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社會，收入不平等問題愈發凸顯，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收入不平等加劇了社會分化，使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種現象不僅損害了社會公平與正義，也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當貧富差距過大時，社會的穩定性將受到威脅，人們的幸福感也會降低。同時，收入不平等還可能導致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不均，使得弱勢群體難以獲得公平的發展機會。這不僅影響了個人的成長與前途，也制約了整個社會的進步與繁榮。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也困擾著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其深遠影響不容忽視。
在《美國的經濟問題》一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以深邃的經濟學視角和自身豐富的閱歷，剖析了美國社會在醫保、養老金、收入分配等領域的種種不平等現象。不僅揭示了美國富人如何掠奪窮人財富的社會現實，更展示了經濟學界在這些關鍵議題上的激烈交鋒。
根據2022年《福布斯》排行榜，埃隆·馬斯克擁有2 190億美元，傑夫·貝佐斯擁有1 770億美元。美國家庭淨資產的中位數為12.17萬美元，約為《福布斯》排行榜上位居第四位的比爾·蓋茨財富淨值的千分之一。美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拿走了總收入的將近一半，而收入排名在後50%的人口僅拿走了總收入的14%。這些資料說明了美國巨大的收入（或物質）不平等，以及富人和窮人之間、富人和其他人之間的收入鴻溝。許多人討厭這種不平等現象，並將其視為國家出現問題的表現，甚至認為這是出現問題的根源。他們宣稱，今天在收入和財富上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是一種不公正，沒有人需要或應該像最富裕的那群人那麼富有，民主與這種不平等完全不相容。
本章討論的是收入或物質福祉上的不平等現象，以及經濟學家、政治人物和公眾如何看待與思考這些不平等。
多年來，美國的學者、政治家、媒體和廣大公眾很少討論收入不平等問題。不平等問題只是在最近才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而理解這背後的原因大有好處。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不平等現象幾乎沒有變化；用亨利·阿龍（Henry J. Aaron）的名言來說，研究收入不平等就像觀察草的生長那樣乏味。
當時在政治上，收入不平等問題也沒有什麼吸引力。美國人對充斥英國小報的“肥貓”的故事既不感興趣，也沒覺得不安。相反，他們對此相當認同，並衷心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變得“肥胖”。民主黨政客試圖談論不平等或再分配問題，但這些被富人的代言人斥為“階級鬥爭”。我們被告知，美國人相信美國夢，即只要足夠努力，每個人都能夠致富；重要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而美國據說正是一片機會平等的土地。
資料顯示，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加劇，政治也開始隨之改變。1975年以後，收入不平等的加劇甚至在華盛頓各機構提供的常規家庭調查資料中也表現得很明顯，但直到2003年，皮凱蒂（Piketty）和賽斯（Saez）才在其開創性的研究中記錄下了最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巨大增長。他們的研究沒有使用隨機選擇的家庭的調查資料，而是研究了所得稅記錄。雖然美國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不菲，但這些幸運兒數量很少，幾乎不可能出現在樣本數只有幾萬人的普查中。相比之下，稅務局則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至少是我們這些遵紀守法的人中的任何一個。
皮凱蒂和賽斯發現，自1913年開始徵收所得稅以來，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的收入在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在一個世紀中呈現出長U字形趨勢。最初，經歷了19世紀末的“鍍金時代”，這一數字達到較高水平，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向下滑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達到最低水平。到了20世紀70年代（即研究收入不平等就像觀察草生長那樣乏味的時代），這一比例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但隨後，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份額開始不可阻擋地激增，最終回到了其最初的高度，進入了今天的“新鍍金時代”。
