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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想飛的女孩》上映，
影片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
講述一對錶姐妹，
她們來自一個在服裝市場做生意的家庭，
經歷家暴、毒癮、未成年懷孕、職場霸凌，
兩個女性在時代變遷的夾縫中成長。
文淇飾演表姐方笛，劉浩存飾演表妹田恬
表姐妹之間有複雜交織的情感
8年前，導演文晏拍出了華語女性電影的代表作《嘉年華》，
入圍威尼斯電影節，斬獲金馬最佳導演，
年僅14歲的文淇入圍金馬影后。
在女性電影被稱為“小妞電影”，
限制在婚戀愛情題材中時，
文晏講述了未成年女孩遭受性侵，
並被旁觀者二次傷害的故事。
文淇、文晏、劉浩存在柏林電影節
當時性別議題尚未引起大範圍討論，
職場性騷擾、男性凝視這些詞語還沒出現在網際網路上，
文晏用她敏銳的洞察，
做出了領先時代一小個身位的表達。
在她之後，出現了一批女導演，
拍出了更多有關女性真實處境的電影。
《想飛的女孩》延續了《嘉年華》之後的思考，
依然有關看不見的女性。
自述：文 晏
編輯：洪冰蟾
田恬為躲避追殺，找久未見面的方笛
2018年的夏天，我到重慶去採訪了當年在朝天門服裝市場的人。 改革開放時期，他們是最早下海做生意的一批人，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為主，女主外男主內，女性出去選樣採買，丈夫在家裡負責工廠製作。
在短暫的動盪年代，社會的鉅變對於一個傳統的家庭造成了衝擊，產生了很多人間悲喜劇。我注意到很多家庭裡不同的親情關係。因為他們把全部身家、時間、生命力都扔到生意裡面，往往忽視了自己的子女。獨生子女的孩子們，成長過程裡，最親密的玩伴是表姐妹。她們既是一家人又不是，當家庭分崩離析或個人選擇衝突時，她們彼此牽扯，又愛又恨。
方笛在影視城做武替
《想飛的女孩》聚焦的是一對錶姐妹，她們成長於8、90年代的山城。
表姐方笛在影視城打拼，做一個武替，逃離了家庭，而表妹留在家裡，有一個染上毒癮的父親。父親給整個家族帶來厄運，17歲的時候田恬叛逆地懷孕生女，姐妹倆的情感在那之後經受了各種各樣的考驗。
田恬被毒販囚禁，強行注射毒品
寫完劇本以後，我意識到這兩個角色是很難演的，必須從最優秀的演員裡面尋找。我知道的符合這個年齡段的女演員很有限。浩存身上兼具柔弱和叛逆的氣質，我覺得可能適合田恬這個角色。找她來讀劇本，又試過戲，她自己有強烈的意願想要演這個角色。
田恬從小的生活環境是，父母在一邊吸毒，她在喝奶粉，比起我們，她需要反抗的東西會多一點。浩存就要補上她所沒有的人生經歷，沉入一種跟她有些距離的生活。去跟孕婦學習行走坐臥，瞭解一個單親媽媽的日常，還有毒癮的戒斷反應。
文淇當時21歲，片子裡方笛年紀是26、27歲，一開始並沒有考慮她，後來確實沒有找到，就決定還是跟她試一下。我把劇本寄給她，也沒說希望你演誰，只問你感覺跟哪個角色更貼近，她果然對方笛更感興趣，很快就定下她來。
2017年拍《嘉年華》的時候，文淇不到14歲，那時候她就在看《羅賽塔》這樣的電影，想當演員。這一次再合作，看到她健康成長，已經在上大學了。
文淇這邊的第一個難點是成為一個武替。我們訓練了兩三週的時間，吊威亞各種套招，組裡還有兩個女替身，她們跟她講了自己的人生，日常生活，她也從動作組那裡得到一些靈感，包括走路的姿勢，服裝的偏好。
另一個挑戰就是年齡感。文淇身上天然有英氣、颯爽的質感，但演一個比實際年齡成熟的女性，不在於說加幾根皺紋就可以了，而是表現一種對人生的態度。方笛承擔了家庭和職場的重壓，經歷很多，她看到過人性的涼薄和悲哀。
《嘉年華》2017
《想飛的女孩》2025
我也讓文淇去看一些優秀女演員的電影，列了一些片單，比如張曼玉的《迷離劫》，她在裡面演的也是一個打女。還有朱麗葉比諾什、於佩爾、金敏喜，去看那些成熟女人，在不同的劇情中，不同的人生階段，尋找她和你之間的差別。
之後就讓文淇和浩存開始磨合。設定一對錶姐妹的關係，放在各種情境中，拋給她們去排練，找到姐妹之間的感覺。在這個過程中，我對她們倆各方面的能力更清楚了，比如誰對於即興更迅速，誰在調動情緒上更敏捷，她們之間的化學反應是什麼樣的。
《嘉年華》中酒店服務員目擊了兩個小學生被帶到酒店
8年前拍《嘉年華》之前，我一直看到很多性侵犯案件，那些東西在媒體上出現過一陣，很快就銷聲匿跡了。觸動我的是一個女孩子，在微博上求救，可是沒過多久，她的聲音就沒有了。我特別難受，她在孤獨地喊，可是我們像聽不到一樣。
同樣是犯罪，殺人放火搶劫，似乎立刻就有法律去主持正義，為什麼碰到女孩子被性侵性騷擾就不是了？我們作為旁觀者，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這個事情？
