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抬頭》
今天恐怕很少有人認為自己活在一個完全平等的世界裡。教育、生存資源、性別、年齡……每個人都掙扎於自己的泥潭。
約300年前,盧梭寫下《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直到今天,人類社會看似有所進步,但實際上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
當今不平等的癥結何在?平等理念又從何而來?今天的文章,復旦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謝晶以意識形態批判的視野重新認識不平等。

作者 | 謝晶
來源 | 看理想節目《不平等:權力、身份與社會分配》
1.
世界依然握在一小撮人手裡
盧梭在《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這篇文章中寫道:“社會和法律……為了少數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終日勞苦,限於奴役和不幸。”他還寫道,“我們看見一小撮權貴和富人享盡榮華富貴,而大多數人掙扎在黑暗和貧困之中。”
這篇文章寫於1755年,是盧梭對於當時貴族制社會的控訴。270年之後,當我們讀到這些話,很難不覺得他描繪的就是當下的社會。
《論不平等》這篇文章寫於法國大革命前夕,盧梭的呼聲代表著當時深入人心的平權要求,所以後代也樂於把盧梭奉為大革命和人權宣言的精神領袖。
將近300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一般認為,300年中所發生的人權宣言、國際公約、工人運動、科學技術的進步等等,都是人類為了平權而不斷作出的努力。
所以,在這樣的集體意識中,極端的不平等就像舊社會一樣,早已成為過去式。在這樣的情況下,盧梭的控訴怎麼會適用於今天?
實際上,我們有理由懷疑,不平等不僅沒有成為過去,而且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平等過。如果盧梭當年描述的是他所處的歐洲社會,今天這些描述的適用範圍是全球。
拿最經常被使用的經濟財富為標準,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語境下,全世界的財富都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全球1%的首富掌握著50%的財富,ta們的財富大於後90%的人的財富的兩倍。2020年以來,全球產生的新財富中的三分之二還是歸ta們所有。

《不要抬頭》
剛才所提到的僅僅是狹義的經濟標準。如果我們把這個考量的範圍擴大到收入和財富意義的經濟標準之外,會看到不平等在當代社會“四面開花”。
比如,如果考慮非貨幣意義上的、我們作為生命體所需要的財富,也就是資源和養分,現實是什麼呢?
現實是,當有些人仍然相信自然的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時候,包括石油、貴金屬這些很明顯是正在被耗盡的資源,ta們今天仍然在大肆揮霍它們,因為ta們從沒匱乏過,而另外一些人卻在為了水、土壤這樣的最基本的資源掙扎。
一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世界上有超過20億的人沒有直接飲用水源,也沒有淨化水的系統,這就意味著ta們每天需要走很長的路去獲得水源。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人,為之掙扎的是不至於過高的氣溫,甚至是沒有太多汙染的空氣,等等基礎的資源。
如果以對於暴力手段的使用為標準,那麼過去這“走向平權”的300年, 也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髮明和製造的300年。
在這些武器的殺傷力變得越來越大的同時,對於最先進、最具殺傷力的武器的使用權,也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中。最極端的例子當然是核武器。
如果我們看看殺傷的反面,考慮照料與呵護,關注與聆聽,也很容易發現,現代化的一個最主要的結果之一,就是部分人在身心上可以獲得滋養和照料的同時,有大量的人正在成為“孤島”。
最典型的一個現象就是有很多留守的兒童和老人,ta們的父母或者ta們的兒女在外打工。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所需要的建設,使得生活在家庭和友情當中、生活在親人的關懷之中這件事情,變成了少數人才可以享有的“特權”。
如此看來,我們所處的時代暗藏著一個巨大的悖論:人類可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追求平等,但是與此同時,人類可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身處極端的不平等。
一方面,“平等”的觀念從最初的歐洲漸漸深入到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對平等的要求已經成為絕對的“政治正確”。但另一方面,不平等似乎並沒有大幅度地被消除,相反,在加劇。
在越來越多不平等形式的疊加下——經濟不平等、環境不平等、性別不平等,等等——變得方方面面。不僅僅是窮人,這些方方面面都處於底層的人,恐怕在變多。
2.
不平等沒有消失,不平等只是在轉移
或許有人認為,“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劇”這個觀點過於駭人聽聞,哪怕不平等的現狀仍然堪憂,總體而言,人與人之間是在趨向平等。
支撐這種觀點的,是傳統被用來衡量不平等的標準,也就是平權運動產生之初大家所關心的那些標準有在變好。比如醫療、教育的普及,兩性的政治權利等等,從這些方面來看,平權運動好像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如果深入探究這些傳統形式的不平等,會發現一個現象:表面上實現的“平等”,背後很有可能是一個轉移——原有的不平等轉移到其它地方。
拿教育來說,教育是所有現代國家實現平等的主要措施。表面上我們看到義務制教育的普及、文盲率的大幅降低……但真實情況比這要複雜得多。
比如,在公共教育中存在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就是高等教育得到的投入要遠遠高於基礎教育,包括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建設和教育的經費,等等。
這就意味著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ta所獲得的教育資源不是成正比地增加,而是呈指數級地增加。比如一個人進入大學本科,那麼ta在本科四年裡獲得的教育資源,要遠遠多於ta在小學六年期間獲得的教育資源。

