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2日，我國著名婦女研究和性別研究學者李小江逝世，享年74歲。
李小江（1951-2025），女，江西九江人，陝西師範大學女性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婦女文化博物館榮譽館長。曾為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1992)、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1995)等院校特聘教授，著有《夏娃的探索》《性溝》《女性審美意識壇微》《走向女人》《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女人讀書：女性/性別研究導讀》《女人：跨文化對話》《史學的性別》等。
自1980年代以來，李小江在女性/性別研究領域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奠基工作：1980年代主編“婦女研究叢書”，奠定本土的學科基礎；1990年代主持“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搶救出幾代女人真實的聲音；“婦女文化博物館”於2002年在陝西師大落成，成為女性文化尋蹤和教育的常設性平臺；2018年11月“女性/性別研究文獻資料館”正式揭牌，為女性的知識傳承建成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學術研究基地……她將自己的工作喻為“磚石”，“以便後人可能在有跡可循的軌道上繼續前行”。
談談性別研究的基礎理論問題
文｜李小江
本文摘自《史學的性別》
初刊《山西師大學報》2020年第4期
李小江主編《讓女人說話》四冊 ©李小江
對本質主義的批判是後現代主義的核心任務之一，引領西方學界20餘年，直到世紀交接，如颱風吹過。山河依舊，風暴掃蕩過的殘垣頹壁上留下的多是“延異”產生的各類後現代垃圾，無需刻意清理，它們自生自滅在豐饒的學術園地，已經化作滋養精神的肥料或思想前行的鋪路卵石。
今天談本質主義彷彿一個末日話題。在跟風多年後，中國女性學界也有覺悟：女性主義追隨後現代主義對理性、客觀性、本質、真理等範疇的徹底解構，以及對穩定的主體身份、性別甚至女性等範疇的否定，實際上是從根本上瓦解了女性主義存在的前提。“當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借用後現代工具蓋起一棟理論大廈，快竣工時才發現大廈建在了沙灘上，這使她們進退維谷。”身在學界、女界，對我而言，“女性本質主義”不是懸在海外的高深理論，是一頂實實在在的帽子，外產內銷，不由分說地扣在頭上。時至今日20多年，餘波微瀾，見風就有浪，是因為在我們這裡，女性本質主義批判影響了整整一代女性學人，它造成的理論迷失至今沒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整個20世紀90年代，後現代話語主導潮流，一時成為中國諸多西向學子奮力追逐的時尚——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扣上了這頂不那麼光彩的帽子。人云亦云者眾，不辨其理；很多人根本沒有讀過我的書，也不知道所謂“女性本體”究竟何物。追風，對眾多剛剛加入女性主義佇列的年輕學人而言，可以理解。讓人費解的是我本人的反應：我從來沒有為這頂帽子感到委屈或做任何辯解，恰恰是在大批判的風口浪尖上，堅守“質”的前置性研究和客觀性原則，我對“女性本質主義”有兩次明確的回應。
第一次是在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國際研討會上，我提交的論文是《婦女研究“學科化”程序中的若干問題》，強調學科化的起點是“質”的界定；後現代的碎片化取向以及它對一切“質”的解構，無形中設定了一些理論障礙——不跨越這些障礙，學科化建設難以起步。面對來自四海的女性主義學者，針對追風成習的中國女界，不留情面：
今天，後現代風潮下，反本質主義的嘯叫正在成為本質主義的變種：說到“質”就過敏，反勁十足，像精神的流浪無產者，著實可以顛覆既成天下，同時也顛覆了自己可能建設的家園……反本質主義並不是女權主義的原創，它是從男性學者那裡借來的武器。問題是：男人在幾千年社會文明的基礎上建構了自己的“本質”，反、反思、反省都能有的放矢；你反，反的是什麼？反男性中心的本質主義倒也罷了，而今我們見到的卻是自我拆臺的鬧劇，自己抽空了婦女研究學科化的基石。
滿座學人，發言之後，只樂黛雲先生一人正面回應。茶歇時候她特意尋來告訴我：“你談到了當下最重要的理論問題。”
第二次是2012年夏天在南京大學高等研答院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我與美國學者湯尼·白露(Tani Barlow)有一次公開對話。白露教授對我的研究持續20多年，在她那本影響廣泛的《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中有專章評議“李小江的市場女性主義”(the Market Feminism of Li Xiaojiang)。我在對話中將錯就錯，坦然認同“本質論”立場：
海外早有學者批判我的“本質主義”(Wang Zheng，1998)。我沒有反駁，因為我不認為這個定義本身有什麼錯誤……如果一定要在女性主義範疇內被界定，我更傾向於接受“本質論女性主義”這個定義，代表作就是《性溝》——這本小書完成於1988 年，旨在申明一個常識：兩性差異基於自然，理應順應自然，兩性社會差異已經建構成為歷史並將繼續影響人類社會。20多年過去，這些認識沒有絲毫改變反而是更堅定了。只要自然的性差異存在，只要自然差異隨時可能造成社會層面或私人生活領域中的歧視，本質論的女性主義就有它的普世基礎和認識價值。
道理早在明面上，無需贅言。時過境遷舊話重提，是否值得？
對主流學界而言，不值；對中國婦女研究而言，值得——認識到這一點是最近的事：疫情爆發，困守家中，正好有時間系統地閱讀這些年來堆積在案的婦女史專著和文章。引婷教授來信約稿，想以“筆談”的方式讓我對女性本質主義問題作出“像樣的”回應。我很猶豫，幾番迴避；直到重讀美國漢學家季家珍(Joan Judge)的《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才決定就此問題認真響應。
