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去文晏導演的工作室讀劇本，開始看時沒有代入哪個角色，不知不覺間，我被田恬的命運吸引。田恬是一個在苦難中艱難生活的人，卻從來不向命運低頭，她的人生起起伏伏遇到許多阻礙，但她都勇敢地去跨越。我很好奇這麼一個堅韌勇敢的女孩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以及她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看過劇本後，我聽著導演講述田恬和方笛的故事，被兩個女孩的命運深深觸動，像是認識了新的人、新的人生。

我非常感激導演，讓我有機會跟著她學習。為了儘快進入人物狀態，導演建議我從日常生活中改變自己的做事風格和行為習慣，哪怕拿水杯這樣微小的動作，田恬和我的習慣都可能不同。我明白這是讓角色在片場內外持續生長。導演給我列過片單，她推薦的電影會涉及到姐妹之間的故事。拍戲時她給我留出很多表演空間，讓我根據人物脈絡掌握表演的方向。

我對拍過的很多場戲印象深刻。現在立刻想起的是田恬一手拉著箱子，一手抱著女兒露露深夜走街串巷買奶粉的場景，沒有一家店營業，露露哭得撕心裂肺，田恬特別心疼她。表演時，我抱著孩子，我不想讓她再哭，那一刻我切身體會到做母親的艱辛，為了小小的生命要付出很多。還有一場拍大海里的戲很難忘。我不是很會游泳，拍《想飛的女孩》之前找了教練學游泳。當我站在海里，完全不知道海里還有什麼未知的東西等著我，一個巨浪打過來，我都站不穩。但那一刻我豁出去了，為了田恬拼一拼，最後讓自己躺在海里，慢慢淹沒進去，好像自己跟田恬一樣消失在了大海里。我也是從那一刻才知道，海水是苦的。

這次我有說著重慶方言的表演，會提前把每句臺詞練好，除此之外，我也練習一些劇本里沒有出現的方言，便於導演現場調整臺詞。我把學重慶話當成工作當中的一大趣事，重慶話很好聽，山城也有它獨特的韻味，我特別喜歡。對我來說，無論用方言或普通話表演，無論身處什麼樣的環境都是一樣的，表演來自於內心的情感，以及對故事走向的判斷等等。

戲裡，田恬把表姐方笛視作依靠，即便對方不在身邊，依然想念著她。遇到問題時，田恬第一時間就投奔姐姐方笛，方笛在田恬心中無比重要，也是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兩個女孩有很深的感情，她們彼此心疼。某種程度來說，她們是在互相救贖。和文淇（飾演方笛）一起演戲讓我覺得舒服，從開拍前我們就一塊排練培養默契。我在片場拍攝一些生活小片段時，文淇會突然在我的鏡頭中閃現，然後嘻嘻哈哈地跑開。生活裡的一些小樂趣，只有我們懂得；周遊老師是非常敬業的演員，而且特別照顧大家的感受，和周老師討論表演會汲取很多經驗；這是我第二次跟張宥浩老師合作，這個電影的長鏡頭用得比較多，對錶演的把控有一定難度，因此我們常討論、走戲，希望在和攝影師的配合下，能表演好每一段故事。

文晏導演特別有魅力，因為導演既可以把握大方向，又可以提點我們小細節。我一直很崇拜她，特別榮幸能跟這樣優秀的導演學習。

田恬一直有想飛的渴望，渴望擁有好的生活，渴望得到愛，她將所有愛都傾注到孩子身上，希望她有一天可以振翅高飛，過她想要的生活。當田恬在海邊看到太陽昇起的時候，她看到希望，她的心在慢慢騰飛。

