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麥家

麥家是一個兇狠的寫作者。他的諜戰小說的主人公常常是孤獨的天才，被命運卡在人生的絕境之中。但在這些作品給他贏得巨大聲名之後，他卻放棄了這樣的寫作，轉向了故鄉和童年。

《人生海海》裡還有上校的傳奇故事，《人間信》則徹底迴歸了常人的世界，另一個「文學麥家」浮出水面。他說，他始終困在童年裡。在這樣的年齡，他用寫作去和人生長久以來的羞恥感作戰，撫摸人生的傷口。作為一個「病人」，他的人生不痛快。

困在童年裡的人，會遭遇什麼？一個作家，反覆撫摸傷口，那是他給自己的寫作留下的通道嗎？麥家又為什麼會認為自己是一隻「驚弓之鳥」？

這一次，除了文章，《人物》還推出一檔新的影片節目——《人生地標》。在這個節目裡，我們和麥家一起回到對他生命起過重要作用的地點，去尋找人生的答案。我們相信，那些曾經生活的地方，打造了一個人的人生。我們從空間上去尋找一個人的精神錨點，看一個人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

當人遇到困境，也許重回生命中至關重要的地點，能翻出他人生的底色，讓他真正地理解自己。

期待你和我們一起，走進不同的物理空間，尋找一個人的生命軌跡。

文｜王青

編輯｜槐楊

圖｜《人生地標》節目

上山

去年6月，麥家決定上山。

在距離杭州市區2小時車程的徑山的一座寺院裡，他要完成《人間信》的最後衝刺。寺院的生活清冷、簡單，有著嚴格的作息時間。部隊出身的他很快適應了這裡的生活，早上5點起床，吃完早飯，沿著山上的古道走一個小時；7點半，他來到山頂的一個咖啡館，喝咖啡是寫作的前奏。在等待咖啡廳開門的時間裡，他坐在旁邊的露臺上，一個人靜思默想，這是他每天迎接日出和送走晚霞的地方。

一杯咖啡之後，麥家回屋開始寫作。坐下來後的前10分鐘是最重要的，麥家將這個過程形容為「臨陣恐懼」，如果進入不了狀態，這半天等於廢掉了，只能等到午睡之後再出發。他說起海明威的寫作忠告，「離開寫作臺的最好時間就是知道明天要寫什麼的時候」，這是緩解臨陣恐懼的最好方法。

不寫作的時候，他和寺院裡的朋友張濤一起行山路，聊佛經，聊共同的部隊生活。但對於寫作的事情，隻字不提。這是麥家的習慣，在校完最後一個字、給編輯和妻子同時發出郵件前，沒有人知道，他在寫什麼。

上山之前，麥家度過了跌宕的三年，疫情的暴發、母親的離世，第三個孩子的「不邀而至」，生活的諸多出其不意，打亂了他的寫作計劃，「一拖就是四年」。決定上山，正是出於一種緊迫感：想要在一個完全不受干擾的環境裡，儘快寫完這本在他心裡紮根了很久的書。

《人間信》是麥家「故鄉」系列的第二部。繼《人生海海》之後，麥家又一次面對了曾經不願面對的童年。他說，自己的生命當中一直有一種羞恥感，成長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家庭裡，有一種生而有罪、低人一等的感受。這次寫作對他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正視內心裡最羞恥的部分。

麥家一直寫得很慢。他說自己不是那種削鐵如泥的寫作者，一是「手慢」，常常反覆斟酌字句，寫了刪，刪了寫；二是「嬌氣」，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下，才能把自己調到一個最佳的狀態。在山下的時候，孩子在隔壁屋裡的一聲啼哭就會讓他亂了寫作節奏；朋友要來拜訪，他提前三天就會掛念。母親曾形容他是「一頭快」，每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這是他第一次如此徹底的閉關。

效果出乎意料。上山之後，他形容寫作就像火箭發射，「整個人都被點了火」，56天的時間寫出了平時一年的體量。寫作過程裡，他完全忘乎所以，幾次失聲大哭而不自知。他覺得，這是一個寫作者所能擁有的最好狀態，「其實一個作家能進入一種潛意識寫作的機會並不多，不是你想追求就能得到的，經常是求而不得。但這一次，我覺得我沒有求而得到了，這可能是我的生命的召喚。」

