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琳困境
《再見愛人4》收尾節目中，麥琳和丈夫李行亮有了一次長談。
與此前在節目中屢屢情緒失控的狀況不同，麥琳聽完李行亮的疑慮和心結後，並未失態，很好地控制住了情緒。她坦然承諾丈夫，會放手家中的經濟大權，退出丈夫的部分事業安排，嘗試遵守丈夫的創作計劃。
很快，娛樂新聞就開始跟進麥琳的具體做法，包括但不限於：她在節目中和丈夫李行亮和好，她退出了丈夫新歌的出品方名單等等。
在網路上遭遇長期謾罵後，麥琳釋出1500字的自白去總結自己參加節目的心路。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在人群裡可能沒有人會留意我。突然有一天，我開啟社交媒體，發現大家都在討論我。那一刻，其實我手足無措，頓感天塌。”節目進行中，麥琳更新過一次社交媒體，結果是鋪天蓋地的質疑和謾罵，此後，她一直保持沉默。
麥琳陡然變成了溫良賢淑的模樣，凡事都以丈夫李行亮和他的事業為重，就像大眾所期望她扮演的角色那樣。這一番表態，惹得不少網友湧入評論區表達支援，發言平和且充滿了寬容，其中一則最熱門的留言寫道：節目裡你是唯一一個純素人，但是你會去幫助其他的女生，會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小妙招。而且你從來不在節目裡過度渲染自己的苦難。
時間倒回兩個月，則根本沒有這樣溫情脈脈的互動與諒解，網路間充斥著對麥琳的討伐與咒罵。那時麥琳數次呈現出怪異與自戀型人格障礙的狀態，是大眾輿論中“惡女”的代表。
《再見愛人4》是由芒果TV推出的婚姻紀實觀察真人秀節目，第四季邀請到楊子、黃聖依夫婦、劉爽、葛夕夫婦、李行亮、麥琳夫婦這三對面臨婚姻挑戰的夫妻，透過18天的房車旅行中，去記錄和呈現嘉賓們的表現。這三對夫婦裡，前兩對是演員和網路名人，李行亮是參與選秀出身的歌手，代表是歌曲《願得一人心》。只有麥琳是一個素人。
節目在楊子的“油炸泡麵”表演，以及網名“留幾手”的劉爽自述不支稜等橋段開局後，逐漸將敘事瞄準了缺乏鏡頭表達經驗的麥琳。先是青團事件，李行亮專程從北京打飛的去上海買青團，只因忘記麥琳喜歡的口味，把所有口味都買了回來，結果麥琳第一口吃到豆沙口味就炸毛。這個橋段凸顯出麥琳的“作”。
“燻雞事件” 更是將麥琳推上了風口浪尖。當時在團隊費用不夠的情況下，她強硬地要求購買兩隻共 140 元的燻雞，事後還得意洋洋地嘲笑他人。之後，一次她想喝咖啡時卻說 “我配擁有一杯咖啡嗎”，滿是擰巴和對他人的綁架。
言行的怪異可以說是麥琳戳中大眾敏感點的導火線。而真正使他觸犯眾怒的是，她對於丈夫李行亮的全方位的掌控和一些限制措施。
圖 | 節目中的麥琳和李行亮
麥琳和李行亮是一對典型的相識於微時的伴侶。十幾年前，李行亮參加《快樂男聲》時，麥琳還是一個年輕甜美、纖細有活力的女孩，默默在幕後為自己的男朋友管理後援會，搬運管理應援物資，安排粉絲現場應援。等到後來，李行亮只得到全國第六的名次，事業不順又先後遭遇父母去世，麥琳卻選擇嫁給李行亮。
而觀眾們在節目裡的蛛絲馬跡裡，發現了這一簡單愛情故事的陰暗面。比如麥琳常說：“如果你不這樣做，我會很難過。”以此，利用李行亮對他關心和愛，來迫使他做出一些違背自己意願的事情。她會在很小的事情上挑剔李行亮，打擊李行亮作為男性的自尊心。慢慢地，觀眾開始把李行亮作為同情的物件，由此對麥琳愈發憤怒。