他們對最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長的記錄引發了對不平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工資中位數停滯不前以及全球化和自動化對收入分配處於中間位置的人群的影響。不知不覺中，草地已經變成了一片叢林。
2013年，奧巴馬總統曾談到“危險且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缺乏向上流動性”所引發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挑戰”。2012年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艾倫·克魯格發表了一次廣為人知的演講［內容基於經濟學家邁爾斯·科拉克（Miles Corak）的研究工作］。
他在演講中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如美國）同樣也是機會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這揭穿了我們一直當作事實的一個謊言，即在一片機會豐富的土地上，收入不平等並不重要。恰恰相反，收入不平等似乎阻礙了機會。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因為富人們會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攫取最好的機會。當然，針對這些資料也有其他的解釋，包括低流動性本身就是導致高度不平等的原因等。不管怎麼說，此前這些問題無人討論，現在演變成激烈的爭論。
新聞界開始經常就不平等現象發表評論。《紐約時報》推出了主題為“大鴻溝”（The Great Divide）的系列文章，由斯蒂格利茨定期撰稿，探討不平等的有害影響。《華爾街日報》率先發起了反擊。經濟學家陣營的意見並不統一。
1998年，當收入不平等的小樹已經茂盛成林，馬丁·費爾德斯坦因（Martin Feldstein）仍評論道：“收入不平等並不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人們可以對資料提出疑問，例如，有人認為真正重要的是支出而不是收入，而支出不平等的加劇程度並不像收入不平等那樣明顯。但我們沒有最富有人群支出的資料，除了一些聳人聽聞的報道，諸如為了貝佐斯的巨型遊艇順利下水，鹿特丹的一座著名橋樑被迫拆毀，或是富豪們為了能在貝佐斯、馬斯克和布蘭森擁有的宇宙飛船上佔據一席之地而展開激烈競爭。但不管怎麼說，高收入還能帶來其他諸多好處，而不僅僅是有錢可花。
有人可能會問，由於排除了稅收和轉移支付或政府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不平等是否遭到了誇大（答案為：是），或者，這些因素是否扭曲了不平等發展的走勢（答案為：否）。不過，如果用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來證明最不富裕的人群其實過得沒那麼糟糕，那無疑太具諷刺意味了。美國醫療保險費用因醫療行業的反競爭行為和遊說而嚴重膨脹，並且其他國家的經驗證明，目前的醫療保障只需現有醫保費用的一小部分便可覆蓋。
因此，對於領取醫保福利的工薪階層來說，這項福利的價值遠低於他們的成本。英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美國低得多，如果將國民醫療服務的費用分攤並計入個人收入，收入不平等程度還會更低。單一支付方（single-payer）國民醫療保險是一個很好的均衡器，有助於降低不平等，因為所有人分擔健康不佳的風險，並且不允許不平等的疾病負擔轉化為收入或財富的不平等。
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多年來一直在哈佛大學教授基礎經濟學課程，他也一直直言不諱地捍衛不平等，宣稱在華爾街上“賺到”的錢或是付給CEO們的高薪（有時是CEO自己付給自己的）具有社會價值。他勇氣可嘉地為那些顯然站不住腳的做法辯護，如給予私募股權公司稅收優惠，允許它們將合夥人的收入視為資本收益從而享受較低的稅率。有一次，我在位於華盛頓的自由意志主義智庫卡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演講時問臺下的聽眾：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離世時，大眾普遍深感悲痛，如果換成某位著名銀行家辭世，是否仍會這樣？一位聽眾告訴我，大眾並不瞭解銀行家所做的事對社會有什麼重要性。我想，在金融危機期間和之後，大眾已經可以清楚地瞭解銀行家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如何大賺黑心錢卻逃脫了懲罰。
