一判決引發了關於高等教育公平性和捐贈與錄取標準之間關係的廣泛辯論。
進一步思考,資金能夠提升學術研究和教學質量。那麼,在學術與資金支援之間,牛津大學應該如何權衡?著名教育經濟學家詹姆斯·赫爾曼提出,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是社會進步的核心,必須透過合理政策保障。教育不應僅由經濟實力決定,學校應透過獎學金和助學金專案,為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
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平衡學校發展需求與社會公平之間的矛盾。是強化獎學金機制,還是有其他方式讓沒有資金支援的學生也能獲得同等教育資源?如果為了維持“公平”,失去了資金,牛津大學又該如何提高學術質量並持續發展?
以上就是Amy老師帶給大家的2025年經濟學話題破題,同時還為大家帶來了三士渡課程的特色資源,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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