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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係緣何趨緊？
社會主義現代性視域下的性別話語變遷
近年來，人們日益感受到中國社會的性別間緊張關係在升級。一方面，在職場和校園等公共空間，兩性互動以及性別化的遭遇交織著複雜的權力關係和利益投射。一個明顯的表徵是，對校園、職場性犯罪的網路曝光，往往會引發超出犯罪事實的討論，激發一連串立場分歧。另一方面，婚育和家庭生活所指向的私人空間，構造著人們具體而微的生存經驗。隨著公共話語和大眾文化日益聚焦個人處境，不斷匯聚和發酵的生命歷程敘事，將日常生活日益顯影為“難以忍受”的性別化場景，對兩性關係的溫情想象被斥為幻景。無論公私領域，有關性別議題的討論正陷入“不可言說”但又“不能不說”的悖論性境地，兩性關係在表層的隔膜之下，正整體性地苦於失語症危機。
事實上，當下人們感知到的性別張力，緣於一種特定的對性別關係的理解和認知，在這些觀念和知識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社會情境。
▍當代性別觀念的前史：婦女作為新社會成員的歷史性登場
倘若追溯現代性別觀念的生成，有必要回顧近代中國的轉型歷程。在我們熟悉的一套歷史敘事中，這是一個告別傳統的儒家秩序，邁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過程。深入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對現代性方案的探索與建構之中，性別已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原則和動員機制。[1]
晚清以來，面對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以西方文明為藍本建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尤為緊迫。在西方建構的文明論述中，存在著一個顯性的性別標準，即以婦女的地位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隨著這一觀念傳入中國，依據西方生物學的sex概念（當時譯作“性屬”）把人類分成男性與女性，使得原本處於儒家倫理秩序中的人，被解放為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並集合為男女兩大群體；而此前的傳統社會秩序以父子關係為主軸，兩性關係服務於父子關係，女性的身份只能在家庭和婚姻中得到定位。[2]
與此同時，西式文明的政治-經濟標準還衍生出一套性別要求。具體而言，西方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使得對兩性身體的關注關乎著對文明進化和國家強大的想象。[3]相較於“男國民”，“女國民”肩負著誕育後代的“國民之母”責任。此外，女子透過教育獲得啟蒙成為知識群體的共識，這既利於她們更好地實踐教養國民的“文明之母”角色，也能幫助女性掌握走出家庭的生計手段。
正是基於男女是社會的共同成員這一認知，近代以來的改革者在構想新社會時，對“女國民”的想象和塑造，對男女平等的支援成為預設的議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代性轉型是性別化的轉型”[4]，現代中國已是一個性別化社會。
當下可見度最高的一套歷史性的性別話語，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時期所實踐的“婦女解放”。“婦女解放”話語的誕生帶有特定的政治內涵。在民族解放的共同事業面前，作為集體概念的“婦女”被定位為是受多重壓迫的群體，聯合廣大的包括男性在內的受壓迫者一起尋求解放，則內在於彼時的歷史程序。在以生產為中心任務的歷史時期，“婦女解放”訴求調動婦女走出家庭，透過參與勞動實現解放。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婦女參與公共勞動”的意義是多重的。
在透過生產創造經濟價值之外，社會參與為婦女獲得政治和文化上的平等權提供了路徑，進而推動既有的家庭秩序和社會格局發生轉變。在社會主義的歷史傳統中，對女勞模的推崇已凝結成“鍛造新人”的先進象徵，她們憑藉優秀勞動者的身份往往能成為政治社會生活中的關鍵分子。
