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攝影機的暴力性

本文轉自：家庭影像FamilyLens

2024年12月19日-12月22日第二屆家庭影像展在北京成功舉辦，此次“重構家庭記憶——家庭影像展”，邀請了亞洲範圍內的11部電影。導演基於現實記憶的主觀重構，讓這些作品有了更多想象空間，從記錄家庭到建構家庭記憶，在現實和虛構之間，最終指向了作者內心的真實。

家庭影像展，中國第一個以“家庭”為主題的電影展，由家庭影像FamilyLens創辦，邀請國內外以家庭為創作題材的電影及藝術作品，透過電影放映、藝術展覽、創作對談、論壇討論、觀眾互動，在影像裡拓展對家庭的認識和理解。除了在公眾號更新每場放映後的導演交流現場，也將在家庭影像FamilyLens的B站同步導演採訪完整影片，歡迎訂閱。

今天我們將分享《噪音如是說》《向著那份溫柔》導演小田香的映後現場，關於“攝影機的暴力性”，小田香導演給了很多自己的想法，這種暴力性不僅針對拍攝物件，同時也會面向自己。

《噪音如是說》Thus A Noise Speaks

小田香丨2010丨38分鐘｜日本

影片簡介：小田香在暑假時從國外歸來，終於鼓起勇氣向家人坦白了自己的性少數身份。然而，她的父母難以接受，反應冷淡而疏離。儘管父母的態度讓小田香陷入了深深的抑鬱，但她內心的力量並未被磨滅。她決定透過拍攝一部關於“出櫃”的電影，以鏡頭重啟與家人的對話，用藝術的方式解開彼此之間的心結。

《向著那份溫柔》Toward a Common Tenderness

小田香丨2017丨63分鐘｜日本

影片簡介：在日本與波黑之間，一位電影人踏上了一段身心之旅，希望理解她在異鄉的日常生活如何影響了她對電影創作的思考。透過編織2013年至2016年間拍攝的未使用的個人影像，這部影片試圖在她當下于波黑的電影生活，與過去在日本透過電影連線家庭的經歷之間，尋找一種可能的聯絡。《向著那份溫柔》呈現了電影人在創作中尋求並掙扎著發現人性的旅程。

小田香 Kaori Oda

1987年生於日本大阪，電影人、藝術家。她的作品主要透過影像和聲音來探索人類的記憶。首部長片《礦》（2015）全球首映于山形國際電影節。第二部作品《向著那份溫柔》（2017）是一部富有詩意的電影研究，於萊比錫紀錄片節上進行了全球首映。她的最新影片《沉洞泉》（2019）在墨西哥尤卡坦的水下洞穴中拍攝，並於2020年鹿特丹國際電影節的“光明未來”單元中首映。

顧雪：很開心今天邀請到了小田香導演跟大家映後對談，除此之外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了中山大樹老師做映後翻譯，中山大樹一直致力於中國和日本的電影交流，在中國生活十餘年，與中國早期的獨立電影發展密不可分，請現場的觀眾和小田香導演以及翻譯中山大樹老師打個招呼。

▲現場觀眾，FIFF現場

小田香：感謝大家今天來觀看這部電影，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活動，也很期待接下來與大家進行交流。

主持人：首先想問問導演，您是如何開始拍攝《噪音如是說》這部作品的？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您設計了“讓家人出演”這種方式？

小田香：《噪音如是說》是我大學時代的畢業作品。與指導老師討論拍攝內容時，老師認為如果不知道該拍什麼的話，也許應當從自己難以克服的問題入手。對那時的我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從未向家人坦誠過我的性取向。

實際上，我並沒有拍到真實的“出櫃瞬間”，但我想，也許出演這部電影是與家人一同面對這個問題的契機，便拍攝了《噪音如是說》這部作品。

▲主持人朱鈺（左）小田香導演（右），FIFF

主持人：那麼，您是希望藉助這部電影再一次和家人面對這個問題嗎？這種做法似乎是很殘忍的，您是如何決定採取這種方式的呢？

小田香：因為《噪音如是說》是我的首部作品，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相機的暴力性”，在拍攝的過程中，它才漸漸浮現出來。我認為，請演員代替家人出演無法觸及到這部電影想要探討的問題的本質；真正重要的是家人們透過拍攝，一同去體會當時的感情，然後在電影中呈現出來。

主持人：關於“相機的暴力性”的，您在《噪音如是說》和《向著那份溫柔》中都提到了這個問題，同時也說到這種暴力性不僅針對拍攝物件，同時也會面向自己，能請您談談如何理解您是如何理解攝影機的功能嗎？

小田香：在拍攝《向著那份溫柔》時，我確實意識到了“相機的暴力性”這一問題，但隨著時間流逝，我對它的看法也在發生著變化。那時我認為暴力性來自攝影機，後來我意識到，真正的暴力性來自於攝影機背後的人，而相機只是一個放大了這種暴力性的工具。

▲中山大樹，FIFF

觀眾：在《向著那份溫柔》中，您提到了羅姆人塞納德曾帶著您去到一片墓地，並向您講述了一位親人在分娩時去世的過往。您在獨白中說到，不知該如何回應他的感情，也不知道他是否期待著一些確切的回應，同時對直視他眼眸中的悲傷和背後的故事缺乏決心與勇氣。請問面對這種喪親之痛，您當時感受如何？又為什麼難以直面他的悲傷呢？您恐懼的是什麼？

小田香：謝謝你的提問。當時我正在拍一部叫《寂寥》的片子，由於我在日本長大，對羅姆人幾乎一無所知，便想透過這部作品來了解和介紹他們的生活方式。我當時感到恐懼，是因為塞納德講述的他女兒的死亡實際上超過了《寂寥》本身的大主題。

雖然拍攝後不剪進影片中也是一種處理方式，但我思考後覺得不應該這樣處理。塞納德女兒的死亡以一種超越我的設想和電影主題的方式出現了，而她的死又實在太過沉重，我不知該如何面對。

觀眾：請問您在拍攝《噪音如是說》之後，生活狀態有發生“質變”嗎？是否有“找到自我”的感覺？

小田香：其實並沒有覺得透過拍攝“找到自我”，但變化確實是有的。一方面，我發現了“攝影機的暴力性”，這是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的。

另一方面，我和家人都對我的性別認同有了更深刻的認知，家人間的關係也變得更融洽了。尤其是我和母親有時會一起拍攝短片，有一部我們合作的短片即將完成。由於拍攝《噪音如是說》已經是很久前的事，這段記憶已經模糊，我也不知道這種拍攝方式究竟是對是錯，但我仍然認為拍攝這部作品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