《正常人》
另一方面,同等程度的教育資源,在不同地區分佈上的差異也非常大。在中國,想在教育資源上不處於劣勢,至少要去縣城上學,因為教育經費是下放到縣,而不是下放到鄉。
而以盧梭所處的法國社會為例,一直到今天,法國的公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所有好大學,基本都集中在巴黎。
這些都意味著,在一個公共教育已經非常發達的國家,處於教育程度兩端的人之間的差距,並不小於原本沒有公共教育、原本那個文盲程度很高的社會。
在教育領域發生的變化很可能不是不平等的程度在縮小,而是隨著“下限”的大幅上提,即文盲越來越少,同等程度的不平等發生了垂直的位移。我們處於一個教育越發垂直細分的社會,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很可能在變大。
如果我們持有的是平等的理念,那麼就不能滿足於至少下限在上浮,至少大家現在都識字了、會加減乘除了。
平等主義者還需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整個社會的努力,不在於讓基礎教育對所有人都能更好地展開,而在於培養出更尖的“尖子”?

《寄生蟲》
還有一種不平等看似在減弱,而實際上在轉移的方式是從一些人轉移到另一些人。這種轉移方式是女性主義在反思自己的行動方式的過程中,尤其注意到的。
表面上看,女性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政治經濟權利,而且我們可以在越來越多領域的頂層,看到女性的身影。
但是,正是這種與男性平起平坐的方式,今天被越來越多女性主義者視作違背女性主義的平權初衷。
這樣的做法只不過是讓一小撮女性成為精英,而這必然意味著其它的人群——往往也是女性群體——要為她們提供成為精英所必需的後勤服務。
原本存在於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現在轉移到不同階層的女性之間;一部分女效能夠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代價,是有人在為她們打掃一地的玻璃。這是《為了99%的女性主義》這本小手冊的三位作者提出的一個問題:
“集中於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職業-管理層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專注於“向前一步”和“打破玻璃天花板”[1]……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將壓迫關係轉移到其它地方。它令職業-管理層女性得以向前一步(lean in)的方式恰恰是使她們現在可以踩到收入很少的移民女性頭上(lean on),將照料和家務轉包給這些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但是讓絕大多數人去清掃一地碎片,對此我們沒有任何興趣。”

我們要注意到的是,傳統的標準,是平權要求產生之初所存在的、主要的不平等形式,但今天它們已經不能窮盡所有的不平等形式。而如果我們採用一些更晚近的標準,會發現不平等在徹頭徹尾地加劇。
3.
我們所追求的平等像海市蜃樓嗎?
剛才我們提到的暴力和關懷屬於新興的不平等形式,但是比它們更具有代表性的,可能是今天人類所面臨最新的、也是最需要我們去擔心的不平等形式,環境不平等。
環境學家告訴我們,由於碳排放和其它溫室氣體排放而產生的溫室效應在今天已經是不可逆的,而且很有可能比任何到目前為止的預期都要糟糕。所以環境學家們說,今天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只不過是使全球變暖的速度再放慢一點,使得人類可以做一點應對準備。
當環境學家這麼說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這是在向全人類敲響喪鐘。但實際上,這個看上去屬於全人類的處境,背後隱藏的是一種不平等——不同的群體需要為這件事情負的責任,以及可以對這件事情做出的應對之間所存在的極端不平等。
2019年,全世界1%最富有的人口——這1%裡面有60%生活在北美——ta們的碳排量佔全球總量的16%,相當於處於全球財富金字塔最下面三分之二人口的碳排量,取前10%最富有的人口,ta們的碳排放量則佔全球排放量的一半。