與此同時，這一旨在改造家庭內部不平等關係的“家庭革命”，不以顛覆家庭、訴諸個體為目標，透過對傳統家國關係的靈活轉化，家庭實則充當了婦女與國家博弈、協商的互動場域。[5]如果說自由主義女權的理論焦點在於批判家庭勞動的無酬化，那麼我國對女性操持家務及家庭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關係的認定，則複雜得多。例如，集體化初期，女性的家內勞動在公共領域得到承認，部分食堂、託兒所的興辦使得“家務勞動社會化”得到一定推進；在經濟進入調整期的1964年，家務勞動的能見度被擠壓，又重新迴歸小家庭。[6]這背後反映出新一輪對婦女與家庭關係的調節。
“婦女解放”的雙重後果是，“鐵姑娘”們從家庭私域走向公共集體時，面臨著高強度的社會勞動和家內勞動、生產勞動雙肩挑的重擔，她們的身體承受著切實的限度，但精神上卻昂揚著振奮。
到20世紀80年代，作為對社會主義運動內在危機的回應，迎來了改革開放下的現代化方案。“婦女解放”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一併隨著“告別傳統”“後革命”“接軌西方”的歷史敘事成為過去。以歷史“斷裂”為前提展開的話語實踐，渴求擺脫在階級論基礎上建構出的非性別化的身體。對“男女都一樣”的話語反叛，與20世紀80年代傳入中國的自由主義的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產生咬合關係。
事實上，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內部的思想資源多元。但在進入中國時，很大程度上，近乎壓縮成了強調男女差異的社會性別（gender）理論，社會性別理論又簡約成了“主體性”和“自主性”這兩個概念。[7]從個人主義出發所強調的主體性，某種程度上本質化了男女在自然生理上的區別，強化了個體在主體意識和生存需求上的特殊性。面對社會經濟、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諸多限定條件，“我是怎樣的”“我該如何行動”“我最重要”的認知模式，打散了群體的聯結和認同。
這一整套跨國的關於“女性”的理論和知識裝置，並非是從新中國的歷史實踐脈絡中生長而出。有學者指出，“由指向社會主義危機的特定的歷史意識出發，陰差陽錯地將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女性主義理論作為反思的主要資源，性別研究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流歷史闡釋因而構成了事實上的共謀性關係”。[8]
這一時期的知識生產由於明顯的“去歷史化”傾向，給改革開放以來的性別言說帶來了複雜影響。一方面，在真實的歷史展開過程中塑造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遺產，以代際傳遞的方式嵌入到男女日常生活的觀念基底之中，但又因歷史“斷裂”的傾向導致意義不明。一個標誌性事件是，為了除錯中國市場化程序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和就業壓力，提議“婦女回家”的言論不時泛起，但終未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和社會共識。在人們的認知結構和倫理世界中，社會主義的歷史證明了婦女走出家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對照來看，美國為了滿足二戰以後退伍軍人的就業需求，則公開要求女性迴歸家庭，這直接催生了20世紀60年代的女權運動。[9]20世紀60年代，日本為了迎來戰後的經濟繁榮，已婚婦女退回家庭形成了一個“主婦階層”。[10]
另一方面，受跨國女權主義運動與思潮的影響，性別言說凸顯為個人主義的“女性權利”話語，拆解了男女共同投身“婦女解放”議程的連帶感。置身於新的經濟制度結構之中，男女之間性別體驗的差異化趨於明顯。面對家庭的私人化，以及市場化環境下對性別化分工的加固，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勞動”的個人選擇完全縮略為私人事務。當性別討論陷入個體“自主選擇”的話語框架，以不同歷史經驗、理論資源展開自我言說的兩性已無力達成基本共識，話語空間最終走向碎片化的觀點之爭。當下，在婚育和家庭生活中觸發的性別化經驗，更是激發了青年群體以“說不”的方式反向呼叫個人權利的意識。在高揚家庭倫理的東亞社會，當男女不婚率均逐年升高，性別關係以至於直接關聯著當代家庭形態的劇變。