《想飛的女孩》裡，兩個女孩都遭受了原生家庭的壓迫和傷害，但方笛從原生家庭的牢籠跑到了另一個牢籠裡去。當觀眾看到方笛的第一眼，她已在第二個牢籠裡經歷一遍又一遍微妙的折磨。作為武打替身演員，她渴望實現職業夢想，渴望擁有更好的生活，她試了很多路子，犧牲了很多，到頭來，她依然是一個無名之輩，不曾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樣的嘗試過程，給她帶來了難以名狀的滄桑和磨練，會在她身上留下一些痕跡。我在表演方笛時，最具挑戰性的是演出方笛身上那種被大浪淘沙後的滄桑感以及疲憊感，希望讓大家覺得她跟妹妹田恬的狀態是不同的。

方笛跟我有著相近的職業屬性，但武行在劇組裡是一個微妙的部門，就像影子一樣，他們做了很多高難度動作、完成大部分的特技鏡頭，然後就消失在黑暗裡，所有的成就歸功到演員身上。為了演好方笛，我跟劇組的武行們近距離交流，不斷觀察，我發現武行身上有種俠氣，不管男女都是。他們不輕易說不，會有一種“逞強”甚至孤傲的感覺，你會覺得每個人都像個大俠，與此同時，他們有自己的規則，會形成小小的江湖，我希望可以把這些特質放在我的表演裡。

片中有一場戲中戲讓我無限接近角色的心理狀態。劇本簡單寫了一兩句話：方笛入水再出水，很冷，很難受，但我們拍了非常非常久。戲中，處於生理期的方笛需要拍水下戲，而我也趕上生理期。二月的象山溼冷無比，拍攝前，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整個環境讓人覺得沮喪到不行。我反覆不停地被威亞吊上來，又放進水裡去，最後我冷到無法再表演任何東西，能做到的是儘可能讓自己不要顫抖得太嚴重。我非常感謝導演能拍出武打替身演員在這個過程中尊嚴受到的傷害，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它不侷限於女性。後來我配音時對其中一個鏡頭尤其印象深刻——我被威亞吊在湖的上方，慢慢從畫右被吊到畫中下沉，它比我在現場看到的更駭人，夜色下的湖是黑色的，方笛像布娃娃一樣無法掌控自己，無法抵抗任何事情，被輕輕吊過去，好像是她的命運一樣啊！

方笛和田恬兩個女孩緊密相連的命運成了電影的一大看點，她們就像月球和地球，是不停圍繞著轉動的天體，互不構成威脅，如果徹底把紐帶分開，她們心中肯定會有一部分是缺失的。又或者說，她們彼此吸引，拉扯，又同時排斥，不停尋求一個最合適的位置。某種程度上，她們在救贖彼此。雖說田恬沒有在物質上客觀幫到方笛，但我認為她激發了方笛作為人在這段關係裡的一種價值，一種對於“真”的追求。方笛一直以假面示人，她把自己包裹得很緊，但田恬的到來讓她發現了自己的本能，那是一種情感的救贖。

開拍前，導演讓我和浩存在一個房間裡聊天，不能帶電子產品，也沒有外人進入，我們瘋狂聊靈異故事，慢慢默契了起來。我跟飾演武術組老大的鐵哥（劉奕鐵）也做過練習。戲中，方笛跟鐵哥之間的情感很微妙，不同於年輕人出於衝動或強烈愛意在一起，反而摻雜了幫助與被幫助、依賴與被依賴的關係，方笛只是為了尋求庇護。當他們以戀愛的面貌出現在觀眾眼前，我們得演出戀愛感。排練時，我們互相看著對方的眼睛，不能說話，牽著手，我能看到鐵哥的害羞拘謹，我們都尷尬到了極致，很不自然。但慢慢會發現，大家越來越放鬆和自洽，最後才能演出“老夫老妻”的感覺。而在文晏導演的身上，我看到她純粹地做著電影，純粹地表達，不去想要獲得什麼，而是把她內心的東西更具象化地表現出來。她對戲和角色的追求，以及她認真的態度時時刻刻提醒著我故事的本質，演員和表演的本質。