這次高強度的寫作讓他的身體經歷了巨大的消耗。麥家妻子閆顏告訴《人物》，下山之後，他整個人虛脫了，「回來是8月份，家裡開著空調，他一個人躲到房間裡，穿著很厚的衣服，我摸他，渾身都是陰涼的。」後來做體檢，才發現所有指標都不對頭。朋友介紹他去看中醫，師傅搭了脈，診斷是「力氣用完了」。

直到紮了兩個月針灸之後，他才從這樣虛弱的狀態裡慢慢走出來。

寫作《人間信》的過程中，麥家又一次回到童年，回到生命最初的時光。那些故事，一直在他腦子裡縈繞，這是第一次他訴諸筆端，去面對數百萬的讀者。

5月初，《人物》又一次見到麥家，和他一起走過生命中至關重要的地標，杭州郊區的寺院、蔣家村和理想谷。對麥家而言，所有的這些地標都和他的童年有關。

因為童年，他很小的時候就經歷了無端的傷害，也因為童年，他從此成為一個不會快樂的人。但這不是故事的全部。有關作家的敘事，通常是一個人如何面對人生的痛苦，又如何將痛苦轉化為寫作的動力。但故事的另一面是，痛苦也會以同樣深刻的方式塑造這個人。對麥家而言，童年之後，他的人生一直在童年與當下之間，來回折返。就像他反覆表達的，「我走不出童年」。

人生起點

寫《人間信》時，麥家經常聽三首歌，玉置浩二的《別讓我走》，皇后樂隊的《波西米亞狂想曲》和S.E.N.S.的《希望》，在其中一稿裡，他將《波西米亞狂想曲》的一段歌詞作為題記：「媽媽，人生才剛剛開始，我卻把一生都毀掉了。」

他覺得，這句話就像他人生的一個隱喻。

外公是地主，爺爺是基督徒，父親因為一句話，被打成「反革命」。這是三頂令人羞恥的「黑帽子」，像三個罪一樣一直罩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十七歲那年，透過高考，麥家上了軍校，離開了故鄉。軍校畢業後，他在部隊工作17年，待了六七個城市：福州、北京、南京、西藏、成都，但沒有一次想過要回家。「那是我生命最屈辱的一個地方，人的本能是要回避它，要把它掩蓋，眼不見為淨。」

故鄉再次走進他心裡，是父親去世後。

那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休克期。2011年11月，父親去世後，他決定停筆。停筆的原因有很多，過去幾年強負荷寫作的消耗，聲名湧來後的疲憊，第一段婚姻的失敗，但歸根結底，是父親的死亡教訓了他。

他曾在很多場合提起過這件事。寫《刀尖》下卷時，在交稿前三天，父親突然走了，迫使他在父親靈堂裡，「一邊給父親送終，一邊給稿子送終」。後來，他公開承認，自己「在名利和誘惑面前亂了陣腳」。他說自己想了很久，還是決定要重寫《刀尖》。「這是我內心的一個痛，是我寫作路上最大的滑鐵盧，我要對這件事情負責，我要認錯，絕不原諒自己。」

同樣無法原諒的，還有最終他都沒能修復的父子關係。在《人間信》裡，有一段寫的是「我」與父親的決裂，發生在被父親毒打一頓之後。這是麥家的真實經歷。12歲那年，他跟同學打架，三個人打他一個，事後他氣不過，守在某一個同學家門口，準備同他決一死戰。父親得知後，提著一根毛竹抬槓趕來，麥家以為父親是來替他雪恨的，對他哭訴自己的遭遇。但父親非但沒同情他，反而當著同學父母的面狠狠扇了他兩個大耳光，打破鼻樑，血流滿臉。自此之後，他再也沒有和父親主動說過一句話，父親成了他誓死決裂的人。

半個世紀過去後，寫到這裡時，他發現自己仍然不敢面對，小說行進到這部分後，麥家將原本的敘述者「我」換成了「他」，「我還是對自己有一種羞恥感，為了迴避或者逃避這種羞恥，我改變了人稱，才獲得了敘述上的自由。」他說。

父親罹患阿爾茲海默症後的三年裡，麥家每個週末都會趕回老家照顧父親，他給父親餵飯，給父親洗腳，抱父親上床，陪父親睡覺，希望能在父親的某一刻清醒間，得到他的原諒，「哪怕是一個笑容也好」。但就像是他深信的宿命，每次父親清醒的時候，他都不在，有一次父親連續「醒」了幾個小時，母親趕緊打電話讓他回家，但就在他進門前幾分鐘，父親又回到了矇昧中。那一天，他倒在父親懷裡失聲痛哭，彷彿是被命運詛咒並懲治了。