在這個意義上，當下的性別議題實乃多重歷史性觀念、認知在具體情境中的彼此交鋒，它既超越本土與西方的框架，也無法簡單還原為傳統與現代的張力，更跳出了國家-市場的二分法，作為現代性的一個切面，“古今中西”的確在同時湧入其中。這意味著，對性別話語的考察要放置在一個情境化的座標系中，即在現代自由市場宣揚的個體主義原則之下，國家的意識形態資源與傳統的性別話語如何被吸納，並被特定的歷史主體轉化為實用主義的生存策略。
恰如有學者所提示的，現今對“婦女解放”實踐的探索興趣，顯然與人們對當下現實的判斷以及由此形成的問題有關，即面對階層分化、勞動分化、婦女在公共空間邊緣化的問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遺產如何能夠提供一種對照性的視野。[11]
▍從“婦女解放”到“婦女權益保護”：性別議題的機制再造
觀念的力量從來不只是精神性的，理解觀念與實踐的互動關係，及其對現實世界的構造，能幫助透視當前的性別議題與當代社會的內在關聯。當“婦女解放”的政治倫理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隱身後，取而代之的一套全新的發展議程和工作機制，框定了性別議題的展開方式。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和平與發展”被定為時代的兩大主題，婦女工作的重點轉為“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維權”。《婦女權益保障法》於1992年首次頒佈，2005年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首次把“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定下來，並依據《中國婦女發展綱要》具體推進。作為法律保障的物件，婦女權益保護，“包括消極意義上對被侵害權益的救濟與積極意義上為婦女權益的實現提供製度與資源上的保障”。
自1995年國務院釋出《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發展綱要至今已更新到第四部。從提法上來看，“婦女發展”繼承了革命傳統中的“婦女”這個集體概念，但綱要的目標主體卻指向婦女個體，以保障與實現個體婦女的權益為核心。[12]綱要中對我國婦女發展設定的總目標是：“婦女的整體素質有明顯提高，在全面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過程中，使法律賦予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權利進一步得到落實。”將婦女發展和保障婦女的平等權利聯絡起來，並對婦女素質做出強調，可見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基於能力的個人競爭受到推崇，國家層面的現代化步伐被轉化為對個體在市場競爭中獲勝的承認。[13]
這一轉變意味著，在告別了集體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生產-生活方式後，在市場化條件下，國家責任已從“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勞動解放婦女”轉向“保障婦女個人權益”“幫助婦女個人發展”。其對應的歷史後果是，在權益受損和階層躍升的兩極之間，婦女內部的分化日益凸顯。
隨著政策和意識形態資源發生轉向，一方面，體制外的女權力量開始勃發，另一方面，黨的婦女工作機制仍在保持執行。在一段歷史時期，兩者互相借力，在婦女權益促進上達到了相輔相成。一個直接例證是，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誕生了極具代表的六家婦女NGO組織：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北京紅楓婦女熱線、北大婦女法律研究中心、河南社群教育研究中心、西雙版納州婦女兒童心理諮詢服務中心和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14]無一例外，透過與婦聯、政府部門保持良性合作，他們得以充分撬動體制內外的資源與力量。
