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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陳蕊 | 文化縱橫新媒體
本文透過梳理高小賢的知行歷程，意在凸顯一條關鍵線索：相較同時代的婦女界知識分子，農村視野對高小賢的思考和實踐有何關鍵影響？首先，作為一名婦聯幹部，她目睹了80年代初期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給婦女帶來的婚姻、就業等問題，並將她們的遭遇放置在城鄉、工農、區域的權力關係中，藉此思考現代化程序中的性別分化機制。這區別於城市知識女性對女性覺醒的強調，以及透過自我提升來彰顯主體性的個人主義取向。其次，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在反貧困程序中接入了大量國際發展資金和理論資源，西部農村成為干預重點。高小賢所在的公益團隊透過採納社會性別與發展結合的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正規化，立足農村的性別環境為婦女發展創造條件，既組織婦女參與社群建設，也尋求男性支援，激活了集體化時期與農民身心共感的婦女工作傳統。這幫助克服了社會性別理論在中國學界的接受傾向，即強調男女在自然生理上的區別，凸顯個體在主體意識和生存需求上的特殊性。最後，在2008年前後，國際發展資金的撤出，GAD正規化的邊緣化，以及學界對社會主義遺產的討論，促使高小賢反思GAD專案中的中國經驗。高小賢對以農村婦女為代表的底層群體的關注，以及對知識女性跨越階層的群體連帶感的強調，正是藉助對革命傳統中“婦女”這一集體概念的召喚而完成的，並落腳為體制內外的婦女組織與所代表群體之間的有機關聯。
近年來，對於中國性別議題發生發展的歷史感知，在青年一代中常常存在一種傾向，即以90年代為座標，以及90年代以來蓬勃湧入的西方自由主義女權理論來理解“性別熱”的動力機制。隨著80年代這一關鍵“前史”被從遺忘狀態中打撈出來，中國婦女研究的展開方式，呈現出知識分子立足更廣闊的時空範圍對話歷史-現實的時代感。而令無數學人哀痛的是，李小江、高小賢等前輩於今年相繼逝世。值此清明之際，特發此文以示悼念。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導讀】2025年4月2日晚，中國婦女/性別行動研究者高小賢因病辭世，享年76歲。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投入婦女/性別研究的先驅性代表人物之一，高小賢尤其致力於紮根農村社群從事婦女發展專案，在20餘年的行動干預過程中，足跡遍佈陝西、寧夏、江西、四川等省區17個貧困縣的近百個農村。她的思考和工作跨越學界、發展界、公益界三個領域，強調在批判性與行動性的辯證互動中，改善社會性別觀念與制度，賦權婦女成為發展的同行者。高小賢曾為本刊作者，我們在次條編髮了她的來稿，以紀念她生前曾給予的重要學術支援。
歷史性的農村視野與中國經驗
對高小賢知行歷程的探索性把握
2022年5月，退休後的高小賢認準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她決定成為一名紀錄片的總策劃。在鄭重地拉上其他三位朋友後，她組成了一個平均年齡75.5歲的主創團隊。18個月後，一套名為《半邊天史話：婦女運動篇》的系列紀錄片陸續在新媒體平臺上線。鏡頭裡多是80多歲高齡的奶奶、爺爺們操著陝西方言，在講上世紀50-70年代婦女們務棉、治沙、辦託兒所、改造封閉妓院、參加冬學的故事。
《半邊天史話：婦女運動篇》主創團隊，左起：高丹竹（負責《冬學》和《農忙託兒所》）、孫磊（負責《西安封閉妓院改造妓女》）、高小賢（負責《銀花賽》）、劉麗鴿（陝西省婦聯原主席）、王明英（負責《長城姑娘治沙連》）。
在紀錄片的釋出會上，“心潮澎拜、感慨萬分”的高小賢細細交代了自己打撈集體化時期歷史的根本動力。在漫長的思考積累過程中，高小賢醞釀著對50年代歷史重要性的判斷。
“從1950年代土地改革，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急劇變革帶來了社會的劇烈變遷和婦女社會角色的變化，也奠定了60-70年代相對穩定的社會運轉機制——而這又正是80年代改革的基礎和背景。因此，要想認識80年代以後的農村婦女變化和發展，不瞭解50年代是不行的。我做了很多50年代的資料整理和田野訪談，積累了有近百人的口述訪談資料，包括一些勞模和婦聯幹部的訪談。我很喜歡她們講述的故事，從中看到了新中國婦女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一代婦聯幹部深入基層密切聯絡群眾的好作風。”[1]
一旦對高小賢的思考和行動歷程熟悉起來，這段自白便能析出歷史的分量與厚重感。例如，她提到的積累了近百人的口述資料，是與海外婦女史學者賀蕭（Gail Hershatter）合作，對陝西農村婦女50年代前後的歷史記憶進行的訪談。正是高小賢這位土生土長的陝西人，成為了賀蕭開啟中國農村歷史面貌的關鍵所在。後者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推出了《記憶的性別》這一經典著作，而與賀蕭的盛名相比，在同一田野現場深度浸淫的高小賢僅產出了一篇相關的期刊論文[2]。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書中曾提到的訪談方法，讓農村婦女按孩子出生的十二生肖年份講述歷史記憶。
