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前陣子有個朋友給我講了這個關於“一字千金”的故事。
這個朋友就是律師康不醫。
她本科學醫，畢業轉行當律師，可以說是先後挑戰了國內最難的兩個學科。畢業後她也沒浪費自己的天賦，成天跑醫院，幫患者維權，或者幫醫院洗冤。
她總是提醒那些即是患者，也是客戶的人兩件事——
第一，醫鬧沒好處。
第二，所有病歷都別丟，上面的每一個字，都可能很貴。
因為上了法庭，得靠字條上的診斷，判斷一次醫療事故，到底是醫院還是患者自己的責任。所以康不醫對這些字據很慎重，她知道，一字之差，可能就改變了一個家庭的命運。
而她打過的這類官司裡，有一起讓她一度崩潰，甚至覺得“我的良心真有點看不下去了”。
這一次，她接受了保險公司的委託。公司要她做的，正是在法庭上，讓法官不相信病歷上的那些“昂貴”的字。
坐在會議室裡，我打開面前的彩印小冊子。
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孩子的照片，應該是出生沒多久拍的，小寶寶手上還帶著祈福的紅繩，粉粉的一團，縮在被窩裡。
旁邊寫著父母給他的寄語：“淘寶，爸爸媽媽希望你健康快樂地成長！”
孩子姓陶，就起了這麼個小名，拿主意的孩子父母一定是挺愛逗樂子的人，不求孩子功成名就，只要健康快樂。
但就這個小小的願望，也沒有實現。
半年前，這個叫淘寶的孩子因病毒性腦炎搶救無效死亡，他在世界上只活了不到三年。
我面前的這本冊子，是淘寶父母為他購買的重疾險保單。孩子病逝後，孩子父母拿出了這份保單，要求保險公司理賠50萬人民幣。
沒想到，保險公司告訴他們，賠不了。
雙方決定訴諸法院，這份保單被送到了我的辦公桌。
我是一名律師，這次，我要代理的不是這對年輕父母，而是保險公司。
這官司要怎麼打，我的良心真有點看不下去了。
淘寶父母購買的是每年保費上萬的重疾險，作為“金牌客戶”，保險公司給他們的保單都是彩印的小冊子。冊子的頭幾頁，印著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也就是淘寶父母和小淘寶的照片。
淘寶父母肯定也是不怎麼拍照的人家，印在保單上的是結婚照，男人穿著淺藍色的西服，留著平頭，臉圓鼻子圓，對著鏡頭露出意氣風發的笑容，女人則靠在旁邊，笑顏甜美，燙著小卷的頭髮很精緻地盤起。
兩個人都很年輕，眼神明亮。
我看著那幾張照片，心裡好像被重重一錘。淘寶是這對年輕夫妻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孩子，三歲夭折，保險公司這時候拒賠，說是趁火打劫也不為過了。
坐在我對面的是保險公司客戶部經理李玄，看我的目光停在照片上，他輕聲說：“這個孩子走得太快了……我們真的想卡理賠也卡不上。”
卡不上？還有這樣的事？
李玄說，事實上，他們翻遍了合同，想要找到為這對父母賠款的依據，是真的沒有。
淘寶父母給孩子買的保險叫做“重疾險”，聽起來只要孩子生了重病就給賠付，但實際上，保險公司和普通人對“重疾”的理解並不一樣。
保險的本質上是平時花小錢，當要用大錢的時候可以支出大錢。但並不是所有“重疾”都等於花大錢。
李玄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跟大部分律師不一樣，我本科是學醫的，學過五年醫科，也許不是律師裡最懂法的，但我懂醫。
醫療界有一個不能說的潛規則——病比死更貴。如果是真正的急病，人兩腿一蹬死了，雖然傷心，雖然失去了一個勞動力，至少積蓄還在。但如果人得了那種要死不活的病，成了植物人、殘疾，患上癌症，護理、放化療，那才是無底洞，能把一個家拖到負債累累。
重疾險應對的是後一種“重疾”。治療過程越長、越昂貴，重疾險賠付得越多。
淘寶的問題就出在治療過程太短。
我取出資料夾中的病歷材料，只有薄薄的幾頁紙。簡短而枯燥的醫學名詞，在我腦海裡迅速展開成一幅畫面，我彷彿又聞到了醫院走廊裡的消毒水味：
