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筆記俠（Notemans） 責編 | 賈寧 排版 | 沐言
第 8843篇深度好文：10518 字 | 20 分鐘閱讀
筆記君說：
1935年10月，毛澤東帶著一支不足8000人的隊伍抵達陝北，衣衫襤褸人困馬乏，眼前是黃土高原的千溝萬壑和國民黨十幾萬大軍的圍剿。
這時，蔣介石志得意滿，宣稱不出半年就可以給紅軍以最後的致命一擊，徹底實現“攘外必先安內”的目標。
然而13年後，這支隊伍走出延安時，已壯大為280萬解放大軍。
又過了1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最後倉皇離開大陸，偏居一隅。
這一切，當然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和廣大軍民的奮戰，更離不開毛澤東的正確戰略設計。
沒有衛星地圖，沒有云計算，毛澤東在窯洞的油燈下，用最“土”的方法完成了最頂級的戰略決策。
今天的創業者面對經濟週期、行業洗牌時，或許能從這段歷史中找到破局的底層邏輯：
戰略決策的本質，從來不是比誰更聰明，而是比誰更清醒。
寶塔山巋然不動，延河水川流不息。
今天，我們將帶領大家回到90年前那段崢嶸歲月，用“道、法、術”的結構邏輯，一起回顧毛澤東在延安的13年中，是如何做出正確決策，領導中國革命事業的。
從中，我們當代的企業家和創業者也會得到4點破局啟示。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所幫助。
“延安十三年”是一種習慣的說法，也有稱“延安歲月”和“延安時期”的。
狹義地講，是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到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撤離，這10年的歷史。
廣義地說，從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陝甘支隊（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抵達陝北吳起鎮，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吳堡縣東渡黃河離開，這13年的歷史。
1.哲學思維，是毛澤東思想的堅實基礎
初到延安的毛澤東，在每天繁忙的工作間隙，努力閱讀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種哲學書籍。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他後，記述道：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
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
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
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同時，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將哲學問題視為“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發起成立新哲學會，倡導全黨學習哲學，親自到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等高校去講授哲學課，並研究和撰寫哲學著作。
1960年，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興奮地回憶起他在“抗大”當哲學教師的情況:“寫《實踐論》《矛盾論》，是為了給抗大講課。他們請我講課，我也願意去當教員。去講課，可以總結革命的經驗。”
毛澤東寧可少講具體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工作，也要給思想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革命幹部講哲學，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他要教會革命的領導者掌握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延安時期，毛澤東倡導全黨學習哲學，講哲學，研究哲學，並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為正確制定戰略決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教授李放春老師在筆記俠PPE（政經哲）24級重慶站政治模組上分享《抗戰勝利後毛澤東的戰略決策》主題的時候說：
“毛澤東領導革命鬥爭背後的哲學是什麼？用哲學的語言表述的話，叫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兩個方面是互相依存的，就像我們對對手一樣，強者和弱者是互相依存的。但是矛盾論裡邊講到同一性，它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問題。
第一性是說我們強者和弱者，沒有強也就沒有弱了，強和弱是相互依存，那麼同一性裡邊還有第二性，就是說強和弱之間，或者說矛盾的兩個方面之間，又是不斷的去轉換，也就是弱者是可以變成強者？強者也可以變成弱者。
萬事萬物都是運動的變化，而在變化的過程中，其實就是力量的不斷轉換的一個過程。在毛澤東思想中，世界就是充滿矛盾鬥爭的。”
2.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實事求是”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
毛澤東挖掘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賦予實事求是這個古典成語新的涵義，深刻揭示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和基本要求，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絡，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時，制定了“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校訓，並親自題寫“實事求是”的校訓，嵌在中央黨校大門口。從延安到北京，中央黨校將此繼承下來，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標識。
有兩件事，說明了毛澤東是怎樣重視“實事求是”的。
第一件事：1941年3月，毛澤東決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彙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毛澤東為這本書寫了序和跋。
他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瞭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
