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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一場關於建築大師貝聿銘的
紀念大展“人生如建築”，
在香港M+博物館初亮相，
便受到熱捧。
如今登陸上海，
更引發了從業界到大眾的熱切討論。
70年建築生涯，
貝聿銘一生中從未給自己做過展覽，
這也是中國內地
第一次以如此完整和立體的方式，
回顧這位世紀建築大師的人生與作品。
貝聿銘走上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的樓梯。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貝聿銘生於中國，
30年代前往美國求學。
工作於紐約，但他的足跡遍及世界：
從蘇州園林到哈佛校園，
從香港中銀大廈到巴黎盧浮宮……
貝聿銘用建築作品，
表達著他對文化與時代的回應。
他的生涯，
恰好也是20世紀世界建築
從東西碰撞走向融合的縮影。
一名新娘在盧浮宮的黎塞留通道留影，巴黎。
攝影：喬瓦娜·席爾瓦。M+委約拍攝，2021年。
© Giovanna Silva
一條與貝聿銘的兒子貝禮中（Sandi），
進行了一次獨家的深度對談，
並專訪了本次大展的策展人王蕾。
從他們的口中，
我們瞭解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貝聿銘——
在建築大師之外，
他也是一個兒子、一個父親，
一個愛讀書的人，
和一個理想主義者。
中銀大廈外牆一景，香港。
攝影：何兆南。M+委約拍攝，2021年。©何兆南
美秀美術館大堂和館外景色，日本滋賀，2021年。
攝影：米田知子。M+委約拍攝，2021年。© 米田知子
蘇州博物館的大廳框起了花園中的景觀，2021年。
攝影：田方方。M+委約拍攝，2021年。© 田方方
貝聿銘肖像，1976年。攝影：Irving Penn。Vogue
© Condé Nast
編輯：夏爾
責編：陳子文
自述：貝禮中
以下是貝禮中Sandi的自述：
關於這次展覽最早的討論，可以追溯到大概十多年前了。
當時我收到了一封來自Aric Chen的郵件，他是M+博物館的建築首席策展人。我原本以為他只是想找我要一些我父親的資料，但實際上，他是想和我父親見一面。因為Aric有一個想法，想為父親策劃一個關於他人生的展覽。
Sandi與一條對談時，正值紐約的清晨。
我父親在他的一生中，都沒有同意過給自己做任何展覽，他總是覺得時機未到——因為他從來沒有停下過工作。
但到了2014年，那年他97歲，終於算是“技術性退休”了。我問他，願不願意見見這位策展人，他同意了。於是我們三個人在我紐約的辦公室裡見了一面，聊得非常愉快。我們都覺得，這絕不僅僅是一場關於貝聿銘建築作品的展覽。
（左起）三子貝禮中、次子貝建中、貝聿銘。
© PEI Architects
因為在很多人的眼裡，貝聿銘是一個“純粹的名人”，一個作為建築師吸引了大量關注乃至是爭議的人。但我們想傳遞給大家的，還有一些更不一樣的內容：作為一個家庭中的人、作為一個父親，他的角色又是怎麼樣？
很多問題我並沒有真正想過，但那就是一切的開始。
他從小在蘇州長大，住在有圍牆的花園裡，家與家之間透過庭院和樓閣緊密相連。後來他到美國學習，接觸到了那些令他興奮的西方建築思潮。但年少時那種理想化的生活縮影，影響了他到西方後看待建築的方式。所以我覺得，他既是東方人，又是西方人。他自己也認為，這兩者在他身上有一個很好的融合。
貝聿銘肖像，攝於剛獲選設計馬薩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之時，1965年。
©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說起與父親的回憶，他成為新聞焦點的時候，我還在讀高中。那個年紀，青春歲月，你會去思考各種各樣的事情，可唯一不會關注的，就是你的父母在做什麼，直到突然有事情發生：
1964年，我父親獲得了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委託之一，也就是肯尼迪圖書館。一下子，他受到萬眾矚目。
這種狀態持續了十多年，因為圖書館實際上花了12年才建成，中間這段時間，他經常在各種新聞裡出沒。我的青少年時代，就被這樣一位“明星父親”陪伴。
貝聿銘站於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外，1979年。
©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其實我從未想過他會對我的職業生涯有那麼大的影響。當然，也許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還太年輕、太天真、太不成熟。
最開始我對建築並沒有多大興趣，在大學主修的也是視覺與環境科學專業，直到大三，我才選了第一門建築學課程。然後我發現：這個學科好像看起來也沒那麼糟糕。
所以畢業之後，我花了一年的時間遊歷歐洲，主要是住在羅馬，因為那裡是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搖籃。（那個時候）我申請過一些獎學金，但一個也沒拿到。
是父親獎勵了我，因為他覺得我在學校表現很好。他說：“好吧，我知道你想去歐洲，我支援你。”正是在那裡，我申請了研究生院。然後和他一樣考上了哈佛大學。
未建成的雙曲面大樓，貝聿銘對於結構的新銳思考。拍攝於展覽現場。
