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國的貿易逆差源於去工業化美國家庭最終消費支出（HFCE）的全球佔比長期以來維持在30%左右。中國作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現在僅達到10%，再次是日本5%左右。從美國製造業和貿易史來看，當美國的全球製造佔比低於消費全球佔比的時候，貿易逆差就會發生。進入1960年代以後，美國開始了去工業化程序，大量產業被轉移到日本和歐洲，因此於1968年第一次產生逆差，之後於1976年保持長期性逆差。尤其是冷戰結束後，隨著貿易和資本全球化的大大加速，美國去工業化也加速，製造業增加值GDP佔比從1991年的17%下降到2023年的10.2%，製造業從業人數從1991年的1742萬下跌到1260萬，就業人口總佔比下降到8.4%，美國製造業產值的全球佔比也從26%左右下降到16%，因此貿易逆差也急劇擴大，1990年為1110億美元，2000年為4524億美元，2020年代長期維持在1.2萬億美元左右，35%以上來自於中國，15%左右來自加拿大、墨西哥。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本質在於製造能力和消費能力的失衡，這在全球看也是如此，歐盟最近30年去工業化也很厲害，2023年貿易逆差達到近5000億歐元，日本過去是世界第一大貿易逆差國，但是隨著製造業全球佔比的急劇下降，這些年也開始成為逆差國，只不過歐盟和日本並不具備美國這樣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做支撐，沒有能力隨意發動貿易戰罷了。目前看，只有中國、德國等少數製造能力大於消費能力的國家可以保持順差，美國如果不解決這個基礎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單靠貿易戰是不可能解決逆差的。2.美元特權也是一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一個原因自從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開始，美元就成為全球唯一的中心貨幣。它是各國貨幣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力的最主要來源，換句話說在各國央行心中美元最值錢，是唯一的硬通貨，比本國貨幣都還有價值。截至2022年底，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比重為59.5%，其次是歐元19.7%、日元5.18%、英鎊4.88%、人民幣2.88%，美元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地位。而貿易順差或者說經常帳戶順差，又是各國外匯儲備最可靠、最穩定的來源（佔80%以上的份額），這導致歐盟和英國之外的各國，基本上都需要拼命對美擴大出口來獲得美元儲備，以增強本國維持貨幣穩定的能力、國家支付能力和海外投資能力。根據IMF的2022年度統計，各國持有的美元外匯儲備約6.65萬億美元，這個資料相當於全球GDP的6.6%，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尤其是東亞文明經濟體，它們一般具備人口多、文明進取心強、儲蓄意識高的特點，往往比其他國家更需要、也更喜歡透過貿易順差獲取美元，因此，近50多年東亞成為海外美元最集中的地方，順理成章也就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主要來源。另一方面，美國因為具有全球“鑄幣權”的特權地位，它不需要持有外匯儲備，截至2024年底，美國外匯儲備只有358億美元，而中國有3.2萬億美元，二者相差90倍左右。這種貨幣地位的差異，或者金融權勢的差異，也使得美國更沒有加強工業製造及出口，產生順差的動力。反而美國對新興經濟體透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可以獲得更具有價效比的資源和物品，它雖然每年付出1萬多億美元的逆差，但是因此節省了至少2-3萬億美元的成本（以勞工價格為例，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2022年中國製造業工人平均月薪為1139美元，日本為2687美元，而美國為5912美元），並且避免了工業生產中的汙染，以及維持了國內物價的低水平增長，何樂而不為呢？因此，正如斯坦福大學教授Russell Roberts在其The Choice: A Fable of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一書中講的，美國的逆差具有可持續性，貿易逆差不會損害美國的根本利益，任何試圖消除貿易逆差的政策都會弊大於利，更為重要的是，貿易差額是各種經濟因素的結果而非原因。3.出口管制加大貿易逆差美國國會於1949年2月20日頒佈了第一部正式出口管制法律《1949年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開始實行出口許可證制度，此後美國立法不斷完善。現行貿易管制的法律基礎是1979 年制定並頒佈的《出口管理法》(EAA)及2018年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ECRA），其中ECRA涵蓋人工智慧、晶片、量子計算、機器人、面部和聲紋技術、腦機介面等14大門類技術領域，管制產品3100多項。所以，二戰結束後美國貿易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自由貿易的最強有力的推動者，另一方面又擁有最嚴密的貿易管制制度，美國根據現實的利益在自由與管制之間搖擺平衡。