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媒體和右翼話術如何幫助川普勝選

靠譜的新媒體不多,請關注美國華人雜談
作者 | 莫萊斯
全文共 4901 字,閱讀大約需要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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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塵埃落定,很多人跟我一樣,感到迷惘困惑。因為選前各種民調或者預測(比如538或者Nate Silver自己的預測)都覺得大選結果可能是五五開,誰都沒有很大的勝算。但是大選結果出來以後,呈現一邊倒的態勢,難免會令很多人大失所望。
迷惘之餘,我也在思考為什麼實際的結果跟我們的認知有著比較大的偏差,問題到底出在哪裡。下面就是思考的一些結果。
傳統媒體在大選中敗下陣來
以前我們總是說左媒左媒,認為主流媒體主要是被左派控制的,包括很多自媒體都這麼說。川普上臺前後,更是把主流媒體稱為fake news,導致不光在川普的支持者中,傳統媒體的公信力受到很大挑戰。
而在以前,社會議題一直被主流媒體所左右,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或者是四大電視網中除了Fox之外的ABC、CBS、NBC這幾家電視臺。
事情發生改變從福克斯新聞的誕生開始。
福克斯新聞於1996年開播,當時,它只是主流媒體的眼中釘,小蝦米而已。但是20世紀90年代末,網際網路爆炸式增長,喬治·布什上臺後,右翼媒體逐漸壯大。在過去二十年,右翼億萬富翁在媒體上的投資遠遠超過左翼媒體 — —後者依靠廣告和風險投資運營,一旦社交媒體和谷歌開始蠶食廣告收入,他們的業務就會逐漸萎縮。
所以今天決定川普勝選的原因,不是經濟,不是通脹,也不是其他任何原因,而是決定人們如何感知這些事情的因素,它指向了一個壓倒性的答案。答案是右翼媒體。
右翼媒體 ,比如福克斯新聞(以及整個新聞集團)、Newsmax、美國新聞網(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辛克萊廣播電視網路和報紙( the Sinclair network of radio and TV stations and newspapers,)、iHeart Media、Bott廣播網路(基督教廣播),伊隆·馬斯克的X、喬·羅根等大型播客,在這個國家制定新聞議程,而不再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隨著新媒體的興起,Tiktok短影片、電臺播客、自媒體成了人們獲得日常資訊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在播客等自媒體那裡,右翼佔了大頭,Joe Rogan有1500萬粉絲,而第二名可能才500萬。根據Wired最近的報道,Elon Musk一個人的影響力超過所有左翼自媒體網紅影響力的總和。

例如,關於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的海地居民吃貓和狗的虛假故事,最初是在Facebook上釋出的一則帖子,引用了二手和第三手訊息來源,然後它在X上流傳並被所有主要的右翼影響者所接受。直到那時,萬斯才注意到它並決定用它來競選。然後川普在辯論中親自說了出來。但這一切始於右翼媒體。
左媒在這種博弈中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因為議程都是右翼定的基調。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家故意透過違反公眾公認的準則來挑起爭議。這樣一來,主流媒體就被迫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如果不報道醜聞或影射,就可能被視為認可這種醜聞或影射。如果他們進行報道,就會明確複製這種偏見言論,從而進一步傳播這種言論。這就使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能夠制定議程,分散媒體和公眾對其他重要新聞的注意力。
事實核查難敵右翼propaganda
我們再來看看,為什麼右翼話術更容易洗腦。