《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以古代文獻中的女性傳記為線索，在精神層面上勾勒出中國婦女精英階層的心路程序，與我今天正在構建的“女性文獻資料檔案庫”異曲同工。此書結語部分對新世紀中國婦女的精神走向做出預測，將李小江的本質主義問題放在中國歷史沿革和全球化的認知框架中重新定位，敦促我從一個全新的——承前啟後——角度反省這個看似過時的話題。書中斷言：
李小江對西方女權主義思想的選擇性引用，以及後來對中國婦女運動之獨特性的論斷，都建立在古典現代派文化融合的概念之上，但也對它提出了挑戰……清晰地回答了20世紀初古典現代派和當下主義者在婦女問題的辯論中懸而未決的兩個基本問題。
這兩個“基本問題”，用季家珍的話說：
首先是困擾晚清時期新型女傑的兩難問題：是接受還是拒絕“婦女”身份……致力於研究女性的獨特身份。她不畏所謂本質主義的指責，甚至因為擔心女性問題的特殊性而拒絕“性別研究”這一概念……李小江比20世紀初的女作家更公開地關注女性的身體存在，她也較少受到女性身份和國民身份雙重責任的困擾。她的事業是毫不含糊的女性事業。
難得她將“身體”看作首要的基本問題，更難得的是她對所謂“本質主義”的準確描述，海內海外，這是唯一。因此，她對第二個基本問題即“全球化”與“國家差異”的表述也很到位：
李小江像她的古典現代派前輩，而不像她那些反對資本主義的同齡人，她並不反對全球化…..雖然她認為婦女問題從本質上說是普世的，但她也認為國家差異就像性別差異一樣深刻。因此她細心地區分了中國和西方女權運動產生的歷史政治背景，並在語言上謹慎地對待這些差異……她認為“封建歷史”是嵌入在國情中的“珍貴歷史”，有著自己獨特的力量。她承認，與這段歷史失去聯絡就意味著失去我們自己。
正是在這兩個基本問題上，季家珍道出了我與西方女權主義在理論和立場上的根本分歧。同時，她也認為：“1995年在北京參加聯合國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的代表們承認，李小江所強調的中國和西方經驗的差異使西方女權主義的國際霸權地位面臨挑戰。”挑戰，其實是雙向的。對中國的一統天下，女性主義的介人本身就是挑戰；同樣，對婦女研究領域中女性主義一統天下，“發出中國婦女的聲音”也是挑戰，因為它明顯地有別於西方的聲音。只是我和我的那些海外朋友們都沒有料到，我們這些以不同方式“毫不含糊”地投身於“女性事業”的同路人，在學術研究領域分道揚鑣；分歧就在對“女性人”的質的認識，因此導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徑。
西方世界，性別認知以《聖經》為平臺，夏娃由亞當而生，“女人—第二性”的說法有它難以撼動的神學基礎。《第二性》出自法國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The second sex(1949)。20世紀80年代我向國內推介女性主義，就是從翻譯《第二性》開始的——正是從這裡開始，我與feminism保持了距離，基於一個不能忽視的認識論問題：生為女人，我們該如何認識自己天賦的身體以及人類歷史構建生成的性別差異？湯尼·白露的書中強調李小江與波伏瓦在理論上的相似性以證明女性主義的普世性；可是，在回應文章裡，我談的是分歧：
我和波伏娃最重要的分歧，就在對待“自然”和“歷史”的不同態度。因此，波伏娃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我只能認同一半。在我看，女人(women)的確是後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卻是天生的。我不認為女人成為“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全然是男性意志主導的結果，而寧可看它是人類歷史進化中一個必然的階段。在我這裡，“天生”和“生成”不是二元對立關係。我認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客觀地認識歷史，女人(男人也一樣)才可能在有限的選擇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
“第二性”的說辭在基督教世界生根，在全球範圍廣泛傳播，與女性主義的傳播是同步的。女權運動的興起與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的平等訴求同期同步，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後現代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石，恰恰是西方世界中以啟蒙為核心的現代主義運動，源遠流長，長達三個多世紀。藉助西方話語和西方中心價值體系主導世界百年有餘，女性主義因此有其雄厚的學術資本。今天，女權運動成果豐碩，婦女解放已然從根底上改變了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狀態。但是在全球範圍裡，今天婦女獲得的解放並不都是女權運動的成果，絕大多數女性人口的所屬地域也不在西方世界。與非西方的女性直接相關的種族、階級、文化差異和民族問題，很長時間裡都是女性主義的盲區；但是卻不乏盲區中的追隨者——為什麼？就因為“主義”的意識形態力量，在“女性”(female)名下可以讓全世界的女人結成性別統一戰線——弔詭：女性主義者極端反對“女性本質主義”堅守的自然屬性(sex)，實則恰恰是feminism難以撼動的理論基石——遺憾的是，女性主義學者對此大多認識不足，任由世事變遷學路更新，狹窄的學術視野和單一的性別立場始終沒有得到必要的調整。具體到以西語或西學為根底的中國女性學人，對主流話語的追隨和對西方理論的盲從合二而一，在學術根基上有三個難以彌補的缺陷：一是對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原則認識不足，概念先行成為通病；二是對所學專業的知識儲備嚴重不足，一頭鑽進女性主義視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最難堪的，是對本土即中國歷史文化缺乏必要的瞭解和理解，對近代以來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婦女爭取解放的程序漠然不知，迷失方向在所難免。
