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十幾歲的少年，站在國際大廈樓下，仰望著“遠東第一樓”的挺拔身姿，心裡默默說道：我想做一位建築師。
這位少年就是享譽國際的建築大師貝聿銘，此後的70多年間，他的作品從東方的上海到西方的巴黎、華盛頓，跨越地域與文化，成為人類建築藝術的瑰寶。
貝聿銘肖像，攝於剛獲選設計馬薩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之時，1965年。©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香港首展歸來，4月26日至7月27日，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將迎來《貝聿銘：人生如建築》特別展覽。
展覽透過400多件珍貴展品，全面呈現貝聿銘跨越70多年的建築生涯，包括手稿、模型、影像資料等，讓這位少年出走的建築大師，以獨特的方式重返故土。
與此同時，他位於滴水湖畔的遺作，上海中銀金融中心也即將落成，如同傳奇人生的續寫。
為了呈現這場展覽，M+設計與建築領域的策展人王蕾（Shirley Surya）耗費十年心血，深入挖掘貝聿銘的建築哲學。
在和我聊天時，王蕾表示，貝聿銘不僅是一位建築大師，比起外觀的炫技，他更在意的永遠是建築與人，建築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
這種超越建築本身的精神，正是“人生如建築”的最好詮釋。
M+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
從上海、蘇州到美國
獨一無二的跨文化背景
“從一開始，他已經具有獨一無二的跨文化背景。”
1927年，10歲的貝聿銘隨家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彼時的上海正在經歷現代化的蛻變，這也成為貝聿銘接觸現代主義的契機。
貝氏家族於上海福開森路（現武康路）貝祖詒住宅（屬中國銀行所有）的花園中合照，後排：貝聿銘（左三）、貝祖詒（左六），坐者：貝聿銘祖父貝理泰（左五），1935年。©版權所有為貝洽
他穿梭於江南園林與大都會之間，多元空間的體驗帶來獨特的啟發，以至於後來在美國讀書時，還念念不忘東方傳統園林的“虛實相繼”。
他的哈佛碩士畢業作品“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結合了東方庭院和現代主義，對當時流行的西方建築理論形成反叛。
貝聿銘，《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建築碩士論文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的剖面繪圖》，1946年。
讀書期間，他幾乎每週給家人寫去一封書信，用工整有力的鋼筆字抒發自己的思鄉之情。
“上世紀40年代，世界的建築中心一直是美國和歐洲，整個現代主義都是歐洲化的。但是貝聿銘那個時候就開始思考，如何融合和展現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方式。”
拿北京香山飯店來舉例，1979年國內剛剛改革開放，很多人覺得既然要走向現代，那在建築中就完全不能體現傳統。
但對於貝聿銘來說，傳統與現代從來不是對立名詞，而是可以共存的理念。
他將傳統園林和現代極簡結合，把這座體積約15萬立方米的龐大建築切割成許多不同的院落，達到“不與香山爭高低”的目的。既不破壞周圍的景觀，又與傳統建築的形制吻合。
“很多美國歐洲來的建築師，一提到中式建築，想到的就是大屋頂。”這何嘗不是一種建築上的刻板印象。
“而貝先生很早已經具有了在地意識，無論是在中東、在日本、在法國還是在美國，他都會花時間做大量功課，把當地的人文歷史融入建築中。”
王蕾最喜歡的是他設計的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整座建築如同一座巨大的神廟屹立於科羅拉多州山巔，俯瞰西部和南部的金色山谷。
“這是貝聿銘第一個山中專案，開始時他憂心忡忡：‘我一直在城市裡設計，在山裡要如何設計呢？’然後他就一邊喝酒，一邊在那邊待了好多天。”
最後，他得出結論：我不能和山進行對比，而是要形成對話。不是要“壓”住山，而是讓建築成為自然的一部分。
貝聿銘從材料與外觀入手，利用砂岩製作出粉紅色的混凝土，用灌木錘在表面敲打形成粗糲的痕跡；又從原住民的“懸崖宮”中尋找外觀靈感。
最終呈現出的建築與山脈渾然一體，正如賴特所稱讚的：“我們從不建造一座位於山上的建築，而是它原本就屬於那山”。
不僅是建築大師
更是溝通大師
貝聿銘不僅是建築大師，更是行業內的溝通大師。
“建築界會覺得和商業地產打交道就顯得沒那麼‘純粹’，但實際上想要做出好的公共建築，人際關係是一件脫不開的事。”
1948年，貝聿銘加入紐約房地產商韋伯奈普公司，12年間，他參與了大量的綜合用途規劃、住宅和都市活化專案，也學會了如何和官方打交道。