1976年，我從哈佛設計學院畢業。對於建築師而言，70年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找工作非常非常難。我差點就要去加拿大為一個溫哥華的事務所工作了。
那個夏天，父親說，你真的要過去嗎？我夏天有個專案要做。他邀請我加入了一個佛教靜修處的專案。做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我決定留下來。
華僑銀行大廈（1970–1976）屹立於新加坡金融區摩天大樓間一景，約1976年，M+，香港。BEP Akitek捐贈，2019年。© BEP Akitek
羅伯特·施瓦茨（繪圖師），貝聿銘建築事務所，《拉德芳斯之首（1970–1971，未建成）設計方案效果圖，巴黎》，1971年，蛋彩畫紙板本。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碼複製。©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我很幸運，能有一位建築師朋友，也就是我的父親。
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他非常專注，跟我說話就像跟公司裡的其他人說話一樣，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他只不過希望我能表現出色。但他也理解我，並幫助、指導我，他對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香港中銀大廈模型，面前便是蔚藍色的維多利亞港。
中間有一段大約10年的時間，我們一起做了一些重要的專案：盧浮宮、達拉斯的梅爾森交響樂中心，還有香港的中銀大廈——這是他邀請我去做的，那是在1982年底。也是我參與設計的第一座高層建築，所以我非常興奮。
後來每當我接手一個專案時，都會以某種方式想起父親：他會怎麼做？當然，我很難知道他會怎麼做，因為他總是會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總是（先）非常努力地去理解問題，非常努力地研究，探索出如此多不同的設計方案。當他最終確定方案時，你會看著它說：當然，這就是正確的解決方案。
貝聿銘在紐約Sutton Place的宅第。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這是身為建築師的父親，但他在家裡的一面截然不同。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角色，他很好奇，非常開放、慷慨、熱情。他總是尋求深厚的友誼，所以他沒有太多朋友，但他和朋友的關係都非常長久。
貝聿銘及趙無極於巴黎杜樂麗花園，約1990年。攝影：馬克·呂布。©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貝聿銘與夫人盧淑華。©蘇州博物館
他喜歡歷史，喜歡藝術、音樂，還有任何與文化相關的東西。他會跑到書房裡，或者花園裡讀報紙。他真正享受的是獨處、安靜，只有他和他的妻子。
有的時候，他會過來問我在做什麼，週末在畫廊裡看到了什麼，還會問：“你為什麼喜歡聽搖滾？”
貝聿銘與家人在紐約的家中。©Library of Congress
大家都以為我父親是一個全球公民，總是跑來跑去，但他其實並不太願意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只不過由於他所從事的職業，讓他恰好成為了那樣的人。
他設計過一些作品有不少爭議，比如盧浮宮、香山飯店，但我覺得他從未刻意追求爭議。他一直以來試圖做的，是將建築與時代聯絡起來，是將現代主義的建築語言帶入一個充滿傳統和歷史的語境中。
他始終認為自己只是生命長河的某個特定時期從事建築實踐的一員，他深知時代會變遷，而自己不過是在人生的此時此刻完成創作。
在黃浦江畔的“大煙囪”，我們和“人生如建築”展覽第一次見面。
這次的大展，是首個在中國內地亮相的貝聿銘全面回顧展。來自上海和香港的兩大博物館協同，用六大板塊和一條完整的動線，帶我們見證了Sandi講述中，貝聿銘的一生。
貝聿銘的黃棕色圓眼鏡
展覽的開場便劍走偏鋒，是一副小小的圓框眼鏡——這是貝聿銘個人形象的標誌之一。
在M+的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看來，這樣一個由人出發的設計，是“自然而然的決定”。
“我們在第一個空間，要體現他的背景，體現城市的影像——香港、上海、蘇州，要給大眾讀貝先生和他父親的一兩封信。因為建築與人的價值觀有關係，與人的生活經驗和閱歷，同樣很有關係。”
於是第一篇章，用照片、書信和手稿，呈現了一個年輕貝聿銘的思考。
貝氏家族於上海福開森路（現武康路）的花園中合照，後排左三為貝聿銘。
©版權所有，由貝洽提供
他的少年時代在江南度過，父親貝祖詒的住宅，就在如今上海繁華的武康路上。
每年暑假，他還會和家人一起回到蘇州，住進叔祖早年購入的獅子林中。就這樣，故鄉的傳統在貝聿銘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貝聿銘，《中國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標準化宣傳站：No. 3立面圖》，1940年，墨水紙本。
由麻省理工學院博物館提供。© MIT Museum
《中國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標準化宣傳站》模型。