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不同於西方女權運動，是因為中國人在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上早已建構起了完全不同於西方世界的性別制度，性別觀念判然有別：“陰/陽”互為本體相依而存，男女在本質上不是從屬關係。以宗法家族為基礎的中國社會，女性價值體現在各種“關係”中，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第二性/女性”。我在很多地方談到：歷史中國，沒有女權；有母權，也有妻權；無論母權還是妻權，都在君主體制和華夷格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歷代朝政中，君妻君母之作用不可小覷；家族關係中，《紅樓夢》裡賈母的尊位並非虛言，在現實生活中有其原型基礎……對中西之間性別制度上的種種差異，諳熟中國歷史的李約瑟博士看得很清楚，在多種場合以及在傳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他一再提到：“信奉《聖經》的各國人民，以及一般說來是西方，一貫過分習慣於男性統治……對中國人來說，至善總存在於陰和陽，即宇宙間女性與男性力量的最完美平衡中。”二元對立，導致人世間較多的殺戮和奴役；“征服”不僅是政治理念，也是西方民族倡導的生存手段。二元對應的觀念，有助於創造個和諧共生的世界；“和合”不僅是處世之道，也是當權者的執政理念。中西文化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傳統的中國社會，天人合一，善待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並不需要“後現代”出面特別開導；尊重差異，在性別制度建設中名正言順：“性別”一詞像是知行合一的完美組合，它將男女兩性的“社會差異”(別)牢牢地建構在“自然認同”(性)的基礎上，至今套路不亂。
“自然界是正大光明的。”【諾伯特·維納】
見多了學者，聽多了箴言，讓我更加篤信自然的“真誠”自在。
自然，是人類存續的根基。無論文明進化到哪裡，也無論人化自然猖獗到什麼程度，人與自然界的歸屬關係須臾不曾改變——於此，馬克思早有界定，在自然的客觀場域中確定“人”的本質屬性：
人同自然界的關係直接地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關係，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因此，這種關係以一種感性的形式、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表明屬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說來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種程度上成了人的屬人的本質。因而，根據這種關係就可以判斷出人的整個文明程度。
這段話中既包含了作為“類”的“人”對自然界的依附性，也包含了男女兩性作為“類人”之間“最自然的關係”：
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最自然的關係。因此，這種關係可以表現出人的自然的行為在何等程度上成了人的行為，或者，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說來成了自然的本質，他的屬人的自然界在何種程度上對他說來成了自然界。
作為“類人”，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她)的本質屬性不在任何單一性別範疇裡，只能在相互“關係”中被界定；其“屬人的本質”不是對自然的超越，是自然的本質“最自然”的體現。這裡反覆出現兩個概念“人”和“自然”，為科學的性別研究定了基調：性別基於自然，“男女之間的關係”首先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無論何時何地，兩性社會關係最終都會受到自然屬性的制約，性別認知因此必須同時包涵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單純的“自然性別決定論”(sex)或“社會性別理論”(gender)都是不成立的。在認識論層面上，我們既不可以對任何類人(男人或女人)做終極性的理論抽象，也不可以對兩性關係做本體論的單一歸屬；無論女性還是男性，在社會學範疇內都不能自成學科；只有在雙重屬性的“關係”中認識性別，才可能為人類在“屬人的自然界”中找到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如上所述，我們面對的實際問題是：
——落實在人世間， 那個“屬人的自然界”究竟是什麼？
——透視社會屬性，那個“男女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落實在哪裡？
數十年持續探索，我的回答是：
所謂“屬人的自然界”，落實在人世間，具體而實在，無不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一方水土”即地緣/物候和地域/家國。
所謂“男女之間的關係”，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無不體現在“風土人情”即一方水土教養生成的性別制度。
大千世界，沒有什麼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制度也不例外。
何謂“制度”？
中國古說：“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易·節》)用自然規律約束人間社會，節制有度。按照現代說法：制度泛指以規則或運作模式規範個體行動，透過禮俗或法令建構的公約和規章形成的社會秩序。社會科學領域中，大到各學科門類，有專人研究不同社會中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等；小到不同行業部門，有具體的做事準則規範員工行為以求各項工作達到預期目標……怎麼唯獨對“性別制度”的研究至今還是一個巨大的空白？
性別制度的出現由來已久，它是所有其他社會制度賴以成立的前提。人類學者關於“母權制/父權制”的猜測，是對人類早期性別制度之在做出了極富想象力的認定；如果說錯，錯的不是在實地考察中獲得的真知灼見，是將一地所見“ 放之四海”的企圖和將一時所為納入“階段論”的機械歷史主義。“性別制度”這一概念長久沒有進入學術視野，與男女兩性各自單一的性別立場和各有偏頗的世界觀有關：歷史上，男性主導社會生活，男性中心的世界觀將“人類”(human)簡化為“男人”(man)，任由人類歷史(history)被“男人的故事”(his-story)覆蓋。因此，近代以來，女性主義將人類文明史歸結在“父權制”名下是合情理的——不合理的因素不在政治立場或價值判斷，在學術領域：一葉障目，對“父權制”的政治討伐阻塞了對“性別制度”的客觀認知；批判有餘，建設不足；陳詞當下，史料不夠，在基礎理論方面留下了許多缺憾和空白。
