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李顯龍在新加坡海事講座上發表演講並接受採訪，期間他就國際形勢和國際貿易發表了一系列看法。
本篇以此為引子展開。
李顯龍與新加坡巡迴大使陳慶珠對話。
李顯龍是李光耀的長子，2004年至2024年間擔任新加坡總理。
新加坡建國至今一共只有四位總理，李光耀做了25年，吳作棟做了13年，李顯龍做了20年，以及剛剛繼任不滿一年的黃循財。
吳作棟執政的13年裡李光耀一直以“國務資政”的名義發揮幕後影響力，期間兒子李顯龍擔任副總理，某種意義上講還是“李家天下”。
自2004年出任新加坡總理以來，李顯龍整體上表現出穩健、審慎的風格，強調“在保持政策連續性的前提下推動變革”。
不過隨著李光耀2015年去世，“新加坡之父”的光環效應大不如前，人民行動黨在歷年選舉中得票率也屢創新低。
2020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雖以93個議會席位中的83席保住了絕對多數，但得票率大跌（從上屆的70%下降至61%），反對黨則取得有史以來最佳成績。
李顯龍卸任之前的2023年，人民行動黨接連爆發輿論危機。
比如：外交部長維文和內政部長尚穆根向政府租住昂貴的洋房，被媒體稱為“黑白洋房”事件；隨後交通部長易華仁被指控收受賄賂，並因該事件請辭，成為自1986年以來新加坡首次有部長級官員因貪腐案辭職。
正當李顯龍忙著為這兩起涉不當利益事件“滅火”之際，又爆出54歲的新加坡國會議長陳川仁和黨內另一位議員鍾麗慧陷入婚外情，且兩人的關係早在三年前已被李顯龍等黨內高層知悉……
這一連串的危機管理把李顯龍搞得身心俱疲，再加上本來身體就不太好——之前發生過演講時面色蒼白、踉蹌抽搐的情況，於是便趁勢交棒“平民子弟”黃循財。
2025年11月新加坡將舉辦大選，好在過去幾年經濟狀況非常好，吸納了不少因中美摩擦而海外避風的企業和富人，否則人民行動黨身上的壓力還會更大。
卸任前夕，李顯龍去年與夫人何晶一起訪問印尼。何晶是李顯龍第二任妻子，曾長期擔任淡馬錫控股首席執行長。淡馬錫是政府設立的投資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銀行、新加坡地鐵、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新加坡電力、吉寶集團和萊佛士酒店等幾乎所有最重要、營業額最大的企業。
1972年9月3日，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巡遊新加坡街頭感謝選民。李光制定了所謂的“小國生存七項原則”，其中包括：小國必須要有“大朋友”，也就是跟大國做朋友；小國必須走向國際開拓腹地，與世界保持連線；邀大國來到本區域，如果只有單一強國主導，小國難有迴旋空間，多極格局給中小型國家創造空間。
回到文章一開始的話題。
李顯龍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小而開放的經濟體，它的發展強烈依賴於過去六十年的全球化程序，以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國際貿易蓬勃發展，全球海事業也隨之增長，而新加坡則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脫穎而出。
很多人將新加坡視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實早些年間它更多是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和石油煉化中心。
正因如此，李顯龍高度關注國際貿易的發展情況，他表示：
“地緣政治局勢日益緊張，政策環境愈趨不穩定，國際貿易未必能再繼續與全球生產總值（GDP）同步增長。
如果國際貿易佔全球GDP的比重下滑，不僅將削弱多國經濟增長，還可能引發更廣泛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世界或面臨二戰後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
美國新政府不僅將關稅視為首選經濟工具，還將它作為非經濟領域的談判籌碼，以保護整體國家利益，其他國家會做出相同的回應，這些戰略性政策轉變正在重塑全球貿易格局。”
風高浪急之際，大國來可以嘗試“內迴圈”，而新加坡是一個連淡水都依賴馬來西亞的小島，它怎麼能搞“內迴圈”呢？因此國際貿易和海事業是攸關其存亡的大事。
裕廊島是位於新加坡西南外海的人工島，也是其最大外島，總面積近32平方公里。裕廊島吸引了大量跨國能源和化工企業，包括荷蘭皇家殼牌、美國埃克森美孚、美國雪佛龍、美國杜邦、德國巴斯夫、日本住友化學及日本三井化學等業內巨頭，是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和石油貿易樞紐。
新加坡港口碼頭與城市天際線。
李顯龍稱，美國無法接受被中國超越，中國則認為美國刻意阻礙他們發展，兩國在根本認知上的分歧，背後牽涉主權、安全、貿易和科技等一連串難以妥協的問題，因此難以達成“大交易”。
根據他的預測，美國的關稅政策勢必引發其他國家徵收報復性關稅，包括中國和歐盟，儘管經濟學者會建議政府冷靜處理，不要反擊，因為一還手也會傷到自己，但在政治上卻必須得反應，以牙還牙。
李顯龍指出，繼續下去涉及到的不只是關稅，還有出口和投資限制，未來將是整個體系的改變。
他以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為例，當時各國紛紛建立關稅壁壘，世界貿易隨之暴跌，加劇了各國內部的政治壓力與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最終引發二戰。
事實上，貿易對很多國家來說是關乎存亡的，比如美國對日本實施的石油和橡膠禁運，就是促使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東京希望從東南亞獲取這些重要的原材料。
當有人提問：美國計劃對中國造船廠製造的船徵收額外費用，如果你是船主，還會從中國船廠買船嗎？
李顯龍稱：我會觀望，看實際情況如何發展，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我們能犯錯的餘地為零。
文章最後，談談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
1978年11月，小平同志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此行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動員這三個國家跟中國聯手，對抗蘇聯與越南。
然而“無心插柳柳成蔭”，當來到最後一站新加坡時，小平同志目睹了這座城邦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他上次到訪新加坡還是1920年，作為赴法勤工儉學的一員在此逗留兩天。
回國後，小平同志對“新加坡模式”讚不絕口，多次強調學習其經濟發展經驗和社會治理經驗，並掀起了一股長達數十年的學習新加坡熱潮。
不過在許多西方政客和學者看來，所謂“新加坡模式”其實就是市場經濟與威權主義的結合，隨著近些年與中國競爭態勢加劇，他們在看待新加坡時也戴著類似看中國那樣的有色眼鏡，習慣於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挑毛病。
說來有趣，這種東西方文化隔閡客觀上拉近了新加坡跟中國的距離，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調查，新加坡是受調查的發達經濟體中唯一一個對中國觀感正面（64%）遠多於負面（34%）的。
儘管李氏父子依據《對中美實力的預判》在國際事務中存在一定投機性，但高度同質化的種族還是讓中新具有了某種特殊關係。
放眼未來，這種基於種族的特殊關係對新加坡來說是一筆很寶貴的財富，尤其在國際形勢波譎雲詭的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