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拍，是文化融合，亦是資源共享。當下，合拍片的創作與發行面臨文化融合、市場接受度、資金資源分配等多種挑戰，在挑戰中也存在著無限機遇。
本文轉自：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
法國時間5月17日14:30，由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攜手Madame Figaro舉辦主題為“合拍片的文化融合與全球合作新路徑”交流會在戛納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中國館舉辦。
本次交流會邀請美國著名製片人、MonteVista Global 聯合創始人Donna Smith，著名演員Fiona Fu，伊朗製片人、國際電影推廣人Mohammad Atebbai，法籍資深製片人Natasha Devillers，上海三次元影業有限公司CEO、知名製片人、出品人任寧做客參加，製片人、策展人、現任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商務總監、C-Stars 文化諮詢 CEO楊瑩擔任嘉賓主持。來自不同國家的嘉賓從自身經驗出發，聚焦合拍片創作與發行當前所面臨的挑戰，探討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中提煉共通的情感共鳴點，解析合拍片融資路徑與政策紅利，構建跨文化協作模式，挖掘流媒體平臺潛力，制定差異化全球發行策略，探索全球合作的更多可能性。
本次交流會幹貨滿滿，我們用最原汁原味的方式進行分享，希望每一位電影從業者、愛好者都能有所收穫。
嘉賓
唐娜·史密斯
美國著名製片人，MonteVista Global 聯合創始人
Donna Smith，環球影業前總裁，奧斯卡獲獎製片人，她是好萊塢歷史上首位擔任大型電影公司總裁的女性，現任MonteVista Global聯合創始人，活躍於戛納、SXSW等國際平臺，長期推動全球電影合作與青年影人培養。
代表作：《辛德勒的名單》《臥虎藏龍》《侏羅紀公園》《終結者》
Fiona Fu
演員，第 78 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入圍影片《LUCKY LU》主要演員。曾多次獲得加拿大利奧獎提名的演員。憑藉《血與水》系列劇兩度入圍劇情類最佳女配角。
代表作：《LUCKY LU》《奪冠》
Mohammad Atebbai
伊朗製片人、國際電影推廣人，Mohammad Atebbai是伊朗最重要的電影推廣人之一，他於 1997年創立“lranianIndependents”，是伊朗首個推動獨立電影國際化的私營機構。他曾參與賈法·帕納希、拉赫尚·巴尼.埃特馬德等導演作品的國際發行，擔任多個國際電影節評委，併為戛納、塔林、威尼斯等電影節代表伊朗影人。他還在多個國家授課，推動亞洲電影全球傳播。
代表作：《生命的圓圈》《五月夫人》
Natacha Devillers
製片人，法籍資深製片人，其最新作品《熊貓月亮》由法國高蒙出品，將於 2025 年全球發行。她亦為央視與法國電視聯合制作紀錄片《北京人:人類最後的秘密》，具備極強的國際協調與本土落地能力。
代表作：《北京人:人類最後的秘密》《熊貓月亮》《紅玫瑰與白玫瑰》
任寧
上海三次元影業有限公司 CEO、業內知名的製片人、出品人。曾出品製作電影《1921》《我和我的祖國》《後來的我們》《智取威虎山》等多部電影作品。電影《1921》取得5.03 億元票房，榮獲第 3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第十六屆中國長春電影節最佳編劇。
代表作：《1921》《我和我的祖國》
嘉賓主持
楊瑩
製片人、策展人，現任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商務總監，C-Stars 文化諮詢 CEO。曾任《看電影》國際 CEO，擁有超過 15 年電影營銷、製片、國際傳播及青年導演孵化經驗。她主導多項中法影人合作專案，近年來專注於青年導演的國際推廣、影片融資、專案聯結與合拍開發。
Q&A
Q：我們從中法合拍片《月亮熊貓》出發，邀請正在與中國電影專案合作的嘉賓進行分享。所以Natasha可以分享一下你製作《熊貓月亮》的經歷嗎？
Natasha：我剛剛完成了一部中法合拍片，叫《熊貓月亮》。這部影片已經開始在國際上發行了，目前我們正在推進中國的發行合作。我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年，在那裡養育了三個孩子，所以對這個市場和文化有比較深的瞭解。我可以說，中外合拍片確實很難推進，尤其是在立項初期的策劃階段。其中一個很大的難點是題材的選擇，因為中國觀眾和西方觀眾的審美口味有很大差異。