2021年2月5日，因為孩子連續三天嘔吐、肚子疼，淘寶父母帶著孩子去了離家最近的醫院。
醫生給他們開了幾樣助消化的藥，看來，這時醫生應該是認為孩子就是普通吃壞肚子而已。
但兩天後的凌晨3點，淘寶父母半夜驚醒，發現孩子正在床上抽搐，口吐白沫、口唇青紫。
他們再次把孩子送到醫院急診，這次醫院給的診斷是“上呼吸道感染”，後面打了一個“？”，意思是無法判斷。
當日凌晨5點，患兒被轉入我們當地最好的醫院。
病歷顯示，入院時，患兒抽搐不已，瞳孔散大，對光反射遲鈍，持續高燒39度到40度。而且，患兒全身佈滿紫色花紋——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死亡花紋，意味著血管內已經出現缺氧，這通常是一些危重疾病的表現。
孩子一入院就被送入了兒童重症監護室，並且下了病危通知。這家醫院也終於給出了真正的診斷：孩子得的是病毒性腦炎。
病毒性腦炎，是一種病毒引起的腦部急性炎症。在孩子免疫力比較低的情況下，從食物、傷口帶入體內的病毒都可能沿著血液遊走侵入大腦，引發疾病。這種疾病治療視窗期極短，一旦錯過，致殘率和病亡率高得嚇人。
小淘寶在 ICU治了30個小時，這幾個小時裡，呼吸機、抗生素、心肺復甦全用上了，可以看出，所有人都在爭分奪秒地搶救這個孩子。
但當我的目光落到病歷底部，卻看見了一行字：“下午3點，家長拒絕一切治療，要求出院，報出院”。
我的呼吸一窒，用筆圈出這句話，打了三個大大的問號。
在孩子搶救最緊急的時候，家屬主動出院了？
醫生把孩子出院時的狀況寫成了一長串病名，我只看到一句話：一旦出院，這孩子必死無疑。
李玄的回答肯定了我的判斷。死亡證明的時間，就打在孩子出院後不到一小時。那個時間，甚至不夠他回到家。
小淘寶死在了出院的路上，短暫的一生，不足1000天。
孩子父母為什麼急匆匆地抱著孩子出院，我不想妄加揣度，但事實是，這兩天的治療，孩子從生到死，總共只花費了1.5萬元。
而他們想要的保險賠償是50萬。
要知道，國家甚至有法律規定，針對未滿10歲的未成年人，人身意外保險最多賠20萬。因為未成年人毫無抵抗能力，賠償金如果高，很容易引起殺人騙保之類的事情。
說句難聽的，如果花幾萬生個孩子，“意外死掉”可以賺幾十上百萬，很多人性是經不起這麼考驗的。
重疾險之所以不受這個金額限制，就是因為它不是“賠命”，只是補償治療費用。沒有花銷，就沒有賠償。
小淘寶的這種情況，保險公司認為無法按“重疾”賠付，只能退回所有保費。
但孩子父母完全不接受這個結論。
我大概能從起訴書中看出來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認為，這個病既然都能把人害死，不就是最重的“重疾”嗎，憑什麼不賠？
李玄滿面愁容地告訴我，他們已經給孩子父母解釋了很多次了，孩子父親在會議室裡拍著桌子罵他：“買的時候說這也賠那也賠，現在孩子死了你告訴我不賠！”
李玄臉上有些苦笑，但也沒有生氣的神情，只說，我們這個工作就是捱罵的。
其實我之前來這家公司，也撞見過他“捱罵”。保險公司都是玻璃門，我來開會，就看見他和一個穿著十分樸素的人在會議室，一坐一站。對面的人指著他的鼻子狂罵，各種方言詞往外飈，髒到我甚至聽不懂。
李哥頂著唾沫星子，面不改色地彎著腰去給他倒了杯水，一直在很慢地說話。等我開完會回來時，對方已經走了，李哥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好像在發呆。
當時我就覺得，有些錢真是我掙不來的，這工作要是我幹，掙的錢還不夠治乳腺增生的。
後來有一次我們一起出差時，我順嘴問李玄，為什麼做了這份工作？
他說也沒什麼特別的，他是家裡唯一的兒子，畢業時家裡逼他回了老家，但在外地待了那麼久，回來以後人脈經驗什麼都沒有，唯一向他丟擲橄欖枝的就是這家保險公司。算是知遇之恩吧，他一待就是八年。