這些年以來，性別議題已經被大家廣泛地探討，當時我為《嘉年華》做背景調查的時候，在網上想搜資料都搜不到，不光真實事例搜不到，連怎麼去用一些詞都搜不到。
現在對於職場性騷擾、校園霸凌這些概念，大家有相對清晰的概念，當時是完全沒有界定的，還有相反的觀點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上，大家不討論，甚至覺得是女孩子丟人的事情。
《嘉年華》2017
當時拍那樣一部電影，想寫的就是這種社會上隱性的暴力。不只是講性侵，也講一個系統對女性的態度。
《想飛的女孩》延續了我在《嘉年華》之後的思考，我們怎麼真正探討女性問題，不能忽視每個人不同的處境。
我曾經說過，沒有看到幾個中國女性活得灑脫自在，這是伴隨我成長真實的感受。我常常匪夷所思，不能理解，她們為什麼痛苦，我無法忽視。
《想飛的女孩》劇組在柏林電影節
最近採訪多了，我因此回顧了一下自己的人生，有一個很重要的跟男孩子之間的區別。
從小看的課本、電影裡，男孩子都有很多榜樣，但是我長大的過程裡，女性榜樣是不多的，我只能從身邊去找。
最初那個人是媽媽、姐姐、鄰居阿姨、幼兒園老師。再大一點，到了學校裡，是隔壁班某一個女同學，是無話不說的朋友。我們只能在生活中尋找，我希望成為她那樣的人。
可是從初中開始，我就碰到好幾個女孩子，受到風言風語的困擾，很痛苦。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都不是偶然的。還有我們日常的各種規訓。誤解也好，怪罪也好，她不該承擔的東西，在很小的年齡就承擔了。
哪怕我自己，都是在成年以後，才慢慢意識到到原來身處在一個對女性有偏見的社會里面。但是我小時候不覺得，因為很多東西混淆視聽，讓我判斷不清自己的處境。
很多女性在面對掙扎的人生，不僅有生存問題，有親情問題，有愛的問題，還有被汙名化的問題。要抵抗，還想活得有尊嚴，保住自己的生活，這個命題太過複雜。我不能因為我比較幸運，走到了某一個位置，就理所應當地認為所有女性都應該走到這個位置，應該跟我想的是一樣的。
2014年《白日焰火》獲得柏林金熊獎，文晏是該片製片人
我入行一開始是做製片人，後來轉型做導演。哪怕就在10年前，影視行業都是幾乎男性主導的狀況。像劇組百十來號人，可能只有服裝化妝是女孩，於是就自然形成一種忽視。語言或者行為上的不禮貌，甚至有冒犯性的表達。
我相信所有的女導演、女製片人的劇組，自然就會好一些。我的劇組是絕對要尊重每一個個體，雖然有職位上的差異，那只是專業層面的等級，不是地位高低之分，我會堅持做到這一點。
就像許鞍華導演，她說自己是到了70歲，這樣一個“幾乎沒有性別分別的年紀才去討論性別議題。”那個年代香港的劇組裡，對女性問題的討論是非常少的，所以她才會這麼去解釋自己的工作。這是時代使然。她是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自己就是一個女性先鋒，用行動告訴所有人，我們女人可以，可以在一個全男人的環境下做出了不起的成績。
影片中展現了女性的職場現實，比如生理期下水拍攝
在我開始創作的時候，其實社會上沒有人在討論性別問題，我強烈地感受到，既然沒人拍，那我就做第一個來討論這個問題的人。
後來我們看到像邵藝輝、滕叢叢這樣更年輕一代的導演，從一開始就帶著女性意識在創作，性別問題的探討早就不再是消失的聲音了。
過去影視行業裡的男性凝視實在太多，以至於大家誤認為這是正常正確的，沒有反思過這是男性對女性的剝削。現在有了意識，大家開始新的討論，到底哪一種才是男凝？女導演為了表達諷刺，去模仿男凝拍法可以嗎？
我們身處其中太久，在一個男性主導的視覺體驗中長大，女性逐漸開始參與其中，有些混雜也是自然的。即使是女導演，有一些時候可能也很難徹底分辨清楚。作為創作者，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努力地甄別，分辨出什麼才是真正的有女性意識的表達，然後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女性的母職困境，比如單親媽媽的繁重生活
《嘉年華》雖然講的是性侵案，但我在拍攝上避開了這部分的現場。我很堅決，我不想這樣去展現暴力，而且幾個演員當時都很小，為了保護她們，我給她們看的都不是完整版的劇本。
女性的表達也不應該是單薄的，比如說規定很多東西不能出現在女性為主的電影裡，抹殺複雜的人格，我們只能坐著喝咖啡，那女性電影豈不是太無趣了。怎麼去處理現實中的女性，一直是我的命題。
再往後，我們越來越走到前面，不要說女導演了，男導演可能都會形成平權的心態在創作。他們也會發現，過去100年那些陳舊的、物化女性的影像，不是他們想要拍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