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申放榜落下帷幕，但申請季的大瓜卻接連不斷，還沒等“普林斯頓offer疑似造假”事件平息，美國又爆出17所高校的招生醜聞，雖然美國精英大學錄取偏袒富人子弟，甚至透過高額捐贈“賄賂”高校，讓成績普通的子女拿到入場券，這幾乎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但最近曝光的細節又再次印證了爬藤似乎是場金錢遊戲。
文 | 靜思
From 爸爸真棒
微訊號：babazhen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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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申請季的瓜是一波接一波。有中國學生AI作弊在美高被退學，還有普林斯頓Offer造假事件，據說成績和推薦信都是假的，背後還有學校和機構之間為了造假而進行的合謀。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一樁涉及17所精英大學的招生醜聞在教育界掀起軒然大波。
一群精英大學學生將麻省理工、賓大等精英大學以集體訴訟形式再次告上法庭，指控美國精英大學涉嫌在招生過程中偏袒富有家庭的申請者，併合謀削減對貧困學生的經濟援助數額，違背了Need Blind政策！
這一次，案件又曝出了更勁爆的細節，原告提交的新證據中包含了大學高層之間的私密通話、電子郵件和保錄名單…
其實，美國精英大學錄取偏袒富人子弟、甚至透過高額捐贈“賄賂”高校，讓成績普通的子女拿到入場券，這幾乎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比如，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賈裡德·庫什納在2003年被哈佛大學錄取。他的父親曾在兒子就讀前向哈佛大學捐贈了250萬美元。庫什納的學術成績並不突出，但兒子依舊順利入讀哈佛大學。新聞媒體報道後，曾一度這引發外界對捐贈與錄取關係的質疑。
還有以能源領域起家並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的羅伯特·巴斯（Robert Bass），他是斯坦福大學的校董會成員。在1991年和2005年分別向斯坦福大學捐贈了2500萬和5000萬美元。而他的女兒瑪格麗特·巴斯（Margaret Bass）在高中時成績中等，但依舊拿到了斯坦福大學錄取。
2019年，著名的“辛格招生舞弊案”曝出，揭示了多個富裕家庭透過捐款或賄賂的方式讓子女進入頂尖大學，更是讓普通民眾看到了富人如何動用資本的力量為子女通往名校鋪路。
最近，一些頂尖高校又有內部資料曝出，進一步坐實了富人子弟想要就讀精英大學，可以有多容易——真的就只是錢的事。
2022年，一起引人注目的訴訟案在伊利諾伊州聯邦法院掀起波瀾。原告是8名學生，他們指控包括喬治城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MIT等在內的17所頂尖大學，涉嫌在招生過程中偏袒富有家庭的申請者，併合謀限制對學生的經濟援助。
他們認為，這些學校一邊高喊“Need-blind”政策（即招生不考慮家庭經濟情況），一邊卻暗中偏袒富有學生。他們還指控這些學校串通操控學費和削減對貧困學生的援助。這一行為無疑背叛了學校宣稱的公平承諾。
被指控的17所大學包括：布朗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達特茅斯學院、杜克大學、埃默裡大學、喬治城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西北大學、聖母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萊斯大學、範德堡大學、耶魯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其中10所學校（包括布朗大學、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已選擇與原告和解，共同支付了2.84億美元的賠償。然而，這些學校雖然賠償了，但並未承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還有7所大學仍在僵持之中，包括加州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喬治城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聖母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