我有在保險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訴我，這項工作也不是完全的受打擊、捱罵。有些案子的一開頭，事故發生，當事人六神無主的時候，理賠人員會趕到現場，兩手一揮說你去治，費用我們來處理。那種給別人提供支援的感覺特別好，覺得自己像一張可靠的安全網。
保險公司的保單、秩序總是特別複雜，她也特別興奮自己理清裡面的規則，在其中找到準確的一條，幫投保人完成理賠的過程。就像在編織這張安全網。
但她也面對過一些騙保的案子。有一次，她發現對方拿著摔傷的X光片，號稱是出了車禍，要求車險理賠；她拒賠後，卻被領導談話，領導告訴她，對方是公司的大客戶，人家要賠你就賠吧。
她非常不服氣。如果大客戶、如果會鬧就可以拿到賠償，那不會鬧的人怎麼辦？真正受害的人怎麼辦？
李玄說，在這個案子裡，他其實完全能理解這對父母的喪子之痛。他們現在其實是希望法院或者對方律師，只要能夠找出一個合理合法的賠償由頭，公司都願意掏錢。
而我也要儘自己的責任，去把這個道理爭明白，不能讓這個事情變成“按鬧分配”、“按慘分配”。
合同、法律，看起來是最無情的東西，但無情也意味著它公正，不會偏袒任何人。
為了維護這樣的公正，我必須站在那對剛剛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對面。
拿到案件的10天后，案子就開庭了。
我和同事以及李玄到法庭的時候，孩子父母和他們的律師張律已經到了。
我一進法庭，明顯感到有目光如芒在背，孩子父親在惡狠狠地盯著我們。
我苦笑著和同事說：“你猜原告會不會正在心裡罵咱倆，代理邪惡的保險公司。”
同事看了一眼對面，語氣有些嚴肅地說：“小心點吧。”
我知道同事為什麼讓我小心點，孩子父親看起來真的有點像街上那種“社會人”。脫下了婚紗照上的西服，他留著平頭，身上戴著大金鍊子、穿著皮毛外套，臉上也沒有笑容，看起來有幾分兇相。
而孩子母親一直低著頭，比起婚紗照上精緻甜美的笑容，此刻五官都彷彿有些模糊了。
我想起病歷上那一句“主動出院”，努力控制著心裡過分的揣度。
今天是正式開庭前的準備環節，我們是被告，也不需要準備什麼證據，主要就是為了看明白對面打算打什麼牌。
重疾險賠付的一百種疾病中有“病毒性腦炎後遺症”一條，我估計他們會往這個方向打。那樣我就會反駁他們，後遺症是後遺症，腦炎是腦炎，這根本是兩種東西。
但收到對方的證據目錄後，一看開頭，我就懵了。
對面的張律根本沒提“病毒性腦炎”，而是認為孩子符合保單上的另一條——“瀰漫性內血管凝血”，所以保險公司應賠付保險金。
“瀰漫性內血管凝血”是什麼？
我的第一反應是抓起保單趕緊翻了翻，還真有這條。再假裝看材料，迅速查了查“瀰漫性內血管凝血”。
一看解釋我傻眼了，這根本就不是一種病，而是一種症狀啊。
“瀰漫性內血管凝血”簡稱DIC，簡單來說，就是人的凝血功能被過度激活了。
那什麼情況下會出現“過度啟用”凝血功能呢？答案是，只要是人到瀕死，可能十個有八個都會。
血液是人的動力來源，很多疾病發展到後期，人快死的時候，就會自動啟用體內的凝血功能保命，接著就可能出現“瀰漫性內血管凝血”。
所以說，這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症狀，就像人瀕死時就會瞳孔散大。
荒謬的是，保險公司竟然把這個寫上保單，那還搞什麼險種籤什麼保單，我把人一刀砍死你也得賠。
我仔細看了一下保單上的規定，還好，不算傻到家，保險公司針對這一條還是有限制條件的，要求患者處於DIC的“中期或後期”，並有因此輸血的病歷，才算數。
事實上，病歷上只會寫因某某疾病進行輸血，就像沒人會說“我因為病人瞳孔散大給他做心肺復甦”一樣，也沒有醫生會說“我是因為病人出現DIC所以給他輸血”，所以這項規定根本達成不了。
可能正因為這項條款從未被啟用過，所以也沒人發現，保險公司傻不拉幾地給自己挖了這個坑。
結果今天就被對面的張律鑽了空子。他把申請賠付的理由換成了這一條，而且，他竟然拿出了一份我從未見過的診斷證明。