作為掌握原始材料的另一當事人，高小賢鮮少被公開論及，甚至也未因此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這一面對海外中國學的歷史書寫保持克制的姿態，在合作研究啟動時便達成了默契。賀蕭在書中提到，她“和高小賢各自展開了面向不同讀者的寫作計劃”[3]。這意味著，即便共處同一田野現場，歷史書寫者也要依接受者的心理預期和認知結構作差異化處理。換言之，不同思考者的知識前提和對話語境，從根本上左右著對歷史面貌的關切和理解所在。而作為50年代的同時代人，高小賢顯然和彼時海外中國學對中國歷史程序，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歷程的思考路徑保有距離。因而，“他者”的歷史書寫帶給高小賢的刺激，使其在延宕正面處理50年代歷史的同時，也持續校準著她對50年代歷史的認知。
常年累月的思考進展細緻入微地凝結在高小賢決意啟動的紀錄片工作中。她力求讓歷史當事人現身說法，還原歷史展開過程中的語境和脈絡，恰是在探入複雜性的同時，構成書寫歷史現場的另一聲部。
又比如，高小賢對80年代以來社會變革的介入方式，使其成為時代程序的具體承擔者。學界將高小賢定位為改革開放後最早投入婦女/性別研究的先驅性代表人物之一，尤其致力於紮根農村社群從事婦女發展專案。[4]從個體生命歷程與大時代的關係來看，成長於集體化時期的高小賢，思考、工作和實踐生涯密集地在80年代中期以後爆發，這與改革開放程序的深化構成平行關係。她身體力行地在學界、發展界、公益界三個領域活躍，有著跨越體制內外的社會身份和行動空間，真切地與轉型程序的複雜性展開博弈、協商。為此，我們梳理了高小賢老師思考與實踐歷程中的一條關鍵線索，以生命史勾連現當代史，謹為悼念！
▍現代化與農村婦女問題
1982年，高小賢從西北大學歷史系畢業。在面臨分配去處時，她更希望去高校或研究單位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然而科研單位的分配名額極少，文革後黨政機關幹部則青黃不接，急需補充新鮮血液。機構改革對幹部提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因此西北大學這類省管院校便成為黨政幹部後備力量的輸送地。當時很多單位不願意要年紀大的，但沒想到的是，高小賢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卻被陝西省婦聯相中了。
在把握高小賢對婦女問題的興趣時，一種下意識的歸因是強調她婦聯幹部的身份與職責。然而，這一簡單化的理解方式，會不可避免形成兩個認知盲區。一方面，高小賢所置身的婦聯絡統已區別於集體化時期，婦聯作為黨政部門組織機構改革的內在構成，其自身如何承載並回應多重改革後果？這關係著新時期的婦聯如何重構婦女工作，以及高小賢如何從中尋找到具體的工作結合點。另一方面，婦聯組織就其代表性要求而言，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力求綜合，那麼高小賢的核心關切何在，這與其工作和思考的具體展開邏輯有何關聯？
在改革的形勢下，婦聯組織不僅面臨著改革對廣大婦女的壓力，而且承受著自身改革的壓力。雙重壓力下，恰恰是在婦聯絡統內，最早意識到婦女理論研究的重要性，自1986年以來，相繼成立許多婦女學會、研究會。短短幾年，這種研究會已經遍及全國絕大多數省、市，成為常設性的婦女研究組織。它們的任務，主要是直接面對婦女實際問題，探索解放婦女的對策和方法，以及婦女工作的具體措施。這種研究會仍然隸屬於婦聯，但卻打破了婦聯的封閉結構，積極引入學界和社會各界的力量。近年來，它們針對不同問題如（“拐賣婦女問題”、“婦女信教問題”、“婦女就業問題”、“生養基金問題”）舉辦了一系列專門的研討會、講習班，組織調查研究，及時反映各種婦女情況，在喚起社會警覺、壯大女界聲勢、敦促婦女自強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5]
作為“聯絡黨和婦女群眾的橋樑和紐帶”，彼時婦聯絡統有感於轉型時期的婦女問題與組織合法性、代表性的內在關聯，因而積極助推以理論研究來回應現實。置身於這一時代氛圍和組織環境中，高小賢有意識地依託婦聯絡統引入外部的專家資源和研究力量。
1986年6月10-14日，高小賢牽頭了由陝西省婦聯聯合省社科院舉辦的“改革與婦女”研討會，吸引了來自16個省市的71名學者、專家與婦女工作者參會。她事後回憶這次研討會的影響非常好，“李小江的第一篇發言，不但是研究的人反映好，連我們剛上任的婦聯主席都認為好——她是從公檢法司系統調來的一個新主任，她覺得她到婦聯來不知道怎麼幹，（聽完之後）她突然間覺得呢好象眼睛一亮，知道下一步她該怎麼樣，抓什麼工作了”[6]。
1986年6月，陝西省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成立，前排左一為李小江，右一為高小賢。（圖源“半邊天文化空間”微信公眾號）
在會議期間，高小賢發起創立了以“關注婦女問題，促進兩性平等”為宗旨的非營利性民間婦女組織——陝西省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簡稱婦研會），關注社會快速轉型期的婦女失業、下崗、女大學生就業難、農村婦女看病難、貧困地區孩子上學難等社會熱點問題，嘗試探討婦女發展的新路子。
這奠定了高小賢開展婦女研究的邏輯底色，即透過研究找出原因、提出對策，進而影響政策決策，透過政策干預解決問題。[7]這一根本關切，使得高小賢后來以婦研會為樞紐進行體制內外的合作時，堅持批判性與實踐性結合。事實上，觀察高小賢后來的知行歷程，在理論與實踐的來回反觀中所習得的問題意識，以及對問題的把握方式，形塑了她診斷並介入中國當代發展問題的特定路徑。
在婦女史學者宋少鵬看來，這批知青代學者，基本都具有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理論背景，因此對結構性要素和制度問題尤為關注。“80年代初期的話呢，我還是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間去做事，我喜歡兩種生產理論，我也對那個異化理論比較感興趣，所以我在恩格斯《起源》的兩種生產（理論）中間來看中國當時的這個男女不平等，把它看作是因為人的再生產不被社會承認，所以我也是（國內）最早提出生育價值統籌的那批學者”。[8]“兩種生產理論”對於生育的重視，已經初顯對兩性性別差異的敏感，基本上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有性人視角的理論範式。[9]