無論一個外國導演或編劇寫的中國題材多麼中國，他們自己覺得故事多麼適合中國市場，或可以吸引到中國的投資，但現實往往並非如此。很多時候，這些電影依舊會被視為外國電影，即便它講述的是中國故事，只要導演是外國人，他拍攝中國的方式、視聽語言和敘事方式就會有所不同。對製作方來說，你需要在中西方文化差異之間找到題材、敘事方式等方面的連結點，在我看來這是最大的挑戰。
很多合拍片專案最初以中外合拍的形式找到我，我們會嘗試去推進、尋找中國的投資方。但最終往往失敗了，因為這些故事在中國市場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它們的票房優勢和投資回報都不夠理想，因此我經常建議他們將專案改成“協助拍攝”形式，即不再依靠中方投資，而是在中國取景拍攝，雖然這樣的做法意味著影片無法在中國直接發行，但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之所以選擇《月亮熊貓》這個專案，首先因為它是一箇中國題材，在我看來這能夠成為一箇中法雙方都接受的故事。這個專案最初是由一位法國製片人發起的，她嘗試過和很多不同的導演合作，她曾多次向我介紹這個故事，但每次拿到劇本後都覺得不行，因為這些劇本無法透過中國的審查，比如有劇本里寫到熊貓被綁架、被獵捕等等，我當時就直接拒絕了。
因為你要知道，劇本最終還是得提交到電影局審查的。直到有一天，我聽說有一位導演手上有一個劇本，同時他也拍攝過很多與動物有關的電影，我當時就明白這是我要找的人，他一定能拍出一部很棒的家庭電影。於是我找到了他，對他說法國方面的投資已經落地，就這樣，我們推動了這個專案的合作。
剛才的問題其實也是關於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我本身並不是一個特別喜歡動物或者熊貓的人，但是有次我帶孩子們去看熊貓，發現突然就被它們吸引了，真的會愛上它們。熊貓真的是非常迷人，它們的魅力是很難用語言形容的。我當時就想，離開中國之前一定要拍一部關於熊貓的電影。
其實這個專案在疫情之前就已經啟動了，我們當時開始申請合拍許可，成龍也有一個熊貓專案在申請相關許可。後來因為疫情，一切都被迫中止。等到疫情結束後，我又重新回到電影局繼續推進這個專案。特別是涉及熊貓專案許可的部門，比申請電影局的許可還要複雜得多。
我們這部電影的故事是非常具有普世性的，不過這次拍攝最大的挑戰是熊貓和真人演員同框拍攝，市面上很多關於熊貓的電影是紀錄片，那種拍攝相對簡單，你只需要在熊貓保護區外架好攝像機，就能拍到素材。
但我們這部片是劇情片，需要演員和熊貓互動，要透過各種審批流程和拍攝規定，非常繁瑣。而且你不能在熊貓圈養區內拍攝，因為那裡有太多牆體和圍欄，不利於拍攝自然環境的感覺。而我們的電影是一個探險故事，背景設定在山裡，所以我們嘗試營造出“野外”的視覺效果。
據我所知，自2003年以來，《月亮熊貓》可能是第一部成功讓真人演員和真熊貓一起拍攝的劇情片。
Q：也想請教Donna，在你所有的合拍片經歷中，哪一次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Donna：當然是《臥虎藏龍》，那真的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經歷。我曾與張藝謀合作過《英雄》，也和李連杰合作過，還做過吳宇森的《終極標靶》。這些都是年代比較久遠的影片，也許你們年輕人不太熟悉了。
我和李安合作的《臥虎藏龍》無疑是一次最棒的合拍合作經歷。我們在中國拍了十個不同的地點，其中最艱難的是戈壁灘，有蛇、有蠍子，條件非常艱苦。但從合拍的角度來看，整個過程幾乎不能更完美了。對我們來說，唯一的挑戰是這部片子要用中文拍，你無法輕易說服美國的投資方去投資一部在中國拍攝，中文對白的電影，不過最終我們還是做到了。
電影上映時是中文臺詞配英文字幕，在法國上映時配法文字幕，觀眾全程需要邊看邊讀字幕，這對當時的觀影習慣來說是個挑戰，但也很有趣。
《臥虎藏龍》成了一部真正的國際電影，我們當時完全沒預料到它會取得這麼大的成功，而且成本也不算高。片中唯一的特效是把威亞的痕跡去除，因為所有演員都穿著吊具在拍，我們只是把吊繩後期抹掉而已。很多觀眾以為這部電影用了很多特效，其實並沒有。所以如果說我參與過最有魅力、最令人著迷的一次合拍片經歷，那一定是《臥虎藏龍》。
Q：語言問題在合拍片中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昨天和Fiona聊過這個問題，她長期以華人演員身份在北美影視行業工作，有很多親身經驗。Fiona，能不能請你具體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和觀察？尤其是你在中外製作環境中的切身體會？