診斷證明是手寫的，大概寫的是某某患兒因某某疾病在我院住院治療，特此證明。上面列了13種疾病，前12種都和我手上的住院病案一致，就是最後加了一個“瀰漫性內血管凝血”。
雖然是手寫的，但蓋著醫院的章，簽著醫生的字。
開庭前我就查過，對面的張律和我一樣，也是學醫出身。怪不得他在幾百條規定中，一眼抓住了這個DIC。
一場保險訴訟，竟然成了兩個“前醫學生”的pk。
我感覺，原告為了這一天開庭，應該是準備了很久。
同事看我刷刷查資料，偷偷提醒我說，對面出具新證據，我們沒準備也很正常，反正這次只是提交證據，實在不行就回去查查再說。
我說不行，保險公司的人在旁聽席看著呢，丟不起這個人。
我趁著對面讀證據目錄時迅速打了草稿。
我首先質疑了對方出示的病歷為什麼是手寫的，為什麼之前沒有提供？
其次，手寫病歷上寫了DIC，但沒有寫是前期還是中後期，也沒有說病人曾因此輸血，不符合保險條款的規定。
對面張律反駁說，保險條款這麼寫，主要是為了證明這個疾病“嚴重”，患兒死了還不能證明嚴重嗎？
我說保險條款不是為了證明嚴重，而是為了證明你治了這個病、花了錢，“‘重疾險’是以被保險人的存活為前提的——”
原告席上突然傳來一聲怒吼：“你以為我想要我的孩子死嗎！”
我從激烈的法庭交鋒中猛然驚醒，滿庭的工作人員也是一副嚇一跳的表情。我和張律兩個醫學生，爭起來全是醫學名詞、法律名詞，庭上大部分聽不懂的人早就放空了。
沒想到孩子父親一直在聽。
臺下保險公司的李玄好像也愣了一下，有些不自在似的，換了一個坐姿。
我注意到，孩子母親低垂著頭，肩膀在輕輕發抖。
情緒不意味著對錯，可是，情緒也是最真實的、最理所應當的存在。我閉上了嘴，默默坐下。
質證環節就這樣結束了。我跟在同事身後，默默走出了法庭。原告走的另外一邊，沒有為難我們，但顯然也不想見到我們。
這時候我也沒有時間去關心他們的心情了，我更在意一個問題：那張手寫病歷，是哪裡冒出來的？
偽造證明騙保可是刑事案件。
手寫病歷上有醫生的署名，我在孩子最後就診的這家醫院的兒科見到了這名醫生，一個很溫和的中年男人。
面對我的問題，他很爽快地回答，這份證明是他在孩子出院五個月後單獨手寫的。
理由是，孩子父親來醫院哀求他，說保險公司不給理賠，“我尋思幫幫他，就寫上了。”
我震驚得不知說什麼好。
醫生看著我的臉色，似乎自知理虧，解釋道：“瀰漫性內血管凝血不算是個病，可以說是一個過程，人死之前基本上都要經歷過這個過程。”
他的意思是，孩子死前確實有這一症狀，他這麼寫，從事實層面我也不能說是造假，所以他既敢做、也敢認。
問題是，從邏輯上說，既然這種症狀很多人死之前都會有，難道重疾險都給賠嗎，那這些合同約束還有什麼意義？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保險公司的李玄，沒想到，李玄沒有生氣，反而問了我半天DIC到底是什麼。
聽明白之後，他認真地說，這就是保險合同的漏洞，他要回去跟總公司反映這件事。但就這個案子，我不必為此生氣，“輸了也不冤”。
他說，保險尊重合同，不應該是隻尊重於自己有利的合同，我們可以說投保人是特殊情況，撞上了保單上不理賠的那種情況；對方當然也可以鑽我們的空子。
寫的時候是什麼就是什麼，哪怕寫錯了也得認，這也是合同精神。
他還寬慰我說，我們也不是必敗，手寫病歷上不是沒有標註前中後期嗎，從這個角度，我們也還可以一爭。
我和寫病歷的醫生要了手機號，告訴他我可能會把這個號碼提供給法院，讓法院向他核實病歷是後補的這一事實。如果到時候接到電話，希望他如實作證。
醫生痛快地答應。
拋開立場不談，我覺得他很勇敢。他完全可以不管這件事、不給自己找這個麻煩。他甚至都不確定這件事會不會對他自己有影響，就決定簽上自己的名字，幫那對父母一把。
這樣的對手，我更應該堂堂正正、全力以赴地去打。
正式開庭已經是冬天。這一次，原告方只有孩子父親來了，母親沒有來。
在法庭上，我首先出具了證據，證明病歷雖然不是偽造，但也是“人為製造”的。
更重要的是，保單有規定，要求DIC達到中期或後期，並有因此輸血的記錄，病歷上並沒有這一條。
