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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非凡君（feifanjun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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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如何用畫筆，
拯救一個村莊？
他穿著褪色的軍綠色夾克，揹著舊書包，一言不發地走進村口。
沒人知道，他是從北京來的“藝術家”。
他把廢棄的豬圈，變成孩子們的畫室；
把一罐醃菜，賣成網紅特產；
用一支畫筆，喚醒了一個村莊。
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到底在“折騰”些什麼？
▲ 許國良
01
是藝術家，也是菜販子
他的名字，叫許國良。1961年，出生在湖南益陽的一個普通家庭。
那年恰好是“三年困難”剛結束，他家的生活依舊拮据。
但也正是這片土地，讓他最早接觸到民間的藝術土壤。
1980年，19歲的許國良穿上了軍裝，成了一名空軍文藝兵。
部隊裡紀律嚴明，他第一次意識到，藝術並不只是塗塗畫畫，它也可以成為一種修行，一種表達。
白天訓練，晚上畫畫，他開始習慣於在嚴苛中磨自己的筆頭——有時畫完一幅稿子，連凳子都坐不穩，只能靠在牆上眯一會兒。
正是在部隊的那幾年，他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也第一次意識到：
藝術不是裝飾品，它是情緒，是責任，是對世界的回應。
▲ 許國良作品《十月·清江II》
退伍之後，他考入魯迅美術學院深造，又轉入中央美院，師從多位當代藝術大家。
1990年畢業後，許國良留在了北京，和無數藝術青年一樣，把夢想安放在了這座城市。
但和“成功”兩個字相比，他更執著的是表達。
他不擅長和人打交道，也不怎麼願意應酬，但他畫出的東西，總能在展覽上一眼被認出：
有煙火味，有土地味，有一種被壓在生活深處的力量感。
2009年，他定居宋莊。那年他48歲，年紀不小，但他說：“人到中年，更知道自己為什麼畫畫。”
次年，他創辦了“上能藝術”，從一個畫家變成了策展人、組織者。
他牽頭髮起了“大象之相”“逆向蔓延”等一系列藝術展覽，也因此成了宋莊圈裡少有的“中堅力量”。
而這也為他後來的選擇，埋下了伏筆——
宋莊教會了他如何自由創作，湖南老家的那片黃泥地，教會了他為什麼創作。
02
藝術扶貧的初心萌發
2014年初春，宋莊依舊熱鬧非凡。
那天，在許國良一手打造的上能藝術當量美術館，一群藝術家圍坐開會，話題從藝術流派聊到藝術市場，越聊越激烈。
▲ 上能藝術當量美術館
有人感慨：“現在畫畫就是比誰畫得貴。”
有人笑道：“誰還管你畫得好不好，只看你能不能上拍場。”
而許國良卻在眾聲喧譁中，忽然冒出一句話：
“藝術的價值，不在於一平方尺賣多少錢，而在於它對社會有沒有用。”
屋子裡一時沉默，很多人沒聽懂這句話的分量。
但許國良自己聽懂了。
他突然意識到，自己這些年雖然辦了很多展，賣了不少畫，但離“為人民而藝術”的初衷，其實越來越遠了。
“我出身農村，小時候吃的是番薯粥，哪一口飯都不容易。我當年能上美院，是鄰居們湊錢才讓我去的。我要是這輩子只畫給收藏家看，那我就白活了。”
這一念起，再也放不下。
2016年，許國良放下了宋莊的工作室，背上畫包，回到湖南益陽。