Fiona：是的，在我參與的大多數影視製作中都會遇到語言上的問題。因為演員長著亞洲或中國面孔，觀眾會預設你說的是中文，但實際使用的語言卻可能是英文，有時候還夾雜著中文，甚至粵語。
從我的經驗來看，臺詞的問題最常見的就是翻譯不夠地道或不符合角色身份。比如，中國南方和北方人的說話方式、用詞習慣都很不一樣，甚至有明顯的方言差異。所以語言的問題不僅僅是“會不會說”或者“能不能翻譯”那麼簡單，而是在臺詞層面上能否符合角色所代表的真實文化語境。這和我們日常聊天那種翻譯一下就可以溝通的語言使用是完全不同的。
影視劇的臺詞是非常具體的，它對語氣、習慣表達、文化背景都有很高的要求。我算是比較幸運的，很多時候導演和製片人都比較開放，願意讓我重新翻譯臺詞，使它更具體、更地道、更貼近真實語境。
在我看來，語言的準確性不僅僅是編劇或導演的責任，整個製作團隊都應該重視這一點。尤其是在一部影片投入了大量資金的情況下，如果在語言翻譯和臺詞上不夠細緻，很可能會出現嚴重問題。這種情況其實在很多大型的好萊塢電影中也發生過。即使是高預算大片，語言使用不當也是常見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現在大家在這方面的意識越來越強了，我們看到更多的亞洲導演參與到國際專案中。比如去年我參與了四個專案，其中一部是一位日本導演執導的跨文化合作的合拍片，其中一個角色的設定是來自中國臺灣，講普通話。
這部影片還處於合拍流程中，我不能透露具體片名，但拍攝地點在紐約。這個角色是根據導演自己的生活經驗寫的，作為日本導演，他對中文的理解還是有限的。所以我做了很多潤色工作，也去跟中國臺灣的朋友溝通，確認用詞是不是他們真實生活中會使用的表達，然後再把劇本給他們看，讓他們判斷這些臺詞是否自然、貼切。
語言真實，觀眾在看電影的時候才能產生共鳴，在我看來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如果語言不對勁，觀眾就會跳戲，無法沉浸其中。所以，語言的準確性在合拍片中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Q：接下來想問一下任寧，對於那些希望真正參與到電影製作中的青年導演或從業者，你會給出哪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議，從而幫助他們實現突破？
任寧：說到年輕導演的話題，其實現在有很多從海外歸來的年輕學生，我們會讓他們提早進入我們的電影工作，不僅是合拍專案，也包括國產片。我們有編劇、導演、作曲攝影美術等幕後工作，很多在國外學習電影的學生可以提早進入我們的專案中，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工作。
今年五月份，我們馬上會宣佈和中國影協合作的學子計劃，旨在讓更多的中國高校學生參加類似戛納威尼斯的影展，帶他們的短片做展映，交更多的同行朋友，開闊眼界。另外學子計劃也會讓海外學習電影的學生把自己的短片、作品、故事投遞到中國，我們可以推薦給各種影視公司進行製作。同時我們也參與了阿里的海納計劃，它是讓更多海外學生能夠在國內得到拍片實踐機會的計劃。
Q：Mohammad是一位在和獨立創作者合作方面有豐富經驗的製片人，想請教你為什麼亞洲國家與其他大洲的合拍作品數量反而不及亞洲國家之間的合拍作品？這是否與獨立電影存在某種關聯？
Mohammad：我們亞洲國家在進行合拍時，合作物件往往是歐洲、美國、澳大利亞，尤其是法國。就拿今年的戛納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有兩部伊朗電影入圍主競賽單元，它們都是伊朗與法國的合拍片。
我想稍微解釋一下背景：由於伊朗在政治上的特殊情況，我們實際上與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正式的官方合拍協議。因此，已經發生或正在推進的專案大多是聯合融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合拍片。至於中國，我們過去確實簽署過一個MOU或某種形式的合拍協議，但在它過期之前也並未真正地落實任何專案。
舉個例子，伊朗導演馬基德·馬基迪在中國非常受歡迎，他曾計劃開發一個新專案，當時確實有一些中國公司對參與聯合投資表現出興趣。但即使是我提到的那個專案，最後也沒有真正實現。我非常清楚伊朗的情況，也瞭解伊朗的新聞體系。相關部門對於國際合拍專案通常會變得非常敏感。因為他們會擔心無法完全掌控創作過程中的所有細節，也無法預知最終的成片內容是否能夠被審批透過。
