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古原
又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出現了,於是,我們再一次聽到我們這個時代最堅硬、最普遍的一個“思想鋼印”。
這個鋼印就是：一齣問題，就找政府；出了問題，就是政府管得還不夠。
這事，我就不寫了,我們今天談美國.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啊，被很多人，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奉為“食品安全燈塔”的國家，但事實是，它的國民，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鋪天蓋地、沒完沒了地抱怨自己的食品不安全。
有空,你可以去刷小紅書，你就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很多美國人，在瘋狂吐槽美國的食品問題。
說什麼牛奶裡有激素啊，雞肉是用氯水洗的呀，麵包里加了“瑜伽墊”的成分啊，各種食品色素在歐洲都停用了，在美國卻可以隨便放。
這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認知反差。
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中國人的印象裡，美國食品是什麼？是安全的代名詞啊。
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這三個字母，在我們心中，那就是“金字招牌”、“權威認證”的同義詞。
很多人海淘奶粉、保健品，不就是衝著這塊招牌去的嗎？
一邊是我們心目中的“優等生”，另一邊是這個“優登生”家裡鋪天蓋地的自我抱怨。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我們誤會了美國，還是美國人自己太矯情？
要解開這個謎團，我們得把時間的指標，撥回到一百多年前，回到那個美國食品安全神話的“創世紀”時刻。
一本小說引發的管制
1906年，美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一本名叫《屠場》的小說橫空出世，作者是厄普頓·辛克萊。
這本書，用極其寫實和血淋淋的筆觸，描繪了芝加哥肉類加工廠裡的恐怖景象。
那裡面有什麼？有掉進絞肉機裡，和肉餡混在一起的工人；有長滿結核病的牛，被做成罐頭；有發黴、變質的香腸，被重新摻上香料，蓋上政府的檢驗合格章，再次出售；還有無數的老鼠，在肉堆裡亂竄，最後和肉一起，變成了美國人的盤中餐。
這本書就像一顆炸彈，在美國社會引爆了。
據說，當時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白宮一邊吃早餐，一邊讀這本書，讀到一半，“嗷”地一聲跳起來，把盤子裡的香腸全扔出了窗外。
公眾的憤怒被點燃了。
輿論排山倒海，要求政府必須管起來！
於是，就在同一年，美國國會火速通過了兩部里程碑式的法律：《純淨食品和藥品法》和《肉類檢驗法》。
現代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的基石，大名鼎鼎的FDA的前身，就此誕生。
你看，這個故事是不是特別順理成章？黑心資本家為了利潤，罔顧人命 -> 有良知的作家揭露真相 -> 憤怒的民眾和有作為的總統推動立法 -> 政府出手，從此人民的食品安全有了保障。
這是一個完美的、符合我們所有人直覺的敘事。
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這個我們聽了一百多年的“官方敘事”，可能只是故事的一半，甚至是經過精心剪裁的一半。
一些經濟史學家，尤其是那些秉持自由市場理念的學者，在深入挖掘了當年的史料後，發現了一個“反常識”的真相。
真相是什麼？
第一，辛克萊的《屠場》雖然影響巨大，但它首先是一本“小說”，裡面充滿了文學的誇張和虛構。
它不是新聞調查報告。
辛克萊本人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寫這本書的初衷，是想揭露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結果歪打正著，大家沒關心工人的處境，反而關心起了自己吃的肉。