propaganda這個詞,按照韋氏詞典裡的解釋,是一種蓄意傳播想法、事實或指控的行為,以推進自己的(政治)事業和打擊對手的事業。
像右翼一直聲稱的“零元購”,”大選存在舞弊“,”“民主黨上臺就要搞社會主義”,“男孩送去學校回家變女孩”,就不僅僅是謠言這麼簡單,背後有其政治目的,這些都是右翼的宣傳戰輿論戰,有系統有組織,從上到下口徑一致。從川普到民間自媒體都眾口一辭。像說民主黨要搞社會主義,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已經歷時幾十年經久不衰。這種說法,已經植入到一些人的固有思維方式中。這套敘事,對一些逃離母國的政治難民,比如古巴裔和越南裔特別受用。
相對於以刻意傳播謠言為主的宣傳戰,左媒媒體擺事實講道理的敘事方式以及做事實核查本身就顯得被動且力不從心。
首先,事實核查的前提,是建立在受眾是理性的,可以討論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選民跟股民一樣,都是非理性的。往往只注重一兩個選題,比如就是不想選一個黑人女性做總統,或者就是看到現在的日常用品價格比四年前貴了很多。所以所謂的事實核查就是在對牛彈琴,對方根本不想聽你說什麼,而認為你是跟他所反對的人是一夥的。
其次,謠言操弄的是情緒,無論是零元購,女兒上廁所被自稱是女性的男人騷擾,或者上學是兒子回家變成女兒, 操弄的都是情緒,是為了激起你的憤怒。一個人一旦憤怒喪失判斷力,則勸說什麼也無濟於事。
第三,謠言短小精悍,資訊濃縮度高,所以便於傳播。而被動的闢謠,則要引經據典,擺事實講道理,列出資料,長篇大論。根據資訊理論中的熵編碼理論,出現頻率越高的字則碼長越短,這樣編碼的效果最好,同樣傳播的效果也好。從現實中可以看到,越是短小精悍的語句傳播能力越強。所以謠言肯定比闢謠易於傳播。
而在短影片時代,一些人看超過兩分鐘的影片都沒耐心看下去,更別說看動輒幾千字的文章了。能看進去上千字文章的人,本身就不容易被謠言欺騙。所以事實核查的物件就成了本來就不容易相信謠言的人。
簡單的內容不斷重複就會被不斷強化。戈培爾有句名言,“謊言重複了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所以虛假資訊經過不斷重複,就讓很多人從信以為真到深信不疑。
第四,傳謠符合人性,人本來就願意相信自己原來就相信的東西。而闢謠就是反人性,打破別人原有的信仰。就好比別人崇拜愛豆,你非要跳出來說愛豆的臉是整的,愛豆唱歌都是假唱或者修音修出來的,人家能不恨你嗎?
第五,右翼的政治口號,多是利己的。比如說,你看你的工作飯碗被移民搶了,你升學的機會被別的少數族裔搞平權搶了。可以看到,保守派這邊流行的政治話語,都是一致對外的,看起來都是貌似要保護自身的利益,他們把矛頭指向了政客、非裔、外來務工者、領福利的弱勢群體、性少數,或者非法移民。
而左翼使用的口號,多是利他的。左翼的政治話語詞彙多是對準周圍的人,或者是自己的同胞。要談平等,必然要有一些人失去一部分利益。因此多是一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喜歡談主義,而年長的成功人士,則為了不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選擇投向保守主義。
這種區別,主要來自於左派和右派看到的社會是什麼樣子。左派多看到社會積極前進的方面和存在的機會,而右派多看到的是風險和威脅。
與更負責任的政府定位相比,右翼民粹主義政客主要將自己塑造成 “我們中的一員”(“我們”指的是街上的普通人/婦女),將 “我們”從 “他們”(他們指反對的人、陌生人,更廣泛地說,指所有危險的人或場景)手中拯救出來,並且知道 “我們”想要什麼(滿足那些沒有說出來但卻共同的需求)。
正如坦南(Tannen)在其暢銷書《論證文化》(The Argument Culture)中簡明扼要地指出的,“要將觀點歸入某一陣營,就必須將其過於簡單化。同樣,這也會導致虛假資訊和歪曲。獲得的知識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而把更多的時間花在攻擊對手或抵禦攻擊上。”
你說有種族歧視,但是他會說,我到美國幾十年,沒有被歧視過。但是要是砸了車窗玻璃,這是切切實實可以感受到的威脅,因為我的錢包癟了。你要是跟我說升學考慮種族背景,那我辛辛苦苦攢錢買學區房,小孩上私校,花那麼大力氣,結果機會被別人搶走,我怎麼能不急。你跟我說學校有男生進女廁所,我一聽都嚇得夠嗆。
由此可見,右派的宣傳手段有專門的指向,且目標是一個明確的“靶子”。而左派所針對的目標比較空泛,沒有一個具體的所指。這樣就導致左派的文章或者宣傳方式,並不能打動廣大草根,因為跟多數人的切身利益沒有直接相關。比如,我自己飯都吃不飽,我管你homeless有沒有地方住,還要拿我的稅收去接濟他們,我不願意。
