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佛大學官方學生報刊《哈佛深紅報》釋出了一篇頗具爭議的社論《Should Harvard Admit More Rich Kids? Actually, Yes》。這篇文章聚焦於哈佛的捐贈者錄取政策，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作為長期關注留學相關資訊的媒體，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這一話題，剖析其背後的深層邏輯與潛在影響。
《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是哈佛大學的官方學生報刊，創立於1873年，長期關注校園事務與社會熱點。這篇1月20日的社論探討了捐贈者錄取政策，主張哈佛應繼續接納富家子弟，以確保學校資金充足。
《哈佛深紅報》的文章指出，哈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捐贈維持運轉，其研究中心的資金、助學金髮放以及職業服務等都離不開富裕捐贈者的慷慨解囊。作為回報，捐贈者的子女在錄取過程中會得到特殊關照。
文章作者認為，儘管這種做法可能在外界看來不太公平，但其積極意義更為顯著。
從資金層面來看，大額捐贈對學校發展至關重要。Leonard Blavatnik 的基金會曾向哈佛醫學院捐贈 2 億美元用於前沿生物醫學研究，David E. Goel 和 Stacey L. Goel 捐贈 1 億美元用於建設研究和藝術表演中心。
這些捐贈的受益群體不僅侷限於哈佛學生，還將惠及未來的無數人。
因此，作者認為，作為獲取鉅額捐贈的 “代價”，錄取捐贈者子女是可以接受的。
作者透過梳理哈佛在 “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平權訴訟案中被要求公開的六年本科錄取資料，對捐贈者子女錄取情況進行了深入分析。
資料顯示，每年透過 “院長興趣名單”（Dean’s Interest List，主要包含學校頂級捐贈者的親屬等）錄取的學生數量並不多。
儘管該名單上學生的錄取率（43%）遠高於普通申請者（7%），但在六年期間，透過此名單錄取的學生總數僅為 1000 人，平均每年約 167 人。
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些被錄取的學生中，有許多本身就是優秀的申請者，即便沒有捐贈者子女的身份優勢，也有很大可能被哈佛錄取。
作者估計，約 30% 的此類學生即便沒有錄取優待也能被錄取。也就是說，每年因捐贈者身份而被錄取的 “非優秀” 申請者大約只有 117 人。
同時，取消捐贈者錄取偏好對哈佛學生的種族構成影響不大，白人錄取比例僅會下降約 2%，而黑人、西班牙裔和亞裔的錄取比例各自增加不到 1% 。
對於眾多希望留學美國，尤其是申請哈佛的中國學生而言，這一政策無疑值得關注。
一方面，中國家庭對子女教育投入巨大，不少家庭也希望透過合理的方式幫助孩子進入頂尖學府。然而，哈佛的捐贈錄取政策顯然更傾向於美國本土的富裕家庭，中國學生很難透過捐贈的方式獲得錄取優勢。
另一方面，這一政策也反映出美國頂尖高校錄取過程中的複雜因素。中國學生在申請哈佛等名校時，更需要憑藉自身過硬的學術成績、獨特的個人經歷和出色的綜合素質，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就比方說中國學生在國際競賽中屢獲佳績，在科研專案中展現出創新能力，這些都是他們在申請時的有力籌碼。
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看，哈佛的捐贈錄取政策確實存在爭議。
儘管文章作者認為該政策對學生群體的人口結構影響不大，且捐贈資金能用於擴大助學金規模，理論上有助於更多低收入家庭學生獲得優質教育資源，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做法並非基於純粹的學術能力和個人潛力。
在追求教育公平的道路上，這種基於財富和社會關係的錄取方式，無疑是一種挑戰。
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美國高校的錄取體系是一個複雜的多元系統，除了捐贈者錄取偏好，還存在諸如 “傳承錄取”（校友子女優先錄取）等多種非學術因素影響的錄取方式。
這些現象背後，既有學校發展資金需求的考量，也有維護校友關係網路、傳承學校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隨著社會對教育公平的關注不斷增加，像“學生公平錄取組織”這樣的團體也在持續對高校的錄取政策進行監督和挑戰。
未來，像哈佛這樣的美國高校在錄取政策上可能會做出一些調整。捐贈與錄取的關係可能會更加透明，學校也可能加大對助學金專案的投入，以更好地平衡公平和發展的需求。
對於中國留學家庭和學生來說，持續關注這些政策的變化，並不斷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是應對留學申請環境變化的關鍵。
我們也期待，全球教育領域能逐步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錄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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