如果說環境的整體氛圍為個體的生長提供了土壤，那麼個體回應時代的方式既能覓得結構的蹤跡，也能彰顯某種因時因地的具體語境。作為在紅旗下成長的一代人，高小賢從小受到“男女都一樣”的性別話語薰陶，這一身心認知與感覺經驗很大程度上以正負交織的方式，構成了她進入婦聯後積極投入婦女工作的思想動力。她曾談到對婦女研究的興趣基於兩點。[10]
一個是現實的需要，現實中不斷冒出問題。在1982年，作為社會轉型前奏的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剛剛開始，農村出現了很多的新問題，比如買賣婚姻導致婦女抗婚、逃婚甚至自殺。透過婦聯各級系統的上報材料，高小賢直接接觸到了社會改革中的這些“陣痛”。當時恰逢社會學迎來一波重建熱潮，她們這一代人對社會有很強的責任感，熱心理論研究的她希望能從社會學的婚姻家庭角度回應婦女問題。此外，在個人成長經歷中感受到的性別不平等，也讓高小賢對女性的處境有所體認。在高小賢的回憶中，對兩件事的印象格外鮮明：一是父親有三個女兒，但她的奶奶仍認為“她兒沒娃”；二是在工廠招工時，她的已婚身份被認為會造成壞影響。
倘若細緻梳理那一時期決心投入婦女研究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個人的性別化遭遇幾乎是個常量。因此，如果放到彼時更大範圍的知識群體當中，高小賢自述的原因一作為變數，對其後來思考與行動的影響便需要被特別凸顯。
對於中國性別議題發生發展的歷史感知，在青年一代中常常存在一種傾向，即以90年代為座標，以及90年代以來蓬勃湧入的西方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理論來理解“性別熱”的動力機制。近年來，隨著80年代這一關鍵“前史”被從遺忘狀態中打撈出來，中國婦女研究的展開方式，則呈現出知識分子立足更廣闊的時空範圍對話歷史–現實的時代感。
在那一時期婦女研究領域對本土議程的自我敘事中，80年代的投入熱度可稱得上掀起了一場“婦女研究運動”。其中的領軍者，正是今年2月12日仙逝的李小江。隨著改革大幕拉開，在“告別傳統”“後革命”的時代氛圍中，以歷史“斷裂”為前提展開的認知實踐，一併刺激著對“婦女解放”傳統的反思。從傾向上來看，當時的婦女研究者渴求擺脫在階級論基礎上建構出的非性別化的身體，對“男女都一樣”的階級話語的反叛，轉向張揚婦女的“主體性”與“有性人”的概念。[11]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分享著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婦女知識運動，即便以李小江批評李澤厚啟蒙姿態中的男性中心為分野，卻在關鍵的知識分子立場和價值層面達成了一致。[12]1991年出版的《婦女研究在中國》收入了李小江的一篇綜述《婦女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及其前景瞻望》，她談到：
當前的社會改革，在衝擊“公平原則”的同時衝擊了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使婦女陷入解放以來空前未有的困境，卻在另一個方向上促使女性意識覺醒。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無疑是女性理性自醒的絕對必要前提。這種覺醒，最早出現在70年代末，在許多中、青年女作家的作品中初露端倪。當代中國婦女文學的崛起，是中國知識婦女理性自醒的先兆。……我們不難發現，女作家筆下表現的婦女問題，幾乎全部集中在知識婦女中。……整個社會層面上看，這些問題在廣大中國婦女中並不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們卻記錄了主體意識已經覺醒的中國女性在心靈世界和社會生活中的真實歷程，反映了中國婦女前進道路上的問題和執著探索的方向。……1985年以後，城市改革在全國範圍普遍展開，從新、舊兩個方向上誘發了諸多婦女問題。……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婦女研究破土而出。
從中可見，在城市知識女性的認知中，對女性個體覺醒和主體性的強調，與肅清封建主義與歷史傳統的殘餘，以及透過自我提升來擺脫從屬地位直接相關。從而徑直接續著五四未完成的啟蒙程序，即在市場環境中以個人主義為基準理解女性所處的生活現實。[13]
事實上，在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中，對封建主義以及農民這一小生產者的批判成為知識界的主流。[14]因而，即便農村因解放生產力帶來了經濟蓬勃，但城市而非農村成為時人定位現代化方向的心理座標。反映在80年代“婦女研究運動”的理論視野當中，城市改革中的問題，以及城市化與現代化一體兩面的關係，關乎著知識婦女對現代中國出路的根本想象。而這一理論預設恰恰成為了高小賢自覺不自覺需要加以處理的問題。換言之，儘管與當時的現代化路線共享城市化、工業化等知識前提，但由於首先目睹了農村在經濟改革中湧現出的婦女問題，高小賢有意將農村婦女的遭遇放置在城鄉、工農、區域中的權力關係來思考，從而複雜化了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係。
從現代化模式出發思考婦女處境，以及將農村婦女問題的當代展開與現代化模式進行關聯的思考傾向，使得高小賢極為自覺地聚焦經濟發展路線與婦女發展的內在張力：
