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在隱秘的角落

校園欺凌問題由來已久，近幾年更是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話題。2020年至2022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個課題組曾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做過一項調研，結果顯示，有53.5%的學生遭受過校園欺凌，其中20.3%的學生要再次發生同樣的事才會向老師或家長報告，還有1.9%的學生從不報告。

相比於城市，鄉村一直處於教育體系中的薄弱環節和邊緣地帶，因此也成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雷望紅關注的重點。這些年，她去過中西部地區的30多個縣域調研，除了觀察教育能夠多大程度給鄉村孩子提供改變命運的機會，也經常關心學生在校的學習和生活。也是在這期間，她發現校園欺凌就在龐大而又隱秘的鄉村角落裡發生。

雷望紅印象最深的一次調研是2018年，在南部省份一個鎮上（簡稱為T鎮），那裡有三所中學，校園欺凌現象都較為普遍，其中有一所學校，甚至一個星期就可能發生2-3起學生打架事件。

之後的兩年時間裡，雷望紅一共去過2次T鎮，深度訪談了36名師生，包括校長、教師、被欺凌者和多名欺凌者，她想要弄明白的是，究竟是什麼矛盾會引發校園欺凌？孩子們又為什麼會選擇施暴？

雷望紅髮現，鄉村學校許多欺凌事件的發生其實非常偶然，學生之間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打人的理由也可能小到微不足道，她聽過最多的打人理由甚至是沒有理由，一個「看不順眼」，學生就可能施加拳腳。而另一些事件的欺凌性質是更明顯的，學生看似在玩鬧，其實是針對某個特定的弱勢物件，以取笑、欺負和傷害此人為樂，從而引發反覆的、持續的欺凌。

除了T鎮之外，雷望紅還去過多地調研，發現鄉村學校的欺凌呈現出一些新特徵。比如欺凌不僅僅發生在後進生之間，一些優等生也成為被欺凌，甚至是欺凌的主體。在以往的調研中，嚴重的校園欺凌大多發生在初中階段，但她觀察到，鄉村小學階段的欺凌開始增多。

鄉村校園欺凌也並非完全無解。回訪T鎮時，一位校長提供了一份治理答案。根據當地的文化和學生特性，那名校長推行了一系列舉措，使得後進生在校園的意義感被重構，校園欺凌事件明顯減少了。

還有很多學校老師告訴雷望紅，「如果對犯錯的學生用心，而不是把他們推出去，學生也不必成天打打鬧鬧，用暴力構建另一套價值秩序。」但在鄉村教育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如何對學生用心本就是一道難題，需要不同層面合力拿出智慧，對學生要捨得付出精力，付出時間。T鎮的那名校長提供的也只是一種解法，現實中的鄉村校園欺凌問題依然複雜，還需要尋找更多的解法。

以下根據雷望紅的講述、論文和調研筆記整理。

文｜程靜之

編輯｜楚明

之所以關注到校園欺凌這個話題，是從對一個年輕人的訪談開始的。

那是在2018年，我的博士論文確定了教育研究方向，但還沒有具體的選題，就想先找一個縣域，深入村莊、學校、家庭等各個層面做調研，看看能發現什麼一般性的教育問題。

地方是偶然確定的，在一個南部省份的T鎮。T鎮非常大，人口多又雜，經濟也比較繁華，一個鎮上就有三所初中。進入學校之前，我決定先去村莊採訪和觀察，瞭解當地人對孩子的教育理念，結果就遇到這樣一名年輕人：他說自己坐過兩次牢，其中一次就是校園欺凌引起，因為幫助朋友打架，構成刑事犯罪後被關進監獄。在監獄裡，「兄弟們」每個月會給他湊錢買吃的，出獄後甚至還給他辦宴席接風洗塵。

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的事情在T鎮並不罕見。那個年輕人還說，在T鎮的三所初中，校園欺凌現象都挺普遍，因為不愛學習的後進生偏多，天天在學校飛揚跋扈，搞小團體，構建兄弟關係，看誰不順眼就搞幾拳。這些孩子大多又是留守兒童，沒有父母管教，即便犯錯後被父母或者學校懲罰，他們也不害怕，要麼離家出走，要麼直接輟學。

