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革命年代”:歷史學家的南方經驗

全球“革命年代”:
歷史學家的波浪攝影術
*文中方位用詞的指代均附有社會經濟意涵,以下不再特別說明。近年來,“全球南方”概念也基本取代了“欠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國際用語。
11月29日,迪士尼3D動畫新作《海洋奇緣2》在內地上映,莫阿娜懷著遠航夢想又一次出發,我們也再度在大熒幕上看到熱帶太平洋的無垠波濤與漫天霞光。不過觀影之餘,細心的朋友或許曾意識到,我們與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島嶼及海岸在地理上臨近,但彼此間的印象和了解往往以西方國家為中轉站;在隨處可見的世界地圖上,大洋區域位於中心地帶,卻在我們的認知體系中處於邊緣位置。我們對這些地區的歷史茫然無知,無法想象它們與中國乃至全球的過往存在怎樣的關聯。
放心,歷史學者也不知道。過去,這個問題甚至從未在他們頭腦中閃現。當學院派歷史學家在檔案館裡逡巡時,常常只能找到昔日帝國特權階級留下的故紙堆,更糟糕的是,傲慢、偏見和結構性衝突已然浸透其間。當今全球南方(歷史上被殖民,現實中欠發達)的過往是否值得研究、應當怎樣研究一類的想法,總是很成問題。人們自然而然把西方國家視作世界歷史的動源和典範,想象出一條歐美的發家之路並投射於其他地區。專制停滯的大清國和野蠻落後的小島嶼一樣,都是低等或亟待現代化的文明。
半個世紀前的後殖民轉向為歷史認識帶來了新的可能。學者們開始批判帝國話語,進而研究殖民地土著、混血及邊緣群體的歷史,注重殖民地民眾的能動性——不再把他們視作殖民暴力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積極適應並利用新形勢的行動方——力圖據此反對西方殖民霸權,在文化與歷史書寫上為殖民地和被忽視的庶民賦權。如今這類理念已是老生常談,關鍵在於,此種願景如何才能真正實現?
生於斯里蘭卡、現任教於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蘇吉特·西瓦桑達拉姆在其2020年出版的新作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海洋、島嶼和革命:當南方遭遇帝國》(原版標題直譯為《浪越南洋:一部革命與帝國新史》)曾獲2021年美國曆史協會本特利世界史著作獎和2021年英國國家學術院全球文化理解獎,今年9月大陸中文版由活字文化策劃,商務印書館推出發行。在書中,作者提供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歷史快照,捕捉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印度洋與太平洋上沸騰的革命熱浪。
《海洋、島嶼和革命:當南方遭遇帝國》
[斯里蘭卡] 蘇吉特·西瓦桑達拉姆著,黃瑤譯
活字文化 策劃,商務印書館 涵芬樓文化 出版,2024-9
西瓦桑達拉姆的總體思路並不複雜,他試圖將南方海域非歐洲島民和海岸居民的歷史與全球史結合起來,以早期殖民帝國無意識的流動為紐帶,從在地性走向環球性。《海洋、島嶼和革命》不是自北向南的帝國史或立足南方的殖民史,而是關注英帝國建立環球統治之前的反革命暴力,以及當地人的政治自主性如何從南方呼應並組成全球動態。本書的遠大抱負在於重新定義了歐美正史中的宏大議題,至此,全球“革命的年代”終於海涵了南方大洋的洶湧澎湃。
革命年代中的南方海域
18世紀末19世紀初常常被視作一個時代界標,象徵著現代世界的黎明。六十年前,英國史學大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以《革命的年代:1789-1848》開啟了近現代史四部曲的寫作。《革命的年代》是一部講述“雙元革命”影響下的世界的區域歷史著作,霍布斯鮑姆將英國與法國比作兩個孿生火山口,18世紀末,它們分別爆發了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新興因素(即資產階級)醞釀已久,終於噴湧而出,革命熔岩向周邊廣大地區流溢,並以摧枯拉朽之勢帶來了全球性的擴張和征服。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王章輝譯