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儲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瞭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
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瞭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他又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
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絡。”
第二件事：同一年的5月19日，他在他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
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
另一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沒有興趣，許多做實際工作的人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
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誇誇其談，自以為是。
毛澤東說：“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
3.“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宗旨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為一名普通戰士張思德召開的追悼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闡述共產黨“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他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相融合。
他將“人民”概念從抽象的政治名詞轉化為具體的歷史主體，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種理論創新實現了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有機統一。
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在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的同時，把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章。
從此，“為人民服務”這一核心思想，貫穿革命戰爭和建國後的經濟建設時期，並一直作為黨的立黨和執政理念，在過去、當下和未來熠熠生輝，光照古今。
為人民服務，在商業上給我們哪些啟發呢？
從底層邏輯出發，抓住主要矛盾，堅持使用者第一的長期價值。
比如，任正非就深受毛澤東哲學思想影響，提出“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的核心價值觀。
在非洲市場，華為發現當地基站常因高溫和電力不穩宕機，便針對性研發耐高溫、低功耗的基站裝置，甚至開發“太陽能基站”，解決了客戶痛點。這一戰略使華為在非洲通訊市場佔有率超70%，成為全球化標杆。
企業家要像毛澤東研究社會矛盾一樣，深入洞察使用者真實需求，而非盲目追逐風口。
要向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一樣，深入瞭解使用者需求，為使用者解決問題。
毛澤東一向認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單有這些還不夠，還需要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政策和策略。
他說：“只有把理論與實際政策說清楚，問題的解決才算完整。”
於是，1939年7月他在陝北公學講話，引用《封神榜》的故事比喻說：“今天你們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線跟日本侵略者作戰，我也贈你們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游擊戰爭和革命團結。”
隨後他在《共產黨人》雜誌的發刊詞中正式提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
1.統一戰線，是“三大法寶”的基本武器
全民族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倡導建立、堅持和發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8月，他在洛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透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標誌著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正式形成。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悍然發動全面內戰。
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關於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毛澤東指出，“被蔣介石政府各項反動政策所壓迫、處於團結自救地位的中國各階層人民，包括了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強調要建立一個包含上述階層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毛澤東的統一戰線理論，以階級分析為基礎，以“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為策略核心，在不同歷史階段靈活調整聯合物件與鬥爭形式。
從國共合作到聯合民主黨派，從農民聯盟到民族資產階級聯合，其理論與實踐不僅推動了中國革命勝利，更奠定了新中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根基。
2.武裝鬥爭，是“三大法寶”的重要方法
在武裝鬥爭中，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動員廣大群眾，進行人民戰爭。
他明確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的鮮明口號，強調“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於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八路軍從1937年抗戰爆發之初的4.5萬人，發展壯大到了1944年的50萬人，抗戰結束後，更是成長為一支擁有100萬戰士的威武之師。
解放戰爭的勝利，同樣是人民戰爭的勝利。