這個故事引發了我對鄉村校園欺凌的關注。後來，我主要去了T鎮的第一和第二初級中學調研，前者是當地的老牌名校，歷史悠久，後者則是上世紀90年代新建的學校，處在鄉村的邊緣地區。在兩所不同的學校，我想探尋鄉村校園欺凌多發的共性原因。

我首先訪談了一些教師和校長，一個明顯的發現是，欺凌和鄉村學校的生源結構和班級配置方式有關。這幾年，「縣中塌陷」話題被反覆討論，鄉村中學更是面臨著生源流失和質量下滑的普遍困境，優等生少，中等生和後進生多，呈現出橄欖型或者金字塔型結構。為了留住優等生，提高升學率，T鎮一中和二中都採取過兩軌制——分重點班和普通班，把最優秀的學生保護起來，創造相對好的學習環境，而對後進生的管理顯得鬆散，不奢望他們學習，只要守住學生生命安全的底線就行。

也因此，兩類班級的風格完全不同。T鎮一中有一名梁老師告訴我，重點班學生特別自覺，老師根本不用管紀律，主要工作是安排作業和考試。但普通班亂的程度簡直無法想象，學習基礎差的「天王」、「天后」一大堆，課堂上不聽講，課後玩性大，如果不是班主任的課，他們很可能消失在教室，甚至翻牆出校園去街上溜達。老師怕學生出事，經常要乾的工作是，外出尋找逃學的學生。

那名梁老師接著就講，管理這樣的班級非常頭疼，那年開學過了兩個月，班上除了5名學生會聽課，書上規規整整做了筆記，剩下學生課本都還是新的。遇到考試的時候，後進生剛開始還會寫試卷，後來卷子也不寫了，再後來連名字都不寫了。學生們厭學，但總要打發無聊的時間，有的想方設法偷手機打遊戲，有的上課看霸總小說，有的女孩沉迷化妝，課桌上擺滿的是鏡子和化妝品，還有的學生要釋放力氣，沒事就找人打架。

正是在這樣的普通班級，更容易發生校園欺凌。梁老師印象很深的是一起兩名學生相撞的事件：A同學不小心被B同學撞到了，生氣捶了對方几捶，沒想到B同學找人報仇，把A同學打了，A同學不服氣，另找了4名學生又把B同學打了。本來是一件小事，就這樣引發校園欺凌。B同學被打之後，最後就提出輟學，不讀書了。

除此之外，班級還有很多學生愛打架和搗亂。有的學生會拿剪刀剪女孩子頭髮；有的上課唱歌，踢認真聽講學生的板凳，各種干擾課堂秩序；還有的後進學生以班級、村級（來自同一個村）為單位抱團打群架。

老師們感到很無奈，鄉村師資原本就緊缺，要維持基本秩序已經很難，如果學生做得不是太過分，他們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幾個訪談做下來，我就感覺教育資源緊張會引發一種「教育無力」。因為教育基礎弱，教師配置有限，鄉村中學會被縣城中學掐尖，為了保留「火種」，不得不實行分層分班制度，但引發的問題是，後進生會感到自己被區隔開來，和學校的主流價值不相容，甚至感到被學校放棄。他們擁有大量自由的時間，但又毫無目標，如同一批「校園遊民」，很容易把校園欺凌作為消費時間和重構意義的一項活動，最後走上一條厭學——校園欺凌和被欺凌——輟學的道路。

但無法安頓的時間也只是一個前提。我決定和學生，特別是欺凌的主體交流，想進一步搞清楚的是，打發校園時間的方式有很多，為什麼這些孩子會選擇施暴？

圖源電影《少年的你》

每個星期五放學後，T鎮的中學生會換上拖鞋，騎著電動車，混跡在大街上和奶茶店裡。為了以平等的身份和學生交流，讓他們更敞開，我的很多訪談就在奶茶店裡發生。

我的第一個訪談物件叫劉華，來自T鎮一中，他講起自己的欺凌經歷，剛讀初一就被打了，對方莫名其妙上來踹了他幾腳，打完後給的理由是，認錯人了。他室友的遭遇也很意外，有一次放學，因為閒得無聊去敲了幾下別班的門，沒想到就被別班一位學生給打了。他的室友氣不過，約了七八個人去報仇，在走廊上圍毆了對方，當天晚上，對方又叫了差不多的人，兩幫人在操場上混戰，直到被兩個班的班主任和年級領導發現後製止。

