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4週年。站在歷史的座標系上回望，從1921年紅船啟航，到1949年宣告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用了28年時間完成了從“瘦弱的小孩”到執政大黨的蛻變。
這段波瀾壯闊的歷程中，有一個關鍵命題始終縈繞：為什麼是毛澤東？為什麼是他最終成為黨和軍隊的核心？
一、早期探索的困局，照搬“本本”的代價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中國正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軍閥割據混戰，列強環伺鯨吞，農民占人口90%以上，現代工業產值不足全國經濟總量的10%。這樣一個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既不同於馬克思筆下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背景。但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更多是從書本里認識革命的。
從192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前，黨先後經歷了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六任主要領導人。他們共同的特徵是：以“俄國革命為藍本”，試圖透過城市中心論、工人暴動、武裝起義等“標準路徑”複製革命成功。
陳獨秀曾認為“農民難以加入革命”，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瞿秋白領導秋收起義時，堅持“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結果起義部隊在平江、瀏陽遭遇重創；
李立三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總暴動計劃，導致上海、武漢、南京等地黨組織遭到毀滅性破壞；
王明、博古則照搬共產國際指示，要求紅軍“禦敵於國門之外”，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這些失敗的根源何在？本質上是教條主義的陷阱——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教條化，將蘇聯革命經驗神聖化，忽視了中國社會的特殊國情。正如毛澤東後來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尖銳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二、歷史的選擇，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實踐驗證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的會議。這次會議之所以選擇毛澤東，絕非偶然的“山頭妥協”或“利益平衡”，而是基於14年革命鬥爭實踐得出的必然結論：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才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
毛澤東的“獨特性”首先體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刻把握。1928年10月，他在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寫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首次系統回答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
他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使得“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為紅色政權的存在提供了縫隙；而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共產黨組織的堅強有力和政策的正確，則是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保證。這一論斷，徹底打破了對“城市中心論”的迷信，為中國革命指明瞭“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方向。
其次是“工農武裝割據”的實踐創新。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南昌起義2.25萬人的隊伍，兩個月後只剩七八百人；秋收起義5000餘人的部隊，20天后僅餘不足千人；廣州起義3萬餘人，3天后即告失敗。面對血的教訓，毛澤東沒有機械執行“取長沙”的指令，而是帶領秋收起義餘部輾轉來到井岡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他深知，中國廣袤的農村是革命的“戰略退卻地”，更是“戰略進攻地”——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是中國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不僅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更將億萬農民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為紅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源和物資支援。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實踐中構建了完整的革命理論體系。從《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他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
這套理論不僅回答了“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問題，更在經濟、政治、軍事領域實現了獨立自主：經濟上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透過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擺脫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政治上確立“黨指揮槍”的原則，將一支以農民為主的武裝改造為“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上創立“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形成了獨特的運動戰、游擊戰理論。
歷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當博古、李德等人用“洋教條”指揮紅軍遭受第五次反“圍剿”慘敗時，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等戰術，已在前三次反“圍剿”中得到充分驗證；當黨內有人質疑“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時，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政治上獨立、軍事上自主、經濟上自立”的完整道路。
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勝利”。
三、歷史自覺的淬鍊，從被誤解到被認可的堅韌
毛澤東成為黨和軍隊核心的過程，絕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艱辛與挑戰。他曾在黨內三次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受到八次嚴重警告，但仍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堅持探索。這種堅韌，源於他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洞察，更源於他“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歷史自覺。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秋收起義“完全違背中央策略”，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訊息傳到井岡山時，被誤傳為“開除黨籍”，但毛澤東並未因此動搖。他一邊帶領紅軍開展土地革命，一邊給中央寫信：“我將繼續幹下去，直到勝利。”
1929年紅四軍七大上，因與前委、軍委的分歧，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但他仍以普通黨員身份參與工作；1931年贛南會議後，他被撤銷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1932年寧都會議後，又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改任後方軍事參謀部工作。即便如此，他依然深入基層調研，撰寫《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著作，為制定正確政策提供依據。
這種“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品格，最終贏得了黨和軍隊的信任。1935年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人的支援，朱德、劉伯承等軍事將領也明確表態贊同。周恩來後來回憶：“遵義會議的主導意見是毛主席的思想，大家都擁護他。”
更重要的是，紅軍官兵從切身經歷中認識到：跟著毛澤東走，就能打勝仗；跟著錯誤路線走，就會吃敗仗。這種來自實踐的認同，才是毛澤東成為核心最深厚的群眾基礎。
四、核心的形成，三位偉人的歷史和諧
中國共產黨從弱小走向強大，離不開核心的引領，更需要集體的智慧。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人，正是這樣的“黃金搭檔”。他們在革命道路上既有爭論，更有默契；既有分歧，更有共識，最終形成了近乎完美的歷史和諧。
周恩來是“黨內不可替代的協調者”。他早年留學法國接觸馬克思主義，回國後參與領導南昌起義，長期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和統戰工作。在毛澤東與共產國際、與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溝通中，周恩來發揮了關鍵作用。1930年6月，中央特派員塗振農到蘇區傳達“立三路線”，要求攻打南昌、九江，周恩來雖未完全認同，但仍耐心做毛澤東的思想工作；1931年寧都會議後，他力主讓毛澤東留在前方參與軍事指揮；遵義會議上，他率先支援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由毛澤東接任。正如他對鄧穎超所說：“我一生最敬佩的人是毛澤東，因為他最懂中國。”
朱德是“人民軍隊的總司令”。他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後，提出“朱德的扁擔”精神，與士兵同甘共苦；在長征中，他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用實際行動踐行“黨指揮槍”的原則。1929年紅四軍七大上，朱德曾提議由自己接任前委書記，但當他發現毛澤東的主張更符合實際時，立即轉變態度，全力支援毛澤東。他曾對部下說：“毛委員的戰略眼光，是我們打敗敵人的關鍵。”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合作，本質上是理論與實踐、戰略與戰術、全域性與區域性的完美結合。毛澤東提出方向，周恩來組織實施，朱德衝鋒陷陣，三人各展所長，形成了“1+1+1>3”的聚合效應。這種和諧，不是無原則的妥協，而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共同目標和共同實踐基礎上的高度認同。
五、結論：歷史的必然與深刻的啟示毛澤東最終成為黨和軍隊的核心，絕非偶然，更非“山頭”妥協或利益平衡的結果。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歷經無數次失敗、付出巨大犧牲後，基於對勝利的強烈渴望，在血與火的實踐中做出的必然選擇。歷史深刻啟示我們：
1. 道路決定命運。脫離國情的教條主義必然失敗，獨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道路，是生存和發展的根本。
2. 核心至關重要。在重大歷史關頭，一個堅強有力、得到全黨全軍公認的核心，是凝聚力量、戰勝艱險、引領航向的決定性因素。
3. 歷史自覺是寶貴財富。深刻洞察時代潮流、把握歷史規律、堅定道路自信，是領導者最可貴的品質，也是黨在驚濤駭浪中屹立不倒的力量源泉。毛澤東成為核心的歷史程序，是一部充滿挫折、犧牲、探索與覺醒的壯麗史詩。它昭示著一個真理：真正的領導核心，是在偉大斗爭的烈火中煉就的，是在歷史與人民的共同選擇中確立的。這份歷史的饋贈，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