面對國民黨重兵進攻陝北，毛澤東根據陝北群眾基礎好、地形險要、迴旋餘地大等有利條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精幹機關，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作戰。
毛澤東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規模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各解放區人民以無比巨大的熱情，以源源不絕的人力物力給予前線空前規模的支援。淮海戰役動員起來的民工累計即達543萬人，向前線運送1460多萬斤彈藥、9.6億斤糧食等軍需物資。
淮海戰役的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渡江戰役的勝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劃出來的。
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們的軍隊是真正人民的軍隊。
3.黨的建設，是“三大法寶”的核心
隨著全民族抗戰的廣泛開展，黨的活動範圍迅速擴大，黨組織和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到 1938年底，全國黨員人數從全民族抗戰爆發時的 4萬多人增加到 50多萬人。
同時，由於隊伍迅速擴大而帶來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問題日益凸顯。1939年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鞏固黨的決定》，強調“以整理、緊縮、嚴密和鞏固黨的組織工作為今後一定時期的中心任務”。
從1942年開始，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整風，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使全黨受到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
對於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具有積極意義。
經過這次普遍的思想教育運動，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人心，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更加團結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在這裡，我們得到的啟示是：
透過文化共識與制度創新，構建組織韌性。
2001年到2003年是阿里巴巴最艱難的時期，馬雲就推行過三種“毛澤東式”的管理運動。他認為，這種形式對於企業管理變革而言，是最為有效的。
馬雲曾以“延安整風運動”來統一價值觀、統一理想，他說：“透過運動，把不跟我們有共同價值觀，沒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統統開除出我們公司。”
而在阿里巴巴的人力資源體系中，甚至直接照搬人民軍隊的“政委”系統。該系統從04、05年開始打造，根本原則是：“把支部建在連隊上”。
阿里巴巴面臨的問題是機會多，工作多，但人不夠。
這時候就需要配置另外一條線：在每一個業務經理身邊配置一個“大政委”。讓一個有經驗、有文化，對於組織建設有經驗的人輔助業務負責人，幫他管好隊伍、建好隊伍。
我們需要注意到：“三大法寶”從來就不是單獨發揮作用的，而是結合在一起發揮作用的。
三大法寶的內容也不是相互隔開的，而是相互貫通、緊密相聯的。三大法寶結合起來才靈驗，才有無比強大的威力。
1.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毛澤東認為，面對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策正在相應地作出重大變動。
他說：“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
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只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
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的志願，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
1940年7月，毛澤東在為紀念抗戰3週年所發表的《團結到底》一文中，首次公開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權的主張，指出：“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佔三分之二。
無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面有存在和活動之權。”
就這樣，“三三制”政權作為一種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從制度上為黨外人士進入政權並佔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
這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和團結各階級、階層、黨派和團體參與抗戰，最終奪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2.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
毛澤東的決策智慧都是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來的。
毛澤東曾說他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他說：“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他回顧民主革命開始時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指出：“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
在殘酷、激烈的革命鬥爭中，始終存在著敵特企圖打入革命隊伍內部進行破壞的問題，有必要開展肅反工作。但在肅反工作中也犯過個別搞錯了或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對此多次進行自我批評。
1945年2月，毛澤東說：“黨校就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我是黨校的校長。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也是我。”
他還指出：“我們對人民講的話，作出的決議案，制定的這樣那樣的政策，都是這樣，凡是搞錯了的，都要修正錯誤，賠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地賠不是。我們要有這樣的態度。這叫做什麼態度？自我批評的態度。”