在鄉村，類似這樣的欺凌事件還有很多。你會發現，這些事件的發生其實並不是蓄意的和有組織的，而是非常偶然的。學生之間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打人的理由可能小到微不足道，比如不小心碰到、插隊、說錯話、走路歪扭、戴眼鏡、看起來很拽、感情誤會等。我聽過最多的打人理由甚至是沒有理由，一個「看不順眼」，學生就可能施加拳腳，大打出手，把小矛盾演化成大沖突。

這類欺凌事件也沒什麼深層動因，更多是學生無所事事，需要釋放青春期的情緒和能量而引發。因為厭學，這些學生在課堂上發呆、睡覺，有的甚至整整一節課就在玩弄一塊橡皮擦。一到下課時間，他們開始釋放精力，四處閒逛，遇到有人挑釁就異常興奮，摩拳擦掌地幹上一架。他們打架前不會進行嚴密組織，而是看準時機就打，打完就跑，把「戲弄」、「打鬥」所產生的刺激感作為快樂的來源，你來我往，導致欺凌事件持續不斷地發生。

這些例子很自然地從欺凌者嘴裡說出來，你甚至會感到他們身上的某種「天真」。他們知道校園欺凌不對，但並不把自己的行為當作欺凌，而是理解為「開玩笑」，或者「相互調侃」。

事實上，是否構成欺凌要看被打者是什麼感受。舉一個例子，T鎮一中的小龍對同學阿展說，「你長得像海綿寶寶」，兩人為此打起來，但之後沒多久就成了朋友，這確實不算是欺凌。但在另一個例子中，小強把一名女生的皮筋悄悄戴在小恩手上，小恩很生氣，把皮筋戴在了小強頭上，兩人隨即打起來，後來還有一名學生跑來幫助小強揍了小恩，給小恩造成傷害，這就構成了一起欺凌事件，不能用「開玩笑」和「調侃」來粉飾。

在鄉村學校，還有一類事件的欺凌性質是更明顯的。學生看似在鬧著玩，其實是針對某個特定的弱勢物件，以取笑、欺負和傷害此人為樂，從而引發反覆的、持續的欺凌。

比如T鎮二中有一名男孩，看著比較「傻」，班上的同學就天天欺負他，趁他睡覺把臭鞋放在他鼻子上，還用被子捂住他的頭打。還有另一名男孩，因為戴眼鏡被同學看不順眼，有一次十幾個人去他宿舍，也是用被子蓋住他的頭打，那名男孩不敢告狀，又怕被再打，後來就只好輟學了。

跟這些欺凌者交談時，會感到他們以自我為中心，很少考慮被打者的感受，甚至不覺得自己打人有什麼問題。在他們的概念中，善惡也不是那麼明確，認為打你幾下，罵你幾句，不是多麼嚴重的行為。這些惡看起來平庸，以至於他們覺察不到是惡，但也正是這些細小的惡，給被欺凌者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甚至改變了有些人一生的命運。

除了取樂，還有一些欺凌者之所以頻頻挑起事端，是想透過暴力表達憤怒和力量，證明自己是「不好惹」的。同時，他們被排除在學校主導的「以成績論英雄」的價值體系之外，就希望構建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秩序。在這套秩序裡，他們信奉的是「叢林法則」，認為誰的拳頭硬，誰就是強者。

他們也透過打架尋覓「同道中人」，劃定邊界，構建圈子，欺凌因此變成一項帶有江湖色彩的社交活動。圈子一般有個核心人物，勾連內部關係，也負責建構新的關係。兩類人的加入會擴充圈子勢力，一類是尋求一起打遊戲、挑釁別人的同伴，為校園生活增添樂趣；另一類則是因為自己比較弱，害怕受欺負，就主動跟圈子裡的人套近乎，希望受到圈子的保護。

