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說今年三月是女性的春節檔，之前我們在前瞻裡也聊過，最近有不少值得關注的女性主義電影上映，包括剛剛亮相柏林電影節的文晏導演的《想飛的女孩》，也將在三月八號婦女節這一天，和全國的觀眾見面了。
確實我們很高興看到，三月的國產院線迎來了一次女性主義的“小陽春”，但這背後似乎既有欣慰也有苦澀——女性電影仍需借檔期之名爭奪生存空間，所以才會不得不出現這樣“扎堆”上映的盛況。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也就更想聊聊《想飛的女孩》了：每一次女性電影“上桌”都來之不易，值得被大寫的看到。尤其是，這是一部很“文晏”的作品，似乎也是一部不那麼“文晏”的作品。
《想飛的女孩》打破了傳統電影中女性角色常常被簡化為“母親”或“妻子”的固定形象，這一點從兩位主角出場的第一個鏡頭就能有所體現。
劉浩存飾演的田恬，是一名受困於毒窟內的、年輕的單親媽媽。在出逃的過程中，她與毒販廝鬥，誤殺了對方。
從外表來看，她孱弱、瘦小、瑟瑟發抖、很需要被人保護。但她的第一個動作是殺人，是反抗。
逃出毒窟的田恬有家不能歸，更無處可去，她想到了五年不曾聯絡的表姐方笛。
在田恬的想象裡，文淇所飾的方笛在影視城做大明星，既然逃離了泥沼一般的原生家庭，就應當無所不能。
但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卻是田恬在偷看方笛拍戲。原來方笛並非大明星，而是一位武俠片女主角的替身。為了拍女俠從水中騰空飛起的鏡頭，她吊著威亞、一次次被丟進水裡。
鏡頭前的瀟灑恣意與方恬無關，正如田恬所想象的大明星的生活也與她無關。真正的方笛，被威亞所束縛，被許多事物束縛，被生活和夢想折磨得傷痕累累。
不過，即使如此，她也在反抗。她忍受了一次次被丟進水裡的冰冷刺骨，是為了“飛起來”的那一刻。她可以，她能做到，她想飛。
在《想飛的女孩》裡，兩位女主角的形象都被塑造得複雜且立體，她們並沒有被放在單一的“受害者”“服從者”的位置，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她們所處的困境被矮化和忽視了。恰恰相反，影片對於“女性困境”的刻畫，是更加誠實和深刻的。
田恬的悖論，讓我們看到“留守”之苦。她並非選擇了“留”，她是被“困”在了這裡。她沒有選擇權。她的父親是個人渣，靠吸家人的血活著。她從小寄人籬下，長大後從乖順的女兒變成了叛逆的單親媽媽，看似是對父親的反抗，其實也落入了另一種迴圈的宿命。有了更多的羈絆和責任，她更加出不去了。
在成為單親媽媽後，田恬也想過改變。但成為母親也並不意味著長大成人，這是對所謂的“母愛”敘事的解構。田恬無法將改寫命運的希望，完全寄託在一個新生命身上，在成為母親前，她依然需要是成為她自己。
而另一方面，父親也並未遠離她，他永遠是她的威脅、阻礙和陰霾。她一生都在試圖與父親切割，搬家、斷親乃至於舉報。然而即使父親坐牢了，她依然深受其害。在這一層面上，父親的存在並非單純的反派，更是一種結構性暴力的具像化存在。而田恬的悲劇性則在於，每當她試圖反抗對方，都會加固這張網。
從表面上看，方笛當然過得比田恬好得多，但這種“好”只是一種虛構的想象。
方笛的困境說明了，逃離不僅不等於自由，甚至可能會變成另一種奴役。正如田恬親眼所見到的，其實方笛的每一筆收入都在為家人還債，她被原生家庭吸血，又為了賺快錢而不得不選擇做替身，沒有更長遠的職業規劃，她同樣進入了另一種向下的死迴圈。
“武打替身”並非偶然設定，而是近乎刺痛的隱喻。武俠片可以行俠仗義、快意恩仇，現實世界裡反抗卻意味著更沉重的代價。當方笛吊起威亞的時候，她不是在享受飛翔的自由，而是被繩子勒住、幾乎無法喘息。虛假的武俠世界與現實片場的結構性壓迫形成互文——看似自由的躍升，實則也只是被資本與血緣共同操縱的提線木偶。