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自我批評道：“審幹中搞錯了許多人，這很不好。對搞錯的同志，應該向他們賠不是，首先我在這個大會上向他們賠不是。在哪個地方搞錯了，就在哪個地方賠不是。”
自我批評需要勇氣，領導者要勇於面對錯誤，承認錯誤。自我批評，是為了幫助自己改正錯誤，不斷督促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當下我們的企業中，同樣需要批評與自我批評。
只有展開批評，才能夠將企業中的一些缺點和不足顯露出來，才能夠作出應對的決策和措施來。
凡是大的企業，成功的企業，從來不會隱瞞自己企業內部存在的一些不足，正是他們敢於正視自己的錯誤，才能夠不斷前進，不斷壯大。
華為總部大門前，立著一塊石頭，刻有《華為基本法》裡面任正非的一句話：“一個企業長治久安的關鍵，是它的核心價值觀被接班人確認，接班人又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
華為的自我批判絕不是表演一下走個過場，它是深深地嵌入到華為的管理制度當中，比如華為後備幹部的選拔中，有一項是品德考評，考評兩項內容，一個是關鍵事件，另一個就是自我批判能力。
如果一個華為員工沒有自我批判能力，他就不能成為後備幹部。
如果企業的領導不能做到自我批評，也不能聽進去別人的批評，一味地剛愎自用，那麼他就絕對不是一個優秀的領導者，這種領導的企業也很難得到良好的發展，甚至會走向衰敗。
3.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陝甘寧邊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與精兵簡政，使根據地政權獲得群眾廣泛支援，形成了“軍民魚水情”的獨特政治生態。這種政治合法性的建構，為後來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社會基礎。
我們詳細說說“大生產運動”。
1940年秋天，國民黨政府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邊區的外援全部斷絕。
與此同時，邊區內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五大災害的侵襲，災情幾乎波及每一個縣。
陝甘寧邊區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區，只有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土地也比較貧瘠，要保證供給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難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響亮地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
開國大將蕭勁光回憶說：“一天，毛澤東同志把林伯渠、高崗和我找去，對我們說：我們到陝北來是幹什麼的呢？是幹革命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頑固派要困死、餓死我們，怎麼辦？
我看有三個辦法：
第一，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 第二，不願解散，又無辦法，大家等著餓死；
第三，靠我們自己的兩隻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大家共同克服困難。
他的這段話，既風趣，又易懂，像一盞明燈，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
毛澤東從來不說什麼“黑話”“大詞”，從來不“掉書袋”，而是用幹部和群眾最能聽得懂的話，講最貼切的道理，解決最實際的問題。
在“大生產運動”中，我們最熟悉的是八路軍359旅和南泥灣的故事。
1941年初，黨中央命令八路軍359旅開赴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
全體官兵在旅長兼政委王震的率領下，分批由綏德警備區開赴南泥灣，遵照毛澤東“一把钁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的指示，在多年荒蕪、人煙稀少的南泥灣紮下根來。
在生產資金缺乏和生產工具缺少的困難情況下，他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經過兩年的辛勤勞動，逐步把荒涼落後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江南”。
1943年，初步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錢。
1944年，開荒達到26.1萬畝，產糧3.7萬石，在糧食、經費自給的基礎上，還積存了一年的儲備糧，做到了“耕一餘一”（即耕種一年莊稼，除消耗外，可剩餘一年吃的糧食），而且向邊區上繳公糧1萬多石。
359旅在南泥灣屯墾的幾年裡，還挖了窯洞1048餘孔，建起602間平房和1座大禮堂、2座小禮堂，置辦農具、傢俱1萬多件，攢下了厚實的家底。
就這樣，通過幾年的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為渡過嚴重困難、堅持敵後抗戰，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從1943年起，敵後各根據地的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人民負擔也只佔到總收入的14%左右。
按當時的生活水平，真正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要求。
1943年11月底，毛澤東在招待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興奮而自豪地說：“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
這又給我們哪些啟發呢？
透過技術自研與產業鏈整合，突破外部限制，掌握核心技術主動權。
比如，面對歐美技術封鎖，王傳福借鑑“大生產運動”精神，堅持全產業鏈自研：從電池、電機到半導體（IGBT晶片），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間3天搞出口罩生產線圖紙，7天造出口罩機，成為全球最大口罩廠。
2022年，比亞迪自主研發的刀片電池突破磷酸鐵鋰能量密度瓶頸，反超特斯拉的電池技術。
4.持久戰思維與游擊戰創新
1938年5月，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抗日戰爭的實際尤其是全國抗戰10個月的經驗教訓，並集中全黨的智慧，發表了著名的軍事論著《論持久戰》。
在《論持久戰》一文，毛澤東分為2大部分：
其一，全面分析了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總方針，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
其二，將抗日戰爭分為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
第二個階段，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