如果是一部完全由伊朗主導製作的影片就相對可控，一旦涉及國際合拍，對他們來說就會變得複雜而具有挑戰性。這可能就是伊朗方面遲遲無法推進合拍專案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談到亞洲，我確實認為我們之間是有很多合作基礎和潛在機會的，當然也會面臨一些挑戰。據我瞭解，中國和印度之間其實已經簽署了官方的合拍協議，但我並不知道是否已有實際落地的專案。像這樣的條約，在亞洲國家之間也並不多見。
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亞洲本身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觀眾群體、最豐富的銀幕資源和強大的融資能力，很多亞洲公司在全球電影市場中都處於領先地位。但問題是為什麼我們亞洲國家之間卻很少真正合作拍攝合拍片。這是我特別感興趣的話題，也很願意有更多機會繼續深入探討。
Q：關於合拍協議，我們剛才提到了國家之間的官方合拍協議這一形式。它指的是由兩個國家簽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合拍協議。對於一些不熟悉合拍流程的人來說，可能很難分清“聯合融資”和“官方合拍”之間的區別。我覺得 Natasha 可以更詳細地說明這兩者的不同。Natasha，從中國市場的角度來看，官方合拍片需要具備哪些關鍵要素？為什麼我們需要推動官方合拍而不僅僅是聯合融資？
Natasha：如果你和中國合拍電影，即便這部影片在整體比例上是法方主導，它也會被視為中國影片，這意味著它可以在中國進行正常發行。而如果它不是官方合拍片，尤其是在中國市場，就必須透過進口片配額制度才能引進上映。
中國每隔幾個月會從海外挑選幾部影片引進，競爭非常激烈。因此，官方合拍的最大優勢之一就是影片完成後不需要賣斷給中國發行商，而是可以直接參與中國的票房分成。這對製作方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合拍片等同於中國國產片待遇。
不過，想要成為官方合拍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很多外國公司對此缺乏瞭解。你需要透過一系列審批流程：比如劇本需要獲得電影局的審批，這個過程通常要經過多個層級。首先，你要和一家中國公司合作，根據這家公司的註冊地提交到該地的市級電影局。例如合作的是上海的公司，那就要先送審到上海市電影局。市級電影局審批通過後，專案要遞交到北京的合拍片辦公室，由他們稽核專案的合拍可行性。再上報到國家級層面，由幾個不同的主管部門聯合批准。
我建議所有有意做合拍的外國製片人一開始就要明白這個流程不可能在一個月或兩個月內完成，一般需要預留四到六個月時間。但好訊息是，你完全可以提前開始，比如在籌資期間就遞交劇本和公司資質檔案，手續不算複雜。
如果劇本在初審階段遇到問題，電影局通常會給出反饋，你可以和他們溝通並找到修改方式，有時候他們的意見反而會讓影片變得更好。就像我合作過的一些外國導演所說，電影局的修改建議有時會剔除掉劇本里那些刻板印象或不真實的部分，對影片質量是有幫助的。
比如，我見過一個劇本，寫的是村民們站在城市公交車頂上通勤，我告訴他們：“這不是非洲，也不是你想象中的中國，我從沒在中國見過這種場景。”這些細節雖然荒謬，但是真實地存在於一些外國劇本里。幸好最終透過溝通得到了改善。
等劇本和備案流程完成後，專案進入拍攝階段。這個時候又會面臨文化差異導致的溝通誤解問題，尤其是在拍攝現場的中外劇組之間。所以我會親自待在每一部合拍片的現場，扮演一種“文化調解人”的角色。我能說中英文，能來回溝通，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合作最多的是法國劇組，他們經常會誤解一些情況，甚至因為誤會而變得非常緊張、焦慮。有的專案不是我負責的，但我聽說過一些法國導演中途退出的情況，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不瞭解現場發生了什麼。
而在中方看來，有時候外國劇組的要求可能也會顯得不切實際，甚至“有點蠢”。在這種時候，我會盡力支援他們、幫他們講清楚需求，因為我瞭解中國的現實條件，知道什麼能做什麼做不到。所以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在專案裡就像是“中立國瑞士”，做協調人，在兩邊之間找到平衡點。
合拍片最棘手的部分通常是後期完成後還要再次經過電影局審批，而且只能有一個最終版本，這個版本要在全球範圍內統一發行。這個審批也必須在海外和中國上映之前完成。但很多外國製片人到這個階段就容易忘記，他們可能太專注於自己的發行節奏，導致給中國的素材提交得太晚，造成非常大的時間壓力。
這個階段要重複前面提到的三級審批流程：地方電影局、合拍片辦公室，以及國家級部門。