和一般的同學關係不同，圈子裡的成員相互之間講義氣，很團結，「兄弟情」甚至會綿延到畢業多年以後，不會因為轉校、升學而輕易斷裂。正因為這種特性，圈子極易形成校園欺凌的團隊基礎，遇到矛盾衝突就以團隊為單位進行擺平，在學校造成很大破壞，大大加深了治理校園欺凌的難度。

此外，圈子團結的另一面，也會形成「老大」和「小弟」的分離。他們不僅地位不同，對於打人的底線，以及什麼程度才達到惡的理解也不同。小弟雖然會受到老大庇護，但也不得不遵從老大制定的暴力規則。記得T鎮二中有一名女學生說，因為初一時被另一位初三女生長期欺凌，為了保護自己，她只好加入某個圈子，之後不得不參與團體打架活動，即便有時候都不知道什麼緣由去打人，她也必須參加，因為一旦拒絕，可能就會被排斥出圈子，甚至淪為圈內人新的欺凌物件。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雷望紅受訪者供圖

除了T鎮，這些年我陸續去過許多地方調研，發現鄉鎮學校的校園欺凌呈現出一些新特徵。

一個很明顯的感受是，鄉村學生欺凌的方式越來越殘暴化了。在許多欺凌者的講述裡，言語辱罵、扇耳光、拳打腳踢已經不算什麼，甚至鼻青臉腫都不算傷，骨折才算傷。欺凌情節變得更嚴重，有侮辱性的欺凌，也有一些群架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

一個印象特別深的案例是，一名學生因為在食堂打飯插隊，直接被10多個人圍毆，之後又被打了八次，最嚴重的一次是30多個人把他關在宿舍裡打。那名學生實在受不了，最後叫了一些社會青年來報仇，弄成一起大型欺凌事件，造成很嚴重的後果，學校為此處分了七八名學生。

在鄉村學校的一些欺凌事件裡，社會青年的介入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他們有些是學生的同村莊年輕人，有些是學生在酒吧、KTV等場所認識的朋友，只要一個電話，他們就可以吆喝來一大幫人，甚至每一次集體打架，都將之看作深化兄弟感情的契機。由於有外部力量的支援，學生會降低施暴的後顧之憂，增強施暴的興奮感，使得傷害程度升級，而且有些人打完架之後也不跑，就等著接受集體懲罰，懲罰之後依然我行我素。

鄉村校園欺凌呈現的另一個特點是，越來越隱匿化了。現在學校監管欺凌的意識提高了，各個公共區域都裝有監控，阻止了一部分可打可不打的架，但也把另一部分原本發生在教室、操場的欺凌推向了更隱秘的角落。鄉村許多是寄宿學校，宿舍就成為一個集中的欺凌空間，之前舉過很多例子，都是欺凌者把人關在宿舍裡，捂著被子打。學習和生活在宿舍裡交織，學生確實很容易發生摩擦，比如我瞭解到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一名學生在宿舍吃東西，別人來搶，他不願意給，就被捂在被子裡揍了一頓，學校對此也感到防不勝防。

當然，這裡的邏輯並不是說寄宿制更容易誘發欺凌。事實上，對於鄉村孩子來說，學校的管控更嚴格一些，如果脫離了校園空間，父母又在外地打工，他們生活過得散漫，再加上被形形色色的社會青年影響，一旦把欺凌引到校外場所，會變得更加不可控。

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鄉村學校的欺凌不僅僅發生在後進生之間，一些優等生也成為被欺凌，甚至是欺凌的主體。這也是鄉村校園欺凌呈現的第三個特徵，蝕最佳化。

隨著鄉村學校管理學生的方式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老師的威懾力下降，原來被充分保護且具有絕對優勢地位的優等生，現在反而容易成為被欺凌的物件。欺凌者會覺得優等生太高傲，看不起自己，就找種種理由欺辱他們。

在T鎮，我瞭解到有一個成績很好的學生，高高瘦瘦，平時不愛說話，也從來不招惹誰，但是一群學生就以「太高冷」「看他不爽」為由經常打他，在校期間打過他近10次。T鎮的另一位學生也是成績好，當副班長，一次值日記了坐在後排後進生的名字，其中兩名學生就踹了他，崴了他的手。