1964年，肯尼迪家族召集了全球最厲害的18位建築師，從中選擇一位，建造紀念遇刺身亡的肯尼迪總統的圖書館。
當時的貝聿銘剛剛成立自己的設計工作室不久，與其他大師相比處於劣勢，但肯尼迪的遺孀傑奎琳一眼就看中了他，理由是被他的“唯美世界所打動”。
看似幸運的背後，是為了迎接傑奎琳的訪問，貝聿銘連夜粉刷了辦公室，擺放了她最喜歡的鮮花和植物，讓她走進來時無比感動。
這種“客隨主便”的思想，源於中國傳統的待客法則。
貝聿銘說：“我小時候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學習待人接物的法則。我把人和人的關係看得很重要，一個人應該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給予。”
如今被奉為經典的盧浮宮金字塔，在規劃時曾經遭遇法國社會的猛烈抨擊，驕傲的巴黎人無法容忍一個外來建築師，用如此前衛的設計“糟蹋”他們的古典藝術。
展覽裡，光是批判他的主流報紙加起來就佔滿了一面牆
第一次走進法國曆史古蹟最高委員會安排的會議室時，貝聿銘得到的幾乎全是罵聲。
他說，幸好我不懂法語，沒有完全聽懂，如果都聽懂了，一定會當場離開。
但是貝聿銘的厲害之處，就在於他的謙遜姿態，他沒有擺出大師姿態教育觀眾。相反他耗費了幾個月時間，做了一個同等比例的金字塔光纜結構模型。
當光纜模型從上空吊下，在拿破崙庭院落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切看上去都天衣無縫。
惡評不攻自破。
建築就像器官
需要和諧共存
這種換位思考的能力，也深刻體現在他的建築作品中。
“很多甲方都會說，給我好看的建築。建築師也會想著如何體現自己的性格，但是貝聿銘不是這樣的。”
“如果遇到這樣的甲方，他會建議對方認真思考，擴大視野，因為建築是對公眾的一種責任。”
至今仍是熱門地標的香港中銀大樓，大廈原定的方向和街道保持一致，側面偏斜。而貝聿銘花了一年時間和政府協調，希望大樓朝向能夠正南正北，正對維多利亞港。
“除非建築面向市區主要街道，否則看起來格格不入。”
直到現在，從西九文化區隔江眺望時，還是能看到完整正面的中銀大樓，散發著經濟騰飛時期的蓬勃生機。
被譽為經典的蘇州博物館，結合了傳統蘇州園林和現代主義建築，在完全古典式的忠王府和拙政園的包圍下毫不突兀。
“它的線條是現代的，但是尺度卻和拙政園相似，完全融入到整片園區裡。”
代表作盧浮宮，更是在建設時就考慮好了地下商業街、與地鐵出站口的連線，甚至為遊客服務的各項基礎設施。
“80年代的時候誰會把博物館和商場聯絡起來？但你現在去看，每個博物館都有自己的商店，貝聿銘已經提前想到了這一點。”
對貝聿銘來說，藝術博物館並非紀念碑，而是公眾純粹享受藝術的地方。
“他考慮的不僅是地塊，也有成本、交通、行人與建築的關係。建築就像是身體中的某一個器官，要和其他器官合作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正是這樣超前的思維，讓貝聿銘超越了建築本身，締造出許多至今看來仍然超前的作品。
借鑑巴赫“復調”結構
全新展陳別具一格
儘管早已家喻戶曉，但是在M+之前，國內一直沒有關於貝聿銘系統性的個展。
“這樣一位既屬於亞洲，又屬於世界的大師，博物館竟然沒有他的展覽。”王蕾覺得非常遺憾。
2014年，她找到貝聿銘的兒子，給對方介紹了M+博物館已經做過的國內主要建築師展覽，希望能夠加入貝聿銘的作品。
經過兩年的溝通，展覽終於被提上日程。
M+博物館從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紐約、歐洲……各個國家和地區請來最專業的建築學者舉行研討會，經過多次討論，最終梳理出最能概括貝氏職業生涯的六大主題。
“很多人誤解貝聿銘，認為他只是擅長形式的建築師，實際上他的商業專案也非常出色，這次我們就是要把他的建築生涯拉到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看。”
香港之後，作為巡展的第一站，王蕾對上海寄予厚望。
她說，展覽很多地方都有了新的調整，即使已經看過香港展覽，再來到上海展依然會有新鮮體驗。
比如香港展覽中蔡國強的作品，這次被換成了徐冰的作品，現代廢棄物構成看似傳統的水墨山水畫，暗和蘇博新館的設計語言。
展陳設計上，設計師柯衛借鑑了貝聿銘最愛的巴赫在音樂中的“復調”結構，以高低錯落、曲折有致的方式“譜寫”出展覽。
穿梭於展廳，觀眾可以從不同視角感受作品的韻律變化，遠觀而近取，如同在一場“建築交響曲”中漫遊。
“27度角”的幾何元素，呼應了貝聿銘建築中常用的三角形幾何設計；錯落有致的展臺，寓意著建築人生中不同階段的碰撞和交融。
更多的驚喜，還要等到現場專門去發掘。
4月26日，這場“人生如建築”，我們現場見。
文、編輯：海帶
圖片：思宇
部分圖片來源ArchDaily及PSA官方，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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