今年12月17日，原告再次向法院遞交了申請，請求將針對剩餘大學的訴訟提升為集體訴訟形式。
8位原告要求的賠償金額高達6.85億美元。根據美國反壟斷法律規定，一旦集體訴訟的身份確認，賠償數額可能會激增三倍以上，數額超過20億美元。
最近，案件又曝出了更勁爆的細節，原告提交的新證據中包含了大學高層之間的私密通話、電子郵件和內部報告。這些資料進一步為精英大學優先錄取富家子弟增加了實錘。
這次曝出的具體實錘有哪些？
比如，媒體曝出了麻省理工學院招生主任Stuart Schmill在2018年的一封電子郵件，其中寫道，MIT當年在時任董事會主席Robert Millard的強推下，錄取了推薦的六名申請者中的四名，其中兩名是“原本不可能錄取的”。
還有，一位賓大前招生辦主任的證詞中證實，賓夕法尼亞大學曾為捐贈者的子女提供了優惠待遇。
在她工作的1999-2008年期間，一些申請者會被貼上“真正特殊利益群體”（BSI）的標籤。被貼上“BSI 標籤”的學生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學校的“鉅額捐贈者”，或者受到董事會成員的擁護。
再比如，聖母大學副校長Donald Bishop在2012年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曾寫道（該郵件已作為訴訟證據提交）：
還有喬治城大學的實錘，多年來校長JohnJ.DeGioia每年都會選出80名學生列入到“特殊錄取名單”裡。這些學生之所以能被選中，並非其擁有多麼優秀的學術成就或體育才能，而是其父母的“慷慨捐贈”。
訴訟稱，這位校長經常在該名單的頂部寫上“請錄取（Please Admit）”的批示，幾乎可以100%確保這些學生被錄取，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家庭財富和捐款潛力。
當然，即使有這些內部資料露出，上述高校依然否認自己在錄取中存在不當。
麻省理工學院在幾天前迅速做出了回應 ，有任何關於“招生中偏袒富人子女的歷史。根據MIT官方的記錄顯示，富人的子女也經常會在MIT的申請中碰壁。”
賓夕法尼亞大學發表宣告表示：
“根據我們提供的資料實際證明，賓夕法尼亞大學在錄取學生時並不偏愛那些家庭已經或承諾向賓夕法尼亞大學捐款的學生，無論多麼有錢。”
“事實上，大學非常謹慎地確保不會給予此類偏好。因此，只有符合條件的申請者才會被錄取。”
總之，上述高校對不公平錄取擺出的態度就是“否認三聯”——“不可靠”“不予考慮” “毫無根據”，被提起訴訟的這些學校都強調自己在錄取過程中從未偏袒向大學捐款或承諾捐款的學生。
美國高校普遍採取“Need-blind”招生政策，也就是各校在錄取評估時，不得衡量學生的財務背景及學費支付能力，只看文書、推薦信、成績單等申請材料，在錄取上都應一視同仁。
但為了防止搶奪生源彼此之間金額越卷越高，本次事件被告中的17所大學曾“結盟”串通一氣，給經濟援助的獎助學金設定統一的上限，從而節約了一大筆原本平等錄取原則下，應當支出的援助費用。
從學校的角度，這種方法可以提高淨學費收入，但從學生的角度看，有經濟援助需求的群體在錄取過程中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原告律師Robert Gilbert認為，大學在決定錄取誰和提供多少助學金時，應該嚴格遵守“Need-blind”的原則約定，在錄取學生時不考慮學生的經濟能力。而學校優先考慮、偏袒富裕學生的做法，明顯是違反了“Need-blind”的法律規定。在過去20年裡，約20萬名學生受到了此等不公平的對待，累積所減少的金額可能達到了數億美元。
被告校方則辯解稱，在錄取時考慮學生財富並不違反其中的規定，“Need-blind”條例真正要求的是，大學不得因為貧困學生需要經濟援助而歧視他們。雙方對定義解讀出“歧義”，感覺這又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扯皮”訴訟。
去年《財富》雜誌釋出了一篇文章：