點燃大眾不滿的是麥琳對於丈夫創作的態度。她說：“我不需要因為我有一個搞音樂的老公，我就必須要弄懂他。” 此前，觀眾對於她過多幹涉丈夫的創作就已經不滿。麥琳掌握家庭裡的財權，佔用家庭資產，卻不支援丈夫創作，這讓大眾感到難以理解。而麥琳選擇嫁給了一個音樂創作者，卻拒絕瞭解丈夫的內心世界的想法，有人認為她是隻圖錢的“物質女”。
麥琳的怪異激發出大眾層面的反感。與此同時，她的創作者丈夫李行亮的行為和才華，會加深這一反感。李行亮是創作型音樂人。人們透過李行亮的創作領會他的內心世界，看到了他的浪漫和才華。而他的創作事業，也支撐起全家人的物質生活。他是有作為、有追求的伴侶。作為普通人的麥琳，因為缺乏應對大眾傳媒的智識與經驗，一些細枝末節的行為，會被丈夫這面鏡子放大，被吹毛求疵。
這是獨屬於創作者妻子群體的困境。作為創作者妻子，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和個人時間去支撐創作者的專注創作，而這種支援和服務本身就是高要求的，甚至是容不得一點瑕疵的。因為創作者的工作需要全情投入，這就意味著很多時候創作者妻子就要變成創作者的生活助手，要無微不至地掌管創作者的一切。這種特定的關係，一旦進入大眾傳播領域，源於對創作者天然的關注和偏愛，人們又會用更嚴格的道德標準來審判她們。
在網暴中心，麥琳的生活遭受著各種各樣的侵入。麥琳早期的各種照片都在網上流傳開來，被網友們評判面相、變化，成為惡意的靶子。在李行亮最新的商演路透圖中，大家不僅會關注一身鮮亮演出服裝的李行亮，更會去關注他身後的麥琳，諷刺她穿著醜陋。
有人發帖尋找麥琳生活中的熟人，期望看到麥琳的惡在現實中也被坐實。真有一些聲音，自稱是麥琳在節目裡說的某某好友，或是麥琳過去的保姆、同事、鄰居，曝光麥琳的私人生活細節。
創作者的妻子們
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在1999年和妻子博斯特羅姆初遇。當時的博斯特羅姆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出版過詩集和小說。克瑙斯高於2005年開始寫作《我的奮鬥》，這本書在國際上屢獲大獎。克瑙斯高因此被出版人視為21世紀的文學明星。
在這本自傳體小說中，克瑙斯高自白：生活與寫作的矛盾不可調和。“日常生活連同其義務與慣例，是一件我必須忍受而非享受的事，更不是一件有意義或能使我感到快樂的事。”當時克瑙斯高三十九歲，與妻子博斯特羅姆養育有兩個孩子。寫作第三本小說時，他遭遇了寫作瓶頸，無法繼續寫作。
在他看來，家庭裡的妻子和孩子成為他事業攀爬的困境。然而，他並未意識到，反過來說，這一切也可以成為他的妻子、作家博斯特羅姆攀爬事業遭遇的斷裂。
在現實生活中，克瑙斯高所拋棄的責任和義務，通通堆砌在了博斯特羅姆的生活裡。她支援、捍衛丈夫的自由寫作，同時也消耗著自己寫作的生命。在克瑙斯高與博斯特羅姆的婚姻裡，因克瑙斯高藉口創作出走，大量的家庭事務堆積在了博斯特羅姆的生活中，佔據她本該用於自己創作的時間和精力。
在女兒5個月大時，克瑙斯高提出，為了日夜趕工寫小說要單獨搬去寫字間住。博斯特羅姆質問他：“你是有家庭的，你忘了嗎？”“我一個人照顧女兒是嗎？”克瑙斯高依然不管不顧地出走了，博斯特羅姆氣得從孃家給克瑙斯高打電話，在電話中尖叫並威脅要離開他。
博斯特羅姆的尖叫和威脅消散在風中，對克瑙斯高不起絲毫作用。當時，克瑙斯高陷入了瘋狂寫作，一天只睡兩、三個鐘頭。妻子發難時，克瑙斯高就把電話從耳邊拿開，接著寫，把妻子的不甘、尖叫和威脅悶在聽筒之中，而後，他再拿起電話告訴妻子：走吧，我不在乎，我必須寫。