這兩點加在一起，我有信心錘死對方。
沒想到，對面張律不慌不忙，正式開庭，他終於亮出了底牌：
“按照國家銀保監會頒佈的《健康保險管理辦法》的規定，保險公司不得以‘診斷標準與保險合同約定不符’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
根據這條規定，有沒有前中後期、有沒有因此輸血，都只是醫院和保險公司的診斷標準不一樣，保險公司不能因此拒賠。
這項規定之寬泛，簡直像我在跟人家拼刺刀，爭論是前期還是中後期，人家直接來個核武器，說管你有沒有，你就說孩子生沒生這病吧，生病你就得賠。
這不是純流氓嗎？
我看法官皺起眉頭，似乎真的被張律說服了，趕緊打斷：“等等，這是銀保監會的規定，不是法律規定，不能直接作為裁判依據！”
這項規定之所以寬泛，是因為這就不是法條。銀保監會是監督銀行和保險業的單位，沒有任何執法權。
他們出的規定類似於行規，就像砂鍋必須搭著蒜泥賣，你非不搭，他也不能把你怎麼樣。正因為沒有懲罰的權力，所以像這種大筆一揮把半本保單變成廢紙的規定它也敢說。
張律拿這樣一條效力不高的規定來混淆視聽，我擔心的是，法院不會真的採納吧？
張律面色不變，點點頭說，這確實只是銀保監會的規定。但是，銀保監會出這麼一條規定，也是有理由的——為了公平。
保險公司有那麼多部門、那麼多員工，每天窮盡辦法研究，在保單上增加種種細則。一份保單好幾百頁，沒辦法讀完。DIC是什麼，DIC分幾期，這根本不是一個普通人可能知道的東西，連學過醫的人都要現場查，可是要從保險公司手裡拿到賠償，就得掌握這種知識。
就像一個身家顯赫的貴公子和一個普通人比速度，貴公子直接開著車走，普通人是慢，是輸了，但這公平嗎？
否認這些細則，就像停用貴公子的車，把雙方拉到一個水平來比，才算公平。
可什麼是公正呢？
最後的陳詞，我回到了重疾險的合同精神：“所謂重疾險，是為了鼓勵人們積極治療、保障被保險人治癒後的生活的。”
“本案中，住院病案、出院記錄中寫明，是家長拒絕一切治療，抱走患兒。患兒家屬根本沒有進行積極治療，如果公司賠付保險金，是不是在鼓勵這種放棄？”
說話時，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原告。我知道，和上次一樣，就算我們爭論的東西再晦澀，這個父親也會認真聽。
果然，我話一齣口，對方就怒吼起來：“你憑什麼說我的孩子我不救，我怎麼會不救！！！”
“我不想要你們的錢，我就要我的孩子！”
“你知道我們家怎麼過的，我的孩子走了沒幾個月我爸也走了，我送完孩子再送我爸爸啊——”
“買保險的時候你們說這也賠哪也賠，現在！出了事了就什麼也不賠！”
怒吼聲迴盪在法庭裡，甚至壓過了法官敲法槌的聲音，法警拉也拉不住，最後還是對面律師站起來，輕輕按住了他。
張律看著我，一字一句地說：“被告的代理人剛才所述內容，是對我方當事人一種侮辱。”
他表情很平靜地說：“被告律師做了一種假設，假設患兒的死亡，是由於家屬拒絕治療造成的。但事實上，當時的治療醫生明確告知患兒的父親，已經沒有任何救治希望了。”
“從出院情況就可以看到，出院時患兒瞳孔已經散大，對光反射消失。”
“家屬是迫不得已放棄了治療。”
我想起李玄告訴我的那個場景，孩子是在出院路上，在孩子母親懷裡停止了呼吸。
“患兒去世至今，患兒的母親一直高度抑鬱，無法從這種痛苦中走出，今天甚至不能來開庭。被告代理人在庭上做該種陳述，我們認為是非常不恰當的。”
我低下頭，輕輕掐住了自己的手心。
法官沒有當庭宣判，直接閉庭了。人們開始收拾東西散開，人群中，原告席上那位父親直直向我走過來。
我倒不後悔自己當眾質疑他騙保，在其位謀其職，而且總要有人提出質疑，但那幾步，我心裡真有點毛毛的。
孩子父親終於在我面前站定。他情緒不再激動，只是聲音不大地陳述：“你知道嗎，醫生讓我進icu看孩子的時候，我看見我孩子的胸因為做心臟按壓，凹陷下去一大塊，肋骨斷了五根。”
“醫生說，再這樣下去也沒有意義，別讓孩子受罪了。”