他自己都無奈地說：“我本想打動公眾的良心，結果卻不小心打中了他們的胃。”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
在1906年立法之前，美國的食品安全狀況，是不是真的就那麼暗無天日？恰恰相反。
市場本身，已經在透過自己的機制，進行優勝劣汰了。
你想想看，在那個沒有FDA的年代，一個家庭主婦去買肉，她信什麼？她信的是那個肉鋪老闆的臉，是那個掛在店門口幾十年的家族招牌。
如果一個品牌，比如當時著名的“阿 Armour”或者“斯威夫特 Swift”，敢賣一次臭肉，它的百年聲譽，一夜之間就會崩塌。
消費者會用腳投票，讓它關門大吉。
“聲譽”，就是那個時代最好的安全認證。
為了維護這個比金子還貴的聲譽，大公司甚至願意投入巨資，建立自己的實驗室，搞比政府標準更嚴格的內部質檢。
他們甚至主動邀請記者來工廠參觀，向公眾展示自己的生產線有多幹淨。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市場機制運轉得好好的，為什麼最後反而是政府出手了呢？
答案會讓你大吃一驚：因為那些最大的肉類加工巨頭，正是《肉類檢驗法》背後最積極的推動者和遊說者！
為什麼？因為他們發現，要跟那些遍佈全國、價格更便宜的小屠宰場、小作坊競爭，太累了。
但如果能說服政府，出臺一個全國統一的、極其嚴苛的“強制檢驗標準”，那情況就不一樣了。
這些大公司，有雄厚的資本，可以輕鬆地建造符合標準的廠房，僱傭最好的律師和專家。
而那些小作坊呢？他們根本負擔不起這筆鉅額的“合規成本”。
結果就是，一部以“人民安全”為名的法律，客觀上成了大公司消滅競爭對手、鞏固市場壟斷地位的“核武器”。
你看，故事的另一半是這樣的：市場本身正在透過“聲譽機制”解決問題，但大企業利用了公眾被小說點燃的恐慌，透過“監管俘獲”的手段，藉助政府之手，建立了一個有利於自己的行業壁壘。
從此，美國食品安全的敘事，就走上了一條全新的，也是我們今天要重新覆盤的道路。
一個致命的轉變
好了，從1906年開始，美國人關於“吃”的信任邏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我們面前出現了兩條路。
第一條路，叫“市場信任之路”。
在這條路上，信任是分散的、多元的、動態的。
我相信亨氏的番茄醬，是因為它一百年來品質如一；我相信街角那家麵包店，是因為老闆娘的孩子跟我孩子一個班；我相信某個有機農場，是因為我親眼見過他們的牛在吃草。
這個信任鏈條，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透過一次次的交易、口碑的傳播、聲譽的積累，像毛細血管一樣建立起來的。
誰想破壞這個信任，誰就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責任是明確的：你賣的食物出了問題，你，就是你這個生產者，要負全部責任。
第二條路，叫“政府信任之路”。
在這條路上，信任是集中的、單一的、靜態的。
我為什麼相信這塊肉是安全的？不是因為我信賴這個品牌，而是因為上面蓋了一個“USDA Inspected”（美國農業部檢驗）的章。
信任的物件，從成千上萬個具體的、活生生的生產者，轉移到了一個抽象的、遙遠的、匿名的監管機構。
這個轉變，看起來是進步，是把安全問題“標準化”、“科學化”了。
但它帶來了一個致命的後果，這個後果，就是過去一百年美國食品安全困局的“總病根”。
這個病根，就是“責任的稀釋和轉移”。
你想，當你是一個食品公司的老闆，在“市場信任”的道路上，你的首要目標是什麼？是贏得消費者的心，是建立金字招牌，是讓你的產品好到別人無法超越。
安全，是你品牌價值的核心，是你身家性命所繫。
但是，在“政府信任”的道路上，你的首要目標，悄悄地發生了變化。
它不再是“如何讓我的食品達到最安全”，而是“如何做到完全符合FDA的規定”。
這兩種目標，有天壤之別。
“符合規定”成了一道護身符。
一旦出了問題，企業的第一反應，不再是“我辜負了消費者的信任”，而是“我已經完全遵守了法律法規，我的操作是合規的，所以責任不在我”。
責任被成功地甩給了那個制定規則的政府機構。
而政府呢？它也很委屈。
我一個機構，要管全國成千上萬家企業，上百萬種產品，我怎麼可能面面俱到？我只能制定一個“最低標準”，一個安全下限。
於是，一個怪圈就此形成：
“下限”變成了“上限”.