今天的“鍍金時代”與原來的“鍍金時代”有許多相似之處。在一個世紀前的“鍍金時代”，極端不平等影響了政治，有些政治舉措是為了消除不平等，有些則是為了強化不平等。多麗絲·卡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在其為塔夫脫總統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撰寫的聯合傳記中記述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搗毀托拉斯”的行動，該行動旨在約束銀行業、石油業和鐵路業大型托拉斯的非法市場力量；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認為，托拉斯以破壞競爭並使相當一部分人口陷入困境的方式積累了巨大的財富。
（對我而言）更心有慼慼的是伍德羅·威爾遜對不平等的反應，這在斯科特·伯格（Scott Berg）所寫的傳記中有記載。在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期間，威爾遜對學院實際上由富人擁有這一事實感到憤怒，而威爾遜的前任巴頓喜歡聲稱自己經營著美國最好的“鄉村俱樂部”，並表示“普林斯頓大學是一所有錢人的大學，而有錢人上大學通常不是來學習的”。
威爾遜試圖使大學民主化，並使學生們專注學業，但他被校友和校董事會擊敗，因為“富人”在董事會中佔有很大比例。從普林斯頓辭職兩年後，他當選為美國總統，成功地將一系列反不平等措施納入法律，包括降低關稅、建立美聯儲（以在金融危機期間保護國家，使其免受銀行家的侵害），以及永久性地徵收所得稅。正是得益於最後一項法令，先是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然後是皮凱蒂和賽斯才得以記錄最高收入群體所帶來的不平等問題。然而，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些政策是否本來能夠減少不平等，因為突然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大戰”這個名字正是威爾遜所造）橫掃了一切。
威爾遜向財富和收入不平等宣戰，但並未觸及種族不平等。他在美國南部長大，入主華盛頓後，他非但沒有消除種族歧視，反而擴大和強化了這種歧視。一個世紀後，威爾遜第二次遭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除名，他的名字從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中被除去。他第一次被除名是因為挑戰了物質不平等，而現在遭到除名則是因為接受和製造了種族不平等。
說起美國當前存在的問題，包括近年來民粹主義的興起，甚至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佔領國會的行動，最常被提到的罪惡之源便是不平等。但是，不平等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它如何破壞或是促進了增長？它在危害民主方面又扮演了什麼角色？不平等是否會導致死亡，例如迫使人們自殺或是陷入“絕望的死亡”？不平等是否像全球變暖或空氣汙染一樣，損害了我們所有人的利益？如果確是這樣，消減不平等的最佳方法是什麼？
我經常被問到這些問題。但說實話，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是有益或可以回答的問題，甚至不能稱為適定問題。如果說不平等是導致某個經濟、政治和社會程序的原因之一，那麼它同時也是一個後果。這些社會程序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其中有些確實非常糟糕。只有先區分好的與壞的（以及非常糟糕的）程序，我們才能充分理解不平等以及應對不平等。我們如果想要尋求改善，那麼必須識別有害的程序並對其加以控制，而不是單純透過調整累進稅收制度來減少收入不平等，即使這可能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不平等並不總是等同於不公平，目前令許多美國人不滿的，實質上是不公平而非不平等。如果人們認為經濟和政治制度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民粹主義甚至暴力似乎成為合理選擇。美國的創立者正是那些痛恨不公的先輩，他們反對在沒有利益代言人的情況下被迫納稅。今天，許多美國人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自己無力控制的政府統治之下，並認為這個政府正在損害他們的利益。如果2020年的選舉不能帶來遲來已久的救濟，那就讓政府見鬼去吧！
大多數人並不反對創新者透過推出惠及所有人的產品或服務致富，雖然大多數人同樣認為他們應該納稅。當今世界上有些最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可以追溯到1750年左右開始的工業和衛生革命。最初，改進措施只惠及了歐洲西北部的少數幾個國家。隨後，改進措施逐漸傳播開來，改善了世界各地數十億人的生活。在這個進步中，既有贏家，也有輸家。在英國，隨著實業家們日漸富有，手工紡織工變得一貧如洗，許多人在城市裡過著難以忍受的日子。除此之外，一些關於工業革命的報道認為，先進國家的進步不可能長期持續，除非它們以損害貧困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和附屬國為代價。這些進步所帶來的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伴隨著進步本身而來。事實上，進步哪怕不傷害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也很少能平等地惠及每一個人。