儘管社會現代化會直接帶來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生產力的發展會促進教育的發展和家務勞動社會化，為婦女的就業和人類自身再生產被社會承認，創造物質基礎，但它卻不能影響和改變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作為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較之於生產力的發展更為穩定，它的改變往往要透過社會革命，不可能在現代化過程中自發地實現。……工業化……給婦女就業提供了廣闊天地。……這極大地改變了婦女以往在經濟上依附於男性的狀況，使婦女的地位有了突破性的改善。但是婦女就業人數的增長，並不等於婦女在收入上和男性平等。……每次經濟危機都會帶來較高的失業率，而婦女是首當其衝的。……婦女在生育中所付出的勞動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和補償，婦女因此在就業上受到各種限制，並且影響到她們的勞動收入。[15]
在1991年12月高小賢寫作的《中國現代化與農村婦女地位變遷》中，她同時關注到了農村工業化中的“婦女回家”問題，以及農村婦女進城當“打工妹”的問題。這意味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機制的引入，使農村婦女面臨著職業分化和收入差距。
由於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在工業化和引進市場機制時，遇到的外部環境和具體政策各不相同，因而發展得很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因其地理的優勢和政策的優惠要快一些，西部及邊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要落後一些，相對來說工業發達地區的婦女變化要大一些，落後地區還有相當數量的婦女仍處在傳統制約之中。這說明農村婦女地位變遷有賴於現代化程序。那麼，農村婦女地位改善是否可以坐等現代化的發展呢?這裡涉及一個理論問題，即:現代化會帶來婦女地位的自然提高嗎?
在1997年發表的《農村婦女研究綜述（1991-1995年）》中，高小賢在關注農村婦女的非農轉移、農業女性化，以及婦女與農村發展等問題的同時，敏銳地感知到了與彼時婦女界在研究程序和關切旨趣上的差異。
相對於農村經濟的活躍和社會變遷的急劇，誕生於80年代中期的中國婦女研究在它起步的初期所給予農村婦女的關注卻是極其有限的。……1991-1993年，農村婦女研究處在一種平穩的發展狀態，無論從發表的論文數還是從事此領域研究的隊伍都沒有大的發展。……1994-1995年是農村婦女研究的繁榮時期。無論是從研究領域、研究成果和研究隊伍來看都有很大的發展，其標誌是1994年召開的兩次有關農村婦女的專題研討會，即：2月北京市婦聯和新華社在北京舉辦的“’94農村婦女與發展研討會”和9月由《農家女百事通》雜誌社和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在河南省新鄉召開的“’94農村婦女發展與對策研討會”。……這一時期農村婦女研究相對錶現出的活躍是與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1995年在北京召開密切相關的。’95世婦會使中國婦女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各種婦女組織以及學術間交流迅速增加，一些國際組織和機構資助的一些和婦女發展有關的研究專案中許多是和農村婦女有關的。
因此，相較同時代的其他思考者，正是對農村現實的熟悉和關切，決定性地影響著高小賢在現代化的視野之下對鄉村婦女發展的積極介入和全情投入。而95世婦會前後，國際組織和機構對中國農村發展專案的資助，使得高小賢順暢而自然地轉向了婦女發展界。
▍跨國視野下的反貧困程序與婦女發展
在長達20餘年的行動干預過程中，高小賢與同伴們的足跡跨越陝西、寧夏、江西、四川等省區，遍及丹鳳、宜川、紫陽、西鄉、合陽、山陽、鎮安、千陽、鎮巴、彭陽、賀蘭、興國、遵道、劍閣、寧強、嵐皋等17個貧困縣的近百個農村社群，孕產期保健、產前檢查、健康教育、人畜飲水、資助貧困生、修橋鋪路、援建衛生院/衛生所、小額貸款、社群發展基金、婦女及其社群組織能力建設等詞彙成了她使用頻率最高的日常話語。
事實上，對一個團隊而言，機構轉型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從時間上來看，1996年，婦研會成立了陝西婦女熱線，致力於為轉型時期遇到各種困難的婦女提供資訊、法律諮詢、心理輔導等幫助。這標誌著婦研會向公益機構轉型，從以學術研究為主逐漸轉向婦女/性別與發展的干預行動。
促成這一跨界轉變的有幾重因素。[16]1993年11月，高小賢應邀參與在馬尼拉召開的亞太區域NGO論壇時，有與會者對全國婦聯的NGO身份提出了質疑，這促使她第一次開始從學理上梳理婦聯與婦研會的關係，進而意識到婦研會不是婦聯的一個部門，作為一個民間組織應該有自己的定位和獨立的管理架構。其次，在以陝西省婦聯的名義向福特基金會申請專案時遇到的磕絆，使高小賢意識到，民間婦女組織做事的空間和自由度要大一些。
另外，高小賢自1985年在南開大學接受過定量研究方法培訓後，實際操作的幾個大型問卷調研都不是很理想。其中，很多問卷的問題設定，農村婦女聽不明白，直接影響了調查的質量。而調查過程中碰到一些尋求幫助的婦女，卻時常無能為力，也令高小賢感到心裡有愧。1994年2-8月赴澳大利亞進修質性研究方法的經歷，給高小賢的行動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和認知資源。