首先，對男女兩性自然屬性及其與社會的關係，認識上有誤區：人們習慣於將女性與自然聯絡在一起，強調女性人的生理決定了她必須承擔的生育責任，因而長久忽視了男性人自身的自然屬性。歷史上，男主外，主導社會生活，我們因此看男性多是社會性的。但是，換一個角度，從性別制度發生學看，結論可能是相反的：女主的“內”以及她所擔負的生育責任，恰恰是早期人類社會賴以存續的主體和全力護衛的命脈；它是社會性的，不是大自然的安排。說到底，“男外女內”本身就是一種性別制度，遠不是一個“權力”關係所能涵蓋的。深人內裡還原到“性”，我們還會發現：性行為，於男人更是自然的、個體的、生理性的；於女人(從受孕到生育)反倒是家族的、民族的、種族的乃至國家的……唯獨不是自然的和單純屬於個體的。透過身體表現出來的“女/性”(包括貞操) ，被賦予了多重文化內涵，可以直接通達精神和審美領域，是男人的“性”難以企及的——於此種種：“性/別”其實是怎樣的？為什麼會是這樣或那樣的？……所有這些問題都應該能在特定的性別制度中找到答案。可惜，我們的研究不夠，可資借鑑的資料非常有限，至今尚未在學界引起重視。
其次，關於人類社會的自然品質即所謂“風土人情”，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始終沒有被提到方法論的層面上。大一統的政治制度對“地方性”的消解，以及全球化時代對“本土性”的遮蔽，幾乎完全阻斷了追索“性別制度”淵源的通道。沒有一個社會是懸在半空的，也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可以涵蓋整個人類社會。這是說，所有的社會研究都必須是具體的，首要的是地緣因素。如果說，兩性生理差異是“自然界”在人類個體身上“最自然的體現”；那麼可以說，地域差異則是“自然界”對人類社會“最自然的規範”。所謂風土人情，風土在先，然後才有人情。可信的社會研究，必得從一個個具體的“這一個”做起，積少成多，形而上的抽象才可能是真實的和準確的。風土是具體的場域，可以自成集合。依照集合論原理，同質是可比性的前提。人類社會的不同質性，不在自然生理，而在“自然/大地”和“人文/歷史”結合生成的地緣文化。因此，不同地域即不同地緣環境中的人類事項不可隨意遷移或攀比——這一點非常重要：認識人類社會現象，必須介意和吸納自然因素，在地緣屬性的基礎上做出(是否)“同質”的界定。
為什麼在“本質主義”這裡再三強調自然因素？
長久以來，女性/性別研究領域中，常識的缺失讓人難以置信：男女兩性差異是天生的，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馬克思】原本是傻子都知道的常識，到了女性主義這裡竟然會變成天大的問題：眾口鑠金，將抽取了自然因素的“社會性別”(gender)奉作圭臬視作理論指南——對此，讓人痛心卻非常無奈。追根溯源，問題的根源就在女性主義創立的根基裡：以意識形態(ferminism)為武器，以即時呈現的“平等/平權”為目標，鴕鳥般地藏身在“社會性別”一類虛擬的概念後面，長久放逐了對“女性人”(也包括男性人)的質的研究。20世紀末，後現代主義風頭極盛，後現代女性主義追隨其後，“在思想理論建設方面，首先把批判矛頭指向西方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及其基本原則。她們尤其批判流行於傳統文化中的‘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和‘本質主義’(essentialim)。”由此，我們再次見識到了女性主義的特質：看似前衛，追逐新潮，在形式上從單一走向多元，性質上實則沒有發生大的變化，距其起點並沒有走出太遠——什麼是起點？三點：(1)反對父權制（追隨啟蒙主義）；(2)性別路線（仿效階級路線）；(3)西方中心主義（至今沒有改變）。從政治角度看，女性主義像驅害的啄木鳥，在守護社會公平、監督學術公正方面起著難以替代的作用。但就理論看，女性主義並沒有獨立的理論建樹和社會主張，總在“批判”的姿態中追隨各種新潮的“主義”；從始至今，所有流派無不附著在某一主流社會或主體文化的機體上，彷彿槲寄生物。18世紀的《為女權辯護》(逆向呼應盧梭的啟蒙主義)開風氣之先，20世紀的《第二性》(正向追隨薩特的存在主義)成為新女權運動的經典模板；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個人命運，最終都沒有走出依附性的傳統魔障。思想的依附性決定了女性主義和女權運動的歷史命運。200多年來，女權運動和女性個體的成長，在鮮明的代際鴻溝中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總在“追隨—批判—追隨……”的歷輪迴中週而復始。”玻璃天花板”罩在女人頭上，並不是因為“父權制”堅不可摧，是因為女性主義的功力太多用於“破壞一箇舊世界”，少見在基礎理論即質的研究中下真功夫，因此至今沒有建成真正屬於女人的“詩意地安居”【海德格爾】之地。
“女性人”究竟是不是“同質性”的？
就個體而言，每個女人都是唯一的，不可複製，不可分解，是單質性的元素；它與集合不可同日而語。“女性人”不同，在群的意義上自成集合，就其自然屬性看，是同質性的。因長久被忽略，這裡有必要特別強調：人，就其本質而言，首先是隸屬於自然界的。因此，將自然因素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一個必須強調的重要前提；需要強調的不僅是堅守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原則，還要借鑑科學研究的規範和方法。世界是多元的；質的界定，建立在差異性的基礎之上。集合論、群論以及場域理論的發現，為人類認識“無限”紛雜的客觀世界開啟了“有限/有線”可尋的通道。用集合論的方法看，質的定位，通常是在相似事物的比較或對立事物的對比中完成的，以相對恆定的要素確定“這一個”的特有品質。群論在各科研領域中的推進，為“非空集合”(實數/實體)的實際應用開闢了廣闊的空間。人是實體性的，作為相對獨立的類別被認作一個總集，是因為其共有的社會組織和文化能力有別於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可以被抽象為一個“同質性”的群。人類群體中，按性別界定，男人和女人分別是子集，其本質差別就在自然生成的兩性生理差異；按地域劃分，各地的不同人群可以劃出諸多子集，其本質差別就在地緣歷史文化教養培育出的性別制度。