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
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來源：不滅老燈
作者：尹廣泰
圖片：選自網路
毛澤東晚年曾經說過：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革”。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毛澤東傳》)
這段話反映了毛澤東晚年對於“文革”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已經看到了“文革”的某些錯誤和危害；另一方面，他十分擔憂和看重黨內否定“文革”的思想傾向。毛澤東曾提議讓鄧小平主持寫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可是鄧小平堅持原則，婉言拒絕了。那麼，毛澤東為什麼想讓鄧小平主持寫肯定“文革”的決議？鄧小平為何委婉地拒絕了毛澤東的提議？
毛澤東說：“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
1975年初，毛澤東不顧“四人幫”的反對，堅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重新推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來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並支援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其用意在於儘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損失，恢復國民經濟和國家政權的正常運轉。
應該說，鄧小平對於“文革”錯誤的認識，是隨著全面整頓的不斷深入逐漸深化的。鄧小平領導整頓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提出的“三項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其中“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條，都是與“文革”相悖的。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武器，從問題最為嚴重的鐵路運輸部門入手，開始發動大刀闊斧的整頓，然後層層深入，漸次擴充套件到鋼鐵工業、軍隊、科學技術、文藝、國防科技、農業、教育等許多領域，最後進入最核心的黨的整頓。全面整頓中所暴露的問題，使人們逐漸看清了“文革”的錯誤和造成的危害，整頓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績讓人們看到了糾正錯誤、正確發展的希望和方向。因此，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到後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全面糾正“文革”錯誤的大動作。正如他後來所說：“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鄧小平年譜》)
毛澤東支援鄧小平開展整頓工作，區域性糾正“文革”的錯誤，但不能容忍鄧小平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在1975年下半年當全面整頓“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的趨勢逐漸顯現的時候，他對鄧小平的不滿加劇了。這時，毛遠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澤東吹風：“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歷史轉折的前奏》)他特別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並說這股風“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還兇些”。毛遠新的這些話深深觸動了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毛澤東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指示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文革”問題，幫助鄧小平提高認識，並要求由鄧小平主持做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1975年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傳達說：“主席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毛澤東的這個決定頗具匠心：一是讓鄧小平這樣對“文革”有看法的人來作這個決議，可以堵住對“文革”持異議人的嘴，讓人不敢再唱反調，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二是給鄧小平一個機會和臺階，讓他改變對“文革”的“錯誤認識”，思想上來個大轉彎。毛澤東的本意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但出乎意料的是，鄧小平引用毛澤東將重新工作的老幹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話，拒絕了毛澤東的提議。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這句話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是沒有資格來主持寫這個決議的；其真實含義則是他不認同毛澤東對“文革”的肯定。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此後，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澤東讓他“專管外事”。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被迫中斷。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是嚴重的、全域性性的錯誤”
鄧小平在個人進退的關鍵時刻，拒絕做肯定“文革”的決議，體現了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政治上的堅定和遠見。在9個月的全面整頓中，他逐漸看清了“文革”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嚴重危害，看到了人民群眾對“文革”的懷疑和牴觸情緒與日俱增，看到了撥亂反正產生的明顯成效和廣泛影響，找到了把中國從“文革”的災難中解脫出來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這個事關中國發展的根本原則問題上，他只能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了。鄧小平拒絕做肯定“文革”的決議，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堅持原則的立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鄧小平一貫堅持的根本思想方法，他曾不止一次講過自己是“實事求是派”。由於他深感“文革”是一個錯誤、一場災難，所以就不可能主持制定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由此也可看出：他不是從眼前或個人利益的角度評判是非的；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才是他判斷正誤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粉碎“四人幫”後，從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鄧小平領導和主持制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他多次在同中央負責同志或歷史決議起草組負責同志談話中明確地提出否定“文革”的思想。1980年8月，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80年10月，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珍貴檔案》，)1981年3月，他在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域性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還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氾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文革”做出了全面分析、徹底否定，明確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決議統一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為掃除思想障礙，全力以赴地投入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鄧小平是《歷史決議》的總體設計者和直接主持者。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歷史決議》的這一偉大成就。
“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不能改變這條路線。”
從鄧小平寧可犧牲自己拒絕毛澤東的提議，到他親自領導和主持起草《歷史決議》徹底否定“文革”，說明正確評價“文革”是關係中國發展進步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可以說，沒有對“文革”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的徹底否定，就沒有中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小康新生活，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指出：
“面對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難局面”，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因此，今天在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堅持《歷史決議》對“文革”的正確評價，這是一個重要原則問題。
當前，我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攻堅期和急速變革的社會轉型期。當發展過程中和發展起來以後出現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交織在一起的時候，當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的時候，社會上有的人開始習慣性地懷念起“文革”，在思想領域裡開始出現了某種質疑《歷史決議》、肯定“文革”的思潮。比如，對“文革”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損失這個基本判斷，就受到了一定的質疑。這在一定程度上攪亂了人們的思想，是很危險的。因為如果否定了這個基本判斷，那麼改革開放就失去了歷史依據。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鄧小平1993年9月在審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總結報告後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麼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這段話實際上告訴我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不能動搖；《歷史決議》所作出的否定“文革”的結論，不能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