不過我必須說，近年來中國電影局效率非常高。如果你提前溝通、說明發行時間，他們會協助你快速完成審批。有一次，我甚至在一個工作日內就完成了一級審批並提交到下一級，非常高效。
我始終認為，溝通是關鍵。只要你把專案清晰地說明，坦誠地交流，大多數問題其實都可以透過溝通得到解決。
Q：Fiona剛才提到曾和日本的劇組一起工作，能否分享一些你在這方面的具體故事或經歷？
Fiona：在和日本劇組合作時，我發現他們在片場幾乎從不閒聊。他們對工作非常認真，事前準備非常充分，且守時，到了片場就是專注拍攝。如果臨時有改動，他們也處理得很安靜、不慌張。對作為演員的我來說，這樣的工作方式其實很輕鬆，我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社交應酬上，而是可以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角色上。如果拍攝中遇到角色的問題，導演和製作人也都非常開放和願意溝通。
拍電影是多人協作，特別是在拍獨立電影的時候。我去年參與了好幾部長片拍攝，都是獨立製作，真的非常辛苦。也正因如此，我特別佩服日本團隊的專業精神，他們就像運動員一樣專注、高效。
當然也存在挑戰，比如語言。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我參與的那個專案的劇組有兩位翻譯，一位懂日語和中文，另一位懂日語、中文和英文，他們配合得很好。但因為我是演員，我對角色的表達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很多時候翻譯稿上的臺詞和我想象中角色說話的方式並不一致，我自己會花很多時間把所有臺詞重新翻譯幾輪，還與翻譯團隊反覆溝通。這些工作是沒有報酬的，但我願意做，是因為我希望自己能真正為角色和作品服務。
我所說的這個專案的製片人之一在中國出生、長大，後來去日本生活了很多年。她非常願意溝通，也很支援我做出調整。有一天下午，我和兩位製片人一起把所有臺詞一個詞一個詞地過了一遍。雖然過程很辛苦，尤其是在你準備好後又要全部推翻重新來過，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過程。最後我們達成了共識，我滿意，他們也滿意。我覺得這樣的合作是很理想的，雖然挑戰多，但讓我成長了很多。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製片人、導演還是演員，參與合拍片都要具備三點：充分準備、開放心態，以及清晰表達自己需求的能力。很多亞洲人，包括我們中國人，有時候在合作中比較害羞。對方如果不同意我們的意見，我們就不說話了。但我覺得，為了做出最好的作品，我們必須要敢於表達。
Q：Mohammad曾經參與過和泰國的合拍片合作，能否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經驗？
Mohammad：你剛剛提到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一個和越南電影人及製作公司合作的專案。他們當時對我的一部已經完成的影片很感興趣，提出希望拍攝翻拍版，並問我是否願意擔任監製。我當時表示很樂意，於是我們啟動了這個專案。
大概過了兩個月之後，我們決定中止合作。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彼此並不適應對方的溝通節奏。每封郵件的往返基本都要等上兩三週才能收到回覆，溝通效率極低，流程非常複雜。後來我瞭解到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將所有決策上報給更高層級的機構進行審批。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最終我意識到這並不是我們能夠有效參與的專案。於是我們做了調整，把這部電影的翻拍權賣給了他們的公司，由他們自行去完成翻拍。
目前我們確實正在和泰方合作一個新專案。這是一個歷史題材的劇情片，背景設定在伊朗和泰國之間，故事發生在大約450年前，也就是伊朗的薩法維王朝時期。我們從劇本的早期階段就一起開發，目前專案正處於劇本定稿階段。接下來我們將進入更復雜的部分，從泰國轉入伊朗製作體系，這將涉及大量的審批流程、審查制度以及文化差異。我們正在努力配合伊朗方面的規定，盡力爭取取得拍攝許可。目前專案正處於劇本的最後修改階段。
Q：Donna，基於和美籍華人團隊合作製片的經驗，這類合作中的收穫和挑戰分別是什麼？
Donna：在這類合拍專案中，如果說我有什麼“好的經驗”，那就是：我需要像Natasha這樣的人在我身邊，因為過程中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想象。而你剛才分享的那些處理方式，讓我覺得你真的把事情變得順利很多。