進而推之，如果把“女人”看作一個總集，透過分解和界定，其包含的子集中各種“個體”差異就會遞進顯現出來，以其在場域中的“位置”依次可見：地域、種族、民族、家族、階級……這個排序不是隨意的，以集合內涵的子集關係而定，有先後之分：在先的不是個體，是類別：先說“人類”，然後才是“類人”；先是“中國婦女”，而後才是每個“中國女人”……前堵可內涵後者，後者不可能涵蓋前者；具有集合性質的，不是元素，是“場域”【布迪厄】。這些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研究中最淺顯的道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一直是很大的盲區；三十多年來，在中國思想界和女性學界，有超出常態的突出表現：不講客觀性原則，不懂集合論原理，不做實地考察，從概念到概念，無數概念的組合說得天花亂墜，最終獲得的也只能是“空集”。這種表現在各類國際學術會議上常見：大批判，打嘴仗，用“政治正確”(PC)取代客觀性原則——坦白地講，這是多年來我從不參與辯論的主要原因，節省時間和精力，想在有限的歲月裡多做一些基礎性的奠基工作。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女性/性別研究領域，我的工作基本上都與“奠基”有關，點滴思想和理論上的收穫全都及時付諸行動，一併化為活水融人這片土地。守在本土，做事情就像種莊稼，一茬又一茬：20世紀80年代主編“婦女研究叢書”，奠定本土的學科基礎，帶出了一支學術隊伍；20世紀90年代主持“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搶救出幾代女人真實的聲音；“婦女文化博物館”於2002年在陝西師大落成，成為女性文化尋蹤和教育的常設性平臺；2018年11月“女性/性別研究文獻資料館”正式揭牌，為女性的知識傳承建成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學術研究基地——這個基地的主要任務，是彙集各國各地各民族女性的書寫文字及其各類文創，無計形式，將口述檔案、墓誌銘拓片、非遺傳承人的資訊資料……匯聚在一起，讓散失在歷史縫隙和主流邊緣的點滴訊息匯成川流江河，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哪怕都是碎瓦殘片，只要出自這片土地，不計瑣碎，全都可以尋來用作奠基的磚石，以便後人可能在有跡可循的軌道上繼續前行。
李小江
2020年3月18日西安
秦嶺南麓 長安校區
*因篇幅限制，本文省略了文章註釋，完整版請在李小江著《史學的性別》一書中查閱。
“主義”與性別
——對話人：上野千鶴子
文｜李小江
本文摘自《女人：跨文化對話》
初刊《讀書》雜誌2004年第8期
上野千鶴子與李小江
時間：2004年3月9日晚
地點：日本東京大學 社會學系
組織人：鈴木英果（日本《現代思想》編輯）
同傳：陳蘇黔女士（NHK同聲翻譯）
上野千鶴子（以下簡稱上野）：我們很高興你能來這裡三個月，你讓我們知道中國也有自己的女性學，不是進口的，是獨創的，有中國自己的特色。我們在日本原來很自豪，是我們建立了日本的女性學，我們是開拓者。當我們瞭解到你的工作，很吃驚，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開創女性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中國這樣的國家把女性主義看作中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因此我很想了解你是怎樣在中國做婦女研究的？但是，首先我想問一下，你對來日本有牴觸情緒嗎？
李小江（以下簡稱李）：這次來日本對我是一個學習的機會。過去我們對美國、歐洲比較瞭解，對日本反而很陌生。我來這裡，希望能親身體驗和了解日本社會、日本婦女和婦女研究。
這些年我將很多時間和精力放在東北亞研究上，“全球化”過程中，區域化的特徵突顯出來了，因此也突顯了“東北亞研究”的重要性。東北亞這塊土地上有不同的民族、國家，歷史淵源深厚，卻因意識形態以及不同的社會制度分隔開來，有遺留的戰爭問題，也有貧富差距問題……唇齒相依，卻感覺相距很遠。但是現在，在全球化趨勢中，儘管矛盾和問題仍然存在，卻也突顯了這個區域中人們的共同利益，比如戰爭與和平問題，經濟發展問題。
從一九九六年開始，我用很多時間做東北亞研究，看文獻資料，做實地考察和口述訪談，先是在中國內部的東北地區（特別是對延邊朝鮮族地區和日本殖民地所謂“關東洲”大連）考察，去年去了朝鮮，現在來了日本，然後就要去韓國。在這時候來日本，正好看作是我做東北亞研究的一部分。近代以來，中日之間有很多未決的問題，比如戰爭遺留問題，今天仍然存在著和平相處問題……我們的對話不僅是對這些重大問題發出“女性的聲音”，對長期以來以歐美為中心的女權主義和婦女研究也會是一種借鑑。世界是多元的，要想學術理念也是寬容和多元的，需要我們做出努力，發出我們這個區域中“自己的聲音”。
1986年，婦女研究叢書鄭州會議 ©李小江
社會主義與婦女解放
上野：你講到“唇齒相依，卻感覺相距很遠”，我很有共鳴。過去是因為戰爭，戰後，我們花費了幾十年才恢復邦交，戰爭賠償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中國人對日本人的牴觸情緒至今很深，所以聽你說來日本“沒有牴觸情緒”，我很高興。對戰後的日本來說，說到“國際關係”，就是日美關係。女性主義也是一樣，我們是用片假名直接拼寫出這個概念的，在日語中沒有對應的詞。我認為，這也反映了我們的懶惰和怠慢，沒有認真做這個轉譯工作，應該反省。我們確實深受歐美的影響，但你說日本的女性主義是在西方的影響下出現的，我不同意。我們日本婦女獨創了自己的女性主義，有充分的理由，也有充分的必要。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是父權制的，和西方歐美社會一樣，似乎不存在獨創的基礎。我看過你的書，你說到社會主義能夠最廣泛地解放婦女，我很驚訝，難道真是這樣嗎？資本主義國家的婦女就一定是受壓迫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婦女就一定是解放的，你是這樣理解的嗎？
李：（笑）在這條路上走了這麼長時間，當然不會這樣簡單地思考這個問題。這裡有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女人的自我認識，另一是作為婦女研究者的認識，這中間會有區別。我們對女人的理解在很長時間裡是“被告知”的。在開始認真地研究婦女之前，我對女人的認識也是我所身處的“這個”社會告訴我的。“這個”社會就是社會主義中國，它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它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是解放婦女的，資本主義中的婦女是受壓迫的——其實，並不只是共產黨這樣講、馬克思主義這樣講，西方女權主義自己也是這樣講的。過去，我們沒有去過任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知道人家究竟是什麼樣子，當然也不會知道我們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同。