第三個階段，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
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毛澤東運用《矛盾論》中的哲學智慧，進行了抽絲剝繭的分析，剖析出了核心矛盾：
“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於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
那麼，如何增強我方力量？文中分析有兩種方法：
第一，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
第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如何減少敵人的力量？也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這是一種被動的手段；一種是我方主動採取手段使其減少。
於是，《論持久戰》一文便運用了《矛盾論》中的方法論，以大量篇幅分析中日兩國的力量在戰爭中的持續變化，最終得出結論：
“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禦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正是有如此充實的分析做鋪墊，文中才會駁斥“速勝論”和“亡國論”，並得出結論：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必將是中國，同時又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
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歷史過程證明，毛澤東的持久戰思維，是正確的。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也說：“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
此外，在具體的戰術執行上，毛澤東創造了“游擊戰”，並提出了“敵進我退, 敵駐我擾, 敵疲我打, 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游擊戰術原則。
按照這個原則，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由小到大，遍地開花，作戰形式多種多樣，戰鬥方式變化無窮。
到抗戰勝利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共進行遊擊戰鬥12.5萬次，殲滅日軍52.7萬人，偽軍118.7萬人，解放國土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1億多，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蹟。
因此，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國媒體載文稱毛澤東為“中國游擊戰之父”，日本軍事評論家池野清躬認為毛澤東是“現代游擊戰之父”。
在人民戰爭中，我們得到的啟示是：
在資源劣勢下，透過差異化策略創造區域性優勢。
拼多多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是對毛澤東遊擊戰思想的現代應用。
面對淘寶、京東的壟斷，拼多多借鑑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思想，避開一二線紅海市場，主攻三四線城市及農村。
透過“農產品上行”計劃（如“多多果園”助農直連消費者）、社交裂變（拼團砍價），3年使用者破5億。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其農產品GMV同比暴漲136%，實現逆週期增長。
我們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看清當下。
歷史長河奔湧向前，但戰略智慧的光芒永遠照亮未來。偉大決策的本質，從來不是資源堆砌的陣地戰，而是認知升維的持久戰。
毛澤東用13年延安歲月教會我們：在至暗時刻抓住主要矛盾（道），在資源匱乏時重構組織韌性（法），在競爭紅海中開闢戰略藍海（術），才是基業長青的底層演算法。
為此，筆記俠PPE課程2025級的第一模組【政治學·利與害】，我們將課堂選在革命聖地延安。與同學們一起重走"思想長征路"，共赴毛澤東的決策發源地，在歷史現場習得破局真經。
在延安，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筆記俠PPE（政經哲）政治模組導師丁學良教授將為我們分享政治概念和理論，圍繞國際形勢（中美關係+中歐關係+東南亞地緣形勢）、中國模式展開見識的提升與思想的碰撞。
丁教授對筆記俠說：“在國際形勢加速動盪這個大環境下，隨著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不斷摩擦，在商業活動中的問題，會陸續湧現出來。 如果你不瞭解國際政治的一些基本參照點，你最多隻能往前走三步，第四步就一定會栽跟頭。”
所以，他說：“我認為PPE最大的價值，是拓寬了我們的視野，掌握了批判性思維。學好PPE的人，根基很深，看得很遠，能看清大的格局和趨勢，因為根深，所以在很多方面可以擴張出去，對於CEO、企業家等等，都是有幫助的。”
作為國內第一個面向企業家的PPE，筆記俠“第五代企業家PPE班”高揚“天下格局，有容乃大”的旗幟,致力於為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提升和放大見識。
什麼是PPE？PPE，即（Philosophy哲學，Politics政治，Economics經濟），通譯政經哲。最早由英國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於20世紀20年代初設立，被譽為人文社科類最頂尖的專業之一。
筆記俠的PPE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實踐，我們一直在探索PPE內容的中國化、企業家化和經世致用化，這也是我們貫穿始終的治學理念：思想性、方向性、妙用性。
筆記俠第五代企業家PPE課程2025級，現已開始報名。（課程報名截止日期：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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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1.《毛澤東倡導全黨學習哲學》，黨史博採
2.《毛澤東傳》（全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3.《毛澤東選集》（全四卷），人民出版社
4.《大生產運動為何被毛澤東稱讚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黨史博採
5.《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為何能得到世界如此推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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