在最後拍城樓上往下跳的那場戲時，我看著天色很美，不時有鳥飛過，但腳下的城樓下是一片荒蕪與破敗。方笛在起飛的那一刻之前，經歷了無數次下墜和漫長的跌落過程，她縱身躍下的一瞬，你能看到她身上所有的傷痛以及曾經受過的壓迫，她沒能變成鷹，或變成其他更威風的、更有姿態的動物，經歷了一切之後，她能變成的僅僅只是烏鴉。

*以下是張宥浩的講述

阿明有點不羈，過去有很多經歷，但是事兒都藏心裡，表面上還是比較平淡。每次在現場，“掰扯”最多的就是我的頭髮，因為頭髮要看起來是沒有打理過的，很自然地傳遞出一點不羈的感覺，一旦刻意了，導演就覺得不行。我也留了鬍子，我鬍子長得很快，就每天剃一點。

這個角色我進入地很迅速，因為跟導演做了很多溝通，把這個角色給“聊”了出來。這是我每次演一個新角色時最先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得知道導演到底想要什麼，所以得聊透，確保在認知上不會有偏差、是一致的，我才能把角色這顆種子種下去，再好好地成長起來。前期看劇本的時候，每次劇本有調整，我看完都會立刻跟導演反饋，因為只看文字有時候會不太明白應該怎麼做。我們互相髮長語音，一發發好多條。不光是角色上的討論，比如重慶或者四川地區的小賣部裡都會賣什麼，我也會跟導演分享這種小的資訊。不管是男導演還是女導演，我希望遇到的導演一定是非常敏感和細膩的，這樣我們才能碰撞出很多好東西，才能塑造好角色。我覺得文晏導演就是這種型別的導演，她很細膩，當我們面對面聊天的時候，我看她的神情和眼神就知道她有自己明確的準繩和想法，不會被外界的事情所幹擾，不會去妥協。

片子裡我跟浩存和文淇有對手戲。兩個女孩都不是當地人，所以開始都不會說四川話。導演就想了一招，讓我拉著她倆打麻將，打的過程裡說話都得是四川話，既學了方言，也更快速地讓我們仨熟悉了。其實故事裡我跟這倆姑娘沒有那麼大的關係，但她們重逢、破冰都跟阿明有關，從我的角度來說，當阿明知道了田恬（劉浩存飾）沒有依靠、來找姐姐之後，他對她是有“好感”的，我希望用眼神傳遞出去。這種好感可能是出於同情，可能是聯想到過去的自己的一種感同身受，我希望能演出稍顯曖昧的氣氛，但不能跨過那條線。

2022年的電影《四海》之後，這是我跟浩存第二次合作。《四海》的時候我就覺得她的眼睛非常會說話，我覺得這對演員來說非常重要。這次我察覺到她在初期有一點慌亂，有時會問我“我剛做的對嗎？這樣可以嗎？”因為這個角色的經歷很複雜，我們都沒有過這樣的經歷，所以就邊拍邊試，在這個過程中她會願意跟我說很多心理活動層面的東西，大家交流更深，更有利於演戲。文淇我是看《嘉年華》的時候就很喜歡她，後來看她的《血觀音》我也很喜歡，然後莫名其妙地我們微博就互關了，但從來沒見過面，所以這一次就相當於網友奔現見面了。有一場她和浩存的戲，我前一場拍完沒走，在旁邊看來著，她倆抱在一起那種神奇的化學反應真的很厲害，讓我感受到了年輕女演員之間的能量。

坦率地說，我在《想飛的女孩》裡呈現的篇幅並不多，我拍的階段也不長，所以它並不會令我“日思夜想”，甚至很多當時的事情都是在採訪和聊天的過程中才拼湊完整的。但它讓我去到了柏林電影節，誰不想有這樣的經歷呢？所以它是我的幸運之作。我現在30歲了，是我開始拍戲、讓大家看到的第十年，我也會思考我到底想要什麼、在這個行業中我能獲得到什麼。確實，無論是獎項還是觀眾的肯定，我都是需要的。有時候你發揮的力度很猛，但結果常常是失望的；但像這次，就有了預想之外的驚喜。我當然非常希望《想飛》在柏林能拿獎，但其實不管最終拿沒拿，我的內心都很滿足，我覺得對於文晏導演、浩存和文淇來說，也會是這樣的。至於觀眾，我覺得電影和觀眾最好的關係是曖昧的、娓娓道來的，我希望如果觀眾覺得《想飛》是一部跟自己有距離感的電影，也能在這樣的距離下喜歡著這部影片，那就好了。