既然只要達到政府的“最低標準”就能免責，那企業還有什麼動力去追求更高的、遠超行業標準的安全性呢？市場中最核心的“安全競賽”被極大地削弱了。
大家比的，不再是誰更安全，而是誰更能以最低的成本，滿足法規要求。
責任變成了皮球，消費者吃出了問題，去找企業，企業說我合規了，你去找政府；
消費者去找政府，政府說我的標準就是這樣，是企業執行出了問題，或者是這個標準本身需要更新。
責任，就在這個三角關係裡，被踢來踢去。
這時，消費者不再相信任何一個具體的品牌，而是把所有的信任，都寄託在那個政府的印章上。
但這個印章，並不能保證100%的安全。
一旦這個印章下的食品出了問題，整個信任體系就會瞬間崩塌。
人們感受到的，不是對某個企業的失望，而是對整個“系統”的背叛。
這種被系統背叛的感覺，正是催生持續憤怒和抱怨的溫床。
永動機式的“抱怨機器”
當“政府信任”取代“市場信任”之後，一個永動機式的“抱怨機器”就被啟動了。
這個機器的運轉邏輯是這樣的：
第一步：幻覺的產生。
政府監管創造了一個“絕對安全”的幻覺。
既然國家都出手了，蓋了章了，那就不應該再出任何問題。
人們對安全的期望值，被無限拔高了。
第二步：幻覺的破滅。
但現實是，絕對安全不可能存在。
總會有新的破壞因子會出現，總會有未知的化學物質產生影響，總會有疏忽和意外發生。
於是，食品安全事件，依然會零星地、但持續地爆發。
比如，1993年，Jack in the Box快餐店的漢堡，因為大腸桿菌汙染，導致數百人中毒，4名兒童死亡。
這起事件，儘管有政府的檢驗，還是發生了。
第三步：憤怒的歸因。
幻覺破滅後，公眾的憤怒，會指向哪裡？不會指向那個具體的快餐店品牌，而是會指向那個“失職”的政府。
人們會問：“FDA去哪了？農業部在幹什麼？你們的監管在哪裡？”
第四步：錯誤藥方的開出。
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政客和官僚們，唯一的選擇是什麼？是承認“政府管制”這個思路本身有問題嗎？不可能。
他們只會開出同一個藥方：那就是“加強監管”。
於是，我們看到，每一次食品安全危機之後，緊跟著的，一定是更嚴格的法規、更復雜的流程、更多的檢查人員、更龐大的官僚機構。
比如，Jack in the Box事件後，美國農業部就推出了更嚴苛的肉類檢測體系。
奧巴馬時期，又簽署了《食品安全現代化法》，被譽為“七十年來最全面的食品安全改革”。
第五步：迴圈的開始。
新的、更嚴的法規出臺了。
但它能保證下一次不出事嗎？不能。
它只是在舊的系統上，又打了一層補丁。
它讓合規成本變得更高，進一步扼殺了小企業的創新，鞏固了大企業的壟斷。
而那個“責任稀釋”的根本問題，一點都沒被觸及。
所以，過不了幾年，新的問題又會以新的形式冒出來。
公眾會發現，為什麼我們的食品裡，有那麼多歐洲禁止的新增劑？為什麼轉基因食品不用明確標識？為什麼工業化的養殖場還在使用抗生素？
於是，新一輪的抱怨和憤怒又開始了。
人們再次把矛頭指向政府：“你們的監管還不夠！你們被利益集團俘獲了！” 政客們再次回應：“好的，我們馬上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制定一個更嚴的法案！”
你看，這個“出事 -> 抱怨 -> 加強管制 -> 再出事 -> 再抱怨 -> 再加強管制”的迴圈，是不是就像一個停不下來的永動機？
一百多年來，美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就像一個滾雪球，越滾越大，越滾越複雜。
但美國人對食品安全的抱怨，也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根源就在於，他們從一百年前開始，就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他們試圖用一個集中的、僵化的、官僚的系統，去解決一個本該由分散的、動態的、市場的力量來解決的問題。
今日的戰場
現在，我們回到今天的小紅書。
那些讓美國人憂心忡忡的“科技與狠活”，幾乎每一個，都能在這個“抱怨機器”的邏輯裡找到自己的位置。
生長激素牛奶（rBGH）為什麼在美國合法，但在歐盟、加拿大、日本都禁止？因為背後的孟山都等大公司，成功遊說了FDA，讓其認定這種激素“對人體無害”。
