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通吃島島主
《唐探1900》中，費洋古被許多觀眾認為是最出彩的角色，這也讓岳雲鵬在今年春節的口碑實現大翻身。但是，費洋古臨死前那一句“救中國”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恨國黨質疑這一情節自不必多說，“救中國”三個字從任何人口中說出都會令他們應激。然而，一些認真觀影的觀眾也覺得費洋古的“救中國”太突兀，不合理。
費洋古出身於大清滿洲鑲黃旗鈕祜祿氏，是慈禧太后欽點的赴美欽差大臣，肩負著抓捕革命黨的任務。他看似滑稽可笑貪生怕死，實際上責任心極強，在各種困難危險下仍然忠心耿耿地全力完成老佛爺交給的任務。而且他心思縝密，善於借力打力，在無可用之兵的情況下透過與愛爾蘭幫派合作，最終抓到了革命黨人。拷打不出秘密就準備將之活埋。
就是這樣一個忠心耿耿心狠手辣的朝廷鷹犬，在聽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老佛爺失蹤的訊息後，突然選擇與愛爾蘭幫派同歸於盡，並在臨死前對革命黨人說出“救中國”三個字。前一秒還要活埋他們來保大清，後一秒就讓他們救“中國”，這種立場的突然轉變讓一些觀眾感到缺乏鋪墊。
在我看來，費洋古最後那一句“救中國”的態度轉變是比較合理的，之前的情節也做了相應的鋪墊。只不過因為他不是主角，心路歷程沒有直接放到鏡頭裡。
首先，在國內費洋古對人的分類方式是上三旗下五旗、滿人漢人、義和團、革命黨等等。他初到美國後依然如此界定中國人的身份。但是，他在美國短短這些天最深切的體會恐怕就是，洋人根本不會區分什麼滿人漢人，剪不剪辮子說不說英文也沒有影響。美國只有“華人”這個分類，然後統一歧視。
費洋古對美國人說出自己的一串身份後，對方依舊搬出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讓他滾。甚至，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也都被一視同仁地歧視，只要你不披白皮。這點他在國內或許有所耳聞，但只有到了美國社會才有刻骨銘心的感受。自己引以為傲的“鑲黃旗”身份啥都不是，在這裡費洋古被迫逐漸建立了對“華人”的身份認同。
第二，滿清高層一直認為打壓漢人比抗擊洋人重要得多。因為他們覺得漢人真的會滅了滿清政權，而洋人不會，因為離得太遠。洋人只是為了搶錢，頂多讓大清籤不平等條約，滿清可以透過給洋人當代理人的方式，繼續維護在這片土地的統治地位。但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的訊息直接擊碎了這一假設，徹底攻破費洋古的心理防線。老佛爺都不知所蹤，自己的親人朋友不知有多少被姦淫燒殺。
所以，結合在美國的切身感受，以及這一突如其來的爆炸訊息，至少在這一刻，費洋古強烈地感受到滿人也是華人，而華夷之辯遠比滿漢之分更加重要。
本號之前轉載過高默波教授的一篇論文章節，梳理了西方對華歧視的一段歷史，現在重讀很有意義，如下：
由於其篇幅過長（一萬五千字），我在此僅擷取一小節：
社會進化論和殖民主義的道德價值
從十八世紀後期開始，隨著人類社會由低階向高階進步之思想的興起，指責和譴責中國文化的潮流迅速來到。社會進化論很快就推出了歐洲人是最高階的價值觀 。對黑格爾，赫德 （Herder）， 甚至對馬克思來說，中國只能是比歐洲更低階的社會。Turgot 和Condorcet 宣稱說，中國是原始農業社會。對這個時候的歐洲思想家來說，中國治理國家的傳統世俗理性是微不足道的。應該崇尚的是工業理性，是擴張理性。社會進化論提供了殖民主義的新理性價值話語：越有侵略性的民族越優秀，越擴張成功的民族越高階。接受了這種價值的日本精英不但認為侵略中國是正當的，而且把侵略成功看成是日本“優等生”的標誌。
中國這時處於被殖民的邊緣，民族低階，文化也就低階，於是漢語也低階。義大利哲學家和語言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告訴我們，漢語是單音節的語言，象形的文字，這說明以漢語為母語的國家還沒有超過人類孩童期的原始階段 。威廉亨伯特（Wilhelm von Humboldt）比維科更善意一點，他說，漢語應該是處於最野蠻的和象希臘，拉丁和德語這樣最高階語言之間的中等語言。中國人的思想落後就不言而喻了。美國的傳教士行政官員Isaac Headland 說， “中國人大腦只有理性和發明的潛在能力，他們從來沒有發明過任何東西，他們只是碰到了一些東西”。
1894 年，有個姓Bond 的科學家在當時學術界有極高聲譽的《大腦》雜誌上發表，並隨後由《自然》 (May 31 1894) 以及《北中國箴言報》(June 20， 1894) 轉載的文章裡說，中國人的大腦沒有普通人類大腦那麼先進。他們的大腦更接近於類人猿。 著名的社會進化論學者Herbert Spencer 在他的《描述社會學》裡就引用了這一研究成果。