上面講的欺凌都發生在初中，一般來說，嚴重的校園欺凌大多也發生在初中階段，小學雖然存在，但也不會特別惡劣，語言攻擊、推推搡搡，打鬧一下就結束了。然而，我在鄉村調研時卻發現，欺凌現象正在變得低齡化，小學欺凌的嚴重程度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比如河南某鄉就有一個小學欺凌的案例，講起來都讓人氣憤到忍不住顫抖。那名欺凌者是一名六年級的小學生，因為家裡條件好，在學校就經常欺凌別人，手段特別惡劣，踹肚子，坐在同學身上扇耳光、掐脖子，還會用打火機燒女生頭髮。優等生更是逃不過，他會逼迫優等生在廁所吸菸，逼他們學壞。

其中被打得最厲害的一名孩子叫小光，成績排名前10，欺凌者有時把他按在地上，有時逼在角落裡，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就打過四五次，邊打還邊辱罵他的父母。有一次，欺凌者帶了幾名同伴去小光家，把他打得特別嚴重，之後騎著小光家的三輪車跑了。被打之後，小光剛開始不敢去學校，後來索性跟著欺凌者混，開始欺凌別人，結果成績也不好了。

非常可惜，像小光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他們從被欺凌者轉換成欺凌者，是因為被欺負一次後，如果不反抗，就容易遭到持續的欺負。而只有當他們開始去欺負別人時，才可能改變原本弱勢的處境。

圖源電影《怪物》

我們都知道，面對層出不窮的校園欺凌事件，治理要從社會、家庭、學校三個層面著手，但在現實中的鄉鎮地區，校園欺凌治理依然處於失序狀態。

2019年那次調研，我在T鎮還和一位派出所副所長聊過一晚。他告訴我，派出所現在面臨校園欺凌非常困擾，比如有一起戀愛糾紛引起的欺凌案，一群女孩打一個女孩，拍影片發在網路平臺上，派出所還沒來得及反應，資訊就在網路上擴散，讓他們感到壓力。但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校園欺凌沒有被披露之前，派出所也很難介入，即便學生把人打成輕微傷，不滿18歲不予行政拘留，只能進行行政處罰和調解賠償，沒有其他辦法管。

從家庭的角度看，鄉村學生的家長忙於生計外出務工，很多欺凌者都是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基本是空白，以至於一些學生實施欺凌後，老師叫家長，家長都沒辦法到學校。

還有一部分孩子變成欺凌者，就是因為家庭沒辦法給他們保護。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女孩，稚嫩的臉龐打扮卻特別成熟，她曾經是學校的「天后」，經常有組織性地帶頭打架，但走進她的家，就看到家裡很破舊，女孩父親在外地打工，母親已經改嫁，爺爺奶奶也不在，留下她和弟弟單獨在家。女孩跟我聊起父母時，會覺得她特別缺愛，但聊起打架時，對別人下手又特別狠，給人「可憐又可恨」的雙重感受。

基於鄉村的這些現實處境，有效治理欺凌的主體一直是學校。但隨著教育管理制度的變化和對教育約束的增多，學校對於欺凌事件的懲戒能力也越來越弱了。比如以前出現校園欺凌時，學校會想辦法威懾學生，如果屢教不改，還會勒令學生退學。但現在這些措施都不被允許了，一些學生摸熟了套路，甚至會利用既有政策反控制學校。

非常典型的就是「控輟保學」政策，學校要保障學生上滿九年義務教育，這項政策原本一直都有，只不過精準扶貧之後，有些地方執行得更嚴苛，喊出「一個都不能少」的口號，也有教育局的要求是，初三學生不能低於初一進來人數的90%。這讓學校在懲治校園欺凌時變得被動，如果老師要懲罰欺凌者，他們就以輟學相要挾，以至於有老師說，別說懲罰和批評了，他們現在都不敢高聲對學生說話了。

T鎮一位老師舉過一個例子，初中打群架很普遍，但處罰學生真的太難，有一次， A 同學罵了B 同學，B同學叫了同班七八個人來打A ，把A打骨折了。學校對這七八個人進行處分，沒想到校領導在升旗臺讀完處理意見後，這七八個人就都不讀書了。