博斯特羅姆陷入了和丈夫痛苦的博弈，一方受益意味著另一方利益折損。她的丈夫堅持拋棄家庭事務專注寫作，這意味著她的才華只能浪費在被丈夫視為無意義的家務上。克瑙斯高處在必勝的位置，他宣稱，如果不能寫作，一定會離開博斯特羅姆。博斯特羅姆被迫承擔了更多的家務，以保護孩子和自己的生活。
某種程度上說，克瑙斯高的寫作事業是以吮吸妻子的生命和自我的養分為養料。但是，他對此顯得不自知，甚至還認為妻子不稱職。他在寫作中觀察博斯特羅姆，認為她“應付不來”日常家務，做得不夠好還總是抱怨。他在書中這樣描寫自己的妻子：“她的眼光總在別處，從不努力改善任何東西，永遠只曉得抱怨、呻吟、悲嘆。”
圖 | 博斯特羅姆，瑞典小說家、詩人
在事後，人們感慨作家克瑙斯高因為痴迷創作“眾叛親離”，但沒有人看見他對妻子不公平的評價和對待。妻子博斯特羅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片面地理解為因不理解、支援丈夫寫作事業而與他疏遠的妻子，無人知道，實際上她堅決地捍衛丈夫寫作自由。人們看不見她的付出，聽不見她在電話之中無望的吶喊。
2016年，博斯特羅姆結束了和克瑙斯高的婚姻。在多年婚姻之中，她被蠶食殆盡。她生育了四個孩子，操持家中所有家務，不僅罹患躁鬱症，還需要承受、忍耐丈夫在創作中把自己的隱私公之於眾。
盡力克服婚姻影響後，博斯特羅姆時隔十餘年終於重新發表作品，重新以作家的身份活躍於公眾視野。她接連出版了兩部小說，作品獲得了瑞典的奧古斯特圖書獎。
在之後的採訪中，博斯特羅姆提到，不願讓世人看到她，只是克瑙斯高的妻子，而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作者。”
不再作為創作者的妻子，博斯特羅姆以巨大的艱辛和毅力，讓人們看到作為創作者妻子所遭遇的封閉處境。更為重要的是，博斯特羅姆以創作者身份證明，作為創作者妻子付出的巨大隱含代價：她自己原本就可以有所成就。回看這個過程，創作者克瑙斯高眼中的妻子身上滿是無能、自私和只會抱怨，充滿了怪異。
這與麥琳在節目呈現出的怪異有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音樂創作許多時候，與文學創作有著相近的狀態和情形。許多音樂人都會在接受採訪時，說起他們創作時的專注，那種精神高度亢奮和情緒極限拉扯的情形，與克瑙斯高想要拋家棄子的決心不遑多讓。被這種極其特殊的工作狀態拉扯的伴侶關係，很難處於平衡，至於他們的互動模式也不是大眾所能認知的。
大眾的視角幾乎不可避免地偏向創作者角色這一邊。人們和克瑙斯高一樣，視妻子要求丈夫從創作中脫離以照顧家庭的需求為僭越。相反，創作者會藉助創作要求更大更多的獨立領地，伴侶則要從旁提供更多的協助。托爾斯泰的妻子索尼婭，不僅要照顧子女、處理家務，還要為托爾斯泰的作品做審校，將《戰爭與和平》這部煌煌鉅著謄寫了7遍。
可即使這些創作者的妻子們決定為丈夫的事業燃燒，在歷史上，常常連丈夫成就的一個註腳都算不上，甚至連她們心心念唸的婚姻也維持不住。