在澳大利亞，社會進化論價值為反華排華的種族主義提供了科學根據和道德正義及正當性的理論基礎。於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所作出的第一個法案就是“白澳政策”法案。“白澳政策”的目標首先就是排斥華人。實際上，對“黃禍”的恐懼是澳大利亞各個州殖民地同意成立聯邦政府的主要動力之。 澳大利亞進步的勞工運動熱情地參加了排華活動。他們以平等的價值思想來為他們的排華提供正當性的的邏輯可以列為三段式：1）為了建立一個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每個分子都應該是平等的，2）華人是低階的，所以不可能跟白人平等，3）所以平等的澳大利亞應該排除華人。
“白澳政策”時期的兩幅辱華漫畫：上面的叫“中國害蟲”，下面的叫“蒙古八爪魚”。19世紀很多中國人被騙到澳大利亞淘金，這是第一代來澳華人。後來他們遭到嚴重歧視，生活悲慘
當時在澳大利亞有影響的，身兼歷史學家，記者，教育家和政治家數頂頭銜的Charles Henry Pearson 寫了一本題為《民族生活和性格：一個預測》（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a Forecast） 的書，受到了美國的羅斯福，英國的格拉德斯通和澳大利亞的巴頓三國政治家的讚譽。這本書就是上述思想的大雜燴。
作為英國殖民主義代表之一的一位英國船長Osborn 宣佈，“要使中國人聽話，唯一的規則就是武力和強力，跟中國佬說理是沒用的”。 另一位叫莊士敦（Johnston） 的英國人做過清朝末代溥儀皇帝的老師，在中國住了九年，到過中國十個省，在此期間他沒有受到過任何非禮的待遇。這樣的一位深受禮遇和尊敬且應該很瞭解中國的人也宣稱說，讓中國人管理他們自己的資源等於犯罪 。
為殖民主義價值服務的新傳教士
歐洲的啟蒙雖然使政府管理與宗教脫離了直接的關係，但是間接的關係到二十一世紀也是很緊的。這種宗教與政治的間接關係在十八，十九世紀就更明顯了。一個名為Parker 的人觀點很有代表性， 他說，“我們歐洲人，甚至包括俄國人，灌注著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的一種人類精神，正義和進步：即基督教。即使我們人口中有半數的人是無神論者，自由思想者，或是猶太人，用基督教來概括也是合適的”。
這樣，為上帝和貿易開啟中國，西方教堂和殖民帝國主義有著共同的目標。這就是為什麼著名的冒險記者John Robert Morrison 和他在中國的基督教同事們慫恿英國政府為鴉片對中國進行戰爭。 殖民主義為基督教提供支援，殖民主義也需要傳教士的服務。正如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所說，“他們的工作幫助轉移了中國的革命騷亂，使那個國家走向平和與道德正義的道路”。而且，“每個傳教士都是基督教王國製造產品的推銷員”。
美國排華法案時期的辱華海報
同樣，法國的傳教士緊密地與保護他們的法國政府配合，是“世界上最好的間諜軍團”。 即使是這樣，哈佛大學現代中國研究的鼻祖費正清還是覺得不滿意，他覺得中國人太高傲，太中國中心主義了，以致在中國的美國佈道勇士受到傳教的阻力太大，不得不主要從事慈善工作。難怪有些人耿耿於懷：中國人怎麼這麼頑固和沒有理性，連世界上最好的道德和價值都不接受？
西方的優越不僅僅在於它擁有基督教。現代也是屬於西方的。費正清最好的學生之一Joseph Levenson 的思想最能說明這一點。他的鉅著《儒教的中國和它的現代命運》一書所要考察的中心問題就是：中國人怎麼能變成現代中國人。也就是要問：在西方進入中國之前，中國歷史中有現代價值嗎？答案是沒有。“早清思想家的實證態度雖然與對現實主義的科學批判一致，他們的思想不是科學的，也沒有導致科學產生的必然性” (本作者譯文)。中國人不可能同時是中國人也是現代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 羨慕中國傳統成就的歐洲人還是個歐洲人，同時有世界主義的口味。而羨慕西方傳統成就的中國人雖然有點世界主義的樣子，他們終究不過是從善西方的皈依者”。
引文結束。原文《西方中國研究的價值話語》發表於2012年的《區域：亞洲研究論叢》第二輯，由汪暉、王中忱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所有配圖由本公眾號（通吃島）所新增，轉載已獲得作者同意。
近年來，西方國家排華情緒又開始高漲。本島主認識一些海外華人移民，不少人都非常反華，這種愚蠢的殖人令人發笑。但還有些人並不反華，當年只是為了生計才移民。可是，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太差，對政治毫不關心，這種心態很危險。尤其是一些年輕的二代移民，在海外出生，中文都不太好。他們很自然地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貿易戰新冷戰什麼的與我無關，排華也排不到我頭上。
看他們天真爛漫的樣子，真挺想建議去看看唐探1900。在如今這個國際局勢下，這部電影及其背後的真實歷史，值得每個人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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