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麼確定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特權的“共謀”？

這是一個混亂的時代，每個生存其中的個體都能認識到這一點。但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努力改善自身處境，卻似乎離好的生活越來越遠？為什麼我們追求平等，貧富差距現象會日益嚴重？

今天的文章，復旦大學哲學學者謝晶將從意識形態批判的視野重新解析不平等。如果想要對抗不平等，不要讓自己成為那1%的人的同謀。

作者 | 謝晶

來源 | 看理想節目《不平等：權力、身份與社會分配》

01.

質疑平等理念，就是站隊特權？

當一個人稱一個理念本身可能有問題的時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說“平權”是不可取的？要恢復平權理念出現之前的那個階序社會？

不僅是公共輿論中，還是實際生活中，都普遍存在著一種非此即彼的做法：如果質疑平權，就是站隊特權；如果質疑現代性，就是嚮往古典生活；如果質疑某些女性主義的理論，比如男女平權所採用的一種比較常見的做法只不過是將不平等轉移到女性的內部，那麼就是在說兩性平等是不可取的，讓我們回到父權制——更確切地說我們現在還是恪守父權制，因為我們從來不曾真正走出過父權制。

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實際上與任何的實證研究或者說哲學反思的工作都沒有關係，它的實質是用立場打立場，用信仰去打信仰，將“質疑”這件事情直接等同於“一竿子打死”。

很明顯的是，如果我們只是像剛才這樣用立場去打立場，並且以偏概全地去籠統地理解一種立場，那麼我們永遠都不會在“究竟哪種立場是可取的和可行的”這樣的問題上面取得一絲一毫的進展。

哲學反思意義上的“質疑”不是站隊，而是展開能夠在剛才提到的那種問題上面取得進展的工作。這種工作可以被稱作“意識形態批判”。當然，像很多的學術術語一樣，這裡的“意識形態”和“批判”都和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含義是不一樣的。

意識形態（ideology）這個詞語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中文語境的，一方面指虛假的觀念，另一方面又強調觀念的階級性，意識形態總是特定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一個社會當中佔主導的總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三塊廣告牌》

那麼，方法論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批判，相對於日常語言中的“意識形態”和“批判”，有什麼特殊的含義？薩莉·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在Resisting Reality這本書裡面，對於作為方法論的“意識形態批判”做出了很明確的定義——

意識形態批判聚焦於這樣一些概念與敘事框架，我們用它們來理解世界，尤其是社會世界，並用它們在這個世界中指引自己……意識形態批判的一個關鍵任務是揭示意識形態的原貌。

在一些情況下，這意味著讓大家注意到我們有意識地在使用的那些話語框架的某些方面，它們的歷史，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那些實踐與制度。這樣的意識形態批判也被稱作是譜系學。

然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意識形態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見的，也就是說它具有統治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把它表述出來並令它成為批判性反思工作的物件，變得很有必要。

對於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我們是不會提出恰當或公正與否的問題的。然而，一旦意識形態被明確地表述出來，它就在原則上可以被討論和改造。因此意識形態批判的一個目的就在於澄清那些支撐起我們社會互動的概念與敘事框架，並由此令它們成為批判性分析的物件。

02.

意識形態決定著什麼？

在一個生活在一起、有著分工和分配的群體當中，一定存在著一些大家都持有的、最基本的觀念體系。否則，最基本的分工合作不可能展開，大家也不可能對分配方式展開有效的討論，更不要說像聯姻、祭祀這樣的活動了。

實際上，沒有最基本的觀念體系，一個群體也不可能把自己視作一個群體，它不能對於自己共同從事的事情有比較統一的和清楚的認識。這就是為什麼實際上面意識形態是人類學研究當中的重要環節。

這個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不是貶義的，因為它指的是人類生活當中的一個根本的事實。對於它們可以做的第一個工作，不是去批判它們，而是把它們作為物件來分析和理解，也就是哈斯蘭格上面的那段引文裡面所說的“揭示其原貌”。

哈斯蘭格的這段文字有兩種“批判”，第一種意思是揭示原貌，而第二種叫作“批判性反思”和“批判性分析”，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只有清楚地將觀念體系把它表述出來，才可以進一步去分析它，看看它是不是存在問題。

《野梨樹》

這兩個步驟所構成的“批判”的工作，從德國哲學家康德開始，變成了哲學上一個常用的術語。

當康德說要對理性展開批判的時候，他的意思不是說理性不好，而是說要分析我們的理性活動，比如說判斷這個活動是建立在哪些前提條件之上？做出判斷意味著什麼？而各種型別的判斷又各有什麼樣的侷限性？

我們這裡所說的意識形態批判，不是譴責意識形態，不是下任何意義上的價值判斷，而恰恰是要把我們的價值判斷懸置起來，進行事實層面的觀察和邏輯層面的分析。

意識形態常常就像精神分析學中的“無意識”一樣，它從最深層決定我們的言行，但是不被意識到。比如說，當看到一個孩子受了傷或者遇到挫折，我們所做出的反應常常會因為孩子的性別而不一樣，大家傾向於去激勵男孩子自己爬起來，而安慰女孩子，平撫她的情緒。

態度和行為上的不同，與我們用來“認知”不同性別本質的一整套觀念體系息息相關，並不需要我們無時無刻不意識到它們，就可以作為意識形態來奏效。

03.