中信出版社,見識城邦,2017-5
聚焦同一個時代,西瓦桑達拉姆所見所想,則是大海上風起雲湧的革命波浪。滔天巨浪反映了印度洋與太平洋上變革和競爭的激烈。在此區域內,革命中的人員、物品、思想、技術、制度隨浪而行,使得這種早期全球化無法抽象成一場由中心散發的海嘯或某一循規蹈矩的洋流。在複雜多變、動盪難測的廣大洋麵上,歐洲人和當地人面臨同樣的危險與機遇,政治行動者乘風破浪,革命與反革命的多股力量碰撞交鋒。
岩漿與海浪,是霍布斯鮑姆和西瓦桑達拉姆為“革命的年代”賦予的兩種自然形態,也隱含了他們對革命發生及影響機制的不同看法。自這一命題提出以來,不同學者對它的闡釋早已超出了霍布斯鮑姆最初的界限。《海洋、島嶼和革命》對“革命的年代”的再詮釋,實現了這一宏大命題在雙重意義上的更新。
一方面,西瓦桑達拉姆成功推翻了“大西洋革命”敘事。這一術語來自美國學者帕爾默和法國學者戈德肖,意在突出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拉美獨立運動的同質性和關聯性,由於強調大西洋兩岸共同歷史時刻,隱約有冷戰思維潛藏其間。《海洋、島嶼和革命》則透過視線的南移,將時代共性從大西洋推向全球。
另一方面,英國學者A.C.貝利也曾將世紀之交的40年稱作“匯合的革命”,試圖以全球史思維實現帝國史與傳統革命史的融合。如同《衛報》書評所指出的,貝利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展現了全球性的政治動盪和意識形態衝突。然而,他將重點放在帝國核心,強調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刺激了向非西方地區的侵略和殖民,因此呈現為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整合。西瓦桑達拉姆卻關注到東半球的島嶼與海岸,挖掘全球革命史中隱而不彰的、極具政治創造力的主體——一些評論家認為他成功把“革命年代”的政治主體性擴充套件至全球南方
難能可貴的是,當《海洋、島嶼和革命》把鏡頭對準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波濤時,西方一直留在它本來的位置——整體畫面的西北角,美國獨立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並未殺將出來,炫耀它們在兩個世紀中積攢的洋洋自得。在這幅蔚藍色畫卷中,以歐洲國家作為背景,不僅涉及視角轉換,還要在南方尋找實質聯絡。如果未能充分探索南方個體的行動和觀念,視角轉換就不會發生。另外,引入環境史視野也促成了對西方“海洋文明”敘事的顛覆。帝國的事業並非一帆風順,始終遭到當地人和自然環境的抵抗。
《歐洲乘客乘坐衝浪艇登陸馬德拉斯》,1800
為了把南方民眾和環境納入全球革命年代,《海洋、島嶼和革命》拓展了傳統史學中“革命”的含義。如同《亞洲研究雜誌》書評註意到的那樣,西瓦桑達拉姆對革命的定義非常寬鬆,似乎包含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行動和政治反抗,令人質疑這一時段的革命如何與其他年代的起義與反抗運動區分開來。《海洋、島嶼和革命》沒有試圖以本質主義來定義革命的統一特徵,而是以海風與浪花概括革命的形象,用來比喻積極的政治力量和無盡的反抗意識。革命的波濤沖刷到模里西斯和波利尼西亞,在島嶼與海岸間激盪,海灣地區的瓦哈比派、巴達維亞的共和主義和仰光造船工程,全都被網羅其中。
比起“革命”一詞,西瓦桑達拉姆把闡釋的重心放到了“革命的年代”上。他強調這個年代世界的普遍特徵:人們看待自身、領土和世界的方式正在發生鉅變,政治組織方式充滿了衝突和除錯,民族認同、理性主義、立憲主義、共和主義等零零總總的意識和訴求漫天飛舞,民族國家和現代戰爭輻射出與日俱增的影響。迴歸年代本身,意味著克服後來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觀點、返回歷史現場——例如,作者指出,“革命”這一術語也被當時的歐洲人用來形容伊斯蘭教瓦哈比派對奧斯曼帝國的挑戰,因此不應為歐洲或大西洋所壟斷。在這種共時狀態下,印度洋和太平洋各個地區和政體展現出了錯綜複雜的多樣性,並透過帝國與北方的革命聯絡在一起。