接觸到質性研究方法、特別是女性主義研究方法後，它們主張研究者和研究物件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我很認同。瞭解到女性主義研究的批判性和行動性，它挑戰傳統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學科視角，不標榜中立，要發出女性的聲音，以推動性別平等和社會進步。而行動研究作為一種尋找社會問題解決方案、在實踐中“發展理論”的研究方法，正好解決了我之前的困惑，既滿足了我對理論研究的偏好、也給了我們這代人從青年時代就紮根於心的社會關懷和抱負落地實踐的機遇和路徑。[17]
對研究者和研究物件之間平等關係的認同，反映出高小賢對發展行動中縱橫交織的權力關係的敏感。高小賢曾反思:
是將她們看作發展中的包袱，被動的受益者呢，還是看作參與的主體和直接受益者；在研究過程中是尊重和熟悉她們的文化，從她們的需要出發引導她們參與，還是輕視她們的文化而一味地指責她們“素質差”；是和她們平等地交朋友，還是表現出一種城裡人或知識分子的優越感。[18]
後來，高小賢明確提出“貧困群體是反貧困行動的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和發展機構在內的減貧工作者應進行“主體重構”，改變自身對貧困群體主體性的認識，以克服潛在的政府系統習慣的自上而下的工作作風，企業以資本為重和發展圈內的精英意識。[19]這在無形中激活了集體化時期理想化的群眾路線對幹群關係的理解，即人民群眾既是被改造的物件，也是變革的主體。而正是在貼近傾聽並調動婦女積極性的同時，高小賢“從青年時代就紮根於心的社會關懷和抱負”能有效落地。
如果說80年代對高小賢的關切成型尤為關鍵的是對中國農村現狀的把握，以及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理論視角。那麼這一向婦女發展領域的轉型可謂在“取師”域外的知識與實踐資源中，為把握中國問題、活化歷史經驗提供了另一重建設性。對高小賢而言，中西交匯的知識視野既與西方“理論的旅行”熱潮共享一個時代背景，也在具體的接受方式上呈現出高度的在地性質。
事實上，面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多樣化的思想資源，9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研究界的一個接受重心，很大程度上近乎壓縮成了強調男女差異的社會性別（gender）理論，社會性別理論又簡約成了“主體性”和“自主性”這兩個概念。[20]這一接收方式帶來的後果是，從個人主義出發所強調的主體性，某種程度上本質化了男女在自然生理上的區別，強化了個體在主體意識和生存需求上的特殊性，打散了群體的聯結與認同。
然而在高小賢看來，與婦女研究界不同，藉助國際發展資金推動婦女發展的一系列另類實踐，採納的是將社會性別與發展結合的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正規化。這一工作方式強調基於個體對公共生活的社會參與展開“參與式賦權”，以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對自由主義發展正規化展開批判，從而接續著社會主義女權的傳統，繼承著集體化時期的婦女解放話語與行動邏輯。[21]
高小賢曾介紹，她們的機構在做社會性別培訓時，最後會把美好的戰略性目標指向馬克思主義的“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透過手段與目標的理論對接，外來的“社會性別”視角與“男女平等”的本土理論實現了對接，社會性別理論透過嵌入主流的總體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定了婦女發展界接納“社會性別”的認知基礎。[22]
這一時期，婦研會主要形成了三個關注領域：一是農村婦女發展，其中在四個貧困縣有長期的專案點，內容包括健康教育、婦女識字與技術培訓、人畜飲水、農村社群綜合發展等，手法上推動參與式和賦權政策；二是推動社會性別培訓，培訓物件涉及縣級女領導、婦聯幹部、警察、法官、記者、基層幹部及農村婦女；三是反對家庭暴力，開展有關家庭暴力的調研、倡導、立法與培訓，並形成以婦女熱線和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為依託的服務網路。[23]
例如，1997年，婦研會在陝西省的國家級貧困縣丹鳳縣毛裡崗鄉實施了“貧困地區婦女健康教育專案”。[24]當時，國內其他的婦女發展專案多強調婦女的生產角色以增加她們的收入。但婦研會認為，倘若忽視婦女所承擔的其他角色，如再生產角色，將復刻傳統的兩性分工模式，往往會加重農村婦女本來就已經很重的負擔。因此，在經濟短時間內沒有較大改變的前提下，提高婦女的生活質量更為關鍵。這要求從社會性別關係和觀念的角度來改善婦女的健康狀況。
具體而言，在一期健康教育中，透過參與式農村需要評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培訓，使婦研會、丹鳳縣婦聯、縣衛生局、縣扶貧辦、毛裡崗鄉政府等所有合作伙伴瞭解參與式、賦權（empowerment,獲取資訊與資訊、獲取資源與機會、結成網路與組織、提升決策權）的概念，以保證在執行中目標和手法的一致；再從PRA培訓班中組成調查組，透過參與式需求評估讓農村婦女表達心聲，依據她們的需求確定健康教育的內容、形式和方法，並應她們的呼聲增加了縣醫院醫生到村義診的活動，使她們參與專案決策；由當地婦女推選出熱心為群眾服務，有相對高的受教育程度且在婦女群眾中有一定威信的骨幹，先由骨幹接受集中培訓，再組建健康學習小組進行普及；藉助參與式專案終期評估，繼續傾聽婦女對專案的看法，包括對後續專案的需求。期間，婦女將健康和社群無安全飲水的狀況聯絡起來，提出改善人畜飲水的建議。