根據WTO的統計，從2000年至2022年，美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全球佔比從20.4%下降到8.2%，這當然有新興國家崛起衝擊的原因，也有美國出口管制的原因，比如美國對華出口的高技術產品（ATP）從2017年的391億美元下降至2020年的226億美元。根據2017年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分析，如果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管制放鬆至對法國的水平，則年均貿易損失可以減少3348億美元，整體外貿逆差可縮減40%以上。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也是基於長遠國家戰略產生的。4.美國貿易逆差統計口徑需要修正關於美國貿易逆差到底是多少，不同統計口徑也差異巨大。美國官方僅統計貨物貿易逆差，這樣得出美國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最大受害者的結論，從而為貿易戰塑造合法性依據。如何全面統計美國的貿易逆差呢？筆者認為應該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第一, 美國的服務貿易順差。由於美國在智慧財產權、軟體、教育等方面享有絕對優勢地位，每年可以有2000億美元以上的服務貿易順差，2023年為近2800億美元，是全球第一大服務貿易順差國。第二, 外國遊客在美購物額。國際遊客的消費，其實也是貨物和服務出口的一部分，美國這方面的收入2019年是2350億美元，估計2024年可以達到2500億美元。2019年是中美國際旅遊最大年，當年中國遊客赴美消費總額330億美元，人均達1.2萬美元，同時美國也從加拿大、墨西哥這兩個鄰國獲得巨大的旅行消費順差。第三，美國跨國企業所製造的逆差及投資所在國的營業額。美國企業基於成本比較優勢，將主要產能轉移到海外（根據美國商務分析局統計，截至2020年末美國製造業跨國公司總資產規模超過2500萬美元的海外子公司共有11293家，總資產規模為3.52萬億美元），他們在海外生產，然後再將終端產品運回美國銷售，這種跨國經營模式也推動了逆差的增高。比如Apple公司的iPhone、MacBook幾乎都是在海外生產的，根據邢予青教授的分析，2017年僅iPhone7手機一種產品就給美國增加了17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另外根據張茉楠女士的研究，如果扣除跨國公司關聯交易，美國貿易逆差將下三分之二，對華逆差下降30%。另外，美國企業在海外直接投資的分公司的銷售收入更為龐大，2020年為2.5萬億美元，其中在華子公司銷售收入超過7000億美元。縱然這些銷售收入中的相當大部分不能計入貿易順差，但是美國企業獲得了大量收益，反哺了本土的生產性投資、創新和研發，這種巨大的收益也是不能被忽略的。綜合上述三個因素看，美國的實際貿易逆差是很小的，貿易赤字的嚴重性被右翼保守主義者嚴重誇大，是經濟霸權思維的使然。美國在控制全球價值鏈、供應鏈主導權，控制全球生產貿易網路的情況下，實質不可能產生損失性的逆差，即便有所逆差也是經濟實體出於科學決策，所做出的符合經濟理性的行為。5.特朗普加稅2.0版的影響2018年3月以後，特朗普政府透過數次加稅，把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平均關稅水平從3.1%提升到19.3%，由此每年增加了約50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特朗普第二個任期未滿半個月，就立即對中國、加拿大、墨西哥增加關稅，如果行政命令得到充分執行，中國商品關稅水平將增加到近30%，加拿大和墨西哥貨物關稅水平也達到25%。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之前，美國進口貨物平均關稅是1.68%，所以，這不是普通的貿易摩擦和關稅戰，實質上講美國進口的近半數貨物關稅回覆到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機構（GATT）成立之前的水平，是美國80年代貿易自由化政策的一個本質性倒退。關於這次加稅的影響，具體如下：第一， 嚴重打擊全球政界和產業界對自由貿易的信心，加速冷戰後形成的全球貿易自由體系的解體，以後很可能是區域抱團取暖，區域性的投資和貿易協定影響力漸漸超過WTO等國際性架構，由此導致印度、中國、巴西、南非、土耳其、德國等區域性強國影響力的上升。第二， 由於中國對中美貿易依存度相對較小（不足4%），加上中國已經與美國經歷了長達7年的貿易衝突，這次加稅對中國經濟影響較小。然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對美貿易依賴非常大，2022年分別達到37%和58%，對經濟會產生根本性衝擊，加拿大央行估計，如果全面加稅25%，負面影響將不亞於新冠疫情，墨西哥經濟則可能陷入負增長。反而特朗普的普遍性貿易懲罰措施有利於中國改變過去孤立處境，在未來經濟競爭中獲得更為有利地位。美國與歐盟之間也存在鉅額貿易逆差，特朗普很有可能未來對歐盟貨物加稅，這將有利於中國和歐盟關係的改善。第三， 美國經濟也會受到一些負面衝擊，根據2月2日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報告，美國經濟增長率今年可能下降 0.7~1.1個百分點。美國諸多產業的生產成本會上升，比如五大湖區的汽車供應鏈嚴重依賴加拿大的零部件，本土生產的新車售價將平均上漲3000美元，美國未來半年通脹率將上升0.3~0.6個百分點，家庭損失約800億-1200億美元。但是特朗普將會利用增收的關稅給低收入者和企業進行減稅，抵消部分負面影響。綜合來講，特朗普的這次增加關稅是美國保守派構建新的國內和國際經濟秩序的一次重要嘗試，是美國二戰後經濟思維的一次重大轉變，至於產生什麼結果不得而知，無論成敗對美國和全球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