FDA的“科學”結論，戰勝了消費者的普遍擔憂。
消費者除了抱怨，別無選擇，因為市場上幾乎所有的大品牌牛奶，都來自於使用激素的奶牛。
為什麼美國人用含氯的消毒劑清洗雞肉，而歐洲人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因為美國的工業化養殖規模太大，雞的生長環境很差，容易滋生細菌。
用氯水清洗，是成本最低、最高效的“事後消毒”手段。
監管機構認為，只要最終氯殘留不超標，就是“安全”的。
他們批准了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而不是去推動更健康、但成本更高的養殖模式。
為什麼美國的“芬達”是耀眼的橘黃色，而歐洲的“芬達”是淡淡的黃色？因為美國的芬達里加了在歐洲被停用的“日落黃”色素。
為什麼？因為食品和化工巨頭們，有足夠強大的遊說能力，讓FDA相信，這些東西在“規定劑量”內是安全的。
至於它會不會導致兒童多動症，會不會有長期風險，那就在“科學爭議”的掩護下，不了了之了。
所有這些例子，都指向同一個事實：
那個本該代表公眾利益的監管者，在強大的、有組織的、資本雄厚的利益集團面前，往往會選擇妥協。
它制定的標準，最終反映的，不是消費者最樸素的安全願望，而是各方利益博弈和妥協的結果。
而普通消費者，在這個遊戲中，是最無力的。
他們沒有專業的知識去跟FDA的科學家辯論，沒有財力去跟大公司的律師團打官司。
他們手裡剩下的，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就是“抱怨”。
他們在小紅書上抱怨，在推特上抱怨，在給議員的信裡抱怨。
這種抱怨，持續了一百年，而且，只要這個“政府兜底”的模式不改變，它還會再持續一百年。
奪回我們自己的“安全選擇權”
我們看到了，一個以“保障安全”為初衷的政府管制體系，是如何一步步地，把責任搞得一團模糊，把信任從具體的生產者身上抽離，把市場中良性的“安全競賽”變成死板的“合規遊戲”，並最終制造了一個“永動機”式的抱怨機器。
安全，不是一個可以用權力“管”出來的技術指標，它是一種由信任、責任和聲譽構成的，活生生的、脆弱的生態。
政府的強力介入，就像在脆弱的生態系統裡，引入了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級物種”。
它看似解決了眼前的問題，但它破壞了系統內部原本精巧的制衡和反饋機制。
最終，整個生態，都變得依賴於這個“超級物種”，一旦它打個盹，或者它有自己的私心，整個系統就會面臨崩潰的風險。
那麼，真正的出路在哪裡？
不是撤掉所有的監管，回到叢林法則。
而是要把權力和責任，重新歸位。
政府的角色，應該是一個“公正的裁判員”，而不是一個“包辦一切的保姆”。
它的職責，是捍衛產權，懲罰欺詐（你賣毒牛奶，就該讓你傾家蕩產），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法律環境。
而把選擇的權利，和信任的責任，還給每一個消費者，還給市場。
讓那些敢於承諾“我的牛奶絕不含生長激素”的品牌，有機會脫穎而出；讓那些堅持用最笨、最傳統方法養雞的農場，能賣出更高的價格；讓那些敢於在包裝上，用最大的字號標明“本產品不含任何人工色素”的企業，贏得消費者的尊敬和鈔票。
只有當生產者，需要為他產品的每一個細節，向消費者直接負責的時候；只有當消費者的每一次選擇，都能真實地決定一個企業生死的時候，真正的食品安全，才會像雨後春筍一樣，在市場的土壤裡，自然地、蓬勃地生長出來。
同時，市場上永遠會有偶發案例，市場永遠不可能完美。這是人生的風險，渴望一個徹底無風險的社會，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
美國的故事不過在告訴我們，這種出事就要求監管更嚴的方式，並不能帶來食品安全，相反，帶來了持續百年的抱怨，帶來了企業對消費者主權的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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