在啟動人畜飲水專案時，1998年的特大水災正禍及當地。於是專案組決定暫緩執行，優先回應災情，開展了以修復農田、恢復生產為重點的災後重建專案。雖然這與健康教育無關，但因回應了村民們最緊迫的需求而產生了極好的口碑。且無形中增強了婦女在社群中的形象和地位：畢竟沒有婦女的努力使前期專案成功，村莊怎麼會得到災後重建的幫助呢？同時，婦女骨幹在災後重建專案中積極參與宣傳管理事務，令一個起初沒有婦女內容的專案，也因具備了社會性別敏感度，推動了婦女參與和發展。
而婦女參與解決了人畜飲水困難，更有助於改善社群的社會性別環境。由於引水專案是婦女在健康教育後提出的，回應婦女這一需求不但改善了婦女的生活狀況，也帶給了婦女建設社群的自信和自豪。在工程修建過程中，婦女骨幹大都參加到專案管理小組中，承擔水泥、塑膠管等物資的入庫、出庫登記和管理，村民投工投勞的記錄等；建成後，又作為管水小組成員負責抄水錶、收水費、巡查管道等工作。這就將婦女的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轉化為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透過婦女骨幹參與社群專案的實施和管理，挑戰了傳統上只由男性掌管社會事務的格局，也有效發揮和鍛鍊了婦女的能力和作用。
隨著村民對透過專案參與社群發展越來越有熱情，有限的援助資金也面臨如何分配的問題。如果不改變原有的社會性別制度和觀念，男性村民很可能代表社群利益與婦女爭奪資源。因此，婦研會在當地幹部和婦女骨幹當中舉辦了參與式GAD培訓班，及時協助專案夥伴認識到婦女在社群和專案中的主體作用，同時培養婦女骨幹的能力增長，使她們逐步具有和其他相關群體談判的能力。
二期健康教育則回應了婦女希望擴充套件內容的建議，另外增加了針對男性村民的健康教育。一方面，在一期結束時男性曾提出“為什麼健康教育只給婦女而不給我們”；另一方面，不少婦女病都和男性有關，改變男性的觀念和行為有利於婦女的健康和兩性關係的和諧發展，也會對原有的社會性別關係和觀念帶來改變。
對高小賢而言，藉助社會性別與發展所把握的“中國婦女”主體性，雖然關注兩性差異，卻更加著力在其“社會”性上，進而承繼著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中關於“人是一種社會存在”的認識[25]。與此同時，對性別視角的引入旨在透視社會性別制度，而非將具體的個人獨立出來進行定位。這與社會主義傳統中對制度改造的思路有內在的一致性，也更能在農村社群中得到男性農民的支援。這一高度社會化的路徑，既能幫助婦女自我覺醒，也有助於改變婦女所處社群的性別環境，為婦女發展搭建了一個串聯體制內外，覆蓋機制建設和觀念更新的支援性網路。
在發展專案的推進中，集體化時期的婦女解放話語與行動邏輯，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權益保護話語與行動邏輯能被綜合呼叫。其中的關鍵在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婦女與發展專案的執行者多是50年代前後出生的女性知識分子，她們的知青經歷使其與農村保持著情感與人際資源的聯絡：
她們熟悉中共婦女工作機制與農村婦女工作手法，依靠農村婦女，組織農村婦女，透過社會性別意識提升來培育婦女的主體性、能動性，把婦女組織起來形成婦女的群體支援，透過文化宣傳營造支援性的社會氛圍。觀察她們的行動邏輯，重心仍是組織婦女。這些在農村社群的干預行動雖強調從社會性別切入，但社會性別意識的提升並沒有製造男女對立，她們把婦女在各個領域的地位差異歸咎於傳統父權文化，透過鼓勵和組織婦女參與社群服務與管理來提升自身在社群的地位和威信，藉此反向影響與調整婦女在家庭與社群中的性別關係。[26]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小賢介入農村婦女發展的行動，既受益於域外的知識和行動資源，也自然而然地激活了知青一代的知識分子，在群眾工作中鍛造的與農民身心共感的歷史經驗，以及一套基層工作機制。因而，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左右，相較城市，農村社會關係的主要形態仍與集體化時期保有相當歷史聯絡的特點，使得了解農村，且身處熟悉集體化時期農村婦女工作方法的婦聯絡統的高小賢，能夠有效轉化多重有利的主客觀資源，用以重新建設農村。
而1995年前後國際發展資金進入中國農村的特定訴求，既構成了對高小賢在農村行動的助力，也為後來中國民間機構社會行動的起伏與波折埋下了伏筆。高小賢提到，在2003年非典期間，婦研會計劃透過大型宣傳畫來激勵城市居民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然而，在向與婦研會合作時間最長、資助額度最大的香港樂施會申請動用一批其他專案多出的款項時，很快遭到了回絕——樂施會關注農村不願對城市做出回應。[27]
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開啟國門之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的貧困問題及大量的貧困人口，成為聯合國及一些國際發展援助機構的關注物件，90年代開始大量的多邊雙邊援助機構進入中國開展扶貧發展專案。……十幾年前西部曾經是中國社會組織最活躍的地區，背景就是所有的國際援助都是以反貧困為主線的，中國的貧困人口集中在西部，所以大多數的國際發展援助專案也都在西部地區，扶貧發展專案催生了本土最早的一些社會組織，這是西部社會組織發展的歷史特點。[28]
事實上，西部地區對國際發展資金及其資助偏好的依賴，不僅僅意味著個別專案可能存在的推進障礙。2008年左右，國際發展機構在華髮展勢頭趨緩，參與式發展、婦女/性別與發展的公益性實踐整體性地走向了衰弱。[29]與此同時，中國公益組織的板塊發生了變化，隨著國內公募、非公募基金會的興起，東部逐漸代替西部，成為中國公益慈善行業的活躍區域。[30]但企業背景的國內基金會缺少社會發展的視野和相關的知識儲備，GAD正規化在中國公益界越來越邊緣化。[31]
