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的覺醒發生在清末維新運動時期。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人物在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時，也將男女平等的思想帶入了中國。

男女平等是康有為《大同書》的核心內容之一。康有為指出，男女之間沒有本質差異，按照天賦人權的理論，男女應同等享受天賦之權。他還提出了設立女學，允許婦女參加選舉、擔任官職，允許女子自由交遊，婚姻自由，革除纏足陋習等具體措施。

梁啟超也極力主張男女平等。他指出女性受教育與國家的強盛息息相關。女子如果無學識、無職業，只能成為國家的負擔。

在維新運動時期，戒纏足和興辦女校成為女性運動的核心內容。1883—1897 年期間，康有為、康廣仁、陳默庵、梁啟超、汪康年等先後在廣東省南海縣及順德縣、上海市等地創辦不纏足會，有超過 30 萬人參加，影響巨大。

隨後，戒纏足運動在全國興起，長沙、廣州、福州、天津、蘇州、澳門等地也都成立了戒纏足團體。

早在維新變法之前，西方傳教士便拉開了我國近代興辦女學運動的序幕。

1844 年，英國傳教士瑪麗·安·愛爾德賽（MaryAnn Aldersey）在寧波創辦寧波女塾，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

1847—1860 年，教會在 5 個通商口岸創辦 11 所女子學校。1876 年，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女日校有 82 所，女寄宿學校 39 所，學生 2 000 多人。

1878—1879 年，天主教會辦的女校僅江南一帶就有 213 所，學生達 2 791 人。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辦的女校中，最著名的是 1892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西女塾，以其規模和影響力而為世人矚目。

在維新運動的高潮中，中國人自己也開始興辦女學。

1898 年，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經正女學”，這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女性組織。

1897 年，中國女學會在上海成立，該學會還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份婦女報刊《女學報》。該報紙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陣地，曾刊登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論》和康同薇（康有為之女）的《女學利弊說》等文章，呼籲賦予女性平等的權利。

20 世紀初期，西方女性主義思想開始被引入中國。

其中，馬君武翻譯了密爾的《婦女的屈從地位》、斯賓塞的《女權篇》、第二國際的綱領性檔案《女權宣言書》等重要著作，為中國婦女的解放提供了理論武器。

1903 年 8 月，金天翮撰寫的《女界鍾》由上海愛國女校發行，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論述婦女問題的專著。作者第一次喊出了“女權萬歲”的口號，反駁了女子不能參政的各種言論，建議在中國成立議政院，女子可以成為議員，甚至可以擔任大總統之職，同時呼籲廣大婦女行動起來，推翻專制的清政府，實現共和。

在辛亥革命前夕，男女平權的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組建中國同盟會，《同盟會宣言》提出：“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

1906 年的軍政府宣言明確規定禁止畜養奴婢和婦女纏足。

1912 年，孫中山頒佈《大總統令內務部禁止買賣人口文》，明令禁止買賣人口。

這一時期，興辦女學仍然是女性運動的主要內容。

1902 年，蔡元培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突破了先前的“賢妻良母”思想，主張培養獨立女性，以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教育女性。中華民國成立後，在蔡元培的主導下，南京臨時政府頒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實行初等小學男女同校，學習同樣內容，後來還設立了女子高等小學、女子中學、女子師範及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等，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女性教育體系。

另外，蔡元培還提出男子不娶妾、男死後女可再嫁、夫婦可離婚等先進思想。

在蔡元培、陳範、吳亞男、陳擷芬等人的帶動下，興辦女學和戒纏足等女性運動又在全國活躍起來。

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漢口、長沙等地先後創辦女學堂。

除了蔡元培等人創辦的上海愛國女學外，較為著名的還有陳婉衍和童同雪創辦的宗孟女學堂；張君竹創辦的育賢女學和女工藝廠；呂碧城和英斂之創辦的北洋女子公學，等等。

據統計，1908 年，全國女校已增至 512 所，其中官辦佔 31%，民辦佔 69%。1906年，全國女學生 306 名；1907 年，全國女學生 1 853 名；1908 年，全國女學生 2 679 名；1909 年，全國女學生 12 164 名；1915 年，全國女學生 180 949 名，佔所有學生數量的 4.3%。

與此同時，女子留學教育也開始起步。

尤其是在 1908 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資助中國學生留美，大大促進了中國學生的留學教育。到 1917年，已有 200 名中國女性留美學生。

1901—1911 年期間，婦女團體達 40 多個，主要分佈在北京、上海、天津、日本東京等地區。其中包括反帝反封建的女性組織，例如共愛會、對俄女同志會、女國民拒款公會、上海女界保路會、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安徽女誡路況儲存會等。也有提升婦女能力的組織，例如女子興學保險會、世界女子協會、婦女宣講會、衛生講習會、中國留日女學生會、女界自立會、女子教育會等。辛亥革命後，女性參政問題被提上議程。

