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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試圖透過本文儘量簡潔地解釋，為什麼川普經濟政策存在嚴重的內在矛盾，尤其是關稅與美債問題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
作者在過去兩年的文章中，反覆提及過Robert Lighthizer、Michael Pettis，並介紹過他們各自所著No Trade Is Free和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這二位在觀點上多有類似，事實上兩人也多有溝通。但Pettis更偏向學理，而Lighthizer更偏向實操，這跟兩人經歷有關。
正如作者過去多次介紹，對超級全球化（WTO）的反思並不首先來自於美國的右翼，而是由左翼學者從全球經濟不平等的視角展開的，其中比較重要的是Dani Rodrik教授。
Rodrik教授認為從WTO回到GATT是有助於解決超級全球化帶來的種種問題，因為GATT條件下，貿易規則原則上是需要透過國與國談判實現，而不會是直接賦予完全的貿易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完全自由化對跨國企業是有利的，但對各國（無論是先發還是後發國家）的勞動者其實是不利的，並且要受制於“超級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我們不能在擁有超級全球化的同時擁有民主制度和國家自主權，我們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
Pettis教授時常引用Rodrik教授的觀點，儘管作者看來，有時並未按Rodrik教授的原意在引用。當然Lighthizer也有這個問題，比如他關於美國關稅史的很多觀點引用過Douglas A. Irwin教授的論著，但Irwin教授顯然認為Lighthizer多有曲解。當然總體來講，作者認為Pettis的研究對於理解今天的全球貿易不平衡現狀是有幫助的，而Lighthizer也是一位理想主義色彩很濃的美國愛國主義者。
Lighthizer和Pettis的基本觀點很簡單：在全球化條件下，外貿出口國（東亞、德國、越南等）透過壓低匯率、抑制內需等方式壓低產品價格向美國出口，靠外貿賺取美元后，又投資回美國（購買美債、美股）。這導致出口國對美元需求的提升，最終導致美元匯率維持高位，使美國產品價格過高，進而失去競爭力。他們認為這是美國製造業衰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換言之，美元幣值相對出口國幣值難以下降是最關鍵的問題。
那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呢？邏輯上很簡單，要麼透過關稅讓出口國的產品失去價格優勢；要麼阻止出口國反向投資美國。
根據上述思路，Lighthizer在2023年出版的No Trade Is Free中列明瞭三個方案：一是2003年巴菲特提出的進口許可證（ICs）方案；二是對流入美國的外國投資收附加費（實質是對購買美股、美債進行徵稅），當前又演變為阻止中國大陸投資美國本土，也就是最近美國在討論的，要求中概股退出美國資本市場，昨天Pettis在FT的文章又重申了這個看法；三是徵收關稅用以使逆差下降，也就是目前的川普關稅方案。（更具體的分析：《金本位的幽靈——川普關稅的萊特希澤方案》）
不能講Lighthizer和Pettis對貿易現狀的描述完全不符合事實，但正如外界一直批評的，這僅僅是事實的一部分。
一方面，美債規模的失控，首先在於美國國內缺乏必要的債務約束，是美國發行美債，海外才會購買，而不是海外逼迫美國發行，再去購買。美國有限制過海外購買嗎？不止沒有，而且極度恐懼海外不再購買。美債在短短三十年時間內變成難以承受的天量，難道最該改革的不是美國自身的公共開支失控問題嗎？難道最該反思的不是在全球和平時期還要不斷向其他國家開戰的問題嗎？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13次海外戰爭到底獲得了什麼呢？