此後三年，麥家隻字未寫，並且做好一輩子不寫的準備。他走不出過去的痛苦，而新的痛苦又層出不窮，讓他心灰意冷。他引用博爾赫斯的話說，「我犯下了人類最深重的罪孽，我從不感到幸福。」他覺得，走不出童年，某種意義上是他身為小說家的宿命，「這個職業會不斷把我拉回到童年的創傷記憶裡。」

坐在蔣家村的老屋邊，麥家講起父親年輕時候曾當過木匠，「在村莊裡是絕對的一把好手」。他說他曾想過，他如果沒有離開故鄉，沒有成為一個作家，可能也是村裡的一個木匠。「就幸福的感受而言，當木匠的我肯定比現在的我更好。」

故事在三年後轉了彎。

命運之手

2014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酒店，停筆三年的麥家突然開始寫了。

那一年，用麥家的話說，「福祿齊降」。《解密》被二十多個國家引進出版，在出版社的邀請下，他和妻子閆顏從瑞士一路周遊到德國、西班牙、墨西哥，最南到了阿根廷。他們至今記得，在馬德里的中心街區，公交車的車身上印著麥家的宣傳海報，上面寫著：「誰是麥家？——你不可不讀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

閆顏回憶，那一年，麥家接受了全世界大大小小100多家媒體專訪，《紐約時報》的記者專程來到杭州，一個月內對麥家做了4次報道。他一直覺得自己成名太晚，而諸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後，被很多人誤認為是個通俗的暢銷書作家。這一次在海外獲得的認可，比如入選英國「企鵝經典」文庫，《經濟學人》雜誌在封面上廣告：麥家寫出了一部偉大的中文小說等，不僅是市場上的，也是文學地位上的確認。在閆顏看來，那一年麥家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最重要的變化是，「他更加堅信了，自己是為寫作而生的。」

以往，他總是將擰巴的自我，潛藏在諜戰小說幽微的細節與極致的戲劇衝突裡，而這一年，他感到自我逐漸上浮，試圖更直接地表達。在墨西哥城的那家酒店，一天晚上，他睡不著，坐在書桌前，不自覺地開始寫，故事從他的內心流瀉出來，正是他生命中最深刻、最柔軟，也是最羞恥的部分——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家裡由此被捲入時代漩渦。這是「故鄉」系列的寫作起點，也是《人間信》裡「日本佬」故事的雛形。

回頭來看，寫作童年的種子一直埋在他的心裡。灰心喪志的那三年，因為陪伴母親的需要，麥家被迫面對了曾經刻意想要回避的故鄉。很多次，他陪著母親走在鄉間，遇到故人，麥家要回避，母親才發現他對故鄉依然耿耿於懷。母親說，我一個農村婦女，都可以放得下，「你一個讀了那麼多年書的人怎麼還放不下」？

在母親引導下，他逐漸恢復了和村裡人的往來，也是在那個過程裡，他曾經難以面對的童年，堅固的外殼開始鬆動了。他終於可以嘗試開啟它，凝視它，琢磨它。正是在這種狀態下，他出現在了墨西哥城的那家酒店，迎來了「三年掛筆」後的再次落筆，並一發不可收拾。2019年，麥家出版了小說《人生海海》。

在很多層面上，《人生海海》都是麥家寫作的一次轉折。這是他第一次在寫作中面對了最屈辱也是最傷痛的童年，也是他的又一次自我證明，證明他並非只能寫暢銷的諜戰題材。莫言評價《人生海海》說：「麥家把他的家底子都抖擻出來了……這本書顯示了麥家的語言能力和野心……在大部分篇幅中，他用了一種具有濃郁鄉土色彩的、但業已馴化的陌生化語言。這一點讓我欣喜，讓我對他刮目相看，我一直認為一個作家必須能創造一種帶有他的鮮明風格的語言，才有資格被稱為文學家，否則就是一個小說匠人。」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樣一本在題材上並不討好市場的小說，成為麥家賣得最好的一部書，迄今已銷售400萬冊。