“當我們在說平等的時候，究竟在說什麼”

社會學家布迪厄把意識形態稱之為慣習（habitus）。慣習指的是我們用來認識世界，作出是非好壞的判斷，並且選擇行動方式的圖示，可以理解為我們剛才所講的觀念體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日常生活當中的“三觀”。

但是，拉丁語當中habitus的本意是習慣（habitude）。布迪厄用這個詞是為了強調，意識形態的生效往往是在我們不意識到的情況下，呈現為自發的和自然而然的態度、情感和舉止。

布迪厄把慣習類比為身體技術。我們絕大多數的大多數活動都是需要身體技術的，比如說騎車、游泳，甚至是站立、入睡。

布迪厄最喜歡做的一個類比是網球運動員的例子。一個訓練有素的運動員總是能在球落下的一瞬間站到能夠接住它的地方，這是ta不斷訓練的、常年的艱苦訓練的結果，但是ta在接球的那一瞬間就好像是完全出於本能一樣。

慣習也一樣。我們的很多行動明明是被慣習決定，但是看上去是自發的。在這個意義上面，我們越是意識不到意識形態，它越是屬於慣習，就越能很好地奏效。

《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

但是接下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有必要把不被意識到的意識形態清楚地表述出來？

當行動，尤其是集體行動，並沒有發生問題的時候，我們並不需要知道它建立在什麼樣的觀念體系之上，這種反思的過程並不是必要的。只有在問題出現的時候，能把無意識的東西清晰地表達出來的工作，才會是必要的。個體行為和集體行動上的問題，有可能源於背後不可見、沒有被意識到，但起到決定作用的那些觀念的問題，有可能是觀念出了問題。

不可見的意識形態會使我們的行動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呢？一個很典型的問題，是海市蜃樓的效應：我們越是以為在為一個目標努力，就越是達不到這個目標。因為當我們對意識形態認識不足的時候，有可能自認為我們在做A，實際上面我們在做的是非A或者說負A。

回到平等的議題上，很多人會毫無猶豫地稱自己是平等主義者，但又可能並不覺得那些不平等的現狀都是成問題的，甚至於有可能認為，一個財富、資源、暴力手段、教育機會、受關注程度等等方方面面都持平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能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平等主義者，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的實際行為並不產生消除財富、資源、暴力手段、教育機會、受關注程度上的不平等的效果，甚至於會產生助長它們、和它們正好相反的效果。

《三塊廣告牌》

那麼，我們在追求平等的時候，真的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嗎？有沒有可能，在我們的平等觀念當中，包含了對於不平等的認可？

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分成單一的和複雜的，“平等”的理念或者說立場，屬於一個非常複雜的意識形態。

而且，像所有的觀念體系一樣，平等也是慢慢地形成於特定的社會和思想背景，並且像社會和思想一樣，在緩慢地發生變化。既然它是一個複雜的歷史產物，那麼它就有可能是自帶矛盾的，甚至於有可能自帶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以，只有把“平等”觀的實質揭示出來，把“當我們在說平等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什麼”這個問題回答清楚，我們才能知道受這種觀念驅使的行動是不是實實在在的平權。

04.

不做“頭腦簡單的人”

或許有人會說，不平等在今天愈演愈烈，不應該歸咎於追求平等的人，應該歸咎那些最貪婪的人，是ta們將所有的財富和特權壟斷在自己的手中，在全球資本主義當中撈盡好處，而不考慮任何公正倫理的問題。甚至於這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財富和特權建立在對平等原則的踐踏之上。

很多當代正義理論確實是將矛頭指向這些人，並且這是非常有道理和有必要的。

但是從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也需要指出導致不平等在當代加劇的另外一個原因：它來自於99%，因為1%的人要搞壟斷，需要99%的人。按照盧梭的說法，一小撮野心勃勃的人如果沒有絕大多數的人，不可能做到ta們現在做到的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考慮到的是，在無形之中，相信平等的多數人很有可能在幫助那些1%的人建造一個越來越不平等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面，我們並不僅僅是“受害者”，也是行動者，也是“同謀”。