或許這種撕裂感也戳破了“獨立女性”的刻板神話：經濟自主無法消解剝削的慣性，獨立是有代價的。如果說田恬是“偽留守”，那麼方笛也是“偽逃離”。她們在試圖反抗的時候，都陷入了另一種原生家庭的閉環。這是身而為女性的雙重困境，她們看似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路，最終卻被逼進了同一個死角。
人物的複雜，同樣指向了關係的複雜。從女性困境，到女性互助，影片沒有用溫情脈脈的和解、擁抱，去粉飾人物關係的複雜性，而是讓兩位主角在創傷的泥沼中相互確認、彼此刺痛。
田恬來影視城向方笛求助，方笛的第一反應絕非接納，而是厭惡、憤怒，要將對方趕走。她自顧不暇，如何能繼續被表妹吸血？田恬當然也失望、迷茫。她已經無處可去，她沒有守護神，那從今往後，她該相信誰？
田恬將方笛視為神話，她親眼見證神話的破滅。方笛也將田恬視為泥潭，她慣性地要將泥潭推開。
她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和諧，有矛盾、衝突，甚至有嫉妒和競爭。這些撕扯是不可避免的，這貫穿了這對姐妹的成長經歷，是原生創傷的一部分。這當然不僅僅是自私，因為一定程度上，她們對彼此的排斥，也是對自身困境的外化。她們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也就看見了自己未曾言明的恐懼。
然而，隨著敘事的推進，田恬和方笛會明白，原來她們對於彼此有著更深刻的意義。無論如何撕扯，她們的命運註定會彼此相連，她們是天然的命運的共同體，她們在彼此的困境裡確認了自身的存在。
孤木難支，走不出各自的困局，那就只有互相扶持，才有可能看到破局的希望。她們喚醒了對方，從看見，到確認，才能真正走向互相救贖。
這是一次對於“女性互助”刻板印象的祛魅，它承認了女性關係的複雜性，也拒絕將其簡化為“girls help girls”的消費符號。這對兩姐妹之間不僅是“互舔傷口”，還有著更復雜的對抗和融合，或許她們關係的本質是「創傷的相互確認」，也唯有從這一點出發，才更能展現出女性內在的勇氣，和被激發的生命力。
而真正的女性力量，也正如片中反覆出現的烏鴉意象，即使不詳、即使受傷，依然擁有“想飛”的本能。
從困境到互助，影片最終立足於女性的反抗，而影片的敘事風格本身，也可被視為一次對於傳統商業敘事型別的反叛。
《想飛的女孩》在型別上有大膽、實驗的一面，影片採用了非線性敘事結構，透過五個時間節點的交錯展現了兩位女主角的成長與命運變遷，這十分微妙地構建了一種代際暴力的時空牢籠——一個家庭、兩代人的宿命在此交疊，個體命運成為時代的微型切片。
而當一部分的她們被困在了過去時，另一方面的她們也被“困”在了現在。
影片的現在時間線發生在一座虛假的影視城，重慶山城的陡峭階梯與象山影視城的人造景觀，微妙地構建出虛實交織的生存場域。
敘事層面上，將劇情片和喜劇型別混搭，在女性的現實議題中融入強犯罪和笨賊喜劇型別，也使得影片的文字有了更多值得解讀的符號化表達。
方笛和田恬的人生，各自上演著虛實相生的暴力、危機和夢想。這看似荒誕不經，是一種視覺奇觀式的呈現，又何嘗不是一面照進現實的鏡子。
正如片中幾名罪犯誤闖片場，被當成群演推入鏡頭：在魔幻現實主義的濾鏡下，所有人的掙扎都像一場荒誕的即興表演。
必須承認，《想飛的女孩》絕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對於文晏導演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嘗試。
尤其對於現在的女性主義電影來說，我們更應該鼓勵這樣的作品。它證明了女性敘事不必困於“正確”的牢籠，也不必迎合市場的刻板期待。真正的價值，在於敢冒犯的野性，用型別片的實驗性撕開女性敘事的另一種可能。而另一方面，文晏導演依然葆有了女性創作者的細膩、敏銳和鋒利：她選擇將鏡頭對準那些最普通的女性，她們並不完美，卻有著最粗糲、最野性的生命力。她選擇用一個這樣的故事，來捍衛講述的多樣性——允許她們跌倒、犯錯、在鋼索上掙扎。
允許她們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