《馬德拉斯路上的雙體船》,奧古斯塔斯·厄爾繪,1829年
浪潮隨機、波動、難以預料的特點,在根本上牴觸關於結構和事件的敘述方式。存在多元且個性化的革命情境,並不意味著這些地區的革命無跡可尋。但恰恰是不確定的流動性,使得《海洋、島嶼和革命》不再以雙元革命或大西洋革命這樣的事件為中心,也不會將重點放在帝國統治結構。在早期全球化階段,歷史學家唯一可以把握住的就是流動的主體,去探尋歷史行動者的真實經驗。
因此,《海洋、島嶼和革命》也是一部集結了眾多“硬核狠人”的故事。不過,重新將人物傳奇置於更廣闊的時代語境中,有利於我們理解那些除去傳說光暈的鮮活生命。以印度邁索爾統治者蒂普蘇丹為例,西瓦桑達拉姆從海上聯絡切入,透過印度洋地緣政治解析了蒂普蘇丹的抉擇。在英國對蒂普蘇丹的描繪中,我們很容易辨別出帝國的妖魔化伎倆,把他塑造成一個典型的東方暴君,從而宣傳英國在印度征戰擴張的合法性。但在其他不那麼陰險、卻同樣奇異的可疑側寫中,蒂普蘇丹作為土著人王公,心向法蘭西共和主義,邀請歐洲工匠興建工場,儼然一個雄心勃勃的開明君主,邁索爾的陷落歸咎於法國的背信棄義——一個個關鍵詞是否掩蓋了某種迷思。《海洋、島嶼和革命》回到英法在印度對峙的語境,關注邁索爾與模里西斯共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聯,向我們展示了蒂普蘇丹的困境與期待。
邁索爾的蒂普蘇丹,1790年制
帝國崛起與反革命
帝國崛起是《海洋、島嶼和革命》的另一主題。西瓦桑達拉姆指出,19世紀中葉,英帝國的權力重心發生了從海洋到陸地的轉移。在此前的全球革命年代,帝國雖沒有能力縱橫四海,卻充當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島嶼與海岸上的反革命勢力。
《波斯灣十六景》之一,展現英軍在拉斯海瑪(哈伊馬角酋長國)的入侵場景,1809年繪,1813年印
如同“革命”一樣,西瓦桑達拉姆筆下“帝國”和“反革命”也具有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點。帝國力量似乎與早期全球化相輔相成,英帝國的擴張“讓這些遙遠的區域之間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絡”。但在帝國崛起過程中,入侵、暴力行為和不平等條約遠遠超出了全球化這種中立範疇。此外,帝國還透過長久持續的文化工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了文明、種族和性別等級秩序。
《邦加里,新南威爾士的原住民》,奧古斯塔斯·厄爾繪,1830年印製。這幅畫貶低了酋長權威,並強加了等級性的兩性區隔
至於帝國的反革命性質,中國讀者當然不陌生,很自然就能聯想到20世紀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德國學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預設為這裡的“反革命”概念出自同期埃德蒙·伯克或邁斯特的保守主義政治觀點,但在我們看來,毋寧說是上述南方經驗的前置。在《海洋、島嶼和革命》中,帝國的實際作為也豐富了“反革命”的內涵,殖民者不僅以武力打擊當地人主體性的聲張,還透過知識生產和環境破壞,抹除當地人的創造力,“吸收南方世界的夢想”,竊取了自由與進步的旗幟。
《海洋、島嶼和革命》期盼確立全球南方的主體性,實現全球歷史意識的去殖民化。對於世界史研究來說,實現這類後殖民旨趣依然面臨不少困難。西瓦桑達拉姆跨越重洋,輾轉於湯加、紐西蘭、緬甸、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亞、阿聯酋、斯里蘭卡、模里西斯、南非等地的檔案館和學術機構之間,即便如此,本書仍無法擺脫對英語史料和帝國資料的高度依賴。但作者還是在話語間隙中努力還原當地人的境況。在他筆下,從湯加王公到模里西斯甘蔗園中的奴隸,具有高度能動性的當地人覆蓋甚廣,“原住民”的範疇得到拓展,包含了無數流動的個體與族群。