他沒有選擇城市展館，也沒聯絡老熟人，而是直奔益陽最偏、最窮的一個小村莊——富民村。
那裡是典型的留守村，青壯年外出打工，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最初村民們聽說來了一位畫家，還以為是搞宣傳的。後來才知道，這個人真的是來教孩子畫畫的。
▲ 《我料青山應如是》劇照
沒有教室，他就在老樟樹下掛塊黑板；沒有畫架，就把青石板當桌子；沒地方畫，就把廢棄豬圈清空，貼滿彩紙和畫作。
每個週日，許國良都從市裡開車60公里，一來一回120公里，不論風雨。
他說，“路上最多的不是車，是想放棄的念頭。”
但他沒放棄。
“農村的孩子不缺聰明才智，他們缺的，是看見美、表達美的機會。”
03
把藝術從畫布上“摳”下來
起初，許國良以為教孩子畫畫、點亮他們的童年，已是最大的善意。
可他很快發現，孩子們背後的生活，比畫紙上的色彩還要蒼白。
富民村的村民多以種植大葉芥菜為生，這種菜製成“擦菜子”已有150多年曆史。
味道咸香、口感獨特，是許多本地人飯桌上的常客。
但問題是，這種“擦菜子”雖好，卻賣不上價。
村民自己醃、自己賣，包裝粗糙，衛生堪憂，靠天吃飯，一斤最多賣3塊錢。
“你別說藝術，就是化肥都請不起。”村民一臉無奈。
許國良心裡一動。
藝術家講究“形式”，那這“擦菜子”，是不是也能換個形式？
於是，一場以藝術為靈感的農業革命，在富民村悄悄展開了。
他第一個提出的，是“菜心子上竹篙”——過去村民曬醃菜，是把菜堆在地上，隨便蓋塊布，髒不髒沒人管。
許國良提議，把曬好的醃菜整整齊齊地掛在田邊的竹竿上晾曬，一排排，一列列，整齊有序，還別有風味。
路人以為是裝置藝術，其實是地地道道的農產品。
不僅如此，他還重新設計了“擦菜子”的包裝：
罈罈罐罐，取自附近銅官窯古瓷器的造型；
標籤字型，用孩子們畫畫的毛筆字勾勒；
商標、二維碼、食用說明一應俱全，鄉土中透著現代美感。
價格也從原來3塊漲到了6塊，銷量還翻了好幾倍。
光“擦菜子”這一項，就為富民村帶來近200萬收入。
“你別看只是個醃菜，它背後是整個村子的尊嚴。”
接著他又牽頭打造“洞庭畫廊”，在村頭修棧道，沿塘植荷，村民的舊院子粉刷一新，牆上畫的是孩子們的畫、宋莊來的藝術家畫的畫、還有村民自己創作的簡筆畫。
原本的“貧困村”，成了遊客眼裡的“打卡地”，一批又一批宋莊藝術家被他邀請來村裡寫生、開展、搞公益。
有人帶來水彩，有人帶來攝影，也有人乾脆就在村民家裡住下了。
宋莊和富民村，兩個原本八竿子打不著的地方，被一支畫筆連線起來。
許國良說：“宋莊的藝術家需要現實的土壤，而農村，需要藝術的種子。”
04
從平方尺到銀幕
許國良沒有想到，自己在山野之間默默做了幾年的事，會突然被搬上大銀幕。
一開始，是湖南衛視的一位編導肖建青來採訪。
她聽說益陽有位藝術家，不收錢教孩子畫畫，還把醃菜搞出了文創味兒，覺得新鮮，來拍了幾天短片。
沒想到，拍完回去剪輯時，她竟哭了起來：
“我們拍過很多‘藝術扶貧’的樣板村，但許老師的‘一支畫筆’改變村莊的方式太真實了。”
於是，她萌生了一個大膽的念頭：要把許國良的故事，拍成電影。
拍什麼？
就拍他用畫筆與鄉村對話的過程。
拍一個退伍老兵如何在藝術圈打拼，又如何轉身回鄉，蹲在廢棄豬圈裡給孩子上畫畫課，用竹竿晾醃菜，把一個“空心村”重新填滿希望。
電影名叫《我料青山應如是》。
▲ 《我料青山應如是》劇照
光聽名字，就帶著一種篤定——
那座青山，一定是應許之地，只是需要有人喚醒。
前不久，這部公益電影在中央美術學院首映，許國良帶著富民村的孩子們來到了現場。