上野：讓我吃驚的是，你在書中寫道：你結婚了，生了孩子，你才第一次意識到女人和男人其實很不一樣——這和傳統的日本婦女不同，但和日本中產階級婦女的經歷很接近，她們也是在受過教育之後，在戀愛、結婚、生育之後才有了對女人的深刻認識。看到你們有同樣的感受，我真是很驚訝。我們姑且不談意識形態上的事，就說日常生活中的事，這樣就會看到男女之間的差距。我相信你在小時候、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也會看到男女之間的差別。你曾經說，在第一次來月經時，你詛咒自己是女人，有“厭女情結”。我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女人是第二性的，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們也會說“哎呀，當女人真沒勁”。那麼在革命的中國，在社會主義體制中，女人也會有這種對自己性別身份的厭惡，這讓我感到驚奇。
李：這本書的書名就叫“走向女人”。我把自己研究婦女的過程看作是一個自覺走向女人、女性自我認知的過程。本來不想承認自己是女人。我的婦女研究，其實就是一個認同自己的性別身份的過程。開始時有那麼多中國婦女響應，就是因為我明確表達了“即使在男女平等的社會中，女人仍然和男人不同”。我們所受的教育告訴你，男女應該是平等的——這個“平等”，其實是以男人為水準的，每一個女性爭取平等的過程其實也是學習男人的過程，要壓抑、掩蓋因此很自然地就會輕視甚至詆譭自己身為女性的那些東西。所以，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很多女孩子剪成男孩子頭，改叫男性的名字……文化大革命那麼長時間，女人和男人穿一樣的衣服，幹一樣的活，這實際上是把十七年的“男女平等”放大、推向極端了，展示出它的本質，就是讓女人做男人。我自己是其中的一員。包括我母親那一代，也是在這種環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沒有人敢對此說三道四，倒不是因為政治上會有什麼麻煩，而是這樣說了，你自己首先會認為自己是沒有出息的。
上野：你說的這個“男女平等”，就是要跟男人一樣。也就是說，你自己也有過歧視婦女的經歷。
李：是的，那時候根本不可能搞什麼婦女研究，跟婦女相關的事都很看不起——但這跟歷史上傳統的“歧視婦女”可不是一回事。
上野：你下放的時候幹很重的活，你挺住了，不吭氣。這讓我想到日本一些公司裡管理階層中的婦女，她們也面臨著“過勞”的危機。
李：這不一樣。當時並沒有人要求你一定要這樣做，你是自己要強、要和男人一樣才這樣做，是自發的。
上野：這意味著你的內心深處是在否定女人。越是能幹的女人就越是會掉進這樣的陷阱。
李：但這不僅僅是女人/性別的問題，更主要的是“階級”問題。我們受的教育是：貧下中農是幹活的，地主是不幹活的；農民是勞動者，學生是小資產階級，是應該接受“再教育”的。你是城市人，是學生，你必須學會勞動，這是一個問題，是比性別更重要的問題。這種情況下，我們根本看不到性別問題，根本不可能去想你是不是女人，這是一個“階級改造”問題。性別問題是很晚的時候才突顯出來的，我這一代知識女性大都是這樣，多半是在結婚、有了孩子以後。從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對我們這代人來講，性別問題真的不是很突出，直接影響人們的是階級成分，是家庭出身，是所謂政治問題。那個時候，把一批出身不好或者被打成“右派”的人折磨得要死，相比之下，把婦女的地位不分階級地抬得很高。即使在地主家庭，女孩子不會因為是女性而受歧視，相反，受人歧視是因為她的家庭和她的父親，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顛覆了傳統的父權家庭的基礎。怎樣看階級和性別的關係？怎樣看社會和婦女的關係？這不僅是我們之間的不同，也是我跟許多歐美女權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她們總是傾向把“性別”凌駕於一切社會關係之上，我不同意這樣做，因為這與我們的實際經歷不相符。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生活中，的確有很多問題遠在女性/性別問題之上，是全民全社會必須共同承受和分擔的。包括今天，人們知道我做婦女研究，就想當然地以為我也會把“性別”問題放在首位。不是這樣的。女性／性別問題，過去我們不認識它，現在可以認識它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就可以取代或凌駕在其他問題之上；所謂“性別研究”，就是清醒地認識到性別因素的存在（幾乎無所不在），但同時也要同樣清醒地看清它的位置：它是重要的，卻不是惟一重要的——我想這是我們成長經歷中一個很大的不同。
資本主義與父權制
上野：你在“文革”中的經歷和感受，我在日本學生運動中也有體會，而且時代是一樣的，也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們年齡差不多，是同一代人，會有許多共同的話題。當時日本的學生運動是新左翼的，後來就發展到暴力。學生中就有人說：女學生不是主力，在使用武力的時候派不上用場。我為什麼會投身到女權主義中來？因為我對這些男人非常失望，我們當時就說“日本共產黨一回家就搞天皇制”。日本共產黨成員在外面搞左翼運動，一回家就成了“大丈夫”。我的那些男性的“戰友”其實並沒有把我們當作戰友，還是把我們看作僅僅就是“女人”。當時的學生運動中有一種“公共廁所”的說法，說的就是我們這些女學生。後來我研究“慰安婦”的時候，發現“公共廁所”曾經是比喻那些“慰安婦”的，這讓我非常震驚。
李：你剛開始參加學生運動時想到性別問題沒有？你當時出於什麼動機參加了學生運動？
上野：完全沒有性別意識。我的家庭是一個非常家長制的家庭，當我懂事的時候，就親眼看見父親對母親的壓迫。長大以後我想過，寧死我也不能過母親那樣的人生。
李：你的母親跟你抱怨過？或者對你有過這樣的勸誡嗎？