對我來說，這不是官僚主義的問題，雖然這是一個法語詞，我們姑且怪到法國人頭上（笑）。但它確實非常複雜，這和我們美國的製作習慣有很大不同。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總是帶著資金、技術團隊和成熟的經驗進入專案，我們覺得一切都已經安排好，理所當然會按我們預想的方式進行，但現實並非如此。在美國，我們做電影從來不需要向政府報批，我們也不會拿政府一分錢，一切都是獨立操作。五大製片廠的財力極其雄厚，如果預算超支三百萬，他們只會說增加預算吧，這就是他們的“魔法詞”。
我個人更喜歡做獨立電影而不是製片廠系統，但在與中國合作的過程中，我真的經歷了一段深刻的學習過程。事情不會自然順利地推進，很多問題是制度性的，其中最讓我吃驚的是審查制度，我們在美國根本沒有這種概念。而當我第一次聽說劇本需要經過層層審查時，非常不安。資金如何從一個國家進出另一個國家始終是複雜的部分。所以作為製片人，你必須提前很久就開始準備，預判問題並提前解決。
你剛才說你要申請“熊貓”的拍攝許可，我很能想象那得多麻煩。我們申請的是人，而你還得申請動物許可。但最終事情確實是可以推進的，前提是你要有耐心，理解文化背景，這才是最關鍵的。
我很幸運能在世界各地拍攝，但我至今覺得最難合作的地方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哪裡。我們當時帶著一個美國攝製組去拍片，結果當地幾乎沒人搞懂我們到底在做什麼，那段經歷確實很艱難。
相比之下，在中國的工作經歷反而讓我感覺更好。因為我真的在學習，我學會了審查制度存在、財務問題客觀存在、工作方式也確實不同。我們本來就來自不同的文化，當然方式也會不同。
不過我發現，“善意”是最重要的東西。如果你以一種牛仔式的姿態走進來，一副要來主宰一切的態度，那合作註定不會成功。我在專案中絕不會允許這種態度出現。我們必須彼此尊重文化，用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還有一件事是我經常說的：“別跟我說‘問題’，說‘議題’。問題讓人煩，議題可以被解決。” 這種語言態度的改變，其實會對團隊合作產生實際影響。我在和中國團隊的合作中，感覺我們最終的融合是非常成功的。
任寧：我自己大部分的合拍經驗其實都是積極的。比如我們曾經在英國拍過一部電影。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劇組很專業，英國的劇組也很專業。這才是合拍成功的關鍵。我們的攝影指導其實不會說英語，但他是中國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專業度非常高。所以當他投入工作時，英國團隊對他也非常佩服。
正是因為這樣，整個專案在各個製作環節都進行得非常順利。所以我認為，首先要做的就是選用專業的團隊，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順暢的合作。現在我們也在推進與海外的進一步合作，今年年底我們有可能會在日本拍攝一部新片。我覺得我們可以嘗試用新的視角去探索海外合拍的可能性，尋找更多不同國家的風景與文化特點。十年前我剛剛開始做合拍專案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中外合拍機會甚至比現在還要多一些，所以我也希望未來我們可以繼續拓展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Fiona：我來自加拿大，目前在美國工作，所以主要的合作經驗是在美加之間。加拿大有非常完善的稅收抵免政策，歡迎大家來加拿大拍攝。我們有時候也稱這裡是“北好萊塢”，很多美國的影視製作都會來溫哥華、卡爾加里、多倫多、魁北克等地拍攝，產業非常活躍。
如果你考慮做合拍片，可以瞭解一下我們的稅收政策，歡迎大家來加拿大合拍。如果你來北美地區拍片還有一點很重要，這裡有完整的工會制度，工作方式跟中國會有很大不同。
比如在中國，演員可能可以說，我們先等等，吃完午飯再拍。但在北美，午飯時間就是午飯時間，超時五分鐘、十分鐘都不行，必須準時停止並開始工作。所以在合拍過程中，這種工作方式的不同經常會造成一些衝突和誤解。我之前參與過中港合拍專案，當時劇組來加拿大拍攝，我負責的是幕後執行部分，對這些流程和差異也非常瞭解。今天也想在這裡簡單補充一下，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任寧：關於稅收抵免，我們當時在英國拍攝電影，最後是成功拿到了全部的稅收返還資金。