回憶起那段時間，閆顏為丈夫感到高興，但身為妻子，她也感到孤獨。2015年，閆顏和麥家的第一個孩子出生。那是她第一次成為一個母親，26歲，很多事都不知道該怎麼做，丈夫正在書房裡創作，有時候，她會聽到裡面傳出來的哀樂和哭聲，但她始終不敢敲門，也不敢詢問，因為擔心打擾丈夫的寫作，她還會經常帶著孩子出門。

麥家覺得，感情的穩定是創作慾望重燃的一個重要原因。生活中，他不是一個那麼好相處的伴侶，對人嚴苛，情緒不穩定，喜歡獨處，但妻子閆顏能夠包容他的一切，「有時候我真覺得她了不起，跟我這麼一個人在一起，她能夠百分之百地接受我。」

後來，《人間信》收尾時，麥家想把這本書送給妻子，但情節怎麼設計他想了很久。新經典總編輯黃寧群告訴《人物》，等到書快下印的那週末，麥家還在對最後一章進行調整，「他想要以一個最好的方式來表達內心的情感。」

最終，他給最後一章取名為「眾聲」，結尾處，他寫道：「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說，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詩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飛速穿堂而過的人。那麼小說呢？這是一部小說，悄悄地說，獻給我妻子。」

讀到這句話時，閆顏落了淚。再次提起這件事時，她還是沒忍住地哭了，她說，「看到最後這5個字，一切都值得了。」

麥家說，閆顏是可以為他擋掉外部世界的人。由於童年不幸，他面對外部世界時始終有些手足無措，閆顏是他的緩衝帶。

驚弓之鳥

在徑山的寺院裡，每到傍晚時分，麥家習慣繞著山走一圈，這是他每天的儀式，有時候看看晚霞，有時候靜思默想，但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他一定會折返回屋，因為「害怕會看到蛇」。

就像一個咒語，麥家每次遇到蛇，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第一次是2011年，在院子裡看到一條蛇，不久之後，父親去世。後來，姐夫去世的那一年，之前他又遇到過一條蛇。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他在小區散步，遇見一條非常大的蛇，將近2米長，「簡直五雷轟頂」。那天之後，麥家惴惴不安，不到兩個月，母親摔了一跤，陷入昏迷，100多天後，母親去世。

他相信細微之處的「預兆」，對生活的秩序有著近乎偏執的堅持和講究。出門前，他會確保門口鞋子擺得整整齊齊，每一雙都要在固定的位置上。有時候家人忘了，他會煞有介事說，「一雙鞋放不好，出門就不能腳踏實地，就可能不順當。」採訪當天，他換了幾套衣服，房間被堆得越來越亂，臨走之前，他再三囑咐阿姨，一定要把衣服都整理好，「不放好，我就擔心這一天都會不順。」

不久前的一場文學論壇上，有作家同行形容他是一頭狼，麥家覺得自己哪是什麼狼，分明是一隻「驚弓之鳥」，「歸根結底還是內心脆弱，對那種不期而遇的，或者說意外的打擊，有一種過度的防禦心理。」

他買過三本相同的佩索阿詩集，不同的版本，一本是韓少功翻譯的《惶然錄》，另兩本翻譯成《不安之書》，完全是看了這個書名而買的。他覺得，這書名就是他人生的一種寫照，「我本身就是一本不安之書，不安是我最強烈的心跳。」

他不喜歡變化。母親在世時，每到週末，他都會回去陪母親，吃頓晚飯，說說話。母親去世後，麥家覺得生活裡的這個狀態忽然被掛空了，他開始每個月去上墳，形成習慣之後，不去，心裡就會不安。慢慢的，這變成他生活中另外一個儀式，有時候心煩了，他會開車去父母墳前坐一坐，清空自己；每一次遠行之前，他也會去父母墳前坐一坐，似乎有一種託付。

這種堅持也體現在他的文字創作中。每次交稿前，麥家不僅會一遍遍校對錯別字，還會爭取每一行的最後一個字不是標點符號。雖然知道這麼做是白用功，不同的開本，不同字型、大小和排版都會讓他的努力功虧一簣，但他依然要堅持這麼做，改不掉。這是他的潔癖，也是他的孤僻，「我是被自己各種各樣毛病困住的人。」