《不要抬頭》
而過度碳排放所帶來的後果,比如說高溫、極端天氣、空氣汙染,幾乎都只會落到最貧困的人的頭上,越來越多的人會死於高溫,因為極端的天氣而失去收成、失去家園、成為難民,或者說因為嚴重的空氣汙染而患病,並且沒有辦法治療這些疾病。
這樣的結果基本上不會落到那1%的人的頭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還有南亞是受全球變暖影響最大的重災區。也就是說,最貧困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最貧困地區的人,將要遭受因為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而釀成的越來越嚴重的氣候與環境危機。這種不平等被學者稱為“全球碳不平等”(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所以,回到剛才那個有可能會被質疑的說法:“不平等的程度在加劇”這種說法確實是不對的,但不是因為它過於駭人聽聞,而是因為這個說法背後的線性邏輯,遠遠不能涵蓋不平等在當代、在我們當今所處的這個全球社會里面的這個演化方式。
現在看來,更確切的認識是:一方面,在傳統不平等形式被全面擊退的表象之後,它們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了轉移,而另外一方面,新型的不平等在源源不斷地出現。
我們所追求的平等像海市蜃樓,以為在向它邁進,最終卻發現它越來越遠。
4.
我們對於平等的追求,出了什麼問題?
平權之路為何會陷入如此複雜的困境?
關於平等的程序,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看似敵對的陣營都持有一種信仰,隨著經濟的發展,兩極分化能夠並且才能夠縮小。增長是實現平等的前提條件。
然而,如果不平等的歷史不是在發生線性變化,而是一個此消彼長、層出不窮的過程,如果我們看到平權的終點好像一直在往後退,那麼,就不能說平等的程序與財富的增長是成正比的。
這兩者之間好像沒有相關性——從盧梭的時代到今天,人類的生產力和財富取得的增長是驚人的,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並沒有隨之減少?
先來看看那些最先走上工業化和民主之路的國家,它們的“答卷”是什麼樣子的?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是當今世界上研究不平等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他透過多年的統計得出了一個結論:十九世紀以來,法國後50%的人在財產上沒有取得任何進步,ta們始終在私有財產的意義上幾乎一無所有。

《悲慘世界》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ta們佔有全國總財產的2%,現在是5%。
這個進步相對於總財富的增加,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ta們所獲得的所有進步是,較之十九世紀,ta們今天沒有那麼地任人擺佈了——僱主不可以隨時隨地辭退ta們,房東不能輕易地說“交不出房租就把你趕出門外”等等。
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科為研究不平等做出了不同方向的努力,但是,對於不平等理念本身的反思是屬於極少數的。
原因或許比想象中簡單,“平等”已經成為絕對的政治正確,而當一種理念成為絕對的政治正確時,反對的呼聲會漸漸消失,漸漸沒有人會想到,要去追問理念本身。
比如,當“發展”成為絕對的政治正確,人們不會再去追問“發展”的實質和意義是什麼。
人們傾向於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去找那個出了問題的環節。但是,理念環節也是可能出問題的,除了質疑踐行的方式,我們還可以去質疑理念本身。
平等的理念本身因為政治正確而不被質疑已久,現在或許是時候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越是追求平等,平等的海平線似乎就離我們越遠”,而這個悖論的出現,是不是因為“平等”的理念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本文編輯整理自看理想音訊節目《不平等:權力、身體與社會分配》第一期,主講人謝晶。完整內容請至看理想App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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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編輯: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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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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