當盧梭在《論不平等》這篇文章當中設想不平等社會的起源，他所強調的，恰恰是1%的人在意識形態上對99%的人的依賴。

他說，當最初的貧富差距愈演愈烈，必然有這樣一個時刻，富人的財富受到食不果腹的那些窮人的質疑，而富人在紛爭之中認識到自己因為在數量上處於劣勢，所以必須要訴諸於暴力之外的其它東西來鞏固自己的財富。為了讓那些飢腸轆轆的人不再企圖“搶奪”自己的財產，這些富人發明了一個東西，叫作“社會契約”：

迫於形勢，富人終於構想出一個人類有史以來所能設想到的最深思熟慮的規劃：利用那些來攻擊他的人的力量來為他自己服務；把敵人轉變成他自己的衛士，向他們灌輸一些新的道德準則，併為他們制定一些新的制度……

他說：“讓我們團結起來，保障弱者不受壓迫，遏制野心勃勃的人，保證每一個人都擁有屬於他自己的東西；為此，讓我們制定保證公正與和平的規章，讓所有的人都必須遵守它們，它們不偏袒任何人，它們讓強者和弱者都平等地互相承擔義務，以便在某種意義上補償無常的命運造成的損失。

總而言之，與其把我們的力量用來危害我們自己，讓我們將它們集合成一個最高的權威，它按照賢明的法律治理我們，保護團體中的每一個成員，抗擊共同的敵人，使我們永遠和諧共存。”

《野梨樹》

但是，盧梭接下來馬上把它稱作是為了讓“那些頭腦簡單的容易上當的人落入圈套”，這些人現在“爭相撲向枷鎖，卻還以為在保證自己的自由”，而這個社會契約，又被盧梭說成是使得“社會和法律……為了少數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終日勞苦，限於奴役和不幸”。

盧梭告訴我們：這種極端的不平等之所以能夠產生的最關鍵的前提，是“頭腦簡單的人”。

“頭腦簡單的人”在盧梭的社會理論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意象。在《論不平等》的第二部分一開始，盧梭這樣告訴我們私有財產是怎麼產生的：

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硬說 “這塊土地是我的”，並找到一些頭腦十分簡單的人相信他所說的話，這個人就是公民社會的真正締造者。

也就是說，每一次盧梭構想這個社會法律和私有制的奠定，“頭腦簡單的人”都是關鍵。盧梭敲響的警鐘，正是意識形態批判工作的目的：我們不要做“頭腦簡單的人”，不要急著去“撲向枷鎖卻以為在為自由奮鬥”，不要去做“縱容不平等卻以為自己在為平等奮鬥”這一類的事。

“頭腦簡單”指的是不加批判地去接受一套對於共同生活的構想的做法，這套構想看上去是為了所有人的福祉，但實際上面只是為了所有的人都努力地鞏固1%的特權。

但是，99%的人並不是鐵板一塊。對於其中的很多人來說，對於那些每天都在擔憂是不是能讓一家人吃上飯的人來說，思考和批判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品。所以，當我們“有條件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要知道在“思考”、“思想”這件事情上，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

99%的人並不是在同等的程度和意義上都是“同謀”，因為有的人——每天都想著怎麼樣餵飽自己、餵飽一家人的這些人——ta們不是因為“頭腦簡單”，ta們單純地是因為沒有任何其它的選項，才會為1%添磚加瓦。

《野梨樹》

當我們還有條件思考但卻任由自己成為頭腦簡單的人，有另一種後果，就是給99%中的其它人造成不幸。比如說，今天99%成全1%的最主要的方式，是消費。

當我們因為不假思索地把消費變成自由和進步的實現方式的時候，是在幫助那個1%把資本養得更肥；這樣做的直接結果可能對自己造成不利和傷害，也會對生產者造成不幸。

例如，今天日常消費的主要結果之一，是過度地攝入各種各樣的食物而對自己的身體造成傷害，而另一面，咖啡種植園、蔗糖種植園當中的勞工，一直到今天還處於像奴隸一般的境遇。

在思考不平等問題的時候，永遠都不應該忘記，我們在思考的是一個關係。我們始終應該儘可能準確地知道，我們在這些關係裡面到底處於哪個位置。

而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徵，恰恰在於這個位置現在變得難以衡量。因為我們看不到千里之外在種植園當中種蔗糖和咖啡的人，在千里之外在血汗工廠當中生產牛仔褲的人，到底處於什麼樣的不幸之中，這使得今天的平等主義者，“尚有條件”從事平等主義的人，常常只強調自己是受害者，而忘了自己不僅僅是受害者，同時很有可能很不幸地，也是施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