黃寧群告訴《人物》，麥家對於文字的整飭感和語感有一種強烈的堅持。即使書已經下印，麥家還是會反覆讀，反覆糾錯，細到哪裡不需要一個氣口，哪裡需要重新分段，他會在自己電腦裡修訂好，再反饋給編輯，希望能在下一次加印的時候做一遍處理。

《人生海海》裡有一處原本寫的是，「老虎有頭、有頸、有腰背、有屁股，還有尾巴……」，當時書已經下印，麥家提出想要在「尾巴」前面加一個數量詞，第一次修訂成「一鞭尾巴」，後來他還是覺得不妥，等第二次下印時，改成了最終的「半盤尾巴」。

「麥老師非常在意準確，而且每件事都要在他那裡就做到準確。」黃寧群記得，麥家有一次向編輯要了稿子回去，想要學著自己給自己做編輯。「有一些作家在作品發表之後不會再回頭看。但是麥老師會不斷重新回到他的作品，直到他覺得最滿意的程度。」

在妻子閆顏看來，生活對麥家而言是一個容器，他對容器的溼度、陽光、溫度、空氣都有非常嚴格的標準，而生活中的秩序其實是他完成創作的生長環境。「他就像一個盆栽植物，嬌氣得很，只有定時定量服伺好時，才能往下生根，扎得更深。」

這樣的狀態在2019年女兒出生後被打破了一些。和之前當父親的經歷截然不同，每次麥家心情特別煩躁的時候，只要看到女兒，馬上就好了。閆顏說，她和麥家的大兒子從小就養成一個習慣，只要進爸爸的房間，必須要在門口敲敲門，或者就在門口站著，他不會越過那個門。「因為老大刻在骨髓的記憶就是不能吵到爸爸。」女兒卻可以完全不管這些原則，經常跑到爸爸的電腦桌前，要糖吃，麥家也不會惱，還會陪她玩。

麥家承認，自己活得不痛快，「我內心是一個很孤寂，甚至孤僻的人，我特別希望把自己交給自己，但是生活又把我送到了另一個軌道上。」

遙遠的事令他煩憂，切近的事令他煩躁。他不會在外人面前動怒，「包藏得比較好」。但在親人面前，經常會發脾氣——有時甚至為非常小的事。這時候，只有閆顏能讓他放鬆下來。「挺神奇的，好像是兩棵長在一起的樹，你把其中一棵樹拿掉，另一棵就長歪了一樣。」閆顏說。

麥家也感到痛苦，「其實最後受罪的還是我自己，因為可能過了5分鐘我就後悔了，我會責問自己，你讀了那麼多書，年紀那麼大了，為什麼還是情緒的奴隸，做不了自己的主人。」說到最後，麥家覺得，無論在外人看來，他的生活如何體面、如何幸福，但只有自己知道，活得有多狼狽。

「我就是個病人。」他說。

童年時代的創傷，永久地留在他的身上。

傷好了，疤卻留在了那裡

和麥家相處的三天裡，我們走過他生命裡至關重要的三個地標：寺院、蔣家村和理想谷。對他而言，寺院代表著一種嚮往，去掉世俗的繁雜和喧囂，回到修身養性的平靜中。蔣家村代表了他生命的出發點，「我不能說它好或不好，因為這就像我身體的一部分，離不開，擺不脫。」

理想谷呢？這是他生命中少許的亮色。十幾年前，他讀到一篇報道，巴黎有個莎士比亞書店，很擁擠，但裡面有床，可以接待一些落魄的文人。他也想做一間這樣的書屋，讓愛好文學的人有家可回。

2012年，麥家如願籌建了這間書屋，取名「麥家理想谷」。

走進這裡，他很明顯地放鬆了一些，他要求採訪不要時長過久，怕打擾到看書的讀者。一位86歲的讀者見到他，很激動地走了過來，握住他的手，定定地對他說：「你寫的就是我的生活。」在書架的兩側，貼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書店外面的圍欄上，寫著麥家的一句話：「讀書就是回家，這裡沒有敵人，只有親人。」

很長一段時間，讀書是麥家生命裡唯一的慰藉。在他看來，作家有兩類，一類是噴射型的作家，才華橫溢，他最喜歡的馬爾克斯屬於這類。另一類是修煉型的作家，慢慢修煉成大師，比如啟發過他的博爾赫斯。他覺得，兩類作家沒有高低之別，而他哪一類都不是，「我是受苦型的作家。」他說。