事後回顧這一發展歷史，高小賢認為，2000年GAD網路的成立，標誌著GAD在當時中國的反貧困領域中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同時透露出第一代GAD的工作者期望突破外來理論、積累中國經驗和建構本土理論的抱負。[32]遺憾的是，後來的GAD網路從一線發展專案實踐者的交流平臺，轉向了針對政府的政策倡導。[33]現在回過來反思，最大的遺憾就是一開始為GAD網路選錯了資助方，以至於後來GAD網路一直被資助方牽著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34]
對高小賢而言，這並非是唯一一次將一線實踐者組織起來彼此助力的嘗試，而這一行動意圖，往往凝結著她對在地的另類實踐的探索。幾乎在同一時期，隨著組織人員的增加、工作範圍的擴充套件，婦研會團隊不得不面對合作管理的繁雜問題。高小賢曾反思道，團隊“成立已有十幾年的歷史，但並沒有一套健全的民主化決策與管理制度，會員的參與多在活動層面而少在決策層面。……無論是前期的‘做研究’，還是後期的‘做專案’，都是想利用民間組織尋找一批熱心婦女研究或活動的人士共同做事。在這裡，‘組織’是工具，‘做事’是目的，因此很少把‘組織’本身作為‘問題’去思考，更別說作為‘目的’去推動了。”[35]為此，致力於改善機構的管理水平，推動組織機構的規範化、民主化、透明度和公信力的“能力建設”培訓陸續開展起來。
在這一過程中，本土的公益組織相互結識、溝通，這幫助民間婦女組織意識到，自己並非是“某一個”，而是本土全域性事業中的重要構成。同時，由於能力建設所用到的理論和工具，基本上都是從國外引進，水土不服的現象很突出。高小賢坦率地指出：全部照搬西方的一套模式有很多缺陷，國內很多組織已經有十多年的發展歷史了，說明他們的生存之道是適合這塊土壤的，因此建議“能力建設”採用參與式發展中“同伴學習”的方式，建立同類機構學習網，相互分享經驗，促進彼此成長。這一想法在當時活躍的婦女組織中得到了呼應，進而開啟了6家婦女公益組織能力建設專案的另類實踐。
6家婦女公益組織創始人，左起：梁軍（河南社群教育研究中心）、謝麗華（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高小賢（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王行娟（北京紅楓婦女熱線）、郭建梅（北大婦女法律研究中心）、龍思海（西雙版納州婦女兒童心理諮詢服務中心）。(圖源“半邊天文化空間”微信公眾號)
無論是婦女發展專案，還是同行網路的組織化建設，這些不斷積累的對本土化問題的思考和實踐，如果將其放置在時代氛圍的宏觀語境中加以追蹤，便能凸顯出其中的可貴之處。如果說1995年世婦會是中國融入世界大潮的關鍵契機，那麼以入世為標誌，中國社會對新世紀的想象則湧動著“接軌”西方的振奮。因此，高小賢對本土化問題的追問，需要從正反兩個層面被加以廓清。一方面，這是一種與“接軌”敘事保有張力的問題意識，且這一思考路徑可以被放置在婦女研究的歷史脈絡之中。另一方面，這一提問方式本身又共享了朝向西方的知識預設，從而以一種反向的方式確證了“接軌”敘事的內在基底。換言之，從實踐出發產生的知識反思及其對實踐的除錯作用，既在整體上內在於新世紀初期的理論準備之中，也為鬆動這一敘事提供了重新闡釋的資源。
具體而言，作為知青代學者，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瞭解，以及理想主義教育培育出的社會人格，使得她們明確秉持著“想要在本土歷史實踐脈絡內確立自己存在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問題意識”，自覺或不自覺地對跨國理論和實踐資源產生了距離感，這“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銜接了晚清以來作為後發現代性國家的中國基於殖民危機而產生的那種具有民族主義意味的知識抵抗傳統”。[36]相較於純粹的理論思辨，這一知識抵抗傳統在高小賢處體現為知行間的辯證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本土化的思考再敘發展專案中的體用關係，從而延續著晚清以來對西方現代性的某種肯認。
▍從中國經驗出發召喚婦女工作傳統
以2003年為契機，高小賢跨入了公益行業的大圈子中。與此同時，在能力建設方面積累的經驗，讓高小賢的團隊嘗試向支援性機構轉型，即把婦研會發展成支援其他社會組織發展的機構。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婦研會因以往在農村社群發展和防災減災領域的經驗成為眾多基金會選擇的合作物件，紮根災區重建長達5年。期間，高小賢逐漸體認到了，2008年以後，西部地區在公益領域的邊緣化。
在親身經歷這些行業生態的變動時，高小賢也迎來了一個關鍵的思考契機。2008年前後，中國學界開啟了關於集體主義時期經驗的討論，意在告別左右之爭，深入把握集體化時期的社會主義經驗在經濟、制度、社會組織方式、倫理道德等層面作為一種“新傳統”，對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實的重要意義。[37]在此視野下，農村社群作為中國社會自治傳統的載體、集體化時期改造的物件，以及改革開放中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哨，承載了理念型構與機制變遷的多重遺產和彈性空間。