一開始我們也覺得在英國拍電影可能是世界上最貴的選擇之一，倫敦畢竟是一個製作成本非常高的城市。但出乎意料的是到最後我們節省了成本。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合拍片是一件非常值得嘗試的事情。它不僅讓我們能夠進入不同市場，也能在制度上獲得實際支援。
Q：Mohammed，一部真正有意義的中伊合拍作品應該是怎樣的？它可以講什麼樣的故事，呈現怎樣的形式？
Mohammed：我昨天剛剛在伊朗館的展臺和一位伊朗電影局的官員進行了會談，就是想了解一下關於伊中合拍協議的最新進展。他說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與中國簽署正式的官方合拍協議，並表示如果有機會促成，他們一定會推進落實。
當然我們也非常希望能達成合作，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伊朗電影在中國的年輕觀眾中也有非常好的反響。我們確實已經有一些合拍專案的創意。我現在還不方便透露故事內容，但我們認為必須要確保站在一個安全、穩定的制度基礎上，等合拍條約落實後再正式邁出下一步。
Q：Donna，從您的角度看，中國電影目前還缺少什麼？我們怎樣才能創作出真正被全球觀眾認可的作品？
Donna：這個問題確實很難回答。我第一反應想到的是《寄生蟲》，那是一部韓國電影，但它真的震撼了所有人。我們在美國其實很少能看到韓國電影，因為我們並沒有那麼多平臺去接觸這些作品。但當《寄生蟲》上映後，所有人都在談論它，所有人都想去看。大家都在為它寫影評，讚美它的美學和深度。
當我真正去看這部電影時，我才意識到原來它講的是一個“階級”故事。街道之上和街道之下的人，這是一個關於社會結構的隱喻。我從沒想過一部這樣題材的電影竟然可以讓這麼多人產生興趣並感同身受。
《魷魚遊戲》也是同樣的現象，說到底你們需要的是找到那種“魔力”，就像當年的《臥虎藏龍》。誰又能想到那樣一部講述古代故事的電影會成為全球的現象。它的時代背景、演員、故事對當時的主流國際觀眾來說並不熟悉，但它卻打動人心，觸及觀眾的內在情感。
我們在美國其實也很難預判一部電影的成功，票房有沒有市場往往只是猜測。不過我很喜歡大家今天談到的這些話題，儘管我不那麼喜歡“條約”這個話題，但這確實是現實。我們之後可以好好聊聊這些制度層面的內容，我相信會有很多有意思的討論。
Natasha：我想回應一下你剛才提到的“什麼時候中國會有自己的《魷魚遊戲》”這個問題。我自己住在上海，那裡的設計和創意產業非常發達。我真心相信接下來的十年將是中國電影的關鍵轉折期。那些曾在海外學習、掌握了國際電影語言和敘事節奏的中國年輕人正一批批地回國發展。
我們已經在設計行業看到這種趨勢了。像日本、韓國曾經都在全球文化輸出中擁有自己的時代。而下一個文化崛起的主角，我非常肯定就是中國。這些年輕人已經在服裝、視覺設計等領域開始發光，很快這種影響力也會擴充套件到電影等更復雜的產業中。
中國的電影工業確實比其他國家國際化得稍晚一些，但現在正是發力的階段。你要真正打動海外觀眾就必須使用他們熟悉的敘事方式和感受節奏，而這一切正在隨著年輕創作者的迴流逐步實現。我非常有信心中國版的《寄生蟲》、中國版的《魷魚遊戲》一定會出現。畢竟中國有無數題材可以講述，它們正等待著被用全新的方式帶入世界視野。
Q：想問問各位嘉賓，在你們看來，什麼樣的合拍專案或電影更容易實現“走出去”？
Donna：我想補充一點。在我們的體系裡，不會把導演當作“神”來崇拜。導演當然是一個有創造性願景的人，我們對他們的創作給予極大的尊重。但我注意到在中國好像存在一種傾向，就是導演被當作一切的核心，專案完全圍繞他們展開，導演常說這是我的電影，但實際上這不是某一個人的電影，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結果。
如果中國電影人希望參與國際合作，或者外國人來中國拍片，我覺得在權力結構上需要有一些觀念上的調整。導演確實是創意的核心，我們尊重這一點，但他也只是團隊中承擔某重要職責的一員。我們所有人是為了營造一個導演可以創作的氛圍而協作。
你剛提到加拿大，我們確實都很願意去那裡拍片，因為在那裡拍攝可以獲得高達76美分兌1美元的稅收回饋，也就是30%左右的補貼。稅收抵免意味著製作上有實際的財政支援，這對我們來說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Fiona：我以前也做幕後工作，現在是演員。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故事本身是否能打動人心。如果故事真的觸動了你，你就會想把它分享給觀眾。前陣子我拍了一部電影，我演的是一個家庭主婦，整部戲講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比如和奶奶、媽媽的關係，一些掙扎和情感的細節。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是否“好”，但我們幾周前辦了首映，我真的很驚訝——很多觀眾都說他們從中看到了自己，很有共鳴。