接下來受累的還是學校。學生3天不回校，班主任就要開始勸返，勸不動上報，年級主任和校長再帶著走一次，勸返工作都要寫成報告。如果學生7天還不回校，學校就要下發《復學通知書》，並同時上報政府了。

實際的勸返工作非常難。2019年，我跟著學校校長、鄉鎮幹部、村幹部到學生家裡去勸過一次，那名學生在初三快畢業前輟學，到他家裡時，他已經去外地打工了。校長讓家長給學生打電話，也不要求他什麼，就是回來參加考試，沒想到家長電話都不願意打，態度很敷衍，變成是學校求著孩子去上學。

那一年，那所學校共有28名學生輟學，校長去勸返了好多次，為了讓學生回來，他甚至會自己墊付路費。還有一個被他勸返過的女孩，對方父母說，回學校可以，但要每個月給女孩350元，算是她每個月打工的工資。

為了防止學生因打架走到輟學這一步，鄉村學校會盡量阻止打架的發生。比如我知道湖南有一些學校會和派出所溝通，每到週五放學時，民警和輔警會在學校附近疏導交通，同時是威懾學生不要打架；如果學校提前知道了打群架的訊息，也會請派出所出面制止。

此外，學校會請派出所進校園宣講欺凌的法律知識，但衍生的新問題是，一些欺凌者懂了法律，反而會利用法律的邊界去作惡。記得去年我在湖南一所初中調研時，就聽到學生直接跟老師說，犯錯了也沒事，因為自己還不到16歲。

對於許多欺凌的孩子來說，16歲是一個年齡節點，他們會數著日子什麼時候到那一年的生日，數著日子什麼時候初中畢業，但對再遠的未來就沒有想象力了。可真到了那個年齡，他們離開學校，也只能跟別人出去打工，或者長大點去當兵，還有的就流落在KTV、酒吧和髮廊這樣的場所。

圖源電影《怪物》

在鄉鎮調研這幾年，我感到一種空虛感在鄉鎮孩子中蔓延。

鄉村親子之間的交流非常少，又沒什麼娛樂設施，一幫孩子曾經就跟我講，他們覺得村子裡最好玩的事是「搖紅薯」——用土壘成一個小塔，把雞肉和紅薯放裡面，用燃料燒一燒，到一定時間再把塔拍下來，用餘溫把紅薯和雞肉燜熟。但玩多了，他們也覺得沒什麼可玩的了。

孩子們沒有情感和娛樂載體，就把自己深深嵌入在手機世界裡。短影片對鄉村孩子的影響非常大，在校園欺凌這點上也是如此。網路本身具有很強的示範效應，在他們中傳播最快的是刺激、血腥和偏執的內容，孩子看到就會去模仿。他們接觸的資訊很龐雜，但對世界的認知和未來的想象又特別單薄，很多理解都來源於網路主播，問他們將來想做什麼，很多女孩就說當網紅，男孩就是遊戲主播。

去年，我嘗試做過未成年人與網路世界的一個關聯調研，發現青少年所關注的東西跟我們完全不一樣，話語體系差異也特別大，很多詞彙都用拼音代號表達，成人根本都聽不懂。他們不認同成人的價值觀，成人也很難進入他們的世界。

但能感覺到，這群孩子也希望被肯定和被看到。最極端的是欺凌者把打人影片拍下來發到網上，目的其實是彰顯自我，以勝利者的姿態進行炫耀，但在被批判之前，他們甚至都沒意識到這是一種畸形和惡的方式。

但校園欺凌的治理真的就無解了嗎？這幾年，我也在鄉村尋找有效的治理案例，回訪T鎮時，二中的校長給了我一個意外的答案，在他推行一些舉措後，二中的校園欺凌事件居然明顯變少了。

這位校長怎麼做的呢？首先，他把T鎮的宗族文化融入到了校園治理中。當地每一個自然村就是一個姓氏，共一個祖宗，每逢重大節日還會在村裡的祖先祠堂一起祭祖。這就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同姓學生之間會倍感親切，容易結成圈子，學生打架之前，還會掂量對方姓什麼，來自哪個村，如果對方村莊的勢力強大，ta就不會選擇輕易動手。