今天，美國一些最富有者的財富之源是大型科技公司，包括亞馬遜、微軟、谷歌、臉書、特斯拉和蘋果。其他一些人，如創立沃爾瑪的沃爾頓家族或邁克爾·布隆伯格，開創了新的和更好的做事方法，如沃爾瑪的庫存管理模式、彭博的財經資訊和軟體。在一個世紀前的“鍍金時代”，石油、鋼鐵和鐵路都是當時的創新。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這些財富似乎只是對其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回報，至少在最初是這樣。但後來，當創新者停止創新，從施善者變成了“強盜大亨”，從“創造者”變成了“接受者”，問題隨之出現。他們可能會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財富來阻止下一代創新者，包括說服（或資助）政府制定有利於自己的規則。
這是資本主義運作的方式之一。在有望獲得巨大財富的鼓舞下，新企業家們致力於開發一些通用技術的新應用，如計算機和網際網路，並建立利潤豐厚的創新型公司。創造性破壞的浪潮沖走了許多仍沉浮於上一波浪潮的既有公司。新公司一旦佔據主導地位，就不再有創新的動力；相反，它們樂於求穩，並憑藉自己的財富，在年輕的競爭對手成為威脅之前收購這些競爭對手，或是積極申請專利或透過遊說來挫敗競爭者對其地位的威脅。
僅2021年一年，Meta（臉書的母公司）在遊說上就花費了2 000多萬美元，在總遊說費用榜單上排名第七，比任何其他單一公司（而不是公司協會）都高。亞馬遜公司落後它兩位，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則跟隨在其後不遠處。而在谷歌公司成立初期，華盛頓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
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不平等來自對社會有益的創新，那麼它就是好的，如果創新者確實需要激勵，那麼我們應該注意不能殺雞取卵。對於這種觀點，存在很多爭議。如果事先已經明確知道他們創造的大部分財富將歸政府所有，那麼埃隆·馬斯克還會創辦特斯拉，傑夫·貝佐斯還會創辦亞馬遜嗎？人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不過，沒有人會不認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即巧取豪奪導致的不平等是壞的，無論這種行為是否得到了官方的批准。
當公司，或是像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PHRMA）、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及美國醫院協會（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等公司協會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給予特別優惠時，它們那些相對富有的高管和股東實際上是在從其他人手中竊取利益。在一些國家，政府並不關注保護其公民或促進平等，而是更關注與商業和利益集團合謀，以便從它們那裡榨取資源。這堪稱官商勾結。
富有的少數人經常阻礙公共福利的提供，如養老金或醫療保險福利，因為他們不想為這些福利繳稅，他們自己或家人也不需要這些福利。製藥公司遊說政府擴大專利保護，以保持高藥價。私募股權公司富有的合夥人遊說政府，透過將收入記為資本收益來獲得收入的稅收減免。銀行業遊說政府制定規則，允許它們保留利潤但將與公眾分擔損失。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限制醫學院的招生名額並阻止外國醫生在美國工作，這兩者都使醫生的工資高於競爭市場中的工資。最高法院同樣允許信用卡公司阻止零售商向支付現金的人提供折扣，迫使那些不使用信用卡、相對不富裕的人支付高價，為信用卡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免費機票和其他福利買單。美國各州規定，除經銷商以外的任何人銷售汽車都是違法行為，因此汽車製造商不能直接銷售產品。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能夠限制此類遊說和特殊優惠行為（同時實行競選資金改革），那麼即使不改變稅收政策，不平等也會減少。
在過去50年中，美國的實際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一倍有餘，相當於在1971年至2021年間平均每年增長1.8%。但如果看看分配處於中間的人口的實際工資，會發現自1970年以來一直停滯不前。我們如果再看看沒有大學學歷的男性的實際工資，會發現今天的實際工資甚至比50年前更低。那麼，為什麼廣大勞工階層沒有分享到日益增長的普遍繁榮？