倘如從外部觀察以“婦女權益保護”“婦女發展”置換“婦女解放”話語的歷史過程，我們很容易將促成轉變的思想資源，全盤歸於對西方的社會性別概念及自由主義的女權主義思潮的採納。
然而，有研究揭示出，與婦女研究界不同，藉助國際發展資金，20世紀90年代曾浮現出一系列推動婦女發展的另類實踐，其接續著社會主義女權的傳統，繼承了集體化時期的婦女解放話語與行動邏輯。他們採納的是將社會性別與發展結合的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正規化，強調基於個體對公共生活的社會參與展開“參與式賦權”，以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視野對自由主義發展正規化展開批判。[15]
在發展專案的推進中，集體化時期的婦女解放話語與行動邏輯，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權利話語與行動邏輯能被綜合呼叫。具體來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婦女與發展專案的執行者多是50年代前後出生的女性知識分子，她們的知青經歷使其與農村保持著情感與人際資源的聯絡：“她們熟悉中共婦女工作機制與農村婦女工作手法，依靠農村婦女，組織農村婦女，透過社會性別意識提升來培育婦女的主體性、能動性，把婦女組織起來形成婦女的群體支援，透過文化宣傳營造支援性的社會氛圍。觀察她們的行動邏輯，重心仍是組織婦女。這些在農村社群的干預行動雖強調從社會性別切入，但社會性別意識的提升並沒有製造男女對立，她們把婦女在各個領域的地位差異歸咎於傳統父權文化，透過鼓勵和組織婦女參與社群服務與管理來提升自身在社群的地位和威信，藉此反向影響與調整婦女在家庭與社群中的性別關係。”[16]
例如，在2001年8月-2002年10月，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在荷蘭大使館的資助下，與合陽縣婦聯合作，在合陽縣開展了題為“建立縣、鄉、村級反家庭暴力的支援性社會環境”專案。專案的具體內容包括：針對警察、法官等執法部門認為家庭暴力是私事無法介入的認知，對他們展開提升社會性別意識的培訓，強化正式的社會支援系統對家庭暴力的敏感度；整合政府、司法、派出所、法庭、婦聯絡統等體制內資源，設立反家庭暴力投訴站，開通投訴熱線，幫助社群形成針對家庭暴力的服務網路；在運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大眾傳播媒介之外，接續社會主義傳統中的群眾文藝基因，採用地方戲、宣傳張貼畫、標語、黑板報、文藝晚會等形式開展公民教育，形成非正式社會輿論支援系統；在社群開展社會性別培訓班，組建婦女支援網路，增強婦女應對家暴的能力。[17]在這些基於社群的發展專案中，從社群的團結和存續出發，人們的現實生活與生存處境被放在首位。透過把人的真實處境投射至具體的社會關係網路，進而透視人們的觀念與實踐如何內在於一個具體的歷史展開過程。這一高度社會化的路徑，既能幫助婦女自我覺醒，也有助於改變婦女所處社群的性別環境，為權益保護搭建了一個串聯體制內外，覆蓋機制建設和觀念更新的支援性網路。
釐清這一工作機制的豐富意涵，對把握婦女工作的進展與特定歷史條件的內在關聯具有重要的提示性。伴隨著代際更替，體制內外的婦女組織從業人員向專業化、技術化、精英化轉型，知青一代退居幕後。與此同時，國際發展機構在華髮展勢頭趨緩，參與式發展、婦女/性別與發展的公益性實踐逐漸弱化。[18]其帶來的歷史後果是，社會組織和國家體制的有機互動基本上在2008年左右走向衰弱。這兩種組織性力量的歷史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對性別議題的介入已置身於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之中。這一轉變給婦女權益保護帶來的影響是意味深長的。聯通內外的合作機制消隱後，婦女權益保護更加依靠體制內部科層系統的自主性。
事實上，當代青年選擇依據生理性別建構主體意識，以身份政治之名展開權利聲張，並與國家自上而下的權益保護話語保持距離時，揭示出在迥異的歷史條件下，當代的知識生產資源尚難回應對性別言說另類可能的想象。就此定位當代的性別話語只強調自由主義傳統下“個人權利”的現實語境是，青年一代對位於自身經驗外部的體制內外的權益保護資源極其陌生，當下可供呼叫的歷史的、現實的資源體系和支援網路也處於缺位狀態。
如果說早前在關注個體婦女權益時，透過組織化的機制多方對接個體所處的社會關係、社群網路，在建構在地化的支援性網路的同時，很大程度上為權益保護提供了緩衝區和安全網。那麼21世紀以來的權益保護是在政法傳統中訴諸“權利的政治性”：一方面，婦女的合理利益有法律背書，是明確無疑的，另一方面，“透過法律主張權利亦需以政治的要求為限度，也即要將個體利益和整體利益進行統籌，個體利益應在整體利益中得到保證”。[19]當婦女權益受損事件遵循社會治理和司法實踐意義上的程式理性，對性別議題的關注也出現了兩種分化。
一方面，在司法上被明確認定為侵害行為則意味著矛盾的公開化，正式的社會支援系統得以介入。另一方面，現實中具體而龐雜的性別遭遇難以被“維權”或“侵權”的話語所統轄時，又或是顧慮公開暴露的風險、代價時，處於隱匿狀態的矛盾則無法突破既有的權力關係。這意味著，性別化的體驗在倫理意義上進入私德範疇，或成為非正式機制中的慣例，喪失了公共屬性。
隨著社會分層和性別分化日益凸顯，“婦女”不再是有統一面貌的勞動者群體，依行業、職業、地域、年齡、家庭狀況等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利益和發展需要，婦女群體與婦女問題趨於多元化和複雜化。[20]在21世紀的前10年，作為黨聯絡婦女群體的群團組織，婦聯的工作重點進一步推進為“把維護婦女權益與維護社會穩定緊密結合”，要求發揮婦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
總體而言，新世紀以來，婦女工作的內容由“婦女解放、男女平等與服務保障”轉為“社會性別平等與社會福利”，婦女工作的重點由“婦女運動與婦女發展”轉為“保護婦女、母親、兒童和家庭生活福利”，婦女工作的方法由“組織化、準行政化與群體化”轉變為“專案化、個性化與專業化社會服務”。[21]
▍日常生活、工作處境的結構性轉型：構造具體而微的性別（化）經驗
在改革開放所啟動的社會轉型中，個人、家庭與國家的關係被重新調整。隨著教育、醫療、住房、兒童保育等領域的市場化，規劃安排個人生活的責任落到了家庭之中；集體主義生產生活方式下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權責關係，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家庭內部的利益協商關係；與中國社會“家庭化”轉型同步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以及空前擴充套件的社會流動，使得中國家庭結構趨於小型化；核心家庭的組織形態，弱化了家庭作為生活互助團體、風險防禦團體的功能。[22]在高揚家庭倫理、家庭價值的同時，個體化程序下的個人主義訴求同樣蓬勃。
在這個意義上，在勞動力市場和家庭空間共存，卻面臨差異化行動空間的男與女，實則共享著同一種壓力模式。即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以個人競爭致勝為評定標準所展開的排他性博弈中，職場和家庭成為非此即彼的對立空間，且職場躍居價值排序的前列。中青年群體不婚率的攀升可謂是資本邏輯下個體與家庭張力的具體表徵。2021年度日本人口和社會安全調查結果顯示，在18-34歲的日本年輕人中，17.3%的男性和14.6%的女性有終身不婚的意願。
這場根植於個體與家庭之間的博弈關係，可謂是中國社會轉型程序基本的問題域。在此基礎上，當代性別議題的出場，可謂是轉型張力浮出水面的一個具體面相。
具體而言，在20世紀90年代的市場化程序中，與再生產有關的勞動，特別是生育、養育、照料等工作被視為家庭私事。彼時的企業制度改革採取了“勞動力最佳化組合”（減員增效）和剝離“企業辦社會”這兩種手段。歷史統計資料顯示，在改革引發的“下崗潮”中，“1990年代就業機會的整體縮減在男女兩性間並不是平均分配的，下崗女工佔到了下崗工人的60%”，而“企業不能辦社會”則剝離了企業承擔的再生產職責。[23]這套組合拳的直接後果是，再生產職能從企業與國家所需承擔的經濟和社會責任，走向完全依賴家庭和個人擔負。對絕大多數家庭而言，透過購買市場服務的形式包攬家務勞動和養育職能並不現實。當下，透過對夫妻之間的性別化分工與代際之間的接力傳遞進行組合，女性成為主要的家庭責任承擔者。
正因為女性被視為養育兒女、照料家庭的首要承擔者，“因為臨時性（可能隨時需要退出勞動力市場）或不能全身心地從事工作（分心於家內責任），女性被視為‘劣質’勞動力，被勞動力市場邊緣化或排斥，直接表現為就業率和收入的下降”。[24]自由市場所推崇的個人能力至上原則和無限競爭邏輯，無疑將強化對處於“劣勢”的職場女性勞動力的刻板印象。
此時個體與家庭的博弈，被提供了一套具有雙重“合法性”的解決方案，即性別化分工。一是歷史傳統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認為女性經營家庭對維繫穩定有所助益；二是從競爭效益、市場價值最大化的角度來看，男性的職場生活被認定更有潛力。傳統與現代話語資源兩相疊加，合力將男女推向了生存狀態的兩端，個體陷入“不可兼得”但要對各自的“本職”全力以赴的規範性論述中。當代社會兩性之間日益加深的距離感，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資本利益最大化下，性別化分工給男女雙方帶來的壓迫感。
就如何回應這種壓迫感，鑑於家庭的私化，以及企業的私有化，自上而下的權益保護話語在識別問題，進而啟動干預機制時面臨諸多約束條件，社會介入面日益縮窄。究其原因，除上述提到的組織形態、人員構成變化對體制內女權實踐的影響外，當代中國的權益保護話語在指向個人權利訴求時，同時還隱含著一個大的歷史前提，即針對的是陷入貧困、身心健康危機等總體性境遇的女性。換言之，權益保護的啟動機制，是識別在貧困等歷史限定條件下的個體不公正遭遇。當時代變遷成為自變數，被權益保護介入的個人困頓、苦厄被構造為社會轉型的副產品，集合生成了一系列例外狀態的表徵。隨著社會發展程序對歷史限定性做出重新規定，權益保護機制的惰性休眠便亟待更新。
進一步來看，權益保護議程對顯著的例外狀態的瞄準，看似進入了日常生活領域，卻並未深入重建與再造日常生活中的性別關係，這為當下性別間的隔膜埋下了伏筆。例如，在世紀之交，艾滋病成為顯著的公共健康事件，性恐慌空前，隨之而來的性教育以傳播性知識為旨歸，轉向了公共衛生話語。[25]在國家議程識別艾滋病的威脅併發起防治運動的過程中，對性之負面的強調並未給理解性別關係的複雜性帶來更多增益。2010年以來，在打擊官場腐敗與瀆職的大背景，國家重拳出擊掃黃，對性行業的干預卻引發了民間的自由派對性自由和性交易自由的辯護。[26]當性別議題被特定的政治經濟訴求吸納，對日常生活中性別秩序的反思反而被擱置。
當權益保護的目標事項被置於日常生活的外部，它指向不容辯駁的非正當言行，一旦被肅清，日常生活就將回到正軌。然而，塑造日常生活基本邏輯的經濟、文化、制度結構，及其帶來的性別化體驗，卻被“個人遭遇”所統轄。事實上，日常工作、生活所處環境的結構性變化，正給當代性別議題的展開提供差異化的感覺結構和行動空間。
在這個意義上，現有的理論資源和政策議程在日常生活的層面，都失去了解釋或介入的效力。如果說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婦女解放”對應著反帝反封建、建成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是在宏觀層面處理性別議題與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關係；那麼改革開放以來至21世紀10年代中期的權益保護話語對應著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任務，是在中觀層面上促動女性成為發展的同行者；而當下性別關係的生態已經前所未有地指向日常生活領域，從而在微觀層面丟擲人與人如何聯結的問題。
如果說直到21世紀前10年，社會組織是性別議題的體制外參與者，那麼，當代以網際網路為載體的話語生態和大眾文化，伴隨著個體言說的極大釋放，已躍居性別議題的主場。面對片段式溝通所激發的諸多分歧，富有建設性的姿態或許是，暫時擱置生理性別和價值立場等多種差異，基於對各自生命經驗的共情，挖掘具體歷史境遇下的生存共識，以期在理解“他者”的同時，為自我的存在及與他人的關係提供一個歷史化的座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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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宋少鵬.性的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的性別奧秘——從2014年“東莞掃黃”引發的論爭說起[J].開放時代,2014,(05):160-1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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