©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貝聿銘，《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士論文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的剖面繪圖》，1946年。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弗朗西斯·洛布圖書館提供。
1935年，貝聿銘前往美國求學，那個年代，西方的建築理念固然先進，但他孜孜不倦地從東西方的設計哲學中同時汲取養分，這份堅持最終賦予了他堅實的內心——後來他站在大洋彼岸直言：“我從未覺得，自己獨在異鄉為異客。”
一位漂泊的遊子，他的身體裡同時住著青磚黛瓦與摩天大樓。
韋伯奈普，《圓形螺旋公寓（1948–1949，未建成）入口和低層單位立面圖，紐約》，約1948年，水彩紙本。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碼複製。©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在展覽的第二個區域，我們看到了貝聿銘早年的創作：哈佛畢業之後，他在紐約房地產商公司韋伯奈普工作數年。
這段故事相比後來那些光芒萬丈的建築作品，並不為太多人所知。但從紐約的基普斯灣廣場，到丹佛的裡高中心，正是這段經歷讓貝聿銘對於建築和設計有了更深的思考。
蘇州博物館建築模型。拍攝於展覽現場。
而藝術與公共建築，更是他的重頭戲。轉頭步入新空間，一座座造型別致的建築映入眼簾。
肯尼迪博物館，正是代表作之一。1964年，貝聿銘擊敗路易斯·康等競爭對手，贏下圖書館的設計競賽，讓他在世界舞臺上聲名大噪。
國家美術館東館模型
國家美術館東館模型。©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始建於1969年，如今也被原貌復刻。
“在很多出名的建築師當中被選中，是一個很難得的事。尤其是在那個年代，一個在歐美舞臺上的華人，其中的故事從來就沒有順利可言，但最重要的是要怎麼樣堅持。”王蕾說。
正因如此，不少觀眾戲稱，名聲顯赫如貝聿銘，也少不了經歷和甲方的“Battle”。
保羅·史蒂文森·歐雷斯（繪圖師），貝聿銘及合夥人事務所，盧浮宮計劃中拿破崙庭院金字塔入口的白天效果圖，巴黎，1984年，鉛筆紙本。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碼複製。©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盧浮宮與巴黎街道
盧浮宮更是其中的代表，要在800年曆史的巴黎聖殿前修一座玻璃金字塔，是此前從未有過的設想。
1985年，貝聿銘的設計方案一經推出，立刻在法國社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各路媒體唇槍舌劍，反對者更是直接抨擊他的想法“大逆不道”。
1987年，貝聿銘與密特朗檢驗盧浮宮金字塔的玻璃。
拍攝於展覽現場。
好在貝聿銘的設想得到了法國政府的大力支援，施工儀式上，站在時任總統密特朗身後的貝聿銘，如頑童般望向玻璃面板背後的鏡頭，露出得意的微笑。
時過境遷，玻璃金字塔的命運好像與埃菲爾鐵塔共同沉浮——挺過如潮水的不理解後，化身成為巴黎的世紀座標。
貝聿銘在蘇州博物館的建築工地。©蘇州博物館
貝聿銘的風格一以貫之，但他絕不因循守舊。2004 年，他接手了蘇州博物館新館設計專案，彼時他已經年逾耄耋。
蘇博位於拙政園之側，許多人期待的，是一座復刻江南風貌的作品。更有人因此直言：如果貝先生不用傳統瓦片來做屋頂的話，乾脆就不要讓他接這個專案了。
但貝聿銘的回答是：“就算不用瓦片，我對歷史傳統依然能有不一樣的態度。”
從海濱長廊望向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多哈。
攝影：穆罕默德·薩姆吉。M+委約拍攝，2021年。
© Mohamed Somji。
他退休前最後一個身體力行的作品，位於卡達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也赫然屹立於展區的中央：白色的石灰石與蔚藍的海面交相輝映，拱形窗上的幾何圖案，更透著對於伊斯蘭風格的致敬。
奇特的是，橫跨半個世紀之後，貝聿銘獻給觀眾的設計，依然是那個熟悉無比的自己。
美秀美術館，日本滋賀。拍攝於展覽現場。
延伸至美秀美術館（1991–1997）的吊橋一景，滋賀縣信樂町，2021年。攝影：米田知子。M+委約拍攝，2021年。© 米田知子
站在這裡，我們才真正回想起Sandi話語中，對於父親作品的肺腑之情：
“在我看來，（我父親）作品的有趣之處，並非是某個專案本身的獨特，而是他在所有專案中的一致性。”
“他並非‘為了形式而創造形式’——他真正尋求的，是某種能夠代表合理性、過渡性的東西。它融合了現代主義的元素，引入了新材料、新技術和新的空間結構，但又堅守在一個穩定的核心與框架之內。”
“人生如建築”。©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
當展覽的最後，我們再次看到紀錄片中貝聿銘的身影，那是遙遠的1970年。一襲灰衣的他，戴著標誌性的黑框圓眼鏡，坐在草坪上和友人閒聊。時而談笑，時而遠眺。
他在觀察世界，也在審視自我。
人生如建築，而建築是生活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