愛因斯坦的妻子米列娃出生於富裕家庭。米列娃從小展現了卓越的數學和物理才能。21歲時，她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入學考試，進入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攻讀數學和物理。當時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限，米列娃卻成績顯著，物理成績能和她小四歲的愛因斯坦並列前茅。
婚後，米列娃負責照管家裡的一切並生下兩個孩子。孩子後來回憶母親時，說米列娃在婚後放棄了科學抱負，卻還是會和愛因斯坦討論物理學。“我記得看到他們晚上在同一張書桌上工作。”35歲生下小兒子愛德華之後，她連著病了好幾周。醫生認為她勞累過度，勸她讓丈夫僱女傭來幫助她。她為愛因斯坦辯護說，他的工作已經讓他累壞了。
愛因斯坦則專注於自己的工作，排除生活中的一切干擾，連嬰兒的哭聲都吵不到他。有時難得陪孩子，他用左手把孩子抱在懷裡，右手伏桌寫字演算自己的方程。
1914年，和丈夫長期冷戰的米列娃，帶著兩個孩子暫住進朋友家後，收到丈夫的最後通牒。信中，她的丈夫以清單形式列出和解條件，用ABCD分出四個大項，各個大項下面又有數字排序的小項：“A. 你負責：1）整理好我所有的衣服；2）每天三頓飯全部送到我的房間；3）我的臥室和書房要打掃乾淨，但是書桌你不能碰。B. 你必須放棄和我的所有私人關係……”
此前的一年，米列娃因為愛因斯坦的工作變動，不得不帶孩子搬去柏林。朋友都知道，她思念著從小生活的蘇黎世。愛因斯坦靠工作來回避爭吵和尷尬。他們的孩子回憶說，這一年愛因斯坦“認為家庭佔用了他太多時間，他有責任完全專注於工作。”
在往來書信之中，米列娃曾寫道：“丈夫有了名，妻子就沒法指望得到太多感情投入了。”為維繫婚姻，米列娃同意遵守。這種妥協沒辦法真正改變兩個人在一段婚姻中的身份差異。直到1919年，米列娃和愛因斯坦協商離婚。
失語者
作為創作者的妻子，她們在表達中往往處於絕對的弱勢。特別是一旦出現糾紛，大眾總是會從更弱勢的那個人身上找到抨擊點。在和創作者建立的伴侶關係中，她們還要接受自己的隱私被揭露遭受公眾審視的處境。
為突破創作瓶頸，克瑙斯高放棄了虛構的寫作轉向非虛構的自傳性寫作。只是他不光記錄人生的經歷，還披露了妻子博斯特羅姆的隱秘病史。在書中，克瑙斯高把妻子難以面對的精神疾病公之於眾。他寫自己陪同博斯特羅姆去醫院就醫。醫生問她是否想過自殺，博斯特羅姆開始哭泣，在崩潰中承認自己經常想，但為了孩子做不到。
醫生確認博斯特羅姆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勸她住院，她則在驚恐中搖頭拒絕。
隨著《我的奮鬥》變成世界流行的現象級作品。也意味著博斯特羅姆生活中難以直面、不願直面的某些隱私被廣大的讀者持續討論。她的丈夫太過有創作的才華，以至於有那麼多人透過他的創作曲解她、知曉她的秘密，並對她指指點點。創作者身份的特殊，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使得妻子成為附庸，喪失主動權，只能忍受這種被洩露隱私的處境。
結識作家馬原時，李小花是一名從農村到城市做銷售的普通女孩。2012年，李小花跟隨丈夫搬進了位於西雙版納南糯山上的兩千平城堡。她從小生長在海南萬寧的農村裡，婚後隨丈夫搬去上海、海口，從來沒有經歷過高原的生活。
李小花起初不願搬去城堡，但終究不能忤逆丈夫的願望。城堡裡，馬原找回靈感充沛的狀態。李小花則不得不承擔城堡內的大部分勞動。李小花曾告訴採訪記者，“他喜歡的那些東西，都是別人做出來給他喜歡的。欣賞和美都是要代價的。”
