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故國際關係戰略大師、前國務卿基辛格，在生前最後一本出版著作中探討了阿登納、戴高樂、尼克松、薩達特和撒切爾等六位政治家的領導力，夾敘夾議。在基辛格看來，領導力之於人類各種機構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若是沒有領導力，機構會失去方向，國家可能日益變得無足輕重，最終導致災難”。他筆下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是一位對當今世界有啟發意義的小國巨人。

李光耀生於1923年，那時候的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在李光耀青年時期，新加坡曾被日本野蠻佔領，許多民眾忍飢挨餓，李光耀本人差點在日軍的統治下喪命。戰爭結束後，李光耀獲得獎學金，去劍橋大學學習，當時的他具有反殖民主義傾向。1950年返回新加坡的李光耀，至少看到四個棘手問題：嚴重的住房短缺、猖獗的腐敗、不同族裔之間的撕裂、自然資源高度匱乏。除此之外，新加坡缺乏政治歷史帶來的國家意識，1965年的獨立建國並非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的無奈。然而，在李光耀帶領的人民行動黨的持續努力下，昔日貧窮、落後的小島一躍成為聞名於世的發達國家，是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的治理樣板。

在基辛格的筆下，李光耀至少有三個具有啟發意義的特質。第一，李光耀非常務實，懂得在必要時候隨機應變，不願空談意識形態。基辛格提到1968年11月，在哈佛大學面對一群教授們誇誇其談時，李光耀當場反駁，展現出一個前殖民地領導人在美國流行的意識形態面前反潮流的勇氣。新加坡有著長期的殖民主義歷史，青年時期的李光耀持有反殖民立場，但在真正治理國家時，李光耀並未活在反殖民主義的悲情敘事中，他“沒有反美敵意，也沒有後帝國時期的怨恨”，“既未乞求援助，也未大談美德”，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新加坡的處境和地緣政治秩序。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雖然開局非常艱難，但“無意對誰控訴指責”。他對內實行務實靈活的經濟民生政策，對外理性追求地緣政治的平衡，尤其是在東南亞的複雜關係中、在中美兩大強國博弈之間長袖善舞，遊刃有餘。一個值得思考的例證是，新加坡獨立初期，全球範圍內不少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以“資本主義剝削”為理由拒絕引進外資，但李光耀反其道而行，他不僅歡迎外資，而且竭盡全力為外資創造一流的市容環境與設施，積極提升勞動力質量，讓新加坡經濟脫胎換骨。

第二，李光耀認為人民的素質是新加坡的寶貴資源，故致力於投資人民，提升勞動力素養，釋放新加坡的潛能。李光耀本人是透過教育改變命運，他執政後透過卓有成效的反腐為教育投資、醫療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據基辛格引述的資料，在人民行動黨執政最初9年，新加坡把近三分之一的預算用在教育，大力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李光耀推行提高勞動力質量的計劃，既能吸引高附加值企業在新加坡落地，又可讓新加坡面對外資時具有更好的討價還價的籌碼。

第三，李光耀奉行精英治國理念。新加坡政治模式除了本就有議會民主制的一般特點，比總統制具有更多的精英色彩之外，還格外注重精英治國。李光耀曾說過：“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須選擇優秀的人擔任政府職務。在過去40年間，我觀察到即便一個國家的政體落後，但如果由優秀的、強有力的領導人掌舵，政府還是令人滿意的，能取得相當大的進步。另外，我還見過很多非常理想的政體都以失敗告終。英國和法國曾經為其殖民地制定過80多部憲法，這些憲法、制度、權力制約與平衡都沒有什麼問題，但這些社會沒有出現有能力運作這些制度的優秀領導人，而且這些社會的成員也不尊重這些制度……繼承了這些制度的領導人是不稱職的，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

在精英治國理念的作用下，李光耀注重把新加坡各族裔民眾團結在一起。基辛格寫道：“李光耀與許多其他後殖民時代的領導人不同，他不靠挑起國內各族群之間的矛盾來加強自己的地位，恰恰相反，他依靠的是新加坡在互相沖突的族群中培育出民族團結的能力。新加坡獨立前，族裔間暴力橫行肆虐。新加坡的人口構成具有天然的離心力。但李光耀克服了這些障礙，發展出了具有凝聚力的民族身份。”

在當今世界，不同族裔和群體之間的撕裂嚴重，憤怒情緒和意識形態偏執讓理性的對話難以進行，地緣政治博弈日趨激烈，對抗的螺旋持續升級，既得利益集團和民粹主義對政治生活的劫持，讓本應促進公共福祉的政府時常淪為黨派傾軋的名利場。在戰後的廢墟中重建德國，帶領德國走出低谷的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晚年說過：“現在還有能推行堪稱長遠政策的領導人嗎？今天還會有真正的領導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