婦女們積極參與革命運動，理應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參政權利。

然而，現實卻很殘酷。雖然許多女性多次盡力爭取，但她們依然沒有獲得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權利。

為了取得參政權利，1912 年，5 個女性團體在南京聯合組成女子參政同盟會，成員約 200 人，唐群英任會長。該團體的宗旨就是要實現憲法中明文規定的男女一律平等，實現女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為了反抗北洋軍閥推行的尊孔復古逆流，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先進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新文化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再次被點燃。

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紛紛在《新青年》上討論與女性解放相關的話題。1918 年，《新青年》還推出“易卜生號”，將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又譯《玩偶之家》）介紹給中國讀者。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當天，由於校方封鎖校門，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女學生未能參與遊行。當晚，得知有男學生被捕後，一些女學生衝出校門，到監獄外示威。

5 月 7 日，由女高師發起，協和女醫校、協和女子大學、貝滿女子中學、第一女子中學等 10 餘所學校的代表 40 多人，成立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6 月 4 日，憤怒的女學生終於衝破校門，奔赴天安門，要求政府拒絕簽署合約，立即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

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天津後，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迅速組織起來，在她們的帶動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劉清揚當選會長，張若名為評議部部長，郭隆真、鄧穎超為講演隊長。該組織是天津婦女獨立開展政治鬥爭的女權運動組織，創辦了《醒世週刊》《平民半月刊》等雜誌，宣傳婦女解放思想。

當時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許廣平擔任《醒世週刊》的主編。在上海，許多女校學生參加了罷課等抗議活動。

5 月 26日，14 所女校學生參加罷課宣誓大會。她們與男生一起罷課，走上街頭進行愛國宣傳，抵制日貨。在女學生的帶動下，上海的女工也加入了罷工抗議的隊伍。當時上海的妓女、女藝人也開始罷唱、罷演，併為學生運動捐款。五四運動激發了中國女性爭取平等權利的鬥志。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是唯一的女性參會者。會議決定改組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作為臨時的中央婦女機構。

1921 年 12 月，《新青年》刊登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的改造宣言、綱領和章程，主張男女的平等權利，以及女工和女童的基本人權。1922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透過《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政黨名義提出的婦女運動決議，表明共產黨將婦女運動納入社會運動之中。在共產黨的推動下，各地的女工運動逐漸開展起來。

在 1927—1937 年國共對峙時期，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深入開展勞動婦女運動，重點關注農村女性的相關問題，例如繼承權、土地權、離婚權、多妻制、童養媳、買賣婦女等。

1931 年11 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憲法大綱》第四條規定“……凡上述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肯定了男女擁有平等的參政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34 年 4 月 8 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肯定了結婚自由、離婚自由、一夫一妻制，並在離婚問題上實行保護婦女的政策。在促進女性參政方面，共產黨非常重視女幹部的培養。

1933 年釋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二十二號》規定，“至少要使有佔百分之二十五的勞動婦女當選”，而各級黨和政府開辦的黨校、團校、幹部學校、紅軍軍校、蘇維埃大學中都要有一定數量的女學員。

1934 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了二萬五千里長徵，有許多女戰士參加了長征。她們負責護理和轉移傷員、宣傳、運輸、運糧、發動群眾等許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女將軍的李貞，當時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在紅軍長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女戰士們和男子一樣，爬雪山、過草地，還要克服生理上的特殊困難，有的女戰士因此患上婦科疾病，甚至終生不育。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掀起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愛國運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北平、天津、濟南、青島等地許多女學生多次遊行請願，要求國民政府宣戰。

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左翼文藝界人士奮筆疾書，號召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女作家蕭紅的小說《生死場》描述了日軍佔領下的東北農村，反映了淪陷區女性的悲慘生活。

1936 年 2 月，共產黨發表《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東北各抗日武裝力量陸續改編為抗日聯軍。

1936 年 6 月，抗日聯軍建立婦女團、婦女隊和婦女班，許多女性加入了抗擊日軍的戰鬥。她們中有步兵、騎兵、偵察兵、通訊兵、機槍手、報務員，湧現出許多巾幗英雄。趙一曼就是她們中的傑出代表。

由於不滿國民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35 年12 月 9 日，北平學生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市立女一中、北平師範大學、中國大學及東北大學許多學校的女學生參加了遊行。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再次合作，聯合抗日。在這一時期，在根據地和國統區都建立了許多婦女抗日組織。