首映式上，300多幅孩子們的畫作掛滿展廳，色彩斑斕，稚拙生動。
一張張紙，寫滿童年的夢想，也映出鄉村的希望。
有人看完電影說：“許老師是畫家，但更像一面鏡子。透過他，我們看見了藝術的另一種可能。”
電影很快引起社會反響，教育界、文藝界、鄉建組織紛紛關注。
3月24日，許國良回到宋莊，在鎮政府主辦的“藝術賦能鄉村振興”研討會上作主題發言。
他不講大詞，仍是那句樸實話：
“藝術不是掛在牆上的東西，它可以掛在籬笆上，田埂上，掛在人們的心上。”
他提出，是否可以在宋莊試點，將富民村的模式複製過來——讓宋莊的藝術走出畫室，走入鄉野。
不是搞“下鄉”，而是真正“落地”。
那天，宋莊不少年輕藝術家都來了，有人問他：“我們這一代藝術家，如果不靠賣畫吃飯，還有別的出路嗎？”
許國良說：“藝術要有溫度。你不妨先看看村裡需要什麼，再想想你能做什麼。”
一席話，說得會場一片沉默。
藝術，不止於畫廊，也可以是一碗擦菜子，一幅童畫，一座村莊的復甦。
05
一位退役軍人的文化擔當
從一個軍人，到一個藝術家，再到一個帶著畫筆下鄉的“老農”，許國良的身份不停轉換，但始終沒變的，是他骨子裡的責任感。
在宋莊，他是“上能藝術當量美術館”的館長，是一位策展人、藝術推動者，是引領群體創作的“隊長”；
在益陽，他是畫畫老師、公益顧問、醃菜品牌的“總設計師”，甚至還當過臨時施工隊長、包裝廠管理者。
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一件事：
一個人的畫筆，可以很輕，也可以很重。
輕，是輕盈地在紙上描摹出想象的世界；
重，是背起現實，為別人撐起一方天光。
村裡人起初不懂他，說他“老畫畫的，來扶貧，哪扶得了？”
到後來，醃菜賣起來了、孩子會畫畫了、遊客湧進來了，鄉親們改口叫他“許老師”。
其實他們都沒錯。許國良也曾是個典型的“藝術為藝術”的人，追求形式，追求技法，在宋莊拿獎、辦展、發文章，一樣也沒落下。
但人這一生，總要有一次“回頭看”。
他回頭看見了老家，看見了童年騎在牛背上看天的自己，看見了那棵老樟樹下守著老房子的母親。
他說，真正的藝術，不應該只在白牆上閃光，而要在泥土中生根，在生活中流動。
2019年，他被評為“全國模範退役軍人”；
2020年，被授予“湖南省最美志願者”；
2024年，益陽市授予他“鄉村文化振興先鋒”。
可這些獎項，他從不擺在畫室正中。
他說，最好的獎章，是那群孩子畫給他的肖像畫，雖然畫得歪歪扭扭，卻每一幅他都記得。
因為那是他在藝術之外，收到過最真誠的致敬。
而他對藝術的敬意，是用腳丈量出來的。
2025年，他已經64歲。
這一年，他仍每週往返宋莊和益陽，來回240公里，奔波不息。
他說，“人老了沒關係，只要眼裡還有光，腳下就有路。”
許國良從未高聲說過什麼“文化自信”“藝術擔當”之類的大話，他說話慢，做事實，像是那種你在村口茶館能碰到的鄰家大叔。
可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不像藝術家”的藝術家，把“藝術為人民”的口號，變成了一張張畫、一罈罈菜、一個個笑著的孩子。
藝術不是高高在上的雕塑，它可以是生活本身。
它不是逃避現實的避風港，它可以是直面現實的戰鬥口哨。
它不是少數人的遊戲，它可以是多數人的希望。
許國良沒能改變這個世界，卻憑藉一己之力，改變了一個村莊的命運。
這個不走尋常路的藝術家，已經做得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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