根據這個特點，校長在校級和年級學生會之外，成立了一個村級學生會——每個村組建一個學生會，成員8人，由那些威信高、家族勢力大的學生作為幹部，職責是管理學生放假和上學路上的安全，有人被欺負了要及時報告，發現同村之間、村與村之間的學生出現矛盾及時反映。藉助這個組織，學校非常容易獲得資訊，把一些欺凌扼殺在了萌芽裡。

那位校長在人員選用上也很有魄力，包括校級和年級學生會的成員，他們大多不是優等生，而是經常打架的後進生，由班主任推薦，透過演講競選出優勝者，主要考察的是學生的組織能力、管理能力，以及處事是否公道。

那名校長強調，之所以敢用這些後進生，是因為他覺得做教育一定要有容錯空間，允許學生犯錯，給他們改正的機會。但遺憾的是，現在教育裡的容錯空間越來越小，過度強調安全，遏制孩子玩鬧的天性。孩子做一點惡作劇，就被貼上壞小孩的標籤，被排除在主流的評價體系之外。對於那些不害怕規則的孩子來說，越是這樣，他們越是會強化對抗行為，不斷逾矩，挑戰學校的權威和底線，某種程度上造成欺凌風險。

二中校長很懂得這一點，他不僅給後進生機會，而且還做了很多匹配措施，鼓勵他們施展個性。這也是鄉村教育缺失的一點，有的孩子雖然成績不好，但有其他像畫畫、足球、跳舞這樣的技能，只是沒有條件也沒有機會被開發，而那位校長就想辦法發掘學生的各種技能。

比如學校裡隔三差五就搞活動，每年有校運會、元旦晚會、十大歌手比賽、穿板鞋比賽、男女足球隊……學校裡有一面繪畫牆，喜歡畫畫的學生可以自己去畫；操場邊上一角還有一個養豬場，平時是給師生改善伙食用的，後來校長就想到搞一個廚藝大賽，學生就特別開心。因為學生裡多是留守兒童，校長還做了一個「給留守兒童過生日」的活動，給孩子們發禮物；到了畢業季，又有「畢業生留下一棵樹」活動，孩子們也很願意參加，透過栽樹表達他們對於校園和青春的情感。

總之，那位校長把資源連結起來，搭建了非常多的活動平臺，讓學生青春期的能量得到釋放，同時重構了後進生的意義感，替代了他們原本被暴力佔據的時間，學生打架的事件自然就減少了。

T鎮二中雖是一所新建的學校，但在那名校長的大力改革之下，學生被管理起來，整體素質也提上來了，收到一些不錯的生源，名氣慢慢超過了老牌一中。現在，T鎮二中已經成為全縣排名前10的學校，幾個鄉村合成一個片區，二中也是片區長學校。那位校長還打破了過去重點班和普通班的分班模式，實行平衡分班，後進生不再感到被明顯區隔。

最後，那位校長跟我講的是這樣一個例子：是一屆學生會的副主席，之前特別愛打架出頭，剛開始進學生會，也忍不住好鬥的習性，看到同學被欺負了，不報告直接就打。後來，老師經常找他談話，認可他的付出，也讓他理解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名學生就感覺自己被肯定和看到，慢慢開始改變，人變積極了，學習也變好了，後來還考上了全縣排名第二的高中。校長就說，如果不給這樣的學生改變的機會，不僅在學校裡搞破壞，而且一個人的前途可能就這麼沒了。

T鎮二中提供的只是一種解法，現實中的鄉村校園欺凌，以及如何管理後進生的問題依然複雜，學校還需要尋找更多的解法。其實，還有很多學校老師跟我說，如果對犯錯的學生用心，而不是把他們推出去，學生也不必成天打打鬧鬧，用暴力構建另一套價值秩序。只不過，在教育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如何對學生用心本就是一道難題，需要不同層面合力拿出智慧，對學生要捨得付出精力，付出時間。

注：根據教育部等十一部門關於印發《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中小學生欺凌是指發生在校園（包括中小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內外、學生之間，一方（個體或群體）單次或多次蓄意或惡意透過肢體、語言及網路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另一方（個體或群體）身體傷害、財產損失或精神損害等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