上野：當然，她不斷地說，拼命地抱怨。他們是相愛才結婚的，是自願結合，但這並沒有改變母親受欺負、受壓制的境遇。對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母親就是我的反面“模特”，這對我影響很大，使我討厭女人，不願意做女人。怎麼辦呢？我當時很有雄心壯志，越南戰爭爆發時，我就參加了反戰運動，想對社會做貢獻。我跟很多年輕朋友、青年學生一起做這樣的事，大家在一起，根本就沒有性別意識——我認為，當時沒有哪個學生會有這種意識，所有的男學生都是我們的同志。但是，有一天，我發現這些男同志背叛了我們，對我來說，革命總是背叛女人。
李：對當時的你們而言，所謂“革命”，只是一個區域性的運動，學生運動，是一次社會騷動。在中國就不同，中國的“革命”是一次徹底的、全面的社會改造。日本的學生運動背叛了女人，是透過傳統沿襲下來的個人行為完成的，父權制在社會上和家庭中都沒有受到衝擊或破壞。
上野：我想你肯定會這樣說。我想提出一點批評，現在的中國，一旦出現什麼不大合適的事情，就會說這是傳統，是封建，把原因和責任推給“傳統”。我從事女性研究之後才發現，這個原因是現代的，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是社會結構問題，並不是“遺留”的問題。
李：日本也許是這樣。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學生運動中，男性學生作為個體與異性打交道時，是延續了傳統社會中的方式；他的觀念和在社會中的表現可以很現代很進步，但他有一根“尾巴”表現在個人行為中，在兩性關係中最能反映出來。我們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日本的學生運動是在沿襲傳統的社會體制中，儘管戰後它也有過民主化和現代化運動，但無論是私有制還是父權家庭以及性別關係制度，都沒有什麼大的改變，沒有任何革命性的變化。
上野：我不這樣認為，我的父母親是戀愛結婚的，這跟傳統並不相同。日本原來也是個農業國家，女人過去沒有什麼選擇。像我母親能夠選擇自己的物件，很不容易。我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很現代的家庭，很不同於原來的家庭，卻仍然發生了對婦女壓制的事情。
李：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在中國，有一個急劇的突變，從性別角度看，至少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它在廢除私有制的同時，顛覆了所有傳統的父權制家庭，國家權威取代了父親權威，這對婦女的影響很大，與傳統的影響完全不同，比如父權制家庭要你守在家裡，國家卻要你走出家門。日本也好，其他西方國家也好，不管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包括戰爭，包括技術革命，私有制都沒有受到根本性的觸動，傳統的父權家庭的根基因此沒有發生動搖。而在中國，由於私有制被廢除，所有的家庭都變了，父權家長制的基礎沒有了，父親的權威受到挑戰，這是非常重要的變化，在迄今的女權主義論述中卻幾乎無人提及。第二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全社會動員，要求所有的成年婦女走上社會，參加社會勞動，這就使得整個社會的性別結構在短時間內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跟歐美國家和日本社會透過婦女受教育，或者透過中產階級的女權運動漸進地發生區域性的變化（即主要是婦女自身權利的變化）完全不同。我在一九五一年出生，我的母親，我自己，還有我們這代人的女兒，是不同的三代人，但比較我們的祖母，我們倒寧可做母親那樣的人，因為她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解放的女人”。我們的祖母那一代幾乎都是文盲，很多是裹小腳的，相比之下，我們的母親這一代幾乎都參加社會工作，而且有很多人是有社會職務的。對我們而言，我們是有榜樣的，要學我們的母親那樣為社會工作，做解放的女人，而不是像我們的祖母那樣守在家裡，只會生孩子。我們那時候，父親在家裡並不是那麼有權威的，特別是在原來有權勢的家庭中，比如地主、資本家，原來家長制最嚴重的家庭，恰恰是被“革命”完全打垮了，父親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威風掃地，有些連工資都沒有，靠女人養活，性別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父權制家庭基礎就是這樣在“不經意”中被幹掉了。而我們女人，並沒有去搞什麼專門的女權運動，也沒有去反對父親的家長制，尤其我這一代，就出生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根本不要去努力，就這樣“被解放了”，可以受教育，也可以參加工作。作為女人怎麼能不感恩戴德？更何況在當時，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先例，怎麼能不自豪？
上野：女性學是女權運動的一部分，對我們來說，不搞運動的女性學是不可能的。
李：我能理解。在西方社會，女權運動和婦女研究具有同一性，沒有女權運動的壯大，就根本不會有婦女研究的地盤；婦女研究往前走了，又把婦女運動的水平不斷地提高了，它們有一個相互支撐、互為表裡的關係。我早就說過，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父權體制中，除了女人自己團結，幾乎再也找不到其他能夠幫助婦女解放的社會資源。而在我們的社會背景中，情況很不一樣，我們所說的“政治”其實是很狹隘的，和國家權力密切相關，是和權力的運作和社會特權緊緊聯絡在一起的。更何況，這樣的體制中本來就有它的婦女組織（婦聯）。我說“和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有非常具體的內涵，是針對我所身處的這個社會；只有在與這樣的“政治”保持距離的時候，才可能創造所謂“公共空間”。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有許多支援婦女發展的社會資源，比如其他的NGO組織中的男人，啟蒙思想家中的男性精英，工人運動，農村發展專案等等，我們可以在思想上結盟，互相支援；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傳統，中國傳統社會中對女性生存環境的寬容，都可能成為我們的社會資源。