麥家從12歲開始寫日記，一寫就是二十幾年，日記曾是他孤獨的童年自己發明的一個玩伴。他覺得寫日記的習慣一方面幫他成為一個作家做了準備，但同時也加深了他對傷痛的記憶。「如果不是因為寫日記，很多事情可能也就忘了，但我從小養成一個寫日記的習慣，有很多東西被固定下來，包括同學對我的歧視、父親那天對我的毒打、我的傷心、我對他們的恨等等，都被固定下來了。」

或許因為長期寫日記的習慣，麥家的記憶力一直很好。17歲考上軍校後，考官讓他和同學去福州西湖划船，10分鐘之後就被召集回校，題目很細：撐船的人長相什麼特點？船上有沒有備用櫓？有幾個？十來個題目，麥家全部都答了出來。後來他被分去摩爾斯電碼班，背軍官花名冊、背地圖，都背得非常好。

閆顏告訴《人物》，「有時候，跟他相處的人會感到很緊張，因為你說的任何一句話他都記住了，如果之後說錯了，他會立馬跟你指出來。」

這些是他生活中的痛苦，某種程度上，也是寫作的動力。他坦言，他寫作是一種生理需要，他有太多的心事需要傾訴，心裡有太多垃圾要處理。50歲之前，他的寫作是「瘋子式」的，不眠不休，但哪怕熬到早上五點，刷完牙，躺到床上就能睡著。現在，下午四點後，他就會停筆不寫，「否則晚上就別想睡了」。這幾年，他覺得為了睡覺，「就像打仗一樣，要精心策劃，精心準備」。

年屆花甲，他感到時間不夠用。麥家覺得，對一個作家來說，他有質量的寫作時間也就只有十來年，他要珍惜最後的這不多的時間。為了保證寫作的體力，麥家戒了煙，每天下午都堅持去健身房鍛鍊身體，出長差的時候，他也會帶上健身裝備。從徑山下來的那天，儘管已經感到精疲力竭，他還是咬著牙去了健身房，想要儘快恢復鍛鍊的習慣。

少年時期，他曾許多次夢見過一隻黑色大鳥，「比人還要大」，從天空中盤旋而下，來到他的視窗。直到長大後，他才理解這個夢：「其實是我的一種期待，我對那種不幸的家庭的一種反抗，我希望它來把我叼走，逃走。」

往後的很多年，麥家離開家，他逃離了自己的童年，又一次次折返，如今他終於能夠開啟它，傾吐它，和讀者分享它。他今年已經60歲了，40多歲時，他曾嚮往自己迅速老去，覺得老了，就可以放下一切，放下榮辱，放下生死。等到真的老了，他發現放下很難。人的情感常常標識在最初的地方，他註定是一個「放不下」的人，一個永遠被童年困住的人。

寫《人間信》的時候，他做了一個決定：「我已經洞悉生命的真諦，我再也不想說假話套話屁話，我只想老老實實地講出自己生命當中的一些困惑，我不會有羞恥感，我要勇敢地說出我的羞恥，然後勇敢地從掙扎當中站起來。」

他的「故鄉」三部曲已經完成兩部，他沒有想到《人間信》會寫得這麼深。他在寫作前曾經想要撇開自己，但最後卻無所顧忌，把自己的心跳聲、腳步聲全部放進了這本書。他覺得，這是一個意外收穫，或許也是對他多年寫作的饋贈。

寫完《人間信》後，麥家一如繼往，把試讀本寄給他認為該審讀的人，其中有這次節目的訪談者，《人物》主編張寒。張寒讀完，覺得，「麥家從來沒有走出過童年」，「童年那些人和事一直在他的人生裡瘋狂生長。到了不同的階段，都會生長出不一樣的果子。童年和家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雖然沒有摧毀他，但切碎了他的情感和人生。他殘缺而堅硬地活著」。

這也成為《人生地標》這個節目的契機。困於童年這件事，其實在他內心昭然若揭，但對於麥家來說，像是第一次聽到似的恍然大悟。他承認，即使到了這樣的年紀，他依然走不出童年對他的困擾，無論是曾經作為生命之光存在的母親，還是為了剪斷過去的寫作和日記，都只能消解掉他一部分的傷痕，而無法完全抹去，「就像一個疤，它確實長好了，但你說它完全好了嗎？作為傷，它是好了，但作為疤，它始終留在了那裡。」

他說，「這是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