他不是想省錢，甚至可能不是不知道這樣會導致得不到賠償，他只是不想讓孩子再受罪了。
我張了張口，發現說不出話來。
最後我問他妻子怎麼樣了。
男人苦笑了一下：“她想孩子，天天晚上睡不著覺，抑鬱症，現在還上不了班。”
孩子離世已經兩年了，他們這麼年輕，我以為都該有了新的寶寶了。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故意騙保，沒想到聽到這樣的答案。
男人扭頭離開了。我呆呆地坐在被告席上，良久說不出話來。
開完庭後，我給保險公司李玄打了個電話，問他公司是否願意接受調解。
李玄在電話那頭輕輕吸氣，說事情到現在這樣，他也很想調解，但他們只是市級公司，需要由省公司定奪之後他們來執行。
這是一個系統，它龐大，鮮少犯錯，也不會因為個人的同情心而暫停。這也是他們無法讓步的原因。
四個月後，判決送到了我的手機上。
是敗訴。保險公司輸了，被判理賠50萬元。
法官最終採納了張律的意見，認為保險公司不應多加規定，患者病歷上確認患有DIC，就應按DIC賠付。
我看過不少保險案的判決，無論從醫學還是法律的視角來看，都可以說，這份判決寫得簡直牽強。但當我把這份判決發給李玄時，能感覺到他似乎鬆了口氣。
他沒有追問一句，就答應去給總公司做工作。幾天後，李玄告訴我，公司接受了這個判決結果，決定不上訴。
以前這種官司，保險公司基本要再上訴，不管有沒有勝率，都要打一個二審，反正他們有的是錢和時間；這次法官根據銀保監會的一個規定來判，可以說有很大漏洞，但保險公司竟然認了。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尊重合同、自認倒黴，又或者是整個系統中的每個人，都稍稍地越軌了一分、動搖了一分，最終導向了不一樣的結果。
李玄告訴我，這起訴訟的相關資料，他已經反映給了總公司。除了DIC的BUG以外，他還提出，總部應該規範業務員的行為，應該強制要求，每次向客戶介紹保險的時候，業務員必須把所有條款、所有疾病和相關的限制條件都解釋清楚。
我們爭論過的很多焦點，比如病毒性腦炎要發展到後遺症才給賠付，重度昏迷要經過評估才算“重度昏迷”，都要一一講解，全程錄音錄影，講到客戶懂了為止。
他說這不應該是一件困難的事，“你就講得很好”。
那個貴公子和普通人賽跑的比喻，他聽懂了，他想給普通人一輛車。
這場官司輸了，但我總感覺，比贏了更開心。
我知道50萬比起一個心愛的孩子的生命，分文不值，可我還是希望它能稍微保護到那對年輕父母的心；我也希望，這場訴訟能保護到其他人，比如李玄、比如張律師，比如我自己，它會告訴我們，把道理講明白，我們可以保護到更多人。
康不醫曾經問我，讀者們會喜歡律師的故事嗎？我問她為什麼會有這種擔心？
她說，她打起官司時，可能一門心思都在研究法條是什麼、問題在哪裡，總想講道理、講規則，以至於有時候甚至會被身邊的朋友質問：“你都沒有情緒的嗎？”
她擔心讀者們也不喜歡這樣的她。
可是有沒有情緒，並不等於這個人是否善良。
這個世界需要一些人充滿情緒，但也需要一些人堅持原則、保持理性。因為我們不能靠一個熱心人24小時無休去幫助所有人，但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一個足夠完善的規則，形成安全網，可以兜住所有人。
就像這個故事裡一樣，最好的結局不止是這對父母拿到了50萬，而是在這個基礎上，以後還會有千千萬萬的人可以得到更詳細的講解，可以更明白自己如何透過保險規避風險、如何得到賠償；在他們遇到意外時，即使不鬧、不賣慘，也有安全網，接住他們。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卡西尼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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