我以為會有很多“打打殺殺”的戲，前期進組，我真的跟著動作組去學拉威亞，看他們怎麼做準備，我還找了些槍啊、棍啊什麼的讓他們教我，他們只要開始套招、練動作，我就去找他們玩。結果實際拍的時候完全不涉及這些，反而是往裡收著的一個角色。

“鐵哥”是個普通人，沒什麼光環，連他這名字也是跟著我的名字“隨便”取的。他既沒有太大的目標和追求，也沒有很高的道德感，他就是普普通通喜歡一女孩，喜歡方笛，只想對她一個人負責，他的心就那麼大。方笛的妹妹有困難了，鐵哥也不會說要多麼好心腸去幫，他可以幫，但出發點都是想保護方笛。他也有一點市井，也會替自己有所保留。比如在劇組裡，他又得替方笛著想，又得在組裡儘自己的職責義務，特別有“老爺們兒”的那種作派，就是在心愛的姑娘面前都是“行，沒事，你放心，我去處理！”但實際到了外面，又是有點卑微求人的低姿態，他不想讓女孩看見自己這副樣子。所以我覺得鐵哥是挺生動一人，能屈能伸，真活人。

文晏導演在這個角色上對我說的最多的是，我是武術組的老大，雖然沒有動作戲去展現我的身手，但我給人的感覺必須得有習武之人的樣子。所以我就一直觀察武術組的人，發現他們跟我們確實不一樣，哪怕他們有時候也會翹二郎腿或是站不直，還是能給人一種氣血特別足的感覺，這種感覺挺難拿捏的。而且鐵哥能當一個組的負責人，一步一步幹上來，之前肯定有不少閱歷、經歷，跟我之前演過的一些比較單純、陽光積極的角色肯定不一樣，看人的眼神不會袒露無遺，多少藏著些。

這次的故事重心在兩個女孩身上，是很女性視角的作品。作為演員來說，我覺得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創作者，都是一樣的，大家是平等的表達。我很理解片子裡鐵哥和方笛的感情，方笛她沒有辦法，家裡一堆事、妹妹突然找來，狀況不斷，她會很害怕跟人產生特別親密的關係，但她也不想傷害我，會用一層殼把自己給包住，這是我的理解。鐵哥則是覺得，你能不能讓我也分擔一些？我對你說了這麼多，能不能聽我兩句勸？他沒辦法參與到她們姐妹之間的糾葛。兩個人的矛盾點就在這兒了。

我幾乎不會寫人物小傳，因為我經常會一會兒一個想法，比如看劇本的時候我想這麼演，開機了我再看一遍劇本，又有了別的想法，等拍了幾場，我又有了別的理解。

因為今晚就得飛回組裡拍戲，所以柏林電影節我也沒法去，其實挺想出去溜達的，看看美術館、博物館之類的。但我也很享受組裡的生活，我是那種一個人在家完全呆不住、就喜歡大家在一起聊天的人，不管去哪個組，不超過一天，我都能跟人打成一片。大好青春，別閒著，積極向上地活著最開心。

那個冬天，我跟文晏導演見面，一次次試戲，再一次次影片談話，最終我被導演的一句話擊中了心，她對我說，這個角色能讓人看到你的表演能力。既然導演相信我，那就去試一試吧。