我覺得這種共鳴就是一種橋樑。你不一定要講一個宏大的故事，有時候只是你親身的經歷，或者某些打動你的細節，把它真實地表達出來就是有力量的。尤其是關於中國人、移民、身份這些題材，只要你是真誠的、誠實的去講，觀眾會感受到的。
Donna：對於編劇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寫好劇本，我們都渴望看到好的劇本。沒有劇本我們什麼都拍不了。
任寧：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年輕導演、作曲家、編劇都曾在美國或英國學習，他們現在已經回到中國，成為創作的中堅力量。所以我相信，未來真正的希望在於這一代年輕人。其實中國已經有一些內容是可以被全世界理解的，比如《哪吒》。它講的是家庭的愛，這是普世性的。正如一句老話所說：最終所有的語言都是愛的語言。
觀眾互動Q&A
Q：目前中國和拉丁美洲之間在影視合拍方面的合作狀況如何？
Natasha：我記得大概一兩個月前，中國有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南美，是在智利還是秘魯？具體國家我有點忘了。但那次活動規模很大，似乎是跟金磚國家框架下的文化交流有關。所以我認為中國和拉美的關係正在積極發展，但我也想請另一位嘉賓進一步補充。
任寧：我舉一個例子。我的一個朋友認識一位中國導演，但對方沒有渠道聯絡到專業的中國製作公司。於是她打電話給我說想做一部合拍電影，但這並不是一條很容易走的路徑。我們需要一個專案驅動的機制，因為很多學生或者年輕人其實都想嘗試在中國進行合拍。所以我們會把我們機構的資訊放在網站上（可能是下週），你可以之後檢視。謝謝！
Q：你認為《臥虎藏龍》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大的國際影響？它好像是第一部全中文對白卻達到國際規模的影片。
Donna：我認為這都歸功於李安。作為導演他擁有一種無人能及的視覺風格。我曾多次與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合作，他在我心中是一個非常有靈魂、有溫度的導演。但李安不同，他非常細膩，非常有思想。
我必須承認我當初完全看不懂《臥虎藏龍》的劇本。我說，不行，我們不能拍一個人在屋頂上飛來飛去的電影，更不能用外語拍。我一直說不行，但李安很堅持，他用他對視覺的理解說服了我們。
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那次我們在北京吃飯，在一棟大樓的100層，一家很高階的餐廳。李安還是沒有放棄，我也還是在說不可能。我認為這部電影的劇本根本不可能按預算拍成，也不會成功。
突然，他衝我點了個頭，我沒多在意。然後，在另一個餐桌的那位先生突然站起來，跑到牆邊，猛地撞到牆上又翻了一個跟斗落地。我問，那是我們的武術指導嗎？李安說是的。我當場說我們拍！這是真的。我們就是在那一刻做出了決定。
這完全是李安的靈感和堅持，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沒有使用任何特效，除了摳掉威壓。後來我們做了全球巡演，媒體總是問這部電影預算是不是超過一億美元？我總是笑著說，你們要是知道真實數字就好了。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它成功是因為導演本身的視聽語言。
注：現場觀眾針對這個問題與嘉賓展開了熱烈討論，因為篇幅問題我們僅展示了與嘉賓分享內容更具關聯性的部分，以方便閱讀理解。
結語
在此次交流會圓滿結束之際，嘉賓主持楊瑩在交流會結束之際結合主題分享了與合拍有關的政策與關鍵要素，以供學習參考，以下是內容總結：
從影視製片人的角度出發，尤其是做合拍專案的製片人來說，中國確實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但每年政策都在變化，所以必須不斷去了解、尋問是否有新的政策出臺。
目前的一些關鍵要素包括：合拍專案必須由中國與外國的製片公司共同投資和製作，其中任何一方的投資額都不得低於總預算的20%。影片內容必須包括中國元素，故事或角色要與中國有一定聯絡。主要演員中，至少三分之一必須為中國人；對於動畫片來說，至少三分之一的主創團隊需為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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