有一種說法將這種現象歸咎於勢不可當的客觀程序，例如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等等，這些程序降低了低技能勞動力的價值，並有利於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還有另一種更令人細思極恐的說法，那就是大多數人經濟收入增長的停滯是最富有階層收入和財富增加的直接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富人正在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而變得更加富有。經濟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銀行、對沖基金和其他金融機構規模不斷擴大，目前已經佔了經濟總量的大約五分之一，而在二戰後，這一比例僅有十分之一。與此同時，資本配置的效率並沒有明顯提高。更直接的是，如果隨著產業更加集中，壟斷和買方壟斷變得更加普遍，那麼價格就會高於其應有的水平，而工資則會低於應有水平。這樣，錢就會從工人和消費者手中轉移到管理者和資本所有者的口袋裡。
雖然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顛覆了傳統的工作安排，但經濟學家喜歡強調，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都可能帶來潛在的收益，前提是政策得當。也就是說，政策會補償遭受損失者。然而，我們並沒有制定得當的政策，這主要是因為政治更多地受制於那些因此受益、本來應該支付補償的人。對此，得克薩斯州參議員菲爾·格拉姆（Phil Gramm）辯稱：此類補償政策是社會主義國家才會做的事，甚至現在連社會主義國家也試圖停止這樣做了。即使沒有補償，被摧毀的工作崗位也會被其他工作崗位取代，後者往往更好，只是位於其他地方。由於我們不完全理解的原因，也許是美國人不像從前那麼願意搬家了，流動性確實已經顯著降低，這使得破壞和更替的過程變得更加緩慢，也更加痛苦。
工資正在因為其他不當社會安排而被壓低。其中之一是醫療保險的繳納方式對工資和就業的災難性影響。大多數在職美國人的醫療保險是由僱主提供的，而如果不用來繳納醫保，這些錢本來可以用來支付工資。在現有醫療保障體系中，這些本可以用作工人工資的錢實際上被用來支付醫療行業的利潤和高薪，並供養了超出我們需要的龐大醫療體系。美國每年在醫療保障上浪費的超額費用高達1萬億美元，平均到每個家庭大約是8 000美元，美國的超額醫療保障費用遠超其他富裕國家，而美國人的健康狀況卻幾乎比所有富裕國家都糟糕。
選擇任何一種歐洲國家的醫保安排，都可以避免這些資金浪費，但無論採用其中哪一種，都會引發既得利益者的強烈抵制。單一付款人制度，像競選資金改革方案一樣，就其本身而言相當有效，同時還可以降低稅前不平等。
類似的論點還適用於許多經濟部門愈演愈烈的市場整合。例如，由於醫院合併，醫療價格迅速上漲，但醫護人員的工資卻沒有上漲，儘管護士短缺現象已經持續了幾十年。過去，美國的電話費低於歐洲，現在卻比歐洲更貴。市場集中度提高還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透過尋租和壟斷獲取利潤比透過創新和投資更容易。更好的反壟斷執法，如採用單一付款人制度的醫療體系和競選資金改革，將有助於經濟更好地運轉，並有助於減少不平等。
類似的改進措施還可以列出許多，包括提高最低工資、禁止低技能職業中的競業禁止條款或強制仲裁、廢除反工會法、削弱司法系統日益增長的親商偏見，也許還可以包括減少移民（雖然許多經濟學家並不同意這一條）。2021年，美國人口中有13.6%的人出生在國外，在1970年，這一比例僅為4.7%。外國出生人口比例上一次達到今天的高水平，恰好是一個世紀前的“鍍金時代”。許多美國工薪階層認為，如果移民減少，他們的工資會更高，而今天外國出生的人口數量居高不下加劇了不平等，就像上一個“鍍金時代”一樣。
輔以適當的政策，資本主義民主有可能更好地服務於所有人，而不僅僅服務於富人。我們不需要廢除資本主義或是有選擇地將生產資料國有化，但確實需要讓競爭的力量重新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服務。如果繼續維持一個讓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經濟制度，我們將面臨令人恐懼的風險。對富人徵稅是有益之舉，而且肯定是一個應為之舉。但最關鍵的，是要阻止掠奪行為。
本文整理摘編自《美國的經濟問題》 安格斯·迪頓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4.4
在本書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將自身經歷與經濟學視角相結合，審視了美國的醫保體系、養老金、收入分配等重要議題中的諸多不平等現象，討論了壓在美國百姓身上瀕臨失衡的權利與義務，以及美國政府對氣候問題和大國責任的漠視與鬆懈，直言美國正在幫助富人掠奪窮人的財富。同時，本書也展現了經濟學界在這些社會議題上的內部交鋒，並對經濟學給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進行反思，折射出經濟學家與美國政客之間緊張而脆弱的關係，揭示了美國政府的施政成就與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