所以右翼這一套話術,針對性強,而且效果很好。因為社交媒體本身就是一個宣洩情緒的管道,所以越是情緒激動,散播焦慮和恐懼感的,越是能流傳得廣。這也是為什麼謠言流傳得這麼快這麼廣,而闢謠說理文章,辛辛苦苦地寫個幾千字,結果影響甚微。相信謠言的人甚至會將事實核查和主流媒體都視為扼殺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還有人問,為什麼像泰勒·斯威夫特、碧昂斯這樣的大眾偶像出來背書民主黨候選人,卻沒起到什麼作用。因為這些明星並不是職業政客,也不是政治播主,所以在傳播政治理念方面差點火候。而且右翼宣傳的主旨是散播恐懼,激發憤怒。而明星演講多是講大愛,和平。在調動選民情緒上,煽動力顯然不如前者。
右翼民粹主義的特點
當今政治,無論從歐洲還是到北美大陸,都是右翼民粹主義的觀點盛行。這也是導致川普能夠再次上臺的原因。
無論是失業率上升,經濟缺乏活力,還是犯罪率上升,面對這些大多數社會都存在的問題時,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明知這些問題的社會根源在社會內部,但是他們不會去正視,也無意解決。他們會借用政治運作和話語建構,把問題推到不被主流文化認可的他者或者少數族裔頭上。把社會治安的惡化,犯罪率上升推到移民頭上。比如說移民搶走了本地人的飯碗,中國留學生都是間諜之類的指控。
右翼政黨成功用對替罪羊的恐懼代替了選民對真實社會問題的恐懼。如此的話術,一方面轉移了視線,另一方面也用恐懼感控制了選民的思想,還逃避了自身的政治責任,可謂一舉三得。
在矽谷能當上高科技公司高管的印度人,多數都是印度種姓制度裡面的最高層婆羅門。與其類似的是,能在矽谷或者者華爾街打工的華人,多是改開之後有機會出國的第一代移民,在國內至少是985、 211,起點本身就比大多數中國人高。出國前受的教育,都是摻雜著種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體。
出國以後,覺得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夠獲得一份不錯收入的工作。對窮人和其他的少數族裔缺少共情。對制度性的歧視視而不見,或者體會不深。因為受到的教育就是誰窮就是因為自身不努力,而不能是社會造成的。
因為共情不存在,比如壓制投票,非裔遭遇的執法不公,或者窮人領不領得到福利,這些議題跟矽谷打工的或者華爾街的高華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與自身利益無關。而那些餐館打工的人,打零工的人,開Uber的人,送外賣的人,他們的投票權被壓制,他們的聲音是不容易被聽到的。
反印度人推動的S386,反非法移民,甚至反合法移民。這些反移民的措施,總是能被一些人解讀為是對他們有利。因為這些反移民法規反對的那些人,不是“自己人”,不是“我們”,而是“他們”。
比如砍親屬移民,高學歷拿H1B簽證的,就會覺得對自己有利,限制了親屬移民,就可能有更多的技術移民。提高H1B的工資線,對高科技人員是利好,但是對於那些拿低工資的人,他們不是自己人,他們是印度人,或者是非高華,不是“我們”,是“他們”。
所以永遠都是自己人在跟自己人搶蛋糕,卻沒有致力於把這個由於黨派之爭導致本來就小的蛋糕,去做得更大,這樣大家都有蛋糕吃。
所以奉勸各位,在“低頭拉車”的同時,也要記得時常“抬頭看天”,看到別人在幹什麼。人不能只關心眼前的那“一畝三分地”,去思考一下更長遠的利益和未來,為自己,也為未來下一代。只利己不利他,到頭來大家都沒飯吃。只有大家都有飯吃,自己的日子才能過安穩。
結語和對策
右翼的話術短小精煉,傳播性強,指向性明顯,再加上社交網路的特點,本來社交網路上情緒化的文字就比說理性的東西傳播得更快更廣。使用社交媒體的人,也都願意看短的東西,長文章不見得有人能耐心看完。越短小越情緒化的東西傳播越快。再加上有政治力量參與,在背後有意製造各種謠言。
而社交網路的經營者由於利益驅使,也樂於見到點選率高的內容傳播。使得社交媒體非常有利於傳播右翼的話語和敘事。
政客要想打贏未來選戰,可能有以下幾點需要吸取教訓。

一是選舉語言要接地氣,從普通選民的實際需要出發,避免假大空不著邊際的口號,或者極力強調普通選民不會特別關心的社會議題。

二是要善於利用短影片、播客、網路自媒體這些新興媒體形式打資訊戰輿論戰。傳統的以防守性說理為主的宣傳方式,在當今時代恐怕是很難行得通了。

三是要符合易於傳播的特點,語言短小精悍。
文章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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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newrepublic.com/post/188197/trump-media-information-landscape-fox
https://www.wired.com/story/visual-guide-to-influencers-shaping-2024-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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