她早就覺得照顧馬原和城堡的生活太累，想要回到城市裡去。但馬原並不同意。
馬原的不同意，不僅決定了一家人的生活環境，還決定了兒子馬格的治療方案。來到高原生活後，馬格的心臟出現異狀。去醫院治病卻只是李小花一個人的堅持。馬原以“心臟不能動”為理由，不容許李小花帶孩子去看病。直到馬原的觀念改變，李小花才能帶孩子去醫院，確診為馬凡綜合症。
2022年馬格在家中去世，李小花後悔沒能帶孩子離開城堡到海拔更低的市區生活。兒子去世後，李小花想要出家。她靠佛家思想來安慰自己，相信這些不幸是命數。
在紀錄片《文學的日常》裡，李小花和丈夫從城堡的窗戶探出頭，笑得和睦幸福。但現實裡，她的自我從來敵不過丈夫馬原的詩意，更敵不過馬原的顯赫聲名。其實她早已失去了生活的主動權，被獻祭給負有文學盛名的丈夫和他的城堡。
圖 |紀錄片《文學的日常》中的馬原夫婦
而在麥琳參與節目和社交媒體互動上，也存在著顯著的失語狀況。在節目外，麥琳只在社交媒體上進行過兩次澄清和互動。第一次，她發過一則短狀態，感謝在紛擾中依然支援她、嘗試理解她的親朋和陌生人，而後在謾罵聲中迅速刪除。此後節目中麥琳系列風波愈演愈烈，她再未走到人前回應。
麥琳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是否是一個合格稱職的伴侶，她在鏡頭前惹眾怒的那些 “惡”，又是否有因資訊傳播中的惡意解讀或無意誤解，造成愈演愈烈的非議。種種問題，因為麥琳鮮少在節目之外表達自我，難以求證。
比如，隨著節目的持續播出有一部分網友指出了麥琳幾處怪異行為，在節目中是有伏筆的。例如，她在肆意揮霍經費回程路上，讓葛夕可以表演節目賺取經費。但在她掌管團隊經費當天，團員未經協商進行消費之後，楊子自顧自要求麥琳的丈夫李行亮給大家唱首歌抵錢。這一傲慢的要求卻鮮有網友去指責。而在“畫像事件”發生當天，麥琳對畫像的在意並非憑空而來，畫像環節的開頭，另一位男性嘉賓就不顧忌地反覆笑稱，麥琳的畫像“像個男人”。
在《再見愛人4》節目進行到尾聲時，一些麥琳的人生背景資料被重新敘述出來。她自小被生父母拋棄，青少年時期得知自己是被養父母撿回家的孩子。有關自己得對人有用才配得到愛的不安感，貫穿她人生至此的路程。
事業早期，李行亮接不到活，被前輩勸過改行。麥琳跟隨李行亮來到北京，去批發市場批發，回來擺地攤，開淘寶賣小飾品，讓李行亮有時間有金錢去請老師學習音樂、寫歌創作。她同時也義務做起經紀人、助理等多份工作。李行亮在自述中回憶，麥琳後來又去宣傳公司工作，學習如何為歌手宣傳，想辦法把經驗用在丈夫身上。
麥琳為伴侶做出過諸多犧牲。在節目早期，這些犧牲不是離婚節目呈現的焦點，等到謾罵聲鋪天蓋地，有人質疑這樣的剪輯安排，明顯就是幫助麥琳改觀輿論，讓麥琳浪子回頭，給節目最後兩人選擇繼續婚姻做鋪墊。
麥琳的第二次在社交媒體上的發言，則是她決心完全接受了丈夫的建議，重新回到創作者妻子這個角色。某種程度上，這像是麥琳先前一些行為的“認罪書”，在麥琳改過自新的前提下，網路輿論給予諒解，而麥琳本人則又回到了過去的生活軌道。
當然，也有一部分網友堅持麥琳在節目裡的一切呈現都是劇本。節目早期諸多怪異行為，為的就是攪動輿論和流量，幫助過氣的丈夫李行亮開啟事業的新局面。如是真，這種創作者妻子的自我獻祭，比她改過自新的“認罪”，更可悲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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