另一方面，美國實際在戰後盡享了所謂美元霸權的紅利。正如作者在2018年提及，美國在2010年代就開始有意識地放棄製造業（《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上）》），跨國企業將生產轉移至海外，維持低生產成本並開拓海外市場，進而使得美國資本市場持續繁榮。美國資本市場又緊密掛鉤美國養老金體系，使美國在老齡化時代，毫無其他國家需要承受的那種養老壓力。所以，海外反投美國股市，實際上是在支援美國的養老體系運轉，也是在支援美國創新體系運轉。截至2023年底，美國養老金體系總規模約41.2萬億美元，除了第一支柱聯邦社保基金（OASDI，2.79萬億美元）因政策限制不參與資本市場投資外，第二支柱僱主養老計劃（DB和DC，合計22.4萬億美元）中的大部分（尤其是401(k)），以及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賬戶（IRA為主，16萬億美元）的大部分，都投資到了美國資本市場。換言之，出口國反投美國資本市場，實際是為美國養老體系提供了最強力的支撐。有如此強大的養老保障，美國人怎麼可能去形成東亞那樣的“儲蓄觀念”呢？
長期輕視製造業，過度重視金融業，必然削弱美國國力。從學術研究而言，意識到問題是對的，指出全球貿易不平衡問題，乃至指出出口國不夠重視內需也是對的，但無視美國自身的問題，否認美國在過去享受的“紅利”，將所有問題歸結為出口國的選擇，則是可笑的。正如作者在2018年指出的，為什麼德國和日本在全球化過程中並未放棄製造業，而美國就主動放棄了呢？德國和日本難道沒有大規模外包嗎？難道主要是因為匯率問題？難道主要是因為德國和日本的人工更便宜？美國工人的福利難道會比德國工人還要好嗎？
還是那句話，究竟是出口國非要想購買美債呢，還是美國財政部希望出口國購買美債呢？究竟美國是希望維持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呢，還是希望全球放棄對美元的需求呢？
如果對美元、美債乃至整個美元資產的需求大幅下降，那美國的“霸權”也就自然喪失了，美國的資本市場連同其養老體系也就面臨瓦解；如果對美元、美債的需求繼續維持、不斷增加，那美國的製造業就更加難以恢復。這就是世界儲備貨幣的兩難問題。更重要的是，美國當前的貿易政策制定者，似乎將製造業過度地與匯率問題相捆綁，無視製造業的恢復需要更多其他條件得到滿足，包括教育、綜合性生產成本、產業鏈的完備性等等。
如果說關稅政策的討論還存在一定傳統的學理依據，那川普經濟政策的另一面，也就是Stephen Miran主導的所謂“海湖莊園協議”方案，則幾乎是弱肉強食的博弈論產物。
與Lighthizer和Pettis關注貿易和美國製造業的恢復不同，作為川普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的Stephen Miran，真正關注的是美債的可持續性問題。
2024年11月Miran釋出的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中，首次提出了“海湖莊園協議”方案。
Miran在該份檔案中首先提出：“對現行經濟秩序的不滿深深植根於美元的長期高估和非對稱的貿易條件。這種高估使得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進口價格低廉，從而制約了美國製造業的發展。隨著工廠關閉，製造業就業機會減少，許多地方經濟走向衰退，許多勞動家庭難以自給自足，陷入對政府救濟或鴉片類藥物的依賴，或不得不遷徙到更為繁榮的地區。基礎設施因政府無法提供服務而日漸惡化，住房和工廠也被遺棄，社群陷入'凋敝‘。”
也就是一如既往地將美國本土的問題完全歸結到美元幣值高估和貿易問題上。Miran清楚地指出：
“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就意味著：一方面，美國必須承受貨幣被高估而削弱出口競爭力的負擔；另一方面，美國又能以極低的成本透過金融域外效力實現國家核心安全目標，從而獲得地緣政治優勢。
“這種權衡關係體現在出口競爭力與金融實力投射之間。由於美國能夠藉助全球安全體系來投射力量，美國必須將儲備貨幣這一問題與國家安全緊密聯絡起來。美國為自由民主國家提供全球防護傘，而作為交換，美國則享有儲備貨幣帶來的好處——同時也需要承擔隨之而來的負擔。
“無論是關稅政策還是匯率政策，其目標都在於提升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從而增加國內工業產能，並吸引全球需求和就業機會迴流美國。這些政策不大可能實現低附加值行業（例如紡織業）的大規模迴流，因為諸如孟加拉國等國家儘管面臨匯率或關稅大幅波動，仍將保持比較優勢。但這些措施能幫助保持美國在高附加值製造業中的領先地位，放慢甚至阻止進一步的離岸外包，並可能增強美國在談判中爭取他國開放市場或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籌碼。”