探索全球南方人們的主體性是一項永無止境的艱鉅任務。西方公共領域中的帝國遺產仍然隨處可見,2020年以來“黑命貴”運動中如火如荼的推倒雕像行動,雖然僅限於文化表徵的改變,卻可以影響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為全球南方正名的歷史學術寫作也是如此,透過揭示歷史失語者的才智與力量,鼓勵我們勇敢追求全球平等和環境正義。
2020年借“黑命貴”抗議活動的“西”風,牛津大學師生再此掀起了“打倒羅茲”運動,要求清除校園內帝國殖民者塞西爾·羅茲的塑像
要想發揮這種激勵作用,除了證明能動性本身的存在,還要揭示其深層含義。在《海洋、島嶼和革命》中,隨著歐洲殖民者、商人、科學家成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活躍力量,當地人逐漸適應新情境並開展創造性轉化,不斷將新出現的商品、思想、制度和權力為己所用。湯加統治者利用西方火器和思想鞏固君主制,毛利人圖奇憑歐洲製圖法表達自己的世界觀。
不過,在歷史學中確立當地人主體性仍有發展空間。帝國傳統史學之所以具有反革命性質,在於其不僅抹去南方人民的存在和聲音,還抹去了他們對人類現代文明的貢獻和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書中一個例子可以清晰反映這種權力關係。奶牛貓特里姆生於船上,因陪伴主人馬修·弗林德斯遠航和測繪澳大利亞海岸線而青史留名。然而,與殖民者深度互動的原住民卻被驅趕到了公共歷史記憶的邊緣,他們的能力與作為也被帝國史學忽略。
紀念馬修·弗林德斯和海上貓咪特里姆的青銅雕像不止一座,從澳大利亞到英國本土都有分佈
如果全球南方的民眾也是革命年代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就理應得到與法國大革命相同的處理方式。他們的存在並非曇花一現,而是以一種尚未被表徵的方式作用於本地、帝國乃至全球的歷史發展。《海洋、島嶼和革命》著墨於個體的流動與抉擇,挖掘當地人的能動性,但在更宏觀的語境中,南方海域廣泛的政治鬥爭對帝國中心和其他部分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全球南方歷史學要實現真正賦權,有賴於揭示歷史現象被忽視的意義。
在另一個維度上,《海洋、島嶼和革命》透過強調非西方族群對早期全球化與革命的參與,為南方海域納入了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但在宏大敘事已經得到普遍討論的今天,本書的核心觀點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理論來闡明。須知,全球化刻板術語和全景描繪下,廣泛的相互聯絡無法說明任何問題,但卻可以創新敘述方式,導向作為整體的人類歷史。在本書“革命-帝國”的雙重主題中,革命與反革命、當地人與帝國的雙重對立,潛藏著正義與非正義的二元論。此種關切與西瓦桑達拉姆本人的經歷和傾向密切相關。他在後記中寫道:
“對我這樣的島民來說,把現代的曙光看作能動者與意識形態之間、人類與非人類、原住民與殖民者、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較量是有道理的。這樣才能在不誇大其影響的情況下對抗現代帝國主義的暴力,凸顯機遇和錯失的贖回權,以及權力的迂迴曲折。”
*筆者據英文原文修訂了譯文
本書作者蘇吉特·西瓦桑達拉姆在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圖書館中,Lloyd Mann攝
作者的志向值得欽佩,但也讓人注意到,《海洋、島嶼和革命》並沒有過多區分當地人中的精英與庶民,在多元族群中隱含著同質性,“革命-當地人”呈現為一種絕然的對應關係。我們不禁疑惑,是否存在一種更細緻的敘述方式,能夠描繪歷史能量的匯聚與擴散,以及諸多元素的整合、碰撞與分離?