1938 年 5 月 20 日，宋慶齡以個人名義邀請各黨派和各界婦女領袖在廬山會晤，這就是著名的“廬山婦女談話”。

在抗日根據地，共產黨將解除對婦女的封建束縛與動員婦女支援抗戰結合起來，一方面組織婦女學習，另一方面宣傳抗戰。在解除婦女束縛方面，不僅教婦女識字、剪髮、放足，而且幫助婦女解除不合理的婚姻關係，解救被丈夫打罵的婦女。

1939 年，陝甘寧邊區政府相繼頒佈《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和《陝甘寧邊區禁止婦女纏足條例》，禁止包辦買賣婚姻，禁止童養媳，禁止納妾，禁止纏足，實行一夫一妻制等。

另外，1939 年 7 月 20 日，共產黨在延安創辦根據地第一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中國女子大學，第一批學生有 500 多人，到 1940 年底發展到近千人。與此同時，一些根據地還創辦了婦女刊物，如《中國婦女》《根據地婦女》《魯西婦女》《山東婦女》等。除了參加勞動、發展生產外，根據地的婦女還積極投身武裝鬥爭。

在抗日戰爭時期，進步女性再次爭取平等的參政權，掀起了席捲全國的婦女憲政運動。

1939 年 11 月 12 日，第一次憲政與婦女座談會召開，史良、劉清揚等出席了會議。大會通過了《憲政與婦女討論大綱》。

1940 年 1 月 17 日，延安婦女界憲政促進會成立，選舉丁玲、張琴秋、孟慶樹、郭明秋等 47 人為理事，並於3 月發表告全國婦女同胞書，號召全國婦女團結起來，共同促進民主憲政的早日實現。

1945 年 2 月 13 日，重慶婦女界 104 人聯名發表《重慶婦女界對時局的主張》，呼籲政府實行民主，強調婦女必須從事各項工作，努力完成建國大業。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面做出和平姿態，一面積極準備內戰。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國共簽署“雙十協定”，確定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隨後，以民盟為核心的一批民主黨派紛紛建立或改組，許多進步女性在其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史良等人參與改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鬍子嬰、羅叔章等人參與組建中國民主建國會，雷潔瓊、許廣平在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建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勞君展則協助許德珩等人在重慶成立了九三學社。

在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過程中，共產黨也進一步完善了婦女工作方針。

1946 年 3 月 8 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中國婦女今後的任務》，將婦女的解放與國家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統一大業結合起來。

1946 年 11 月 15 日，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主任蔡暢、副主任白茜聯名發表《解放區婦女當前的任務》一文，將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作為解放區婦女的重要任務。

1947 年，《解放日報》發表“三八”節社論，將解放區婦女的任務具體化為參戰、土地改革和生產運動三項。由此，解放區婦女積極參加民兵、自衛隊和武工隊，配合解放軍作戰。

1947 年，山東有女自衛隊員 102.5 萬人，女民兵 22.6 萬人。1947 年 7 月，紅槍女將李蘭英加入蘇中地區武工隊，60 天參加 58 次戰鬥，3 次領導群眾破拆公路，成為名震一方的女英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都有女戰士的身影。

1949 年 4 月 20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40 多歲的小腳葉大嫂搶渡長江，在隆隆炮火中第一船到達南岸，被譽為渡江先鋒。

1949 年 3 月 24 日—4 月 3 日，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到會的正式代表有 411 人，其中包括民兵英雄、支前模範、子弟兵母親、女勞模，有城市女工，也有農村婦女，有女幹部，也有解放軍女戰士，還有女知識分子，等等。這是中國婦女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盛大會議。毛澤東為大會題詞：“為增加生產，為爭取民主權利而鬥爭。”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民主選舉產生 51 名執行委員、21 名候補執行委員。大會透過《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章程》，規定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是全國婦女運動的領導機構，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最高權力機關。

1949 年 4 月 4 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舉行第一屆第一次執委會，選舉何香凝為名譽主席，蔡暢為主席，鄧穎超、李德全、許廣平為副主席。

1949 年 9 月 21—30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 662 人，女代表 69 人，佔代表總數的 10.4%。在這次會議上，宋慶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蔡暢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經協商產生 180 名全國政協委員，其中女委員有 12 人，佔全國政協委員總數的 6.67%。會議透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重要文獻，它明確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家庭、社會生活各方面，均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闢了中國婦女政治地位上的新紀元。數千年來中國婦女被奴役被壓迫的歷史結束了，中國婦女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總之，中國女性在維新變法以來的社會變革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做出了巨大犧牲。她們在爭取自身權利和自由的過程中，也將一個古老的帝國改造成了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她們的光輝事蹟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她們爭取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應由我們繼承。

文章摘編自《告別“第二性”》

《告別“第二性”：性別平等與女性認同》

一部切中當下的女性權利觀念史

一份直面未來的性別平等宣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