基於上述，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Miran引入了Zoltan Pozsar在2024年提出的美元百年無息債方案，也即所謂“海湖莊園協議”的核心內容：
美國提供安全區（security zone），
1）安全區是一種公共產品（public good），處於安全區內部的國家必須透過購買美國國債來為安全區融資；
2）安全區是一種資本產品（capital good），其最佳融資方式是百年債（century bonds）而非短期國債；
3）安全區沒有鐵絲網，除非你把短期國債轉換為百年債，否則關稅將把你排除在外。
將美國短期國債置換為百年無息債，實際就是接受美國債務違約。市場持有者是不可能同意的，一旦施行，必然導致出現對短期美債的拋售。Miran的方案對市場主體無能為力，因此只是針對國家持有者的。具體而言，如果不進行強制置換，那就立即克以高關稅，並被排除在美國提供的安全區之外。這個安全區除了貿易政策之外，主要是是指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
換言之，所謂“海湖莊園協議”，實質是以關稅為脅迫手段，來強迫美債持有國接受美債違約，進而從外部為美國債務壓力減輕找到喘息空間。美國債務壓力減輕後，疊加關稅政策帶來的關稅收入和貿易變化（獲得相對方進口美國產品的承諾），美國再從容地進入本土減稅的階段，吸引外國資本赴美國本土進行投資，從而迎來所謂“製造業復興”。
上述策略要能實現的前提，從根本上講，是要美國的貿易相對方承受全部損失，具體而言：
一是屈從於關稅壓力，美債持有國接受美債實質違約；
二是屈從於關稅壓力，對美國做出進口承諾；
三是不屈從於關稅壓力，繳納關稅來填補美國財政收入；
四是不屈從於關稅壓力，將出口優勢拱手於人。
Stephen Miran、Scott Bessent與Lighthizer、Pettis雖然都贊成關稅，但後者基本沒有關心過美債問題，主要是期待透過關稅來實現貿易平衡。Miran和Bessent實際是將美債問題放在首位，而關稅只是手段。Lighthizer和Pettis其實更理想主義，而Miran和Bessent更加現實。
但正如提出百年債方案的Zoltan Pozsar所言，這個方案其實完全有賴於美債持有國的密切配合，關稅壓迫是危險之舉。
接下來，就是過去一週全球看到的，川普將關稅壓迫玩到極致，在享受kiss my ass的同時，完全超出了Miran設計的方案邊界。
海湖莊園協議方案的關鍵問題，在於以下幾方面：
一是如果主要的美債持有國不屈從於關稅壓力，不但美國短期國債不會被置換為百年債，還會讓市場開始拋售美債，從而對美國短期國債的發售產生衝擊，動搖全球對美元資產的信心；
二是大規模關稅反制會造成美國通脹、其他國家通縮的效果（《川普關稅與輸出通縮》），全球經濟陷入混亂，此時要談判讓貿易相對方完全承受損失，更難實現；
三是川普實際最多隻有一年視窗期，因為2026年美國將開始中期選舉，各國只需撐滿一年，川普一意孤行的後果將是共和黨很可能丟掉一院甚至兩院，成為跛腳鴨總統，屆時再進行談判，美國優勢盡失。
隨著川普帶來混亂的加劇，川普經濟政策的參與者也開始調整各自的觀點。昨天，Pettis在FT撰文，指出如果美國主導的關稅同盟無法達成，那最有效的方案是限制美國資本賬戶，也即限制順差國透過收購美國資產來平衡其順差能力。可以預見，後續關於強制中概股退出美國的聲音會逐漸增強。
即便站在美國立場，川普也是最不合適的談判人選。因為他缺乏一個優秀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滿嘴跑火車，朝令夕改，幾乎把美國的軟實力損毀殆盡。如此重大的全球貿易架構重構，尤其在美國已經不處於產業盡皆優勢的時代，必須慎重對待各國的感受，但現在川普連巴拿馬這樣的小國都無法拿捏，何況大國。一個毫無定性、隨時可以撕毀協議的美國總統，是無論如何也沒法成功主導比建立WTO還複雜的全球貿易談判的。
作者預期，無論是各國還是民主黨，都在等待明年美國中期選舉的到來。因此拖延戰略，才是現實的選擇。所以，無論對外貿，還是對全球經濟，都不應過度悲觀，但也要對未來一年可能出現的劇烈動盪做好充足的準備。
也應看到全球貿易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尤其是作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中國應藉此機會，將對內需的重視上升到G2博弈的高度，G2之爭，最終是內需之爭。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