上野：雖然日本的女性是受了西方的影響，但我們研究的現象是日本社會的現象，我們面對的是日本的現實。你經常說到婦女研究的“本土化”，並且研究中國農村婦女；和你一樣，我們也研究了日本的家庭主婦，因為當時佔日本成年婦女比例最大的就是主婦。以往人們認為“主婦”這個階層中沒有問題，其實不是這樣，就像貝蒂·弗裡丹在《女性的奧秘》中說的，是“無名的問題”。我第一次把主婦階層命名為“黑暗的大國”，沒有被研究照亮的地方。我從這裡開始，也是把自己的腳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主婦研究是我們日本婦女研究中一個很大的課題，後來又碰到很多其他的問題。我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方法，比如對家務勞動無報酬問題，我使用了“無酬家務勞動”這個概念，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功勞。馬克思本人根本沒有談到家務勞動，但我運用他的理論，發現了家務勞動問題。這是一個突破口，連線了“家庭”和“市場”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這個貢獻很大。我做婦女研究，也是因為身為女人的實際經歷。如果理論不能聯絡實際，就沒有什麼用處。不應該讓女人的經歷來迎合理論，相反，理論應該符合女人的經歷。我們就是這樣，面對日本婦女的實際問題，把雙腳紮實地踏在日本的土地上。所以我不認為日本的女性學是照搬國外的。你強調“本土化”，我認為這是非常珍貴的，我們可以就這個問題談一談嗎？
“本土的”和“本土化”
李：首先要澄清兩個概念，一個是“本土化”，是把國外的、西方的東西“化”在中國；第二個概念是“本土的”，是你自己的東西。這兩個概念在實際中經常發生衝突。比如你剛才談到的主婦問題研究，是把歐美的女權主義方法用於分析日本的問題，可以看作是一個“本土化”的例子。你用的兩種方法都是外來的，一是借用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批判，另一是運用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對私有父權制的批判，在“階級”和“性別”這兩個範疇內，你與它們各自的理論沒有太大的衝突，可以同時借用它們作為工具來處理日本的問題。我們那裡就不一樣，不能直接、簡單地操作。特別是女權主義，你搞單一的性別戰線，在我們那個地方即使面對婦女問題也不夠用，根本無法應對諸如我們最關切的民主政治問題、區域性經濟貧困問題、社會綜合發展問題等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城鄉兩極分化問題，農民沒有合法的就業身份，在這些重大社會問題都沒有解決的情況下，你怎麼去要求單一的婦女權利？日本的主婦問題有一個很高的社會平臺，就是平等的公民權利和較高的生活水平。我多次講過，婦女權利是一種很奢侈的要求。對我們來講，做婦女研究，困難很多。說實話，二十多年來，走在這條路上，沒有一棵大樹可以靠著乘涼。尤其是女權主義，它是我們可以借用的武器，卻從來就不是我們可以依靠的理論基礎。
上野：我們也沒有可以依靠的大樹。
李：可是你有很大的選擇空間。比如，在你那個並不喜歡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你可以公開宣告你是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國家不會給你壓力；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女權主義，沒有人到你那裡去對你指手畫腳。更何況，你們的社會制度和價值判斷與歐美的體制是接近的，女權主義因此可以更直接地成為你們的理論基礎。
上野：我要消除你的一個誤解。你提到了中國和西方的區別，也許你看西方太平面化了。你說的“西方”指的是誰？
李：（笑）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問。我說的是“歐美”，當然歐美內部也是多元的，也不一樣。歐洲學者也問過我，你說的“歐洲”是英國還是德國？
上野：我解釋一下日本的情況。日本的女性研究的確是受到美國的影響，但美國的女權主義者根本就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發達國家裡，日本是馬克思主義滲透和影響得比較多的國家。日本對馬克思主義做訓詁式的研究甚至超過他的祖國德國。這要有幾個條件，首先是要有一批先進的男性馬克思主義學者。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女性研究，還要重新進行批判的整理。我們使用它，主要是用了它的階級分析方法。日本社會是一箇中產階級大眾化的國家，剛才你講到政治、階層、城鄉、貧困，還有多民族問題，這些都是中國很複雜的問題，從這點看，日本的問題似乎比較好辦一些。
民族主義背景
李：我也是這樣想的。待我回去以後也許可以做一件事，從性別制度入手，從我接觸到的一個個“人”的故事，談談我對日本的看法，就叫“我看日本”。這次在日本去了這麼多地方，跟底層也跟學界交談，涉及到許多話題，從民族之間的歷史恩怨到不同個人的各種經歷，幾乎無所不談。包括我們今天的對話，跨越了民族和意識形態的隔閡，涉及到各種“主義”，真是很難得。
上野：可是我們沒有時間談民族主義。
李：民族主義其實是我們交談的背景。我們各自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在漫長的生活和學術道路上，雖然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但幾乎都是在面對著這眾多的“主義”說話，不斷探索，不斷地做出我們自己的選擇，今天終於“碰”到一起，把我們身後那個巨大的“背景”都帶到這張桌子上來了。
上野：不光是背景，還有整個二十世紀。
李：是呀。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還有民族主義……所有這些“主義”共同結構起二十世紀的主題。還有一點，我們都是東方的學者，又都是女性學者，對所有那些來自西方的“主義”進行我們的點評，發出我們的聲音，這是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上野：（笑）真是這樣，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對話呢。你最好趕快把你的想法寫出來，這樣我們兩個距離很近、心理上遙遠的國家就會慢慢接近了。透過我們的對話，你讓我看到了我們的背景是很不一樣的，這一來，我們之間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