裡面提及哈佛大學的一項新研究表明，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相比來自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家庭、且SAT或ACT成績相當的學生，進入“常春藤PLUS”學校（常春藤八所大學加上芝加哥大學、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機會是其兩倍多。較高的錄取率導致每班1,650名學生中，多出103名來自收入前1%的家庭（家庭年收入至少為65萬美元）。
總體來說，年收入在前1%的家庭進入藤校和精英大學的機率比普通人高了一倍。
在Reddit上關於這篇文章的討論，高贊第一的回覆是研究太假了！怎麼可能只高一倍。至少5倍起吧。
可見大家心裡非常有數。
教育公平向來是美國教育界的經典、熱門又難解的話題。這些年為了教育公平，各方做了不少努力。
比如，亞裔學生於2014年起訴哈佛大學，指控其錄取政策對亞裔申請者存在種族歧視，違反平權法案，案件由“公平錄取學生聯盟”推動。案件最終於2023年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平權行動違憲，要求大學在錄取中不再以種族為依據，從而改變美國高等教育錄取規則。
還有，今年9月加州、馬里蘭州廢除 “Legacy Preference”“傳承錄取”政策。
傳承錄取 “Legacy Preference”，是美國大學的一種錄取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約一個世紀前，曾經是為了阻止猶太學生進入頂尖大學而制定。但現在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強校友網路、從而獲取更多的資源和支援。
"Legacy"一詞，字面意義為“遺產”，在美本錄取中，它特指一種傳承現象——即某些大學和學院在錄取過程中，會給予校友的子女或家庭成員一定的優先權。這種政策意味著，如果你的家族中有成員曾就讀於某校，那麼在申請該校時可能會獲得一定程度的優先考慮，可以說是一種“合法後門”。
在2019年的“哈佛大學亞裔歧視案”訴訟過程中，哈佛首次公開大量錄取資料，資料顯示：在 2014 ~ 2019 年期間，哈佛大學“校友子女申請者”的錄取比例要比其他申請者高出近6倍，而與捐贈者有關的申請者被錄取的則高出近7倍。
另一項針對30所精英大學的研究同樣發現：父母曾是該校校友的學生相較於其他申請者，有高出45%的機率被這些知名大學錄取。進一步的研究表明，這種校友背景的優勢，幾乎等同於在SAT考試中額外獲得了160分的加分（1600分制）。這種顯而易見的優待，對那些沒有校友背景的學生而言，無疑是一種不公正的現象。
於是，今年9月30日，加州州長Gavin Newsom簽署了一項立法（AB 1780）：從2025年9月1日開始，加州將禁止所有私立院校採取傳承錄取和捐贈者錄取政策，受到影響的包括加州頂尖名校斯坦福大學和南加州大學。
這項立法舉措意味著加州將禁止私立和公立大學在招生時給予校友及捐贈者子女優先權。這成為繼馬里蘭州之後，全美第二個在公立和私立大學中禁止優待校友子女的州。
可即便做了如此多的努力，教育公平真的能實現麼？我們談的不是絕對公平、而是教育不公平有沒有縮小的可能？
很難！
無論是傳承錄取制度、還是捐贈者子女優先錄取制度，背後的驅動力主要是經濟利益。美國大學的經濟來源主要依賴於三個渠道：學費收入、科研基金以及校友捐贈。
統計資料顯示，美國大學每年接收到的鉅額捐贈通常佔到其年度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大約四分之一的捐贈源自校友。在美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已逐漸變得高度商業化的今天，校方“捨棄”有錢的校友無異於自取滅亡。
另一方面，常春藤及頂尖大學本就奉行“精英化”的教育體系。這些學校的校友群體通常都是成功的商界領袖、政治家和學者，校方希望保持學校的社會地位和傳統，而富豪們也希望子女能夠維持這種“精英鏈條”，雙方追逐的目標一致，很難瓦解“利益聯盟”。
美國精英大學錄取中的貧富差距並非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與社會的階層固化、資源分配不均、教育體系商業化以及歷史遺留的社會偏見等多重因素緊密相關。
儘管各界做出了很多努力，但“金錢”才是這場遊戲裡重要的一環——而這正是99%的普通家庭稀缺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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