或許從本質上說,要發現世界歷史上普遍與多維的聯絡,應考慮到樸素的辯證法。在布魯島四部曲之一《萬國之子》中,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借印尼土著知識分子明克之口,生動地傳達了另一種南方經驗:
“我思索著:哺育我的不僅是歐洲!當今這個摩登時代,已經從我自己的民族、從日本、從中國、從美國、從印度、從阿拉伯、從地面上一切民族的乳腺中為我擠出了乳汁。它們彷彿是養育我並使我成為古羅馬建立者的多條母狼。是否真的由你來建立羅馬?是的,我自問自答。怎麼建立呢?我還不知道。我懷著謙卑之心承認:我是古今一切時代的‘萬國之子’。至於幸臨人世的地點、時間和父母雙親,無不帶有偶然性,而絕非聖舉。
回到竹屋後,我繼續寫作。可是剛下筆,寫下的卻不是我沿路所思,而是這樣一句:罪惡亦接踵而來,它們來自一切時代的一切民族(Juga kejahatan berdatangan dari semua bangsa dari segala jaman)。”
《萬國之子》
[印尼]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著,孔遠志、居三元、陳培初、張玉安譯,黃琛芳校,羅傑、曾嘉慧重校,四川文藝出版社,2023-7
在否決西方的普世特徵、呈現文明多樣性的同時,全球史互聯互通的路徑證明,只存在一個作為整體的人類歷史,人們不可能對族群和文明的歷史進行本質主義的分割。或許在非二元對立的框架內,能夠更自由地彰顯當地人的能動性,釐清意識形態掩蓋下千頭萬緒的剝削力量。
《海洋、島嶼和革命》關注一個政治可能性爆發的時期,深入帝國競賽格局和早期全球化程序來探討南方。西瓦桑達拉姆將“革命的年代”從一個歐洲現象拓展到全球現象,也為我們進一步探索人類共有歷史的可能打下了基礎。當我們談論命運共同體時,我們所強調的是全人類共有未來(with a shared future)。或許在不遠的將來,歷史學能夠告訴我們,人類也共有同一個過去,一個全體民族與地球生態合力塑造的唯一過去。
參考文獻
  • 上海書評:《曹寅評〈海洋、島嶼和革命〉:非東非西的革命》,
  • https://mp.weixin.qq.com/s/TIB4mImnKm_x7L7WuLEJrg
  • Jürgen Osterhammel, “Review: Sivasundaram, Sujit: 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496 S., William Collins, London 2020”,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2022-11, Vol.67 (3), p.319-322.
  • Swapna Gopinath, “Review: Sivasundaram, Sujit. 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Journal of Global South Studies. (01 Apr 2022).
  • Adeeb Khalid, “Review: 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By Sujit Sivasundar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ittsburgh Vol. 81, Iss. 3, (Aug 2022): 645-646.
  • Guardian Newspapers, “Waves Across the South by Sujit Sivasundaram review”, The Guardian (London), 2020-12-14
  •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is Cambridge Life: The historian gathering fragments of the past to understand how humans tick”, https://www.cam.ac.uk/this-cambridge-life/the-historian-gathering-fragments-of-the-past-to-understand-how-human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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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
作者蘇吉特·西瓦桑達拉姆(Sujit Sivasundaram)將帶領讀者進行一次波瀾壯闊的南方航行。跟隨著作者的敘述,我們將回到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的歷史時空中,走訪模里西斯、湯加、開普敦、紐西蘭、澳大利亞、爪哇、錫蘭、孟買、廣州、哈伊馬角等地,遇見這些地區的原住民與外來者,瞭解他們之間的競爭、對抗乃至合作。我們不僅能看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戰爭,更能看到這些地區的風土人情,看到原住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主動參與全球化程序,塑造“現代”,定義“文明”。
海洋、島嶼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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