開拍前，我沒刻意為出演田軍做準備，我不能讓自己太陷在角色裡，陷進去就是一種塑造，我不想對著鏡頭塑造一個什麼樣的人物。這是我當下對錶演的理解，表演有很多種方式，我希望這個人是透過我平時的觀察、積累、感受去形成的，那些我聞到的、觸控到的、體會到的東西變成了一個真實的人。做電影有趣的地方，在於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假象的地方出現一個真實的東西。平時的我每天都看電影，也一直在思考、積累對錶演的想法，所以我沒刻意去做很多事，就是看看紀錄片，給剛過完年吃太多的自己減減肥。

回想起來，拍《想飛的女孩》的每場戲都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在做反向的表演。大家看電影時，會按照慣性思維想：這是好人還是壞人？現在的觀眾很厲害，會預判演員所有的動作。當你要錢時，觀眾會預判你下一步可能準備幹壞事，這個壞事會是一個攻擊性的壞事，但我不，我用撞頭傷害自己，這也是一種攻擊，作為親人的你到底給不給我錢？我嘗試用反向表演來脫離觀眾的預判，區別這個人物。

我到重慶拍的第一場戲是跟浩存隔著門、我想進屋的對手戲。拍攝前，我看過片場環境，那個房間很像我童年的家，讓我產生了很多想象：愛吹口哨的爺爺、小時候看到的穿著塑膠涼鞋的小女孩……於是我給導演發訊息，能不能準備一雙Old School（老式）的塑膠涼鞋？一開始拍攝，門沒有門鏈，我又跟導演提議加上門鏈，這種隔著門的人物關係反而更好，我很感謝導演對我的信任。所以，當田軍出現的時候，吹著口哨，背在身後的手上拿著送給小朋友的禮物——一雙塑膠涼鞋。我記得導演曾跟我說，她希望我演的人物是一個罩子，讓陰霾一直罩著這家人，罩著田恬。出演小時候田恬的小女孩特別聰明，有一場戲，拍我躺在床上，她過來喊我，我跟小演員說，你喊完我之後，能不能跳上來坐床上晃著腿？她就“啪”跳上來，晃著腿，說了一遍就做到了！我現在想想，“我”怎麼那麼壞？！小孩的天真背後，是一個躺著的、像死人一樣的惡魔，那是她的父親。

我給田軍配完音後，跟導演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好笑嗎？他們說，這有什麼可笑的？是可恨。但對我來說，田軍是一個笑話，一個小丑。我覺得有些人，不管是30歲、40歲，50歲都沒辦法長大。他是一個攪局者，就跟戲裡被我“綁”在天台上的孩子一樣，你不給我我就鬧，就哭。這是我看到的田軍，可憐又可笑。

這是我第一次跟文晏導演合作，她非常細膩，能捕捉到很多你捕捉不到的感受，她也是一個懂得理解和包容的導演，她會理解你的判斷，更會相信你的判斷。她相信我能處理好田軍這樣的角色，給予我很大的力量。對了，意想不到的是，我第一次看劇本時，導演竟然開玩笑讓我同時出演電影裡的兩個角色——田軍和啞巴，後來擔心可能會讓觀眾混亂才放棄念頭。

我扮演上田軍後，現場有很多小朋友看到我就哭，都很害怕。我在化妝時，閉著眼睛，當時不知道浩存在我的身後，她說周老師好，我一回頭，我感覺她絲毫不怕我，反而直勾勾地看著我，她很特別。我們對戲的時候，我看著她一直在哭，可以哭十幾條，我心想：這是什麼耐力跟體力！其實哭是一種消耗，演員得不斷調動情緒進入每一條，我覺得她很有韌勁，非常天才，非常敏感。這次我跟文淇幾乎沒有對手戲，碰不到面，但我覺得她長大了，變成了成熟的演員，也開始做導演，這些女孩都很天才！很快，我們要一塊去參加柏林電影節，我希望導演、電影和演員們都能拿到好的獎項。而我呢，沒去過柏林，去年陸續去了戛納、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希望下次有機會去威尼斯，哈哈！電影帶著我“周遊”世界，我很滿足，這是我想要的一種做演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