這刺激著高小賢思考中國的GAD專案有無集體主義時期的經驗遺產。在此基礎上總結2004年在合陽縣實施的“促進農村婦女參與基層治理”專案，高小賢“明顯地看到集體化時期農村婦女工作的手法，如婦女骨幹選拔、縣婦聯幹部包村，從出臺政策到由點到面的推廣機制，以及社會動員中使用的地方戲、宣傳畫、路邊的大標語等，都有濃濃的50年代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工作的痕跡”；其中，與集體化時期最大的不同在於，婦研會作為民間婦女組織，主動與國家婦聯絡統聯手合作，“將社會性別主流化、婦女賦權等國際婦女運動的理念與參與治理的議題對接到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之中，最大限度地調動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資源，不斷擴大婦女權利的空間”。[38]
如果說對本土化的思考仍然在理論與實踐、特殊與普遍、中與西等二元對立範疇中展開，此後，高小賢轉向對中國經驗的闡發，意味著她的“反思經歷了對外部支配性權力——從理念的西方中心到實踐方面的西方霸權——的抵抗性思考，再到自信地向內尋找與整理自身經驗的認知轉型。整個反思過程也是她對中國婦女與性別發展專案中所體現出來的地方性知識理解加深的結果。”[39]
90年代後，隨著國際援助“婦女/性別與發展”的各個理論流派都進入中國，我們執行了很多的國際合作專案，在學習實踐這些外來理論的同時，也發現我們之所以能夠嫻熟地使用這些工具原來有些是源自於我們自己的農村基層工作方法，這促使我從“本土化”轉向中國經驗的思考。我一直在問:中國共產黨從延安時期開始以生產為中心的婦女工作方針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我們有著任何國家都未曾有過豐富的實踐經驗，為什麼我們沒有產生自己的“婦女/性別與發展”理論?[40]
在高小賢對婦女發展專案的回溯中，如何從理論和實踐、歷史與現實等多重張力關係中，綜合轉化出符合新時期需要的行動指南和認知資源，構成了她對中國經驗的生動闡釋。其中包括社會組織和國家機構良性互動展開的“中國式合作”，介於職業化和工作隊的專案管理模式，以及“即中即西”的道術互補。婦女/性別與發展正規化是中國婦女運動的某種歷史延續。兩者既共享以生產為中心、推動婦女參與發展的婦女工作方針，在實踐層面也能分別提供參與式發展、公民社會等社科分析框架與干預邏輯，和集體化時期積累下來的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方法，並將婦女工作與扶貧攻堅、合作醫療、基層民主、新農村建設等政府中心工作結合，以實現相互補充。[41]
事實上，如果說高小賢在不同語境下，將婦女與發展實踐與集體化時期的農村工作經驗進行反覆對照，展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在自我闡釋與自我更新上相當程度的自覺性。那麼，順此蹤跡深入她對自身知行歷程的梳理方式，也將更有效地幫助我們開啟農村視域關聯婦女發展議題的歷史脈絡與當代語境。
我們對農村婦女的賦權更指向結構性的問題。結構性問題，女人單個的力量是很難突破的，所以必須建立婦女的網路。……個體的主體性，往往是文學裡面的表現，是知識女性的東西，是中產階級女性的東西。我們這代人有農村情結，我們在農村紮根，我們願意跟農村婦女在一起。……婦女研究、婦女組織和農村社群發展的這段姻緣與歷史，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它延續了婦女研究自80年代興起以來就一直秉持的特點，即對底層婦女的關注。這使得中國的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與廣大的農村婦女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二是它提供了一個空間和平臺，讓5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農村婦女工作經驗，在與國際合作的農村發展專案中，得以傳承和發揚。這一點很有意思。……當我在長時段歷史中回顧與思考90年代的婦女發展組織時，我覺得，婦聯在50年代農村工作中積累了許多方法和經驗，這些傳統在發展類的民間婦女組織的社群專案中是得到繼承並發展了的。如果說GAD本土化，這是否就是中國經驗? [42]
因此，在對新時期婦女發展專案的有益資源進行打撈時，高小賢對以農村婦女為代表的底層群體的關注，以及對知識女性跨越階層的群體連帶感的強調，正是透過對革命傳統中“婦女”這一集體概念的召喚而完成的。更進一步，這一對婦女群體的指認，落腳為體制內外的婦女組織與所代表群體之間的有機關聯，以代表性重建的關鍵環節，凸顯出結構性力量和組織機制的重要性。
正是透過反覆體認集體化時期農村婦女工作經驗何以是特地語境的產物，歷史的展開過程在高小賢的視野中才真正成為了一種對照性資源，而非機械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必要重新評估其在處理50年代口述材料時的某種滯後性。這種等待既是研究者更新自身知識、視野的內在要求，也是在等待一個更為辯證理解古今中西關係的時代接受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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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小賢:用影片再現新中國的婦女與婦女工作——在<半邊天史話:婦女運動篇>系列紀錄片西安釋出會上的致辭》，半邊天文化空間https://mp.weixin.qq.com/s/kQ4Gj8_lDJ1onbuaK-KV2g.
[2]高小賢.“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J].社會學研究,2005